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旷男怨女从来就很多吗 ——先说个大势 关于剩男剩女的说法,从来不是铁板一片的——它的变迁也很有趣——而且 从来不是仅仅关乎这一个群体自身的问题——他们涉及到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多 种力量的交织 哲学家摩尔根曾用富于感性的语言说:“在文明民族中形成一男一女结对同 居的倾向,这并不是人类的常规,而是像心灵上的一切伟大的感情和力量一样, 都是由经验产生的。”的确,婚姻是一件值得我们赞美的事物。上下几千年以内 的人也都无不为这同一件事情大伤脑筋。找寻一个合适的人,至今也依然是我们 生活的重心之一。同样的,这也是剩男剩女为很多人关注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到剩男剩女的历史源头,那简直是云水茫茫,一眼看不到边。在《乐 府民歌》里就收集了南北朝时期的这样一首民歌:“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 不嫁,踏地唤天”。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繁,丁壮死亡过多,妇女极不容易嫁 出去,于是出现这样的歌谣。顺便说一句,任何一个社会对于剩女的关注比起对 剩男的关注都多得多,这绝非偶然。在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历史上,战争是造成剩 女的主要因素。 在近代历史上恨嫁的剩女也屡见不鲜。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欧,有三分之一 年龄在44岁以下的女子无法走入婚姻。究其原因如下:当时欧洲国家社会阶层的 构成实行的是封建世袭制,身处社会中下阶层的男士往往求助于婚姻,希望依靠 妻子娘家的钱财和权势发达。于是,家庭环境清贫的知识女性就很难找到条件好 的丈夫,又因为不愿意降格和平民通婚,到最后只好选择过单身女人的生活。这 样的单身女人以英国居多,其中不乏一些著名人物,如女作家简? 奥斯丁、女作 家夏洛蒂? 勃朗特和艾米莉? 勃朗特两姐妹、英国作家查尔斯? 兰姆的姐姐—— 女作家玛丽? 安? 兰姆等。 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末期到50年代之前,社会上很流行讲述有责任心的职业 女性的故事,她们常常在工作与爱情的两难犹豫中最终定下心来工作。为了软化 坚硬的社会现实,这些故事的结尾通常以“她以这种方式反而最终获得一个好男 人”而结束。而从40年代末期到整个50年代,职业女性渐渐成为一个令人生厌的 字眼,整个社会流行年轻的家庭主妇的故事,各种女性杂志和时尚杂志上探讨的 是“怎样获取一位男性”、“趁你年轻时生小孩”、“不要怕早婚”之类的话题。 而如果引入历史的、社会的视角,我们会知道,在二战中大量的男人走上战场, 社会需要女性作为劳动力补充进去,于是出现了对于职业女性的呼唤,而当战争 结束,男人们从战场上回来,社会又开始流行一场呼吁女人回归家庭的巨大神话。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25岁还没有嫁出去的女人被称为“圣诞蛋糕”,意 思是如果在12月25日之前还没有人动它则会成为废品,而如今,31岁的单身女人 被称为“除夕面条”,意思是如果在12月31日晚之前还没有被吃掉就免不了被丢 弃的命运。当然,这些如出一辙的“悲惨女人”的故事(不过女主人公从25岁变 成了31岁也是一个有意味的变化)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也许是有着悠久男权文化 传统的日本,在面对单身女性有增无减的年代,利用传统的性别话语所进行的某 种“围剿”,以恐吓年轻的女孩子早点进入婚姻。 1999年,据日本一项社会调查表明,东京30岁以上男子一半以上没有结婚, 另据日本厚生省估计,1980年以后出生的女性14% 将会终生独身。《中国婚姻家 庭的变迁》一书也引用了这些材料。日本城市大龄青年晚婚和单身的现象已经引 起日本社会学家的关注。由于20世纪中后期日本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物质条 件富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竞争也日益激烈,生活在大城市的日本 青年为了获得更高的物质享受,获得自我实现,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放弃或 暂时放弃了婚姻,成为了剩男剩女。 女性对于婚姻的抵制在人类史上由来已久,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并不认为婚姻 于她们有什么好处。因为婚姻从它最初诞生时对于男人和女人是绝对不平等的, 它本身就是父系社会男尊女卑的产物。恩格斯说:“母权制度的颠覆乃是女性历 史的失败,丈夫掌握了家中的管理权,而妇女失掉了她的荣誉地位,变为仆役、 丈夫淫欲的奴婢及生儿育女的工具。” 这一段话虽然是恩格斯对家庭创始之初的男人和女人不平等关系所作的论断, 但是在今天,依然有它适用的范围。妇女之所以容易接受单身的生活方式,是因 为她们在传统家庭中的获益从来都比男人要少得多,而所受的屈辱却从来就比男 人要多。在封建社会中,妇女所身受的压迫和不平等,首先来自于家庭内部,其 次才来自社会。历史上有一些非常富于智慧的男人也轻视妇女,例如古希腊哲学 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男人本性高超,女人低卑;一方是统治者,另一方是被 统治……男人的本性较女人适于发号施令,我们必须把女人视作天生的残缺。” 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都已证实:影响性别的染色体并不影响人的行为。Y染 色体和雄性荷尔蒙不导致男性争强好胜;X染色体和雌性荷尔蒙不导致女性依赖 他人。因此拒绝被动接受性别角色的女性、超越女性特质的人也会增多。随着女 性受教育人数的增多,尤其受良好教育的女性的增多,知识使她们认清自身价值。 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一组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目前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单 身男女已远远冲破百万。而在1990年,北京30岁至50岁单身人数才约为10万人。 有关专家据此指出,中国第三次单身潮正在来临。 新中国第一次单身潮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1950年5 月,中国第一部《婚姻 法》颁布,随之而来的是波及全国的离婚潮。上世纪70年代末,第二次单身潮来 袭。文革结束后,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城市里迅速聚集起一批大龄单身青年,主 要还是女性。因为很多男知青在下乡时接受了当地的女青年,恋爱成家。可从大 城市来的女知青却很难接受当地的男青年。而现在单身潮的主角则是这样的一群 人:年龄在28岁到38岁之间,收入颇丰,工作繁忙,有情趣,对于婚姻有着非常 理智和实际的态度。 客观地说来,第三次单身浪潮的到来,更多是年轻人出于对自我的保护,大 家都觉得现在的婚姻关系是很脆弱的,既然脆弱易碎,人们就会考虑投入婚姻是 否值得,婚姻是否一定是必然。婚姻脆弱的观念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单身浪潮的历史影响下,两性感情的基础变得越来 越薄弱。其次,女权主义的兴起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使得女性对于自我权 利的要求变得格外严肃起来,这些自然会反映到对于婚姻的态度上。还有,西方 的婚姻观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都越来越广泛,这从流行的美国电视剧中就能看出 端倪。《欲望都市》表现了都市女人的性观念的自由开放,《绝望主妇》反映了 婚姻的窒闷,这些都暗示了一种状态:不去借助婚姻,我们也可以有性、有孩子 ——而且可能过得更好。 这样长此以往,如果婚姻不能提高双方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性生活的 质量,人们一般不会轻易地迁就屈从。现代人越来越倾向将婚姻视作一种理想主 义的生活模式,走进婚姻的门槛也就越来越高。 人们结婚越来越迟,这个结论也是有数据支持的。不过,即使没有数据,稍 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十五六岁结婚,七八十年 代的人十八九岁成家,二十一世纪里而立之年谈恋爱也并不迟。 类似的这些问题有一位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过考量。以女性为例, 一般说来,单身女子走入婚姻的机会成本更大一些,所以她们宁愿选择单身。还 有,这个群体的收入高于普通群体,正是因为经济上的独立性这个前提条件,使 她们无须依赖男性,也使她们对婚姻的态度变得挑剔。而在旧时代,女子单身的 极少,因为女子一无所有,完全没有经济地位,嫁给男人,失去的是自由,但起 码可以衣食无忧。在现代社会,一个优秀的职业女子却面临着多种选择,她有很 多很好的工作机会,有着远大的前程。如果婚姻要她放弃和投入的太多,她当然 会犹豫。所以论条件,单身女子往往不是找不到男人,只是因为婚姻的成本太高, 相比之下,单身反而有更好的预期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单身自然便成为理性的 选择。按照这样的理论,可以预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提供给女性的工作与 发展机会越多,单身女子群体就会越大。 有很多情况似乎从侧面反映了大龄单身男女择偶的状况。据我们从北京某地 区出现的大龄男员工择偶难的企业了解到,这些企业的大龄男员工的年龄绝大部 分在二十八九岁以下,极个别的员工年龄超过了30岁,不少企业在做这方面工作 时,是在为二十四五岁“王小五”们未雨绸缪。与此同时,年龄超过30岁的女性 则以单身白领居多。这些大龄女性单身白领绝大多数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 中不乏博士、硕士,都有一份薪水不薄的优越工作,很多人的个人条件也不错, 就是婚姻问题悬而未决。 还有一个与“剩女”问题相关的严重问题,就是“剩男”,也叫“超男”。 欧洲学者蒂亚? 森是第一个提出“剩男”问题的学者,在1990年他就提出,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正逐渐引起人们的忧虑。许多“多余”出来的男孩子们,因 为贫穷而没有固定的性伙伴和家庭,所以他们需要用逛妓院或者同性恋的方式来 解决性需要。更耸人听闻的是他的另一个观点。根据他的计算,到2020年,中国 将有3000~4000万的男性因找不到老婆而成为剩男,这相当于整个大洋洲的人口 数量。 无独有偶,2004年5 月,美国杨伯翰大学的瓦莱丽? 赫德森和英国肯特大学 的安德烈亚? 博尔合作出版了《剩男: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他 们在该书中指出,在亚洲,因为种种原因将导致这样一种局面:拥有金钱、技能 和受教育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会在社 会经济底层形成一个剩男阶层。在中国和印度,到2020年,剩男将占到年轻的成 年男性人口的12% 至15% 。这两位学者还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处于社 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一些 人生目标。美国伍德罗? 威尔逊研究中心在2004年7 月19日也以“我们的安全是 否被‘太多男人’威胁?”为题,举行了一场研讨会。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究 竟男女性别比例与政治安全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瓦莱丽? 赫德森和安德烈亚? 博尔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专家的支持,马丁? 沃 克2006年3 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推测说:“到2020年,中国的剩男很有 可能会认为,发动战争,并在光荣的大义下死去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关于这篇 文章,得到更多的是质疑。美国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乔舒亚? 戈登斯坦对其研究方 法提出质疑,他在《泰晤士报》撰文批评这篇文章的“证据并不能支撑结论”。 他认为,将男性过剩同暴力联系之前,需要对男女性别比例不同的各种国家进行 系统研究。“我不相信有人曾系统的、在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中检验过这些观点。” 耶鲁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卡罗尔? 恩贝尔也表示同样怀疑。他指出,简单地根据 “剩男”的数量作出社会暴力化的预测忽略了一点——男人的暴力倾向是社会造 就而非天生的。 在《剩男》这本由美英政治学研究者合著的书中,中国的“捻军起义”被作 为“剩男”引发灾难的典型例子。在19世纪的中国北部,由于干旱引起了灾荒, 生活的困苦使很多百姓选择杀死女婴。据一些欧洲学者的统计,当时中国北方的 男女比例达到了129:100 。后来,这些找不到婚配对象的小伙子聚集起来开始闹 事,最终控制了一块领地,竟然统治了600 万人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太 平天国起义余波的“捻军起义”。 由于接触的资料有限,外国人可能不能精确地估算当时的性别比例,所以在 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可能是在想象历史。据我们现在所能掌握的信息,19世纪 中期的男女性别比例是在103 ~110 的区间之内。但是,男女比例失调是晚清以 来一直就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历史上,中国人选择男孩的现象由来已久,过去没 办法确定腹中胎儿的性别,所以中国从战国时代起,就有溺死女婴的习惯。 当时人们溺婴的最主要原因是贫穷。下层人怕养不起,上层人家也把彩礼、 嫁妆当成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一直到清代,还存在因为嫁女而破产的人家。但是,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对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一直都不很重视,对于民间溺杀女婴的 行为也只是道德上的约束。而对于当时的男多女少问题,关注的人大多是民间绅 士,当然,他们也只是呼吁一下不要溺杀女婴,保障人口的性别比例平衡。 到了现代,男女比例不平等的状况,开始引发一些巨大的社会问题。在人为 干预下的男女性别比例过大,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婚配不平衡,女的都要找富有的 上层人士做丈夫,社会地位最低、最贫穷的男子可能会娶不到老婆,最终剩下的 部分是最底层的。这种人的大量存在,必然会给社会生活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2001年,中国不再把同性恋划归为神经疾病。西方的学者对中国的“剩男” 问题做了这样大胆的设想:随着同性恋在中国的逐步公开化,中国的大都市有可 能成为著名的同性恋之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教授黄荣清反驳道 :“历史学家对古罗马的研究显示,当时不存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但成 年男子常常同已经过渡到青春期但尚未进入成熟期的少年发生热恋,所以,同性 恋的产生与男女比例失调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2006年2 月28日,《华盛顿邮报》为中国和印度的剩男问题开出了“药方”, 说是要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把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女性派到其在中国的企业中 工作,从而使她们在中国成家立业。但在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 通过跨国婚姻和女性移民来解决女性人口的短缺,除了双方素质不对等的问题之 外,显然在数量上也是杯水车薪。要真正解决中国的超男问题,还需要中国人自 己转变观念。虽然观念的变化相对于经济现象来说是滞后的,但最终将有一天这 种男性选择偏好最终将会得到改善,尤其是在城市里。 有学者指出,剩女是大城市病,是社会浮躁,城乡、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体现。 而大量剩男的产生,是城乡发展割裂、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未改变的产物。如 果城乡裂痕加大,社会更加浮躁,将不只会产生大量超男剩女,还可能会引发诸 多社会问题。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这种观念,他们认为剩男剩女只是现代性 社会的新生现象,它代表的只是人们观念的变更。不过,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研 究剩男剩女,不是本书的主题。在接下来的篇章里,我们只是从一些个案出发, 以新闻话题和采访实录的方式,近距离地观察一下这个群体,同时探讨一下现代 人情感和心灵的出路。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