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
解放后,王度庐在中学教书,从此封笔。“文化大革命”中开会批判他的作品,
念到精彩处,大家居然都笑了起来青岛解放前夕,有一天,我们忽然收到了王度庐
弟弟葆瑞的来信。那信是由别人辗转捎来的,大意是说: “我在外面买卖很好,我
们不久即可团聚,望你们放心。”信很短,对我们来说却是莫大的喜讯,因为我们
明白信中的真实含义是,多年的内战快要结束了。
1949年初秋,王度庐一个人先去了东北,因为那时他的弟弟已在大连工作。第
二年年初,我便带着两个大孩子也到了大连。当时我们最小的孩子尚不足一岁,我
怕带着他无法工作,便把他留在了青岛的小妹家里,直到1954年才将他接回。王度
庐到大连后不久便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先是在旅大行政公署教育厅工作,后来调任
旅大师范专科学校。1953年的夏天,我们又一起调入沈阳的辽宁省实验中学。在那
里,他一直工作到退休。
解放后,王度庐就再也没有写过小说,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生活。那时他已
40岁了,身体又不好,但是他努力地学习新东西,努力地适应新工作。为了让我也
能参加工作,他甚至开始尽力地分担些家务。虽然他参加革命工作后用的还是王度
庐这个名字,但是由于他的身份完全改变了,他的作品也渐渐地从书店里消失了,
因而人们也就渐渐地忘记了他曾写过小说。王度庐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呢? 徐斯年
在《王度庐评传》中写道: 实验中学初中部的学生,对这位教高中的王老师大多怀
有“敬畏”心理。“敬”,是因为听说王老师很有学问,不仅课讲得好,而且还是
“老师的老师”,也就是语文组其他老师的“顾问”。“畏”,是因为王老师沉默
寡言,看起来非常严肃。经常出入语文组办公室的课代表、学习委员们,每次进去,
多要或者偷偷地、或者专注地看看这位老师,然而即使他们,也很少听到过王老师
开口; 他总是端坐在办公桌前,手里夹着青气袅袅的香烟,不是批改作文,就是专
心看书。所以,王老师与初中部多数学生的关系,可用一句成语来形容: “桃李不
言,不自成蹊。”
当时实验中学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共有几十个兴趣小组……文学爱好者的活
动小组,名称颇有来历,叫做“文学研究会”; 参加这个小组活动的初中学生,便
有幸聆听王老师的讲座了。据说,他操一口纯正、漂亮的京腔,讲的是小说史,从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讲到《红楼梦》,讲授方法和辽
宁大学中文系那些来开讲座的教授差不多,令这些听惯“课文分析”的小文学爱好
者眼界大开。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初中同学来说,“桃李”又并非“无言”; 至于
直接领受过王老师教诲的高中同学,得益当然更多。
王度庐的古文教学,当时在实验中学号称一绝,学生来请教他,他不用看书,
只要学生读出课文标题、作者和疑难字句的上下文,他就可以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中学课本所选的文言文,他都能背下来,因而许多人称他为活字典。但
是,学生们也绝对没有想到,王老师居然曾是一位多产作家。
学生们当然也不会知道,为了上好每一节课,他常常备课到深夜。一天晚饭后,
有位以前在旅大师专时的同事来看他,这是位教文艺理论的青年教师,已调到沈阳
的一所大学任教。当时我正准备到学校去检查学生晚自习的情况,和客人打了个招
呼,就走了。
谁也没想到,那位同事次日就被逮捕了,罪名是与“胡风集团”有联系,于是,
王度庐也就被停职反省了。学校领导问我: “他们那天晚上究竟谈了些什么? ”我
只能如实回答,当时我并不在场。当然,这只能使人更加疑惑。
短短十来天中,原本十分熟稔的同事,突然都变得生疏起来了。幸亏不久便查
明,那位青年朋友与“集团”并没有什么联系,于是,王度庐也就没有什么事了,
又可以去上课了。其实这件事在那个年代也不算什么大事,事情弄明白了,也就算
了,但他是个很敏感、很内向的人,此后,他便很少与人往来。每年春节,学校领
导都要到教师家中看看,许多教师也都主动尾随着到各家走走,相互拜拜年,他也
从不参与。
1958年“大跃进”时,有一阵到处都搞“赛诗会”,很是狂热。那时候学校里
人人都写诗,会写的就诌,不会写的就抄,内容无非是给“大跃进”唱唱赞歌,说
些不着边际的豪言壮语。可是,他却没“交过卷”。有人问他: “您是语言老师,
怎么不写呢? ”他说: “这样的诗,我可以写一百首。”于是他洋洋洒洒,若干篇
“诗歌”一挥而就,他写了些什么,我也没看。那时,我们的女儿已经在初中读书,
她看过那些诗,说写得非常“打油”,很不认真。
其实,王度庐并不是个只会闭门读书的人。他很关心国内外大事,长年订阅多
种报纸杂志; 他爱看各种戏剧,高兴时自己也哼唱几句; 第26届“世乒赛”时,他
甚至能和孩子一起守在收音机旁,收听中国队的比赛实况……王度庐在1956年参加
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又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虽然他不大会做社会工
作,却觉得这是对社会应尽的庄重义务,因而他认真地去参加有关会议,回来后认
真地传达会议精神,有时还要到选区去给居民们宣讲。有一次他去市里开会,回来
时天黑路滑,不慎在雪地上跌了一跤,右上臂骨折。我闻讯赶到医院,他的第一句
话竟是: “胳膊摔坏了,以后怎么在黑板上写字呢? ”他所最为念念不忘的,毕竟
还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有一段时间,他的胳膊真的抬不起来了,于是他就在家
里坚持练习上举,以后竟没有影响他上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度庐先是
“靠边站”,接着就进了有问题的人的“学习班”,不准参加革命群众的一切活动。
但是,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如他自己所说,“早就交代过了”,包括写小说的经历
;平时,他谨言慎行,也没什么“辫子”好抓;他人缘又好,也没有什么人非要抓他
的“辫子”不可。当然,批评王度庐的大字报也有几张,内容无非是他不吃高粱米
饭(因为他胃病颇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称为“活字典”是“资产阶级
权威”之类,没有什么可“上纲上线”的,难以“戴帽定性”。于是,他反倒偷得
清静,整天在家待着,倒像是放了假一样。
当然,他的最大的“罪行”就是写那些小说了。后来轮到要“解放”他了,就
必须做一次“结案”性的批判。王度庐的批判会范围很小,参加者也有不少是语文
组的同事。他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本《小巷娇梅》(《古城新月》的分册),读
一段,“批”一段; 读到精彩之处,“批”者笑了,听者笑了,王度庐也不由得笑
了。这当然要招来“申斥”。他们又找来两张旧照片,“批”道: “解放前,你们
的生活多奢侈! 你看,你穿的是毛料子,你爱人还穿裙子! ”其实,那照片是解放
后在大连拍的,他穿的是他弟弟给他的旧呢子干部服,我穿的是旅大行政公署发的
女干部制服。但是他并不做辩解。后来我问他: “你为什么不解释一下? ”他只说
不想解释。事后想来,那些教师对他的“批判”,显然只是为了“走过场”。
1970年春,我被下放到农村,当时称为“走五七道路”。这时王度庐已奉命退
休,我们的子女也都不在身边,于是他不得不作为我的“家属”,跟着下乡。一经
决定,我便马上交待了自己的工作,交还了属于公家的家具,我们带上自己的箱笼
行李,以垂老之年,在欢送的锣鼓声中,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沈阳。我们的儿子后来
回忆道:
……那时我正在“接受再教育”,得知后立即赶回家。我送他们去农村时,年
迈的父母坐在卡车顶上,一路颠簸。爸爸当时身体就很不好,加上这一折腾,半路
下车解手时,站了半天也解不出来。妈妈晕车,走一路吐一路。那情景我现在回忆
起来都止不住要流泪。
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小山村,借住在人家的半间屋里。因为我还是在职人员,
所以每天要参加劳动,而他在家里却连饭也做不熟,其狼狈情况,不必细说。当地
农民背地里也有议论: “都这么老了还走‘五七’,肯定是‘走资派’! ”
虽然生活上有很多困难,但是在那里我们并没有受到歧视,淳朴的农民给了我
们许多帮助,山野的景色也使我们忘记了城市的喧闹。女儿那时在外地工作,她得
知我们下乡了,很着急,不久便请假找来了。她后来回忆道: ……我还没走到家,
远远地就看见父亲坐在一棵繁茂的大树下,背景是荒凉的小山丘和瓦蓝的天,我的
心顿时平静下来了。父亲永远是那么心平气和,不知是怎么修炼的。有一次我带着
我的女儿回去,女儿大哭大闹,不肯睡觉,我很烦,父亲却说: “世界多美好啊,
她是舍不得去睡呀。”
1974年,儿子在沈阳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留校。那时,走“五七”的人已陆续回
城,而我则被动员退休了。我们获准落户铁岭(沈阳农学院农学系当时在铁岭),
与儿子住到了一起。这时,王度庐已经身患帕金森氏综合症。病程是缓慢的,在当
时的医疗条件下又是无能为力的! 两年之后,他的生命历程走到了尽头。
1977年2 月12日,这天正是旧历年末。儿子工作的学校已放了寒假,晚上,他
去办公室值夜班,女儿也远在几千里外。我们住在一间很小的宿舍里,暖气不热,
电灯不亮,风吹得屋外树枝簌簌作响,偶然还能听得到几声犬吠。王度庐病已重危,
该说的话早已说完,他静静地合上双眼去了。我不愿惊动他,也不想叫别人,就坐
在床前陪伴着他,送他安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遵从他的遗嘱,我没有通知很多人,也没有举行一切世俗的仪式。没有哀乐,
没有纸花,就由儿子和几位热心的青年同事,用担架把他抬到了离我家很近的火葬
场。
王度庐就这样静悄悄地逝去了,但是他的作品却永远地留了下来,这是他馈赠
给后来者的最珍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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