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他,告他,告他(8)
无论是劳动教养决定书,还是复查结论,都是严肃的国家行政文书。而遗憾的
是,他们竟然把这些盖着鲜红印章的文书当做交易品来讨价还价。这种事,我是不
能做的,我更不能向程维高低头!
一转眼到了8 月底,“三讲”巡视组要回去了。很多老同志极力挽留:“你们
这一走,河北又要开始乱了。”阴法唐同志和巡视组的同事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工
作布置下去再走。这样,原定8 月27日的返京计划改到31日了。
现在想想,这也真是河北的悲哀啊!巡视组走了以后,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着,
为什么不干脆让他们来管河北省呢?那样的话,河北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那时我还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是怎样的险恶和尴尬,所以才“屡教不改”。人
说五十就知天命,而我呢,都快60岁了还这么不懂人情世故,遑论达到“六十而耳
顺”的精神境界呢。看看自己贫困的身世,羸弱的病体,还有这执著到顽固的思想,
倒越看越像小说里的堂·吉诃德了。我揭发程维高,就是堂·吉诃德手持长矛挑战
“风车巨人”的现代中国版吧。不过,不同的是,我周围还有无数的正义的人、无
数的老百姓在关注着我、支撑着我,我不感到孤独。
而程维高却于1999年9 月在河北省省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 以下简称省级领
导) “三讲”教育结束后,写了一份题为《参加“三讲”教育情况及体会》的报告,
这份报告共75页,洋洋洒洒约35000 字。报告中指出,因为河北本身“情况比较复
杂”和以阴法唐政委为首的中央“三讲”巡视组在我的案件及相关问题上存在“左
倾思维与先入为主的派性框子”,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过去的那种‘大民主
’”,从而导致河北的这次“三讲”教育“陷入了政治误区”,“被人塞了私货”,
“很不成功”。
……
我看了这个颠倒黑白的报告,只有徒呼奈何。
程维高总是用一个又一个更大的错误试图去弥补原来的错误,甚至把矛头直接
对准中央“三讲”巡视组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实在是极不明智的,是非常卑
劣的。
这个时候程维高似乎在赌博,只要赌赢了,就能终老此生,家里世世代代就可
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过上奢华的日子,保住高贵的社会地位。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他也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会赌输。
尉建行书记于1999年5 月批示了我的案子,要求解决,但是河北省有关部门顶
住不办,认为我“捏造事实、中伤他人”。案子拖到暑期后,尉书记通过刘善祥书
记了解到了案子的进展情况。
时逢北戴河会议召开期间,尉书记对河北省的领导们谈话时,询问了我的事情。
其中一个领导立刻很坚决地说:“尉书记您放心,郭光允同志的事您不用亲自操心
了,我们原来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保证给他解决,让郭光允同志满意,让您
放心!”
很遗憾,这个同志可是一回河北就把在尉书记面前说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而且还再次勒令我写检讨,并要给我党内警告处分!
我说过,在本书里,你会看到一个个走马灯式表演的不幸灵魂。
关于这位负责同志,我要写上一段“闲笔”。他在从政的早年曾遇到过一些麻
烦,是当时省委书记邢崇智同志帮了他,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
本来他一直是对老书记邢崇智感激涕零的,然而程维高来河北以后,这位同志
凭着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演了另一出“好戏”。
程维高脾气火爆,处事为人都很情绪化。在南京任市委书记的时候,其脾气之
大很多人已有耳闻,下属们人人惧他三分。到了河南省,又与河南省委书记闹不团
结。来了河北以后依然故我,因此与省委书记邢崇智关系很僵。
据李真称,这位领导同志跑到程维高家里,便立即开始哭诉。第一句话就是
“我被邢崇智害苦了!”
连李真自己都奇怪,邢崇智什么时候“害”过他?
可程维高却大为高兴:哦?是反邢崇智的?重用!程维高很高兴找着一个新的
棋子了——在和对头邢崇智的明争暗斗中,能多争取一颗棋子也不错。
这位同志从此就官运亨通起来,不知道他以后还会不会再说“我被程维高害得
好惨”之类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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