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宗庙社稷 国家首都的意义就如同“宗庙”、“社稷”一样,也是一个原则上的事情,有 很大的讲究。 首都常常又称作是“京都”、“京师”。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故曰 “京都”;京者大也,师者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故又谓“京师”。 汴梁本是唐代的汴州,后梁建为东都,后晋称为东京,本朝因其名,定为国都。于 京都置开封府,京畿一路辖有五州四十二县,后虽稍有增损,也有十六县。 从古代“天下九州”的意义上来说,这里是“兖州”之域,春秋时为郑地,战 国时为魏都,居于中原要地,是有名的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据说大禹塞荥阳 泽开渠以通淮泗,名莨菪渠,就是后来的汴渠。汉时河、汴决坏,汉明帝曾遣使者 修治汴渠,隋大业中更令开导,引河水入汴口,名通济渠,再东引入泗,连于淮, 至江都宫入于海,亦请之御河,河畔御道植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 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漕运商旅轴轳相接。单从汴梁连接着汴渠与通济渠这一点 上,就可见其地位之一斑。 帝国中心枢纽的地位,决定了东京汴梁的迅速兴盛。唐之汴州旧城,周回不过 二十里一百五十步,本朝太平兴国年间大事扩充,新城周回增至四十八里又二百三 十三步,称为国城,又曰罗城,使东京的面积增加了一倍,没过多久,便一跃而成 为帝国最大的城市。东京陷落后,它的风华繁盛成为当时无数人心目中的美好追忆, 并被发之笔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种,人们从中可以看 到正史记载里所无法具备的东京的生动形象。 不过,帝国首都却无险可恃。 汴梁自古就是有名的“四战之地”,即所谓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而极易遭受攻击。 战国时的赵国也是立国于四战之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得已采取一条“全民习 兵”的政策,以作抵抗外侮之备,但最终还是被以关中险固之地立国的秦国所败。 四战之地虽是兵家必争之要冲,却非帝王之居,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京师乃国 家中枢所在,一旦有虞,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大事,銮舆播迁,政令不行,这种灾祸 将足以动摇宗庙社稷。 问题还不仅仅在此。本朝从立国那天起,对国家的威胁主要就是来自北方。太 祖平复周境虽然未费功夫,但对北汉就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北汉之地在黄河以北, 离汴京就只是相隔一河而已,以太祖受禅后的实力,守虽然可以暂无大碍,但立时 克服,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太祖立下的国策是“先南后北”,尽管这是条极 富谋略的战略,但多少也是出于无奈。更何况北汉之外,还有辽国,夷狄之心虎视 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京平坦开阔四通八达之地,又岂能轻易战守而 游刃有余?自太祖时起京城陆续汇集了全国的精锐之师数十万之众,目的就是捍卫 京畿,但即使是天险,也有险不足恃的时候,更何况汴京这个根本就无险可守之地! 其实在建国后不久,太祖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完全是一个偶然,开宝九年(公元976 年)三月初四,太祖西幸洛阳。西京洛 阳原本是太祖的出生之地,他在此度过了充满美好回忆的少年时光。不过,皇上自 从十二岁离开后,十年仗剑漫游,十年戎马倥偬,君临天下后又日理万机,一直再 也没能很好地重游故地。此番亲身体验到西洛山川关河的雄壮,一刹那间大生感慨。 太祖想,据此险固之地而立都,则可以不繁冗兵而自固,岂非天赐之便?新朝开国 皇帝这时开始后悔自己匆匆建都开封的草率,于是提出迁都。一代雄主发自内心地 认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效汉唐故事,应该是绝妙的霸策。可惜的是,从驾的 大臣无不反对。首先是起居郎李符上疏不可,太祖不听。祭祀先祖罢,皇上赖着不 肯起驾东返,那意思就是想造成既定事实。对此,群臣甚是惊骇,一时无有谏者, 但有位不肯服输的大臣再度上言。 这是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他的话说的似乎很实在:东京有汴渠,因而 便有了江淮每年数百万斛的漕米,都下数十万兵马仰给于此,陛下留居此地,米从 何出?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安固已久,岂能动摇根本?! 那就径迁长安!皇上的主意在那一刻还是坚决的,所以他赌气说出此话。 终于有人叩头了,凡是懦弱无识而又自命效忠的人最后总是会祭出这个法宝。 这是晋王赵光义,皇上的御弟、新朝主要的军事统帅,同时也是太祖黄袍加身的始 作俑者之一,他的话自然有着相当的分量。晋王以首叩地言辞恳切:陛下,安天下 者,在德不在险啊! 太祖沉默了。他明白这件事情一旦错了就无法改正,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 只能以沉默回答晋王。晋王退下,太祖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这是太祖 第二次长叹了,这一次是英明的太祖陛下为顾全大局而作了一个灾难性的妥协。这 件事情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以至于它的是非功过,简直无法评说。新朝的开国皇 帝在这件事情上确有远见卓识,可惜的是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尽管后来也不 断有迁都之议,但都不能付诸实施。 太祖于西幸洛阳七个月后去世,开宝九年(公元976 年)十月二十一日,御弟 晋王赵光义出乎意料又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大宝。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历朝历代的继 承原则是父丧子代,除非万不得已,没有兄终弟及的道理;但这又是顺理成章的, 因为赵光义是新朝的第一功臣,没有他就没有宋家江山,他的仁厚与统御才能更不 让于乃兄,在国家初立,外患未平的创制阶段,以他的地位与威望入继大统,当然 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这多少有点不正常,朝野有些议论和谣言也是事出有因。 说起来也是光义有心要当皇帝,否则,有太祖谦虚仁慈的美德在前,即使天子猝死 变故突发,朝廷内外一时没有准备而有传位于弟的意向,光义理所当然也还是必须 谦让的。 新朝的第二位天子,史称“太宗”。 太祖时期,尚为奠定国统而南征北战,对首都的担心当然显得有些多余。相反, 以四战之地取攻防要枢,纵横捭阖,倒有许多战略上的优势。更何况太祖取的是攻 势,攻的意义就是在别人的土地上摆开战场,需要以决定性的战略决战一锤定音, 于是进退自由的汴梁并非不是一个定都的佳选。可当太宗受挫于辽,国界渐渐确定 后,这个问题就开始隐隐约约地严重起来。 太宗的对外国策以“歧沟之战”的失败为标志形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