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雍容富足 十一月底,众叛亲离的完颜亮被部将杀死,残部退军三十里后遣人持檄至宋镇 江军议和。不久,荆、襄及两淮各地金军亦皆拔寨北还。乌禄即位后更名为“雍”, 史称“金世宗”,世宗得知完颜亮死讯后,进驻燕京正式掌权。此时,中原一带民 众纷纷起义,山东人耿京起兵收复东平,成为其中声势较大的一支。金廷为安顿局 面,一方面在两淮及西南收敛兵力以图再战,一方面也不得不遣使请和以作喘息。 尽管金军仍在各地与宋军往复交战,但完颜亮发动的南侵毕竟还是以彻底的失败而 告终。 更大的影响还是在我们的帝国方面。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十二月完颜 亮死后,高宗尚还有意乘胜恢复汴京,并亲临至镇江府。但当金新帝即位后兵势复 振,高宗的意向马上就开始改变,坚决要返回临安。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 正月,宰执奏金使将于二月份渡淮南来议和时,天子的和意已经十分坚决。照理而 言,徽、钦二帝已经驾返道山,重兵大将也所剩无几,用兵取胜破虏复仇,丝毫没 有背其所利而中其所忌的成份。然而帝国的天子所担心的早就不是得失利弊,高宗 的怕事已融入骨髓,他既没有心思去作任何的判断,甚至连面对明白无误胜势的勇 气都没有。早在十二月份朝廷下令在西北战场上首先撤军就是天子的主意,结果使 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所光复的十三个州又为金人所占,吴璘部仓促退还,在金军 的掩击下损失惨重。全军将士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连营痛哭,声震原野。在高宗 心里,败固然非所情愿,胜也并不能保证一切,他只相信眼下的无事才是最最要紧 的,因此他对臣下说: “朕料定最后还是一个和字。” 和是不错,战争发展到最后也就是妥协,但怎样去和?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 年)四月,金使高忠建来到临安,经过一番激烈争执,抗战派中坚左相陈康伯驳斥 了金国仍要宋廷行臣子之礼的谬论,以洪迈报聘,国书采用敌国之礼。这种方式的 休战似乎才是我们的帝国所能接受的,外交上的胜利当然是战场上胜利的产物,根 本没有必要惧怕谦让。然而,高宗还是密付了洪迈一道手札: “若彼诚能以河南地归还,必欲居尊如故,朕复屈己,亦何所惜。” 这又是退回到老路上去了。天子在大好局面下仍不惜屈己退避的做法,显然已 无法被十几年来第一次扬眉吐气的主战人士所接受。洪迈到了金国,金世宗见到国 书用辞不逊,先令洪迈更改,洪迈不从;后又命他朝见时行旧礼,洪迈也坚执不可, 结果被金人反锁在使馆中,水浆不通达三日之久。本来,洪迈完全可以按照高宗的 手诏行事,屈膝称臣以讨得金人欢心,然而他就是没有屈服,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高 风亮节。与洪迈在敌营的大义凛然相呼应的是,朝中要求乘胜恢复的呼声也极为高 涨。代表人物一是当朝首相陈康伯,一是完颜亮南侵时方被重新启用的张浚。 康伯字长卿,宣和进士,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除参知政事,三十一年 (公元1161年)迁左相。完颜亮南侵时,举朝震骇,不少朝士都遣家属南下以避寇, 独有陈康伯具舟迎家眷入浙,对安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敌虏逼江,康伯坚决反对 幸闽之议,迫使高宗留在了临安。虞允文出任参谋军事前往采石,也出自康伯的倡 议,结果取得了采石大捷。张浚虽然一直被高宗闲置,但在朝中主战派中却享有甚 高的威望,此番出判建康府后,处事布军,风采依然,赢得了朝野的广泛尊敬。此 时的另一位元老级大将刘锜刚刚去世,张浚遂成了抗战一派的希望所在。陈、张二 人得到普遍的拥护,反映出时下的主战潮流确实无可抵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 的高宗皇帝要想再蹈故辙,实在也是非常困难了。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采取了退位禅让的做法来作最后的逃避,其中的原委 倒也颇令人困惑。高宗从建康回到临安是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二月十八日, 五月二十八日便下诏立皇子赵玮为皇太子,明显表露出禅让的意思,到六月初九正 式下诏内禅,前后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洪迈出使金廷是在四五月份,如果从那 时算起,高宗实际上是在一个月内就作出了选择。前唐玄宗、本朝徽宗之内禅,都 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的天子目前正处于一个国威复振的大好时机,年龄也只 不过五十六岁,又何至于如此心灰意冷而想到归于淡泊、颐养天年?严格说起来, 古今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实际上,高宗要是一意孤行,再次委曲求和,尽管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但 也并非不能做到。当年的和议所遭受到的反对浪潮,也并不比今天逊色,天子彼时 能不惜任信奸佞、滥杀大将,此次当然也可以如法效仿,从这一点上讲,他似乎没 有理由做此无谓之举。有一种说法是陈康伯对皇上施加了压力,但这显然不符合情 理,康伯是个正直之士,他不可能做出这种有悖于臣下之道的事情。眼下的情形也 不同于靖康之时,高宗的声望虽然由于不惮屈己而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可与当年的 徽宗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康伯即使有心逼宫,也不会为天子所答应。 最后的解释仍要归结到高宗的懦弱本性上来。所有的天子都没有丝毫的逻辑性 可言,高宗也不例外。他内心的害怕恐惧情结已经根深蒂固,任何外力都无法左右, 这使他完全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和思考能力。败时可以和,但胜时如何呢?我们的天 子显然也是黔驴技穷,所以内禅完全是出自于他的本意,他也只有这条路可走。高 宗的禅让诏出自洪迈的哥哥洪遵的手笔,但有一句话也真实反映出天子的心态,即 所谓“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臧”。他已经安居帝位三十有六年,与其忧勤万机,宵 旰靡怠,倒也无宁雍容释负,退养康宁。六月十一日内禅典礼结束后,已成为太上 皇的高宗随即驾往德寿宫,从此平安地度过了二十六年,以八十一岁的高龄走完了 他并不轻松的人生旅程。 高宗惟一的儿子早夭,因为扬州兵败时染上痼疾,从此再无生育。即位的皇子 赵玮是秀王赵子偁的儿子,算起来是太祖的七世孙,受册太子时更名为眘,后来的 庙号为“孝宗”。翌年,孝宗改元“隆兴”。孝宗是个主战派,即位伊始,就重用 了张浚,同时追复岳飞父子官爵,正式予以平反。朝野气象,为之焕然一新。 高宗内禅只是采石之捷深远影响的一个方面而已,这场抗战胜利对帝国产生的 最大后果是孝宗主持下的朝廷发动了一次北伐。很显然,这次乐观情绪下的主动出 击同完颜亮的南侵一样,都是不合时宜之举。南渡朝廷是否具备足够的实力彻底降 服金敌并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朝野上下究竟有没有形成高度统一的思想意识。 不幸的是,帝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许多事情表明帝国内部的主和倾向已经蠢蠢欲 动,只不过暂时蓄而未发罢了。孝宗以新君的锐气一贾其勇固然值得嘉许,然而恢 复大业并不是单靠一腔热情就能实现的。而金国虽然内乱频仍,但底气尚在,金世 宗能够迅速抚定局面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以帝国久弛的武备遽而北上劳师远征, 能够速战速决尚还有取胜的希望,如果一旦受挫,立即就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 年轻的嗣君是否有这个思想准备? 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初张浚出任北伐统帅,四月,李显忠、邵宏渊取得宿 州大捷,成为近十年最为辉煌的光复胜利。然而时隔不久,由于李、邵不和,未能 协同作战,导致宋军在符离的大败。此次失利在军事上并不算什么严重的挫折,然 而它在政治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这使朝廷妥协的潮流又开始抬头,并进而影响到 即位不久的天子。果然,一贯主张议和的汤思退又重新入为宰相,在他的一力干扰 下,先是张浚被迫去职,接着主战派遭到清洗,最后两淮宋军在金军的袭击下全线 溃败。宋师尚还未渡过淮河,就宣告了北伐的破产。 想望中兴的孝宗仍旧未能避免高宗的命运,最终还是不得已与金人求和。尽管 这一次的和约看起来比绍兴和议有了大大的进步,比如双方不再称君臣而改称叔侄, “岁贡”改称“岁币”,数量上也减少了十万等,但宋廷一方仍然割去了六个州。 帝国的形势原本已一派大好,即使不能渡淮北上,至少也不必再度割地。假如孝宗 意志坚决,准备充分,应该是能够避免这样一个结局的。 但我们只能承认这个无奈的现实,这是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十二月的事情。 第二年,孝宗改元“乾道”,时为公元1165年,距高宗南渡已近三十五年。它标志 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这是雍容富足的时代,这是惨淡萧条的时代,这是安逸平和的时代,这是痛苦 无奈的时代,这是湖山歌舞、尽事逍遥的时代,这是志士堪悲、拔剑而起的时代; 这是水云浩荡迷南北的时代,这是断肠落日千山暮的时代。 自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高宗自绍兴府移驻临安后,因为敌情的变化,天子 行营或因巡幸或因亲征,也曾有过短暂的迁移。当年冬天,宗弼军南下,天子出幸 平江;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高宗再次亲征,行在随之北上。绍兴七年(公元 1137年)春天,张浚力主北伐,遂鼓动天子移驾建康;赵鼎复相后的绍兴八年(公 元1138年)二月,又奉皇帝复还临安。自此以后,始无变动。 临安府所在地杭州本名钱塘,隋始置州,大业初又改名余杭郡,唐复置杭州, 五代时吴越王钱俶即定都于此。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高宗升其为临安府,属浙 江西路。 虽然临安已成为南渡帝国实际上的京师,但在名义上还不算是永久的首都,故 仍曰“行在”,朝廷亦称“行阙”,这当然都是不忘故都之意。不过,名号的不正 丝毫未能影响它在南渡以后的飞速发展。绍兴初年,临安数遭兵火,户口仅存十之 二三,大半还是北方流寓的客户。和议以后,人口激增,到了绍兴末年,户数已臻 至二十五万左右,人口近五十五万,使临安一跃而成为一个庞大的都市。整座城池 周遭约七十余里,分内外两城:外城一名罗城,在沿袭吴越城垣旧制的基础上有所 扩建,形成南跨吴山、左江右湖的极为可观的规模;内城即大内宫城,位于凤凰山 下,本乃州治所在,过江伊始因陋就简改作行宫时,不过只添造了二三百间房屋。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至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间先后建成慈宁等八殿后,宫 殿始具规模,但仍只不过是汴京的四分之一。孝宗即位后,大内建制方日趋完备, 新建宫殿大都朱钉金户,画栋雕梁,覆以铜瓦,又镌以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 光耀溢目。而规划中的许多亭台楼阁都在陆续营造之中,照其建制预计,假以时日, 行宫将来的规模超过旧都汴梁当是毫无疑问的。 临安吸纳诸方精华,渐渐而成繁盛之都,方圆数十里的范围中,人烟生聚,民 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径行不绝。尤其突出的是,临安已彻底消除了 历来天子都会严格划定的坊、市界限,店铺甚至临街而设,通衢坊巷,连门俱是。 自然夜市亦应运而兴,交易之盛,一如白昼。各种官办及私营作坊,遍布杭城内外 ;勾栏瓦舍,不计其数。 临安更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如果说东京汴梁是蕴籍深沉的,行在临安则是秀丽 妩媚的,多雨而温暖的南方所具有的那种绚烂的色彩、和熙的氛围,临安无不俱备。 春之燕语莺歌,夏之荷钱榴火,秋之金风玉露,冬之梅红雪白,四时之美,齐集于 斯。更妙的是,临安城中尚抱有一如珠之水,号曰“西湖”,一城胜景,全在此一 勺碧玉中,本朝苏轼曾有诗写其妙处道:“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 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便是其万种风情的绝好写照。南渡后,湖山之 间,堤桥成市,歌舞丛之,走马游船,达旦不息。 温柔的临安像一位绝代佳人,她以温暖的怀抱,化解着无数伤心人的痛苦,销 了剑锋,雌了男儿。 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真正知道欢乐的可贵。太上皇高宗就是其中的一个,这 位高寿的太上皇晚年喜静好佛,在优游闲淡的岁月中打发着余生。早先的痛苦记忆 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褪去,剩下的只是吟风弄月的潇洒和恬适。上皇尤爱西湖,常 常泛舟湖上乐而忘倦。平日居于北内,亦甚属意器玩之物,嗣皇帝孝宗秉意承欢, 时时网罗人间奇珍以供怡颜,遇得佳物,不复问价。每逢上皇生日,进奉尤甚,孝 宗为承上意,曾一次进钱四十万缗之数。宫廷靡奢之习影响甚大,贵近之家、北来 豪客,仿效之风不绝,进而也传染到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