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作疗救中的参考例证 对包“二奶”之类的重婚现象,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政府是不能视而不见、置之 不理的。就在我入住“二奶”村之后,2001年4 月28日,备受关注的《婚姻法修正 草案》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高票通过。我们期待,通过法律手段 遏制“包二奶”问题。当然,光有法律还是不够的,社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说实话,当年,我正是基于对《婚姻法修正草案》的信任与期望,才决心入住 一个“二奶”相对集中的村落,实施隐性采访。那时正是冬季,离2001年春节还有 10天。村中休闲亭里摆放的年橘、大丽菊以及圣诞红开得正艳,不回家过年的“二 奶”们在村中过着她们平静庸常的生活。我明白,假如不以一个平等的姿态和她们 交往,假如没有和她们一样的“背景”,要想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从她们嘴里掏出 真材实料,那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为便于接近她们,我杜撰了一个被人“抛弃”的故事,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说。 自我放逐的两个月的“假期”是慷慨的,让我的“采访”变得从容不迫。我不 仅在村中整日溜达,与一个个“二奶”厮混,还与一些利益相关者交朋友,如鞋匠、 非法运营车司机以及水果铺老板娘、房东,幸运的是,我还在村中“二奶”们的引 领下,走出村外,去探寻邻近村落“二奶”们的生存状态。 我对初次进村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那是上午时分,我乘坐一辆出租车,车上 有3 床棉被和一张小小的电热毯,那是母亲替我预备的,她担心我独住怕冷。还有 一大堆洗漱用品、台灯和书籍。我原以为出租车可以将我送进那套我租住的公寓楼 下,没想到,进村的要道口有保安拦阻,向我们宣称:村中有个规矩,所有的出租 车不能进村内,只能停在村中菜市场的门口。 我没有朋友没有熟人,一人拎着两大包东西,足足走了一两百米,累得头晕眼 花。当我打开底层防盗门时,恰逢两三位年轻女仔迎面走下楼来,见到我这位新房 客,她们对我友好地点头致意,和我打招呼。我的心霎时就愉悦起来。我的直觉告 诉我,我会成功的,我会和她们交朋友,了解她们的欢乐和伤痛的。 在“卧底”海湾村的日子里,我见证了底层“二奶”们的众生相,可以说,这 是我新闻采访10多年以来所报道的最庞大和最能危及千家万户“堡垒”的群体。她 们为了寻求城市生活和美好人生,做出了另类努力。这份努力,我总觉得有一种自 虐式的悲剧的意味。作为一名记者,一位职业女性,我的良知受到了触动。 入住之初,村中一位有些权力的人士对我十分担忧。他说,某些香港大婆会雇 佣调查公司成员,偷偷入住村中调查“二奶”与老公的行踪。因此,村中的居民警 觉性很高,对步进村里的外来人员都投以怀疑目光,要想配合记者采访简直是天方 夜谭。 入住7 天后,供职于计生部门的两位好友——王先生和吴女士偷偷地来村中探 望我。我的每一次隐性采访都曾得到过他们无私的帮助。我献宝似的带领他们参观 我的蜗居,窗台的资料和书籍,以及桌前作早餐用的半箱晨光牛奶,前房客留下的 那两串风铃。王先生和吴女士就在我的公寓内聊天,我给他们讲我“企街”的经历 和刚刚认识的“二奶”,大家兴奋过度快乐异常笑声不断。就在笑声的间隙中,我 听见隔壁阿艳的房中有些响动,忽然明白过来,我的公寓是不隔音的。天哪!我赶 紧拉着他们离开了城中村,到附近街道上一家咖啡厅小坐。 在咖啡厅里,吴女士想到我一个小有成就的记者,还像刚到深圳的外来妹那样, 过着清贫的生活,一直身处危险的境地,感动得直落泪:你这是何苦呢?难道做新 闻记者都要这样的吗?她哭了好久,我劝也劝不住。王先生在一旁闷闷不乐地抽烟, 过了许久,他说了一句:“别的没什么,千万保重。”他们执意要送我一些家具用 品,最终被我婉拒。 翌日,阿艳问起昨晚的事情。我搪塞说,老乡来玩,多有打扰。 我的另一位记者同仁,得知我入住此村的消息,怕我寂寞孤单,给我送来一部 “爱华”牌收音机,令我十分感动。他们的鼓励增强了我坚持入住的勇气和信心。 我在与“二奶”们厮混的日子里,往往关闭手机。我害怕接外人电话时稍有闪 失,可能会引来她们的公愤。为了和“二奶”们完全沟通,完全融入她们的生活, 我几乎忘记了我的真实身份。我和“二奶”们聊、打牌、赌马、蹦迪,甚至陪同她 们做妇科检查。也许是我过分殷勤吧,有的“二奶”开始猜测我的真实身份。 3 月1 日,我决定陪阿春去值晚班。深夜11时30分,我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父亲,我要陪一个叫阿春的“二奶”去桑拿中心上夜班,并将阿春的手机号码 告诉父亲。我不是故弄玄虚,我没有到过那种通宵达旦的欢娱场所,不知水深水浅, 心中多少有点害怕。我顿了顿,又说:“如果我明天上午不回电话,你们可以打这 个电话查找我的下落。”然后,我便挂断了电话,不容他们多问。我知道,他们关 心和担忧的询问,一定会摧毁我沉下水的决心。 那个夜晚,我在桑拿中心有惊无险,和阿春等人开着一场别开生面的“二奶” 故事会,藉以度过漫漫长夜。我母亲非常担心我,她整晚都没有睡着。父亲提 心吊胆地熬到天亮。第二天上午9 时,父母亲开始打我的手机,前后打了5 个小时, 一直打不通。阿春的手机也处在关机状态。焦虑的母亲催着父亲去寻人,或者是去 公安局报案。 下午3 时左右,我给家中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全然不知家人的担忧与不安。 就在我快要结束“卧底”采访时,在阿春家的麻将桌上,五六位“二奶”充满 疑虑地盘问我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反问她们:“你们认为我是干什么的?” 她们叽叽喳喳地几乎跳了起来,因为混熟了,也就直说,有的说我是人贩子, 是老鸨,是调查公司的。我等她们说完,才反击道:“有没有搞错?拿我这个大龄 女子来玩,我只想从你们这儿了解香港男人,只是希望把自己嫁到香港去。” 说得合情合理,她们都相信了。只有阿春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 离开“二奶”村四五天后,阿春打通了我的手机,开口就说她希望和一位记者 交朋友。原来,阿春一家看了3 月16日夜间中央电视一台的《读书时间》栏目的访 谈。屏幕上,我正在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讲述我陪伴艾滋病人小路走完生命最后 一程的种种艰辛。阿春哥哥突然惊叫起来:“那不是阿敏吗?肯定是她,她……竟 然是个记者?” 3 年后,当我坐在电脑桌前重新整理审读这组“卧底”采访手记,60多个在村 中探访的日子又在眼前重现、舒展,一如在茶缸的沸水中翻飞而舞蹈的茶叶,泛着 淡淡的茶香。离开的那一天,我只带走了拿过去的书,而花了150 元买的廉价席梦 思床、50元的床头柜,以及棉被等物都留在了那里,当然还有前人留给我的那两串 风铃……3 年来,值得庆幸的是,我和这个群落中的部分“二奶”,比如阿金和她 妹妹阿银,还有阿春、阿灿等人都成为了铁杆朋友,她们有什么喜事和难处,村里 来了什么新“二奶”,都愿意讲给我听。这几个人允许我写尽她们的故事,展示她 们的酸楚,只有两个要求,不公开她们的真实姓名,不点明她们在老家的详细地址。 因为,她们还要在社会上做人,还期望过正常的本分的婚姻生活。只有我知道, 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我进村第一天在茶餐厅碰到的那位挨了男人耳光的女仔, 后来我一直没有访问到,人世间有许多擦肩而过的瞬间。 我想说的是,我的初衷绝非为了猎奇,更不是单纯的“挖掘隐私”或者“暴露 阴暗”,我只想尽力撩开面纱,让人们对“二奶”们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有一 个较真实的全面了解。如果能充当社会疗救“二奶”时的参考,当作剖析中的例证, 在我来说,那60个日日夜夜耗去的心血就有了足够的补偿。 高尔基认为:旧事物只是表层在腐烂,而它的根须却在土内埋得很深,并且在 不断地萌发着新芽。这些新芽只是在那些生活步伐迅速,生活的矛盾冲突激化的地 方才能枯萎(《旧事》)。 然而,当我们致富的“步伐迅速”之时,却是陈腐出新芽之际,我们还不应当 警觉而且加以疗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