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4) 杨昌济极其关心时事。对日本欲吞并中国早有所感。“余前在日本东京高等师 范学校听其西洋历史讲义,谓中国人与罗马人同,唯宝爱其文化;虽外人入主其国, 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私心揣测,谓日人不怀好意,颇有继满洲人入主中国之 思想,此吾国人所当深念也。”(1914年6 月24日)当时日本正逼袁世凯接受二十 一条,《达化斋日记》涉及此事时说:“外人之谋我者着着进步,而我之所以自卫 者毫无进步,甚可忧也。”(1915年2 月27日)袁世凯屈于日本压力接受二十一条, 日记写道:“此国民之耻也。”(5 月10日)可见他对国事的忧虑。“五七”国耻 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怒潮,杨昌济“至第一师范学校,为国事而讲演,余以‘不 死、求己、猛进、坚忍’八字勉诸生。”(同月27日)在袁世凯阴谋称帝时,第一 师范的爱国师生是一致行动的,毛泽东曾以学生会名义,集康有为、梁启超的反袁 文章,印发过小册子。对于正在进行的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杨昌济也很关心。 《达化斋日记》中有多处涉及了战事,报纸上关于交战双方武器装备的情况,他都 择要摘记。他对时局的关心毫无疑问也影响了他的学生。 杨昌济在教学中,常常把自己接触到的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介绍给学生。 那时他读了浮田和民的《新国民之修养》一书,极感兴趣,在日记中称“浮田氏则 真有学者之价值,其学说将来必为日本社会中之一大势力。”(1914年9 月25日) 在翌日的日记里,他写下了读该书的心得:“浮田和民极言日本现在之教育制度强 化斲丧人才,其弊在于偏重注入智识主义与画一主义。谓学校之试验(按:指考试), 其弊较中国从前之科举更甚;盖科举仅害一部分欲为官吏之士人,日本今日之学校 试验,则遍害社会中各种类之人也。其持论谓:青年处于此恶制度之下,当不以试 验之分数为意,课之可缺者缺之,可以迟刻(按:指迟到)者则不妨迟刻,省出精 力独自研求,务求实益。能不入学校更善。”这个思想显然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印象。 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 ……吾国学制,课程多于牛毛,……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 躏其身而残贼其生……”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 (1917年8 月23日)“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1920年6 月 7日),而主张“另立自修学社,半工半读”。毛泽东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 杨昌济传授而又为其得意门生所接受的这些思想,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还起着作 用。毛泽东所倡导的教育革命,主张精简内容,反对以学生为敌,提倡自学,认为 老师讲得不好学生可以睡觉,等等,其思想之发轫,当始于此时。 1918年夏天,杨昌济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伦理学和伦 理学史,举家迁往北京。这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北大 师生最为活跃,各种组织、社团和刊物很多,系内有,跨系校的也有。杨参加了哲 学研究会和进德会等活动。1919年10月,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办《 国民》杂志,杨昌济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告学生》,这是他49年教学生涯中最 后一篇文章。文中表达了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以及对新思潮的态度。杨昌济这时的 思想倾向仍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未能脱离“教育救国”的理想,同已开始宣 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李大钊、陈独秀很不相同,但也不同于胡适所认定 了杜威的实用主义,而是要积极研究各种西方的新思潮,根据中国国情,“斟酌古 今,权衡中外”,加以比较抉择。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值得多作一些摘引。 文章开头就说:“今日我等之急务,在树立一种统一全国之中心思想。人之所 以异于动物者,在于有思想,而人品所以有圣贤庸众之分,亦以其思想之高尚或平 凡而区别之。……个人有个人之主义,民族有民族之精神。无有个人而无主义者, 亦无有民族而无精神者。惟主义有纯驳,精神有盛衰而已。近日中国与万国交通, 政治上复经极大之变动,思想界遂生非常之混乱,新旧冲突,青黄不接,群众苦之, 青年尤甚。所望贤圣之士,学问、思辨共讲其事。务取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种种问 题——加以新研究、新解释,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审思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地位, 审思自己对斯世当取如何之态度,在一己则立一贯通一生之思想,在一国则立一百 年远大之规划。此乃我辈今日之急务也。”文中认为,根本办法仍在“唤起国民之 自觉”。“国民自身国家之本体也。本体一坏尚有何说?今日中国国民实迫于生死 关头,间不容发之时也。”而“欲唤起国民之自觉,在于少数贤智之士”,有赖于 这些“先知先觉”。“古来一种学说,倡之者不过一二人,而辗转流传,卒遍海内, 流风余韵,久而益新。盖真理恒得最后之胜利,但患所言之非真理耳。苟为真理, 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未有不如斯响应者。故欲唤醒国民,先在醒自己,己苟自 觉,斯能觉世。从事学问之研究者,可以奋然而起也。”以下关于学者自处之法, “一在贵我,一在通今”。这是毛泽东《讲堂录》上即出现过的老师的观点。“所 谓贵我者,乃谓各人宜自有主张之。吾以为是则力持之,举世非之不可顾也;吾以 为非则力避之,举世是之不敢阿也。必有独立之思想,始能有独立之人格。”关于 “贵我”的这一段话,也是《讲堂录》上出现过的:“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 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唯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可恃唯我者,求己责己之义;可据惟目前者,重现在之力行主义。”关于“通今”, 是充满了辩证法的:“无论何种之社会,莫不有公众承认之法则焉”。“时势既变, 则法则亦从之而变。”“法则为人生而存,非人生为法则而存也。”“古人所立之 法则必不能尽合于今人,故不可盲从古人”。“士不通今,终鲜实用。识时务者在 乎俊杰。广游历,多读外人所著之书,多阅新出之报章、杂志,务求有世界之智识, 与日新之世界同时并进,庶于此大世界之生存竞争不至以懵于时势,自居劣败。” 然后文章阐发贵在实践的道理:“即知即行,知行合一,必然是可谓之自觉”。 “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博学、深思、力行三 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当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 深思为方法,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深思而不行,何贵于思?能力行,则博学、 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而已矣。且博学与深思亦力行之 一事也。非真能力行者,学必不能博,思必不能深,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