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岁月如流,时不我待。自从1993 年8 月底东渡韩国留学以来,至今已然四度 春秋,对于韩国、韩国人以及韩国社会可以说是有了一点“感性认识”。 其实,留学生之于所留学的国度而言,不过是一个异已的存在,是一个游离于 其“主流社会”与“主流文化”之外的“旁观者”(Outsider)而不是“参与者” (Actor )。然而,正是这种事不关己的“旁观者”身份与地位,给留学生观察和 认识所留学国度的人情世态提供了一种超然客观的心态和视角,也可以说是“有所 失而有所得”的一个例证。 不知是幸也还是不幸,这几年的韩国正当一个“多事之秋”,端的是“大有看 头”。笔者在1994 年初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就曾说过“新韩国并不平静”。这 次对两个前总统的历史性审判,就是在“不平静的新韩国”里所发生的一个极不寻 常的重大事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全斗焕、卢泰愚两个前总统的审判不过是当 代韩国政治发展历程的一个必然结果,既可以说是集中暴露韩国政治与社会之黑幕 的一大“丑闻”(Scandal ),同时也未必不是有力推动韩国政治与社会民主化的 一个转折点。当然,要将这次审判两个前总统的不光彩的“坏事”转变成促进韩国 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好事”,还需韩国政界以及韩国国民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 作为一名留韩多年的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中韩关系史的学者,我觉得有责任、有 义务严肃而又认真地向国内读者介绍关于韩国两个前总统审判案的来龙去脉。至于 拙著是否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然有待于广大读者的明鉴,我只是表明自己的希望 和期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本书从策划到写作,大约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其间曾受到中国与韩国各方 面人士的多方协助。去年秋天,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先是通过著名朝鲜(韩国) 文学专家、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韦旭升先生,继而通过著名朝鲜(韩国)教育专家、 东北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孙启林先生与仍在韩国留学的笔者取得了联系, 嘱我撰写有关韩国两个前总统审判的专著。当时,这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大审判还在 进行之中,客居韩国的笔者幸能耳闻目睹其实况实景,算是占尽了写作上的地利之 便。 这本书是笔者利用电脑写作的“处女作”。记得是在1994 年春,笔者在韩国 精神文化研究院的台湾同学卢廷录兄替我购买了一台台湾产笔记本型电脑,并手把 手地教会我如何使用,使一向只知伏案笔耕的笔者开始领略到电脑世界“不打不相 识”的无穷妙趣。此后,在韩国攻读学位课程,发表专业论文,出版学术著作,都 是依赖这台小巧玲珑的笔记本型电脑。到撰写本书时,也在韩国留学的年轻有为的 中文电脑专家安海翔学友为我安装了中文软件,并不厌其烦地教我中文输入方法, 排除技术故障,直至最后将全部文稿复制整理,真正成了我的电脑问题顾问。 前汉城特别市市长、韩国著名律师、韩国太平洋亚细亚协会理事长金尚哲先生 与笔者相交多年,一向对笔者的留学生活关怀有加,同时以其深厚专业素养与卓越 见识在包括这次两个前总统审判案在内的许多韩国问题上每每多有指教,使笔者受 益匪浅。1994 年7 月,他的新著《我当了七天汉城市长》一书经笔者翻译由北京 的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是笔者与金尚哲先生一次愉快合作的结果。新华通讯社国 际部英文编辑室主任汤水富兄在担任首届汉城分社首席记者期间就时常往来,把酒 叙谈,成为笔者留学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此次请他为拙著撰文代序,却并不仅仅是出于我们之间兄弟般的私交感情,更 主要的还是因为汤兄经过1993 年至1997 年的韩国生活已然成为对韩国社会与韩 国问题有着全面、深刻了解的一个“韩国通”,所以他对韩国两位前总统审判案的 精辟分析不止为拙著增色添辉,同时也将对国内读者深入理解这场“世纪大审判” 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内子金顺兰毅然放弃国内大学医院的医务工作并别离爱女来韩陪读,不辞劳苦 地恪尽内助之责,爱女慧颖由长春转到延边龙井的姥姥家后能顺利适应环境变化, 努力学习,健康成长,不仅使笔者免却了后顾之忧,更给寒窗苦读的笔者以莫大的 心理安慰与鼓励。最后,要特别感谢使拙著能如约面世的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8 月7 日 著者谨识于汉城牛眠山下“盛阳居”客寓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