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等待法庭最后的审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个子两米出头的战神帕球,他身材魁伟,皮肤黝黑。 有位阿根廷的巫师告诉我,他是我生命的守护神。我只在这场梦里见过他一回。他 一句话不说,端着长矛直挺挺地站在我的身旁,眼睛注视着周围那片黑暗。我转身 望去,才知道自己立在这片黑暗之中,街头满是一幢幢的空楼,不知是什么地方。 一个模糊的黑影从黑暗里朝我逼来。我赶忙去寻帕球,可他已不见了,我从梦里惊 醒。我可不是信鬼神的人,但是这么多年来,我总是很走运,我的运气总有一天要 离去的。近几周我老是心神不定,预感自己要出事。这个预感果然灵验,终于,出 了一桩麻烦事。 4 月6 日,纽约分局长斯图曼,这个好在新闻媒介上出风头的家伙,让我带上 法通社记者威廉·福雷德肯和《时代周刊》的摄影记者弗兰克·米克罗特,参加我 们行动组的袭击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圣尼赫鲁大街138 号的公寓底楼里搜查可卡 因,捣毁窝点,实施逮捕。情报员购买了部分毒品后报告说,这地方是一伙臭名昭 著的牙买加武装匪徒开设的,全是帮亡命之徒,曾是牙买加返非主义运动的武装人 员,因而非得用武力不可。 我决定将车停在街头125 号赫德森河的附近。包括两名记者在内,咱们总共二 十六人,大家就像参加哥儿们聚会一般。那天下午,天色灰蒙蒙的,有点阴冷。大 伙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忧郁,不知道他们是否也有那种无法摆脱的同样的预感, 可我帮不了他们。死神牵着我卷进了这场袭击行动。 这真是件棘手的事。 我们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孬种龟缩在那幢公寓里。情报员好几次注意到那里约有 十二个人,总是并排地摆满了枪,其中有一支冲锋枪。更麻烦的是,他们还安装了 一套闭路电视系统。只要我一走进大厅,靠近那里,里头的人就会得到警报。我们 必须行动快速,捷足失登。 好了,没有时间再去考虑了……。 咱们唯一的一件重武器是我的搭档威利·格雷那支十二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威 利是越战退伍的老兵,他总喜欢唠叨个没完:“嗨,这鬼枪令人想起越战。”就在 前几周,在街头的一次搜捕中,威利就是用这支“鬼枪”搏斗了一番,他端着枪, 边冲边开枪,在不远处倒下去一大片犯人,好像他就在当年的战场上一般。 令我庆幸的是,那幢建筑物造在一个斜坡上。造成后窗落差至少有六米来深, 因此,我就只派了三个人隐蔽在屋后。我估计如果打斗起来,不会有人敢从这么高 的地方跳窗而逃的。其余的人都得从房子的正门破门而入,然后快速通过摄像机的 监视镜头,摧毁公寓过道后面的大门。 约下午四点,我们一支小型车队停在了据点南面的三个街区里。我派那位情报 员先进去谈买毒品的事。大约十分钟之后,他出来了,我们在街头碰头。他面带惧 色地向我报告道:“里头约有十二个人,有些是他们的顾客,我还看见起码有三支 枪。”说完呆呆地望着我,等我的反应。我让情报员离得远远的不要回来,免得让 人生疑。心里不禁又打了个寒颤,回想起那个恶梦来。威廉·福雷德肯站在我的边 上,将一切都录了下来。他瞪大了双眼,显得异常激动,一点没有害怕的样子,我 不知道这家伙到底见没见过这种动真格的场面。我对他道:“再呆会儿我们就得冲 进去了。”他说,他想跟我们一起攻进去。这家伙一定是疯了。“你是我的客人。” 我道。 被指定进攻正门的伙计们都隐蔽在一辆大篷车的后头。我向他们又重复了情报 员的话。他们中有两三个人拼命在胸前划着十字。“都穿上防弹衣了吗?”我问。 “都穿上了。”他们回答。我没有什么话可交待的了,只是再次重申那句讲了成千 上百次的话:“行。记住,这不值咱们去献生,安全第一!出发吧!”我又打了个 寒颤。可我已顾不上这一切了,一切都被我抛到了脑后。 车队从三个街区缓缓驶向目标。我同福雷德肯以及那位《时代周刊》的摄影师 所坐的那辆车紧跟在大篷车的后头。当我们一个个穿过街头时,马路两旁的行人都 惊诧地望着我们。我的头“嗡”的一声响了。我一只手拿着那只对讲机,另一只手 接着那支九毫米口径的自动手枪。一串奔跑的脚步声,一阵急促的喘气声,又一阵 低低的咒骂声。只听见我喊道:“快!快!快!”而心在“砰!砰!”地猛跳。我 琢磨着能否活着度过这难关。 被指定派到后窗的那几位迅速迂回过去,不一会就不见了。我们一拥而上,从 大厅的监视镜下闯了过去。他们看见我们的行踪了?他们作出什么反应,是开枪还 是逃跑?一个身材魁梧的墨西哥人慌忙关门,想跑上楼去,很快,我看见他已淹没 在一阵拳头里。有人嚎叫着“警察!警察!”我又听见一阵破门而入的响声。我前 面正好有一团黑影,门朝内打开,“唰”地一下照亮了这团黑影。我冲了进去,突 然间已到了一幢乌烟瘴气的公寓里,阴森森的房间显得有点拥挤。随着巨大的爆炸 声,一位肉墩墩的黑人妇女双手捂着脑袋,摆出投降的架势。我冲了过去,她两眼 翻白,吓作一团。这地方到处充满着恐怖与死亡。慌乱中我的脚踢到地上横躺着的 一杆枪,踉跄地朝前冲了几步。一个身影跑进后屋,不见了,我跟了进去。突然我 听到“咳咕——”的一声,像是子弹与枪膛磨擦发出的可怕声音,原来威利正站在 我后头,一个弹壳从他那挺机关枪里掉了出来落到屋里。 后屋正在激战着,这个两米高的大个儿猫着腰,蠕动着身躯,正注视着一位返 非主义者,他试图从一扇小窗口里跳出去逃跑。那家伙手抓住窗框,惊呆了,不敢 从窗口往下跳。他瞧见下面他的五位同党像肉饼似地躺在硬梆梆的水门汀上,鲜血 直流。为此,他迟疑了一下。我正好有时间放下那只对讲机,腾出一只手来,一把 抓住他衬衣的后背,衣领正好扼住这家伙颈部的喉结。我转身朝边上望去,吓了一 大跳。原来房里只有我和威利两个人,那些坏蛋已都转过身来,注视着我和那个被 我揪住的家伙。一场恶战一触即发。 我一面紧攥着那家伙的衬衣不放,一面用枪揍他。边上的威利用枪托使劲地敲 他的头。我用力地打,边打边喊,大概这也是一种喊“救命”的方法吧。 等其他特工听到打斗声,赶到这房里时,只听见一阵震耳欲聋的枪声。 枪声过后突然安静了,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所有的人,坏人,好人,都一样, 都卧在地板上一动不动。一股烟雾慢慢地向空中飘散开去。“都没事吗?”我问。 感谢上帝,总算没有人受伤。就在我和另一位特工吉米之间的地板上,堆积了好些 一颗颗圆圆的致命的弹头。我俩都差点被击中。 大厅里挺着一堆可怕的尸体,威廉·弗雷德肯把肩上扛着的录音机高高地朝空 中挥动,瞅着我说了一句:“我喜欢这一切。”“我知道你的心情。”我不冷不热 地道,“还有什么人喜欢这种‘好’事?”4 月19 日,“雪峰行动”宣布在玻利 维亚缴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批可卡因。一共是一千三百七十五磅。美国驻玻利维 亚大使罗伯特·吉尔伯德道: “无疑这已超过了去年一年缴获的所有可卡因的数目。”这话是1989 年4 月 19 日美联社记者彼特·麦弗雷透露的。这只不过是鲁曼实验室两天的产量。 天气渐渐转暖,商务也逐步繁忙起来。这中间我又着手办理了另外六桩袭击案 子,但都因心绪不宁而忘却。5 月4 日这天,我正计划着又一件袭击案。这次计划 是冲着华盛顿高地街区的那帮多米尼加毒品贩子而去的。既固定又流动的行动,对 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是我从“一箭三雕”中汲取的经验,也是我多少个不 眠之夜摸索的结果。 下午三点整,我坐在一辆无线电指挥车里,指挥十六名缉毒署特工乘坐八辆化 装过的汽车,采用两面夹击的战术包围西街154 号那幢楼,此楼我曾有过两次搜查 行动。秘密特工扮成买毒人的模样,我们的逮捕证上指明要逮捕三个毒贩子。我坐 在汽车里,发动机“突突突”地响着慢速前进,刚走到154 号与百老汇的拐角处, 汽车熄火了。我命令刘易斯·彼萨罗悄悄下车去买毒品,然后一踩油门,车又行驶 在大街上。我们得马上从这里挪开。刹时间,街道的两头出现了好些人,都呆在车 里,这便引起了路人的注意。 几分钟后,我从对讲机里听到刘易斯的声音:他们都在往外冲,已有二三十个 毒品贩从这里跑出去了,街道上围满了人。 我手握对讲机的麦克风喊道:“OK,动手吧!开始!开始!开始!”我猛地打 开车顶上的那盏一闪一闪的红色警灯,这辆棕色的卡马罗轿车绕过拐角,飞驶在长 长的街道上,另外三辆紧跟在我的后头飞奔起来。前方不远处,我看见另一队人马 正呼啸着从又一头飞车过来,等接近目标,大伙一齐从四面八方冲向街头逃窜的卖 毒人。 我将车刹在一幢二次大战之前营造的老式洋房踉前,认出有个罪犯正跑着窜进 这幢洋房的园子里。我穷追不放。和我一起冲进这幢洋房的还有威利·格雷以及其 他同伴,他们都同我一起参加过另外六桩袭击案。我们的身后,警笛声、尖叫声交 织在一起。我就喜欢这声音,听了让人感到全身充满了活力。 我们撞击一间关着门的公寓门厅,门厅的另一头是漆黑的一片。这间公寓曾被 我们搜查过。木槌终于砸开了那扇门,我冲了进去,手里握着把短枪,跟随着声响 又穿越到了另一间陌生的公寓里。我赶到后间的卧室,正巧碰见一个男子持枪从窗 口上纵了出去。这只是底楼的公寓,会有多高呢?我跟着也跳出了窗口。心中急于 想着追击,只觉得肚子贴着肋骨一阵剧烈地震动,人已到了地上。那个家伙着地, 从地上跃起就跑,我能听到那个家伙两条腿在地面上奔跑敲击路面发出的“噔噔” 声。我完全错误地估计了窗口的高度。 也许是上帝在为上个月出事的那帮返非主义者讨回个公道,当我最后落在地上 时,我被震呆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从脚心一直到背部浑身酸痛。这两者之间截然 不同:一个是四十八岁的犹太毒品警察,另一个是二十二岁的多米尼加逃犯,他起 身还能奔跑。 我挣扎着起身,威利从窗口探身望着我,那窗口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 威利的表情像是在埋怨我:是怎么想的,一定是疯了。“你没有事吗?”他问 道。我心中有数,但又不知怎么说:“请把我那只对讲机扔下来,我的腿是断了。” 我的踝部肿出鞋子,脚几乎撑不住任何重量。威利从窗口掷下那只对讲机给我。我 拔出手枪,一瘸一拐地朝巷口走去。整个后园像是都被围墙围住的,那家伙就很有 可能被圈在里头,再转回来被我撞见。 我不自觉地向后园的上面望去,见有一垛两米高的围墙,墙头上站着一群巴基 斯但籍的建筑民工,他们一张张苍白而恐惧的脸注视着我。其中一位用结结巴巴的 英文说道:“他往那里去了。”他朝那家伙的后背指了指。这个逃跑的毒贩子,从 窗口跳下来,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还能翻越两米高的围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毫 无法子。 对讲机里传来了呼救声。我的目光从那角落里转到又一件突发事件。我转过身, 正好撞见一只巨大的德国猎犬朝我奔来。它一声不吭,这是它的惯用伎俩,它眼睛 充血,张牙舞爪地朝我扑了过来。我正好攥枪在手上,急忙向它开了一枪。刹那间, 这条狗受伤倒下。这东西正好让我的枪先解解馋,当然这也是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我又往它的头部开了一枪,这尤物确实死了。 “啊!太棒了!”一个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我转过身来,原来是第一次参加袭 击行动的新手华利·凯那克。他就站在我的身后。“真像一部森林电影,我的意思 是它冲锋的样儿。”华利道。他和另一位特工尼斯·西蒙都是第一次听见枪声,激 动得像我一样,从窗口上纵了下来,想来增援我。他俩跳下来均未受伤。在这一瞬 间,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太老了,老到了不适合这种职业了。 打扫战场时,才知道放出来咬我的狗,是被毒贩子喂养在地害里,专门用来袭 击联邦官员的。我受伤了,要在越南战场上,那被称作为“富贵之伤”,因为那样 永远就可以什么也甭干了。我的腿和背分别上了夹板和护腰,被送进医院。医生嘱 咐我年内不能再有剧烈运动了。直到1989 年1 月,“一箭三雕”审判之前,我就 再未执行过任务。跌伤的后遗症就一直留在我的身上,不时会觉得疼痛难受。但奇 怪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得感谢这次受伤。 我总觉得帕球战神在从中保佑着我,使我免于一死,躲过了大人们安排的一次 葬礼。 5 月20 日,“雪峰行动”中第一位缉毒特工不幸遇难。他叫雷克·樊利,与 他一起遇难的还有其他八个非缉毒署特工。飞机载着他从“雪峰行动”的露营地出 发,在秘鲁境内突然坠毁。 暗杀与谎言: 6 月22 日,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在向缉毒署提供的一份情报中指出: “麦德林可卡因卡特尔已将所有袭击它或跟袭击它有关联的人,列入一份黑名单。” 在黑名单上,就有我的名字;名单上还有史特林·乔森,纽约毒品检察官;还有其 他四名缉毒署的特工。所有的人都是反毒前线的斗士,或是秘密工作者,或是哥伦 比亚可卡因案的办案特工。这份情报中还指出: 哥伦比亚人的目标还对准了一位特工的妻子。 令我吃惊的是,公众对这类丑恶的事件印象深刻。这大概是报纸上的大肆宣扬 吧。特工只要在街头缉毒时间干长了,并且又常常受到暗中的威胁,他的妻子总是 担惊受怕,最终要求离婚。这类事常有发生,有的几乎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我那 帮哥儿们中,威利·格雷就是其中之一。纽约周围的一半毒品贩子都要他的命,每 次逮捕之后,他总要在毒品贩子的脸上留下个记号。我们在附近宣称调查暗杀事件, 并拘留了相当一批地痞流氓,最主要的是,假若你被那些恐吓吓破了胆,那么你最 好把缉毒的像章交出来,因为这一行不适合你。这一行要求你有相当的个人素质。 我当了二十五年的特工了,最终还在做秘密工作。成千上百个报告里提到要暗 杀我,但是只有四件事令我格外地担心,特别地小心。然而要警惕的事,实在大多 了,多得连我自己都记不过来了。第一件事,是为了秘密侦破工作,我在“摩托车 帮会”整整呆了三个月。这伙杂种有一种病态的心理,他们认为杀人是一种男子汉 气概的表现。这一切都已在我的一本传记《卧底》中提到过。他们时时刻刻都可能 把我给杀了。但是那些白痴孤陋寡闻,脑子死板,按情况显示,我怀疑他们一直都 在迈阿密寻找我的踪影。 第二件事就是罗伯托·苏亚雷斯的暗杀令,这是个完整的故事。据一些情报员 提供的情报说,在南美好几个国家,那帮人雇杀手,悬赏我的脑袋。 他们还想搞到我的材料:长得什么样、何处可以找到我。一份情报说,他们甚 至不问材料的内容与价值,只要响应者是出于真诚愿望。 第三件事是我承办的“虎”行动对玻利维亚前内政部长路易斯·阿荷·戈曼兹 进行的调查,并最终将他送上法庭。还有一位被送上法庭的是人称“帕博”的杀人 如麻的哥伦比亚头号杀手奥克塔维欧·麦加(注:路易斯从来未被引渡到美国,因 而起诉至今搁着,也未被判罪。麦加被判刑三十年。1989年10 月,此案的又一位 被告安娜·托玛雅在哥伦比亚的一次缉毒战中被俘后,被引渡到美国)。 最后一件令我担心的事,那就是错纵复杂的“一箭三雕”。戴维·卫腊、乔治· 尤瓦乔无疑已深深地烙在我心中。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捍卫自己的生命。我再不可 能去巴拿马、墨西哥、玻利维亚这些地方度假了。 我收到这份最新的情报,便彬彬有礼地打电话给史特林·乔森。我俩对这份情 报都一笑了之。如果麦德林卡特尔要来美国杀缉毒署的特工,那么他们驻扎在哥伦 比亚的整伙人才会真正受到威胁。感谢上帝,我们派往哥伦比亚的特工,在十年里, 无一身亡。至于暗杀的事,所有缉毒警察都意识到,这只是情报员用来赚钱的手段。 反正政府愿意出钱购买这些情报。对那些街头线人情报员来说,很容易地就赚到了 两三百元的美钞。倒是那些毫无经验的特工对此十分害怕,好像真会被暗杀一般。 从另一角度来说,我和史特林反倒觉得是件悲哀的事,因为哥伦比亚人来牧害 美国的官员,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如果这不是儿戏的话,那么我们竭力采用法律 的机器来制止他们犯罪的行动,显然是荒唐可笑、毫无效果的。 纽约一年缴获的可卡因总数还不到鲁曼实验室两个月生产的数量。就算我们的 缉毒再怎么无成效,也会引起可卡因价格的直线上涨,那么为什么哥伦比亚的可卡 因贩子要杀美国官员呢?这根本就毫无道理。如果麦德林卡特尔在过去几十年里已 证明他们自己是地道完美的商人,那么暗杀美国官员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只能证明 他们是拙劣透顶的商人。 所以当我7 月2 日看到新闻中报道有关威吓我生命安全的事,又惊又奇。 也许有人忽视了这条消息: 据联邦权威人士透露,毒袅们已将纽约市毒品检察官史特林·乔森列入暗杀名 单,他是怎样对待这种威吓的呢?他说:“我要继续永远地捍卫我的职责,我要继 续打击他们,直到把这伙地痞流氓打得鼻青眼肿为止。”在新的一份黑名单上,阶 有乔来和另一位迈阿密检察官外,还有四位毒品侦缉暑的特工人员,其中还有一名 特工的妻子。这正说明了麦德林卡特尔的恶毒残暴的本质。 我对此毫不奇怪,隔一段时间后,那些情报员也就是消息的制造者,又会开动 造谣的机器编撰出拙劣的消息来。 一星期之后,又一位情报员提供了类似的威吓暗杀密报。这次要杀的是缉毒署 纽约分署局长罗伯特·斯图曼、市长爱德华·科尔和州长马利奥·柯姆。市长科尔 表示他很高兴,居然有幸被列入这份黑名单里。州长柯姆似乎有点出乎意料,仅报 以嫣然一笑。在此之后,又有好些警察的名字被列入这份哥伦比亚人的黑名单中, 也就被人们所关注起来。但是斯图曼的反应有点与众不同,这本来就不是什么意料 之外的事。 在纽约毒品侦缉署的指挥部里,正在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与会者是来自各行动 组的特工,大家一起聆听“斯图曼防卫值班措施”。这项措施是二十口小时全天值 班制度,当然得挑选些精兵强将。毒品调查等层出不穷,有些直接牵动了世界上最 杰出的毒品调查人员,这些名人从世界各地纷纷介入,吓得这位缉毒分署的决策者 整天在饭桌上、在电视荧幕上频频亮相,发表谈话。为了个人的人身安全,为了保 证不被暗杀,在我们电梯外的大厅里布上了全副武装的卫兵。纽约警察署要求在纽 约缉毒分署的指挥部里,长期采取两人收发值班制度。 在我早期的职业生涯里,也曾常常被派去加强安全警卫工作,为保卫尼克松总 统、约翰逊总统、汉弗莱副总统以及各种外交事务担任警卫,也保卫过总统候选人 等等。斯图曼防卫值班措施可和以上的任何措施相媲美。我一生中最失望的一件事, 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儿子也跟着作为巡警,被派往北中区,站在雨里守卫着 这位被惊吓得可怜的斯图曼先生。他躲在别墅里,周围布满了武装到牙齿的缉毒署 的特工,电网、防弹玻璃、私人侦探包围了这个可怜的先生。 “电视名将”则一个又一个举行着记者招待会,解释他被列入谋杀名单的原因 :“缉毒署搜缴了两个巨大的可卡因地下摊点,激怒了麦德林卡特尔,破坏了他们 苦心经营的纽约市场。”他的形象不断在各种节目中露面,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 晚间新闻》里,“电视名将”出现在荧幕上,被采访他作为哥伦比亚暗杀名单上的 成员有何感想旷暗杀令上怎么又有了他?这正使他有幸一举成为国家级的“名将” 了。大概没有人记得,在几年前也曾有过类似的事件发生。当时还有一位毒品位缉 署波士顿的分局长上了名单,理由是他干扰了可卡因流入新英格兰地区。 这起源于真正毒品贩子们饭后茶余的娱乐,他们习惯于欣赏这种不可思议的恶 作剧,来取乐公众,但是随着时间和情节的发展,连续不断地出现了这类情况,弄 得我们大家处于尴尬的境地。这类谣言的真实性,甚至连那帮大人都怀疑起来。现 在这种玩笑又开始席卷纽约的白领阶层了。有一幅精装的世界地图上,被标上许多 个箭头,像是出于女人的手笔,箭头分布的面很广,一直涉及到南北两极,每个方 向分布得既不对称也无规则。斯图曼的安全路线也包含在内。 最后,稽查处的一位稽查员详细地一一讲述了各种制造假情报的线人的罪行。 斯图曼在这场考验中败下阵来,大家也不觉着奇怪。 我知道的这条消息没有在《晚间新闻》上以及任何新闻网中披露过,也没有见 过报。事实上这条消息在缉毒署内部也鲜为人知。这项“保卫值班”措施也就被暗 暗地取消了,也未再加评论。安全保卫员站在大厅里足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为此斯 图曼已向中央情报局递交了一份长篇大论,要不惜代价破获“暗杀令事件”。几个 月之后,这份报告的内容被美联社记者撰写成故事。当我读到这段故事情节时,觉 得有一种压抑危机。这段故事就刊登在《休士顿记实》里,它描写了发生在缉毒署 的一个冒牌毒品袭击案,是为让特工获得毒枭的秘密(这个故事在1988 年11 月 27 日被收入美联社第1530 号奇闻)。 “‘调查过程和平常一样,’毒品侦缉署在华盛顿的发言人莫里斯·希尔道, ‘但等调查一开始,我就不能告诉你们具体的进展情况。’”故事详详细细他讲述 缉毒署如何赞赏当地警方对新闻界的撒谎。故事有这么个情节:“报纸上转载了这 次虚假的搜缴情况,大帮倒忙,使毒品贩子们也信以为真。 “‘如果缉毒署对有关的问题想欺骗新闻界,欺骗公众,那么他们还想干什么 其他的欺骗勾当呢?’《休士顿记实》的编缉托尼·佩德逊请问道。 “‘这似乎没有义务表明整个过程。’佩德逊补充,‘至少让有关法官复审, 这样有利于制止其他执行机关的弄虚作假,重要典型得有人监督,但是如果有人愿 意监督,又有谁来复审这个过程呢?’“保尔·拉罗克,一位达拉斯‘南基督教卫 理公会大学’新闻学副教授请问道:‘如果报纸成了政府的手腕,那么如何来取信 报纸的读者呢?’”换句话说:公众不会相信政府宣传的毒品战争情况。长期以来, 容忍大人和政客在新闻界泰然处之的撒谎,那样儿简直就同越战一模一样。他们哄 骗着我们踏上另一场流血的战争。 在随后的七个月里,我的街头缉毒战演变成战争理赔处,要求赔款的医疗费单 据很快就堆积如山。就在这时候,由唐纳德、戈达德撰写的一本反映我早期秘密生 涯的书《卧底》问世了。在临近出版的前夕,缉毒署的公关人员传阅了这本书的手 稿。他们读后极不满意,尤其是书里提到的我在南布罗斯的那段街头帮会生活,还 有我兄弟服海洛因自杀。书里描写了我在官场刚正不阿的光辉形象。 “你在缉毒署是位传奇的人物,”缉毒署总部的一位官员多尔蒂道,“我们不 能让外界知道我们雇佣了像你这样的人。”我呆了一会,想看看他是否在开玩笑, 他非正式地命令我,如果不删改书里的内容就甭想出版。之后又毫无理由地禁止我 在公开场合露面。我在总部的一个耳目提醒我:我对毒品战争的一系列观点,尤其 是对“雪峰行动”的看法,引起他们的担心,这种担心超出了任何其他的忧郁。 许多年来,我已在缉毒署的行动中频繁地露面,成为勇于冒险的秘密特工的一 名代表。我耐人寻味的形象博得公众喝彩,几乎成为广播节目报道的热点之一。1986 年8 月26 日,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的DWSA 电台要采访我,大人们对此十分感冒, 他们怕我会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于是只同意采访必须有人作陪,陪同就在我的边上。 让这位陪同直接控制对我的采访,理由只是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 这种担忧夭长日久便生出了罗伯托·苏亚雷斯案里跑出个稽查处调查的事。现 在他们首先要调查的是,我是否经过官方的许可与人合作出书。如果确定没有的话, 书要被销毁掉,我二十五年的秘密工作将一笔勾销,甚至连退休金都拿不到。这项 调查比对我那份四十二页的“一箭三雕”备忘录查得更凶,投入的时间更长。尽管 大人们想通过稽查处来查清并找到开除我的证据,结果还是宣布同意让我享有退休 的权力。 “一箭三雕”行动的审理就在这时候,在圣地戈、华盛顿和墨西哥城,一场围 绕“一箭三雕”的辩论正闹得风风火火。争论的焦点是审理和取证,这才是第一次 集中地暴露出毒品战争最虚伪和丑恶的一面,为什么我们在战斗中永远不能取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一幢支离破碎的房屋即将倒塌。 如果这样评价是正确的话,那么“一箭三雕”行动就意味着一点,墨西哥政府 应该接受这个事实。卡伦萨上校是带着墨西哥军事学院毕业生年鉴来圣地戈见“路 易”的。在摄像机镜头前,他同我这个冒牌的毒枭透露了所有政府官员大多与他共 过事。他甚至提到墨西哥安全防卫总司令贾·阿勒伏·加德奎将军也能帮忙。从柯 卡·卡玛利纳这位缉毒署特工兄弟被墨西哥警方活活打死之事,到走私毒品以及之 后的一系列事件,都受到墨西哥政府的庇护与掩盖。这些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如果 这些指控被证明是确实可信的,墨西哥政府就负有许多不可逃脱的责任。 美国国务院每年签发给毒源国家的许可证,是我们反毒斗争中可以信赖的合作 标志。1986 年提出一项毒品综合议案,要求总统明确接受“全面合作”,给予各 种援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墨西哥政府对卡玛利纳谋杀案加以掩盖、包庇, 尽管墨西哥政府的许多法律责任根本不予履行,但是,墨西哥政府作为“合作国家” 仍然收到美国纳税人支付的一年五百多万美元的援助。另外,假若墨西哥当局收回 承诺,那么所有的美国议员们就会要求世界发展银行否决并反对再给他们提供任何 的贷款。 墨西哥当局总是在领会美国国务院挤眉弄眼的暗示,他们能做的只有在还未得 出合作不够的结论之前,急急忙忙地拥入德克萨斯州或者加利福尼亚州。卡玛利纳 被谋杀之后掀起的一股怒潮,使得墨西哥人学乖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法院的各位 法官身上,像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这类人物都和他们促膝谈心。墨西哥当局甚至 也和毒品侦缉署拉上关系。墨西哥一位联邦调查局头目在卡玛利纳谋杀事件中表明, 尽管他们通力合作,但都没有奏效;与其说他们尽了力了,不如说他们对美国国务 院提出的要求竭尽全力。但是,“一箭三雕”逮捕行动离卡玛利纳事件实在是挨得 太近了,这桩丑闻或许实在太丑、太臭了。墨西哥面临着失去“合作国家”待遇的 危机。除非他们能提出对这桩案子的质疑。得感谢司法部长米斯,他打电话给墨西 哥司法部长,在逮捕执行之际提醒他们有关“一箭三雕”行动的进程,这就形成了 与美国公众的对立。 海关的一位不知名的官员对米斯的做法十分气愤,他说:“一个电话说明了一 切。”我不知道让全美广播公司的摄影师在十二月份的那个晚上悄悄溜进秘密别墅 这个决定的作出,是否也有这位官员的一份意见。 墨西哥政府官员指出:卡伦萨上校已离开军界十八年了,现在和军队没有任何 的瓜葛;那位帕罗·吉荣也不是什么联邦警察;赫克特·阿瓦兰兹和总统或者执政 党根本毫无关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家伙全是些骗子,他们的目的在于骗取 秘密特工手里的那笔钱。 墨西哥当局在美国大使中寻求直接的同盟,查尔斯·皮勒德就是其中之一,此 人后来与包括贾·阿勒伏·加德奎在内的政府官员遥相呼应,完全赞同这是一起诈 骗案的结论。2 月12 日,在《圣地戈联盟》的新闻报道中,有篇题为《美国专家 对墨西哥毒品案磁带内容的分析》的文章摘录了美国大使的这段话: 因为我们被诈骗所愚弄,在整个过程中那些心存疑虑的人,甚至怀疑波班·席 尔瓦将军等等一些高级将领, 这是所有人的错觉,不管波班·席尔瓦将军是否守 法,我们都必须找出证据来,现在我们正在作这方面的努力。 文章的大部分内容对我来说觉得由衷的不安,我估计这家报纸为了达到欺骗的 目的,有意刊出错误的消息: 美国正打算派出一支由视听专家组成的队伍前往墨西哥,为调查确证上月在圣 地戈毒品走私起诉案中,一盘涉及陆军总司令短暂谈话的录音磁带其内容的真实可 靠性。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查尔斯·皮勒德说:如果磁带上的声音确实是那位将军的声 音,那么墨西哥政府同意,在墨西哥境内,对他进行起诉。 皮勒德说,美国派专家去墨西哥还有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要澄清本案中 有关案犯伪造的一些关系,所谓将军的讲话录音也许只是其他人的讲话声。 根本就不存在席尔瓦将军讲话的录音,卫腊和罗斯在这次秘密行动的最后两天 里,早就成功地阻止了我的取证行动。卫腊当时就把卡伦萨上校引到了海上乐园, 到了2 月22 日,这位大使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内幕吧。这完全是在为墨西哥政府构 筑一个防御的堡垒。 最后,只要新闻媒介一公布磁带上的声音是别的其他人的声音,那么墨西哥当 局的主张和那位皮勒德大使的意见都将被接受。磁带的声音是“佩罗”的,据卡伦 萨说,他是席尔瓦将军的兄弟,这本身就是毫无价值的证据,却被拿来作为反驳我 们的论据。在新闻界,只有大人和政客申辩明理的天地;而我们却成了愚昧无知地 怀疑一位墨西哥的将军卷入这件丑闻的人。“一箭三雕”行动则被这位大使和墨西 哥政府辩解成为:美国的秘密警察卷入了一桩墨西哥骗子制造的骗局里,并且这些 骗子还在采用类似骗局使我们上当受骗。或者用皮勒德大使的话说:“我们被诈骗 所愚弄。”尽管毒品侦缉署墨西哥城办事处有一份调查的内容,可将有关电话号码、 地址、“佩罗”的讲话录音给墨西哥军方辩认,但是这一切统统被“被诈骗所愚弄” 的结论一起扔进了地狱了。但是事实正如胡帕所说的“这太奇怪了”。缉毒署居然 没有提出任何支持调查的要求。 凭我在海外和在缉毒署总部工作的经验,还未听说过,美国驻外大使预先未征 得他大使馆内缉毒署特使代表的意见而陈述毒品侦缉署调查的案情。 皮勒德大使的毒品事务首席顾问爱德华·赫斯,是毒品侦缉署派往墨西哥的特 使,对缉毒署在墨西哥的行动负有全责。 在柯克·卡玛利纳被暗杀之后,赫斯完全肯定地得到了这一丑闻的真相,当卡 玛利纳和他的队长吉米·库肯德尔将一封一封众多的电文和备忘录发出,诉说墨西 哥城市瓜达拉哈拉情况险恶时,居然没有一份电文被传送到缉毒署的总部。对缉毒 特工们来说,瓜达拉哈拉至今仍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城市。 在卡玛利纳遇刺之际,缉毒署对在哥伦比亚的特工采取了格外严厉的安全措施, 以吸取沉痛的教训,然而对瓜达拉哈拉的特工却无动于衷。 “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是否还非得死些人不可呢?”这是柯克悲凉的预言,不 久他便真的死去了。 库肯德尔和其他驻扎在瓜达拉哈拉的缉毒特工们肯定,这个悲剧性的噩耗被爱 德华密封在美国大使馆内了。大使馆里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和毒品侦缉署的工作人 员,他们会容忍墨西哥政府把任何消息的内容过滤掉,埋藏在美国与墨西哥两国的 “特殊关系”之中。 美国大使查尔斯·皮勒德这位“诈骗愚弄”的专家,在卡玛利纳遇刺后,迫使 美国接受墨西哥是“完全的合作者”的说法。丰年橡胶轮胎公司的退休总裁反对为 控制毒品采用商业联网的做法;他呼吁在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记下更多的有关美 国驻墨西哥大使对该国主动迁就的例子,他说,这种卑躬屈膝的奴态已超过他的前 任约翰·盖文大使:皮勒德对“一箭三雕”的评价是“被诈骗所愚弄”,不就是最 好的例子吗? 在柯克死后不久,几位缉毒署特工为重新了解事实的真相,由约翰·劳恩率领 前往墨西哥。爱德华·赫斯依旧表里如一、守口如瓶,而皮勒德则在劳恩总长面前 一个劲儿地给他说好话、唱赞歌。 皮勒德和墨西哥政府,现在又为“一箭三雕”的辩护律师创造了一个伏笔。他 们的申辩只能说明那些被告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要故意作出什么 许诺;他们要做的并不是什么虚假的骗局;他们在提醒政府的检察官们,应该意识 到给辩方的目击证人皮勒德和赫斯发出两张传票。 卡伦萨上校,这位墨西哥前总统梵纽斯蒂诺·卡伦萨的孙子,是被告席上的头 号人物。他的交代如同是墨西哥政府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一样。说他已于1971 年退 休,与墨西哥军队不但已毫无关系,而且已毫无影响力。并且说,戴维·卫腊在那 次墨西哥秘密之行时所说的全是谎言。这也证明卫腊是个十足的骗子,至少这里头 有什么鬼名堂。只有对被告作彻底的调查,才能弄清事实的真相。 这个打给“佩罗”的电话录音,目前在这场世界新闻大战中,已变得不那么重 要了。审判的关键问题变成我们能否证实那帮墨西哥人是比骗子更加狡诈的假骗子。 至于帕罗·吉荣和赫克特·阿瓦兰兹,假如他俩否认他们的身份,那么他们又 是什么人呢?从那次秘密碰面之后,我不敢百分之百地肯定吉荣真是一位联邦警察。 但是,他毕竟是这个“一箭三雕”传奇故事的引路人,是卫腊知道的唯一线索。作 为引路人,他或多或少地吐露了墨西哥内部的一些情况,倒有点像骗子或无赖。这 仍旧令人迷惑不解。总之有必要让缉毒署墨西哥城办事处对“佩罗”进行调查,就 从这个电话号码入手,弄清吉荣和阿瓦兰兹的后台到底是谁。 说说容易,做做难。 这天是7 月3 日,“一箭三雕”的辩论在国家级新闻中被报道出来。《华盛顿 邮报》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检察官们和墨西哥当局说法不一》,它叙述了圣地戈 这桩毒品案。墨西哥政府对起诉波班·席尔瓦将军和萨尔瓦多·德拉维加上校暴跳 如雷,不同意对这两位现任官员进行起诉和调查,除非有相当确凿的证据,否则对 那些“道听途说”一概不予理睬。文章引用一位“精通毒品的外国专家”的话: “卡伦萨、吉荣和阿瓦兰兹实质上都是‘胡言乱语之徒’,他们隐姓埋名、周游世 界,只想成为哗众取宠的角色。”而这位专家自己却身份不明。 到了8 月24 日,我仍在卧床疗养,为治疗那次袭击行动留下的外伤。既没有 听见备忘录的回音,也没有案子审理的消息,因此就打电话给胡帕。他告诉我,被 告共聘请了九名律师,原来我还蒙在鼓里,审理计划早就安排好了。他还说,根本 就没有伦巴多·罗吉格兹的下落。这么看来,这个盘踞巴拿马的最大的洗钱人已消 失得无影无踪了,也不会有人再关心起这事了。所有要求替换墨西哥缉毒署特使爱 德华·赫斯的调查,看来也是理由不足,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逮捕至今有八个月 了,但是政府方面仍旧没有反驳被告交待的内容,对他们的结论仍旧是一帮“胡言 乱语之徒”,没有更进一步的结论。 到了9 月12 日,我已在家呆了好长一段时间,仔细考虑了所发生的一切。 早上突然惊醒,我意识到,那份备忘录永远不会有音讯了。很明显,如果我听 其自然,那么伦巴多·罗吉格兹、琼斯·罗伯托·加塞将随同罗伯托·苏亚雷斯一 起统统消失得毫无踪影,只有上帝才知道那葫芦里的奥秘。我完全有正当合法的权 力,提出我那份备忘录究竟处理得如何。我必须证实我写的这份报告,将它公布于 众。我有责任将这份备忘录的事实提请圣地戈检察官注意。 上午我打电话到稽查处,得知那份备忘录是“非3500 号材料”,因而就不必 向被告公开。未等我开口说话,稽查处特工便道:“让我查一下,我会给你回电话 的。”几分钟后他打来电话,提醒我打电话给圣地戈起诉律师史蒂夫·尼尔森,去 问问他,“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他会见你的。”那位特工道,“他觉得很有必要, 就会向稽查处提出书面申请的。”当我给尼尔森在圣地戈的办公室打电话时,我不 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 他是一名杰出的检察官,很有打赢这场官司的荣誉感,这是件大案,是一件复 杂而又有预谋的案子。我有一个重要的情况,要打电话告诉他。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