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浪潮”(4)
应该说,对于编辑队伍建设,早在《故事会》创刊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经过多
年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早期的编辑李中法、钱舜娟、顾乃晴等,都
具有较强的业务水平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为办好这份刊物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但是,随着老同志的一个个退去,市场经济大潮的不期而至,接班的新编辑能否像
前人一样地对待这份工作,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首先是接班的编辑们大都是科班出身,过去从事的大都是与故事联系较少的别
的领域的文学研究,对《故事会》这样的一本通俗性读物了解不多,因此在从事编
辑稿件的过程中就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
再就是社会上对从事这本通俗读物的编辑工作也存在着某些偏见,有的甚至认
为这是一种“下里巴人”的工作,没有从事别的编辑工作高雅。
何承伟认为,有这些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解决这些思想,光靠说教是
不行的,那就是让新来的编辑们多参加一些活动,使他们在工作的实践中认识到自
己工作的意义,认识到这也是一门新的学科,只要认真地钻进去,同样也是大有前
途的。
在各项活动中,编辑部都尽量考虑让老编辑带着新编辑一同参加。通过与作者
的接触和共同探讨稿件,通过在深入到读者中听取意见,使编辑们重新地认识到自
己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广大读者对刊物的期望,从而加强工作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编辑队伍的思想和业务水平,对于提高刊物的质量至关重要,没有一支优秀的
编辑队伍,提高刊物的质量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刊物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质量的竞争;而质量的竞争
其实是编辑人员素质、水平与人格的竞争。
在不断加强编辑队伍思想和业务素质的同时,《故事会》还制定了一系列规章
制度,用以保证刊物的质量。严禁采用关系稿,做到在稿件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规
定,从主编开始实行。何承伟在其所负责的近三十年中,从未向任何编辑推荐过一
篇“关系”稿子。
为了加强编辑部的内部管理,还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编辑制度。
在编辑用稿时,除严格实行三级审稿制度外,编辑还要认真填写对于作品的意
见,这个意见包括作品的特点分析,修改建议,同时还要给作品“打分”。即编辑
在审稿时得给送审的稿子分为A 、B 、C 三级,A 、B 又有+ 、- 之分,而C 仅作
为备用。编辑部还规定,每期稿子均需有一定数量的B+。何承伟即使后来担任了出
版社的社长,在终审时也同样地给作品进行“打分”,这在中国现在的出版界,恐
怕也为数不多。另外对于集稿、审稿、改稿、样稿与作图、划样、发稿、校样、清
样等,都建立了一系列的保障性制度,这使《故事会》的出版发行更加规范化、制
度化、科学化。
范大宇曾写过一个中篇故事,终审都已经通过了,正准备发排之时,编辑部收
到一位名叫李民洪的一篇来稿,同样也是一个中篇,题目叫《温柔的陷阱》,编辑
看了之后,认为比范大宇的那篇还要好,于是便决定采用李民洪的这篇稿子。可是,
编辑部的用稿通知已经邮出,就此将准备采用的稿子压下来,从人情方面也有些说
不过去,更何况范大宇这篇稿子的质量也是不错的。
编辑部在最后的研究中,还是决定采用刚收到的李民洪的稿子。道理很简单,
编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要把最好的故事奉献给读者。
中国期刊市场激烈的竞争,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只有有了高素质的编
辑队伍,才能编辑出高质量的作品,一本刊物才能获得高质量的生命。
鲍放收到一篇与众不同的来稿,稿子是写在一本工作手册上的,在这个小小的
本子上,作者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很多地方连字迹都很难辨认。
在电脑打印稿件已经满天飞的今天,这样的来稿看不看呢?
为了不让一篇好稿从自己的手中流失,鲍放将这篇特殊的来稿采用了特殊的办
法处理,当天下班后带回家去,在台灯下一页一页地认真阅读。读下来发觉这是一
篇题材不错的稿件,只是在许多地方还得下大力气进行修改。于是她又每天埋头在
这篇来稿里,花了很大的精力,终于将这篇稿子改成。然后再连同修改稿给作者邮
去了一叠稿纸,让作者抄好后再邮到编辑部。
这篇稿件的作者是一位刚刚毕业的高中学生,当时在深圳特区打工。他收到来
信后非常感动,立即将稿子抄好邮回。
这篇名叫《花开花落》的稿子很快就通过终审,在《故事会》上发表了,同年
还获得了《故事会》优秀作品三等奖。
除了建设一支思想和业务素质过硬的职业编辑队伍之外,《故事会》还注意到
组建一支来自业余的编辑队伍,这就是《故事会》的特约编辑制度。
《故事会》的特约编辑制度开始于1986年7 月18日,刊物创刊100 期,在风光
秀丽的上海樱花度假村的庆祝大会上,首次聘请吴伦、黄宣林、饶明华三人为特约
编辑,并颁发了聘书。到了1990年第八期,特约编辑队伍中增加了吴文昶、崔陟、
夏元寿。
特约编辑制度是加强稿件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些被聘请的特约编辑有着职业编辑所没有的许多有利条件,他们是刊物的
“第一读者”,了解读者的思想,可以将读者的很多希望带到编辑部,并很快地变
成实际行动,使刊物能够紧紧地贴近读者。
而且,这些被聘请的特约编辑,大都是在故事创作上较有成就的作者,他们熟
悉故事创作的手法,对作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由于特约编辑不离开自己生活的土壤,对自己的那块天地有着与众不同的感情,
因此在审阅稿子时,就会很自然地发现作者在作品中对于生活把握的能力,用以填
补职业编辑这方面的不足。
1989年春天,编辑部收到一篇来稿,作者正在广东打工,名叫李早荣。七千多
字的文章订在一叠横线纸上。这是一个农村题材,内容十分感人。看得出作者有生
活,但他的文学功底较差,作品离发表的距离较远。编辑部不愿放弃这个作品,决
定请北京的特约编辑崔陟出山,原因是崔陟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
这篇稿子崔陟以一个特约编辑的责任心,几易其稿,反反复复,在北京和上海
之间来回了近一年,最后将作品定名为《无悔的选择》,发表在《故事会》2000年
第十期上,并获得当年的《故事会》作品奖,发表和获奖作者名字依然是原作者李
早荣。
这就是《故事会》的特约编辑——一群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特约编辑和职业编辑很好的合作,使《故事会》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编辑队
伍,对刊物的“生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西有一位经常担任这项特殊工作的肖士太,是一位很有功力的故事作者,在
《故事会》未聘请特约编辑之前,早就开始帮着刊物做这项“起死回生”的工作了。
前面所写到的那个《故事会》发表的中篇故事《蔷薇花案件》,就是经他和黄宣林
等“业余编辑”修改后,再由资深老编辑陈中朝和副主编吴复新几经研究修改才算
完成。专业和业务编辑的这种合作,使刊物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为了不断地提高刊物质量,从2000年开始,编辑部又重新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审
稿制度,就是在原有的“三审”制度之外,又创意地实行了“社外审稿制”。
何为“社外审稿制”呢?
那就是在编辑部将经过“三审”选下来的稿子,再送交出版社以外的有关人员
审核。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是“审核”而非“审阅”,那就是这些社外的有关人
员,必须对所发稿子的每一个细节进行生活和艺术的“核实”工作。我曾专门参加
过一次这样的“社外审稿”小型座谈会,参加审核稿子的张道余等三名社外人员,
在正式发稿前对所选的作品进行了最后的评判,提出补充以及批评意见,同时对一
些有争议的稿子最后提出是否同意发表的看法,这些社外审稿人员的看法大都会被
责任编辑采纳。
那么,这些能够参加“社外审稿”的又是一些什么人呢?
这些人员都是必须经过资格认证的。
他们所具备的基本条件有四条:一是对故事这种文学形式有很深刻的理解;二
是有一定的故事创作经验,本人曾经在《故事会》上发表过大量的故事作品;三是
时刻关心全国各地与故事相关的刊物,了解当前故事发展的走向;四是有一定的文
学鉴赏能力。
经过近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有一些稿件在讨论中,
或因没有“挽救”的余地,或因在其他刊物上见到过,或因主要细节与现实生活出
入太大,或因主要故事情节已经出现过,而被审核小组否定,有力地避免了作品质
量的滑坡。
难怪担任了多年编辑工作的鲍放在采访时曾感慨地对我说,要在《故事会》上
发一篇稿子,那真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
生命诚可贵,《故事会》就是用这样的办法珍惜着自己刊物的生命。
一本刊物要想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得到更大的发行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
是必须得有属于自己的生命,这个“自己的生命”便是刊物的独特个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本刊物保持了个性,就是保持了自己的生命;丢掉了个
性,就是丢掉了自己的生命。
纵观近二十年来中国期刊的发展,几次风云变幻,潮起潮落,那些在大潮中折
戟沉沙的期刊,无一不是在残酷的竞争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失去了自己独立的生
命。
因此,面对着全国故事类报刊的大量出现,《故事会》这本老牌的故事期刊却
能稳住自己的阵脚,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以不变应万变,一直处在全国
故事类期刊发行数的领先地位。
刊物竞争的一个主要标志,那就是看其发行量的多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
效果。这对于像《故事会》这样类型的通俗刊物来说,表现也尤其突出。纵观《故
事会》在如何正确处理刊物发行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上,是否可以仿照裴多芬那首著
名的诗来作一个总结呢?这就是:
生命诚可贵,
发行价更高;
若为竞争故,
质量不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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