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顶了我的大学名额 营房里有一排简陋的体操器械,原本鲜艳的油漆已经斑驳,其中也浸泡着我 的汗水,每日凌晨即起,直到太阳西下,多少个日子我都和战友们摸爬滚打在训 练场上,我也在夜晚来到操场,就着昏暗的灯光背诵大会发言稿,那铿锵的词句 让心头莫名鼓起阵阵激情。那是单纯的年代,精力无穷的年代,渴望沐浴理想光 辉的年代。 有一天,他告诉我,军里有一个保送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那年头上大学不 是考的,而是靠单位保送。军政治部已经做出决定,派我去!我成了万里挑一的 幸运儿。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当年没人敢公开这么说,但那种挥斥方 遒,指挥若定的感觉,多少次都曾经进入我梦中,我没有后台,也没什么门路, 就是凭着自己的真本事,相信栋梁之才不会只被当作一根钉。 第二天,我打起背包,搭上团部的大卡车就往军部去了,望着简陋的公路边 绿得猖狂的热带丛林,我一路默默地向自己的战士生涯告别。军部我一点都不陌 生,那广阔的操场是我的舞台,我在这里做过战术表演,参加过军体五项全能比 赛,也上台讲过学毛选心,面对几千听众把发言稿背得慷慨激昂。谁知一等就是 半个月,每天除了和卫兵们聊天几句之外,几乎无事可做,什么时候动身到学校 去呢?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半个月后,终于有人找我谈话了:“现在有更重要 的任务,决定派你到教导队去。”我丝毫没犹疑地服从了命令,“更重要的任务” 交给我,这种光荣让我根本想不起不能上大学的遗憾,教导队是培训军官的地方, 这对一个普通士兵来说可是莫大的荣誉。 但很快,真相就传到了我耳朵里:原来是一个师长的女儿顶了我的大学名额! 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凝视营房窗,当时军部大院里还 没有那么多灯,黑暗让我看不透,想不明白。在那之前,我像所有在那个年代长 大的年轻人一样,虔诚地相信集体,服从上级,然而亲身经历却让我的信仰发生 了不可挽回的动。 半年之后,我在师长的家里见到了他的千金,那个顶了我的名额上大学的幸 运女孩。她个子高高的,直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文明的标志——眼镜。一头短发, 酷似当年红遍全国的京剧《杜鹃山》里的女主角柯湘。师长是三八年参加革命的 老干部,最爱和下级打成一片,那天师长邀请我们几个大比武的尖子到他家做客, 还骄傲地把他的帅府千金介绍给我们这几个小周郎。他和他的女儿至今也不知道 , 我的将军梦就这样毁在他们父女手里。 等《我在美国当警察》成了畅销书,我这个作者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问: 祖国人民把你培养成材,为什么去给美国人卖命?这些在无菌环境里长大的青年 人如何能理解我报国无门的痛苦。林冲放着八十万禁军教头不当,干嘛上梁山去 做草寇?那出戏为什么叫《逼上梁山》呢? 回到天津,我在一个电机厂当了团委书记。1977年,传来消息说,要恢复高 考了。我听后半信半疑,这年头能人还有出头之日吗?不过,我还是当天就坐长 途汽车跑到弟弟插队的村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 弟弟考取了外语学院的头名状元,看来这是玩真的了。我也开始复习,闷热 的夏天,别说空调,连电扇都没有,蚊子多得咬死人,我在身上涂满避蚊油,躲 在唐山大地震后自己搭的临建棚里,一页页地苦读扔了好多年的旧课本。 我报了法律系,那是一种隐秘的正义感和权力欲结合的产物:我要成为掌握 法律的人,匡扶正义,让所有的人都在法律的框架下服从秩序。我考上了!但专 业却被换成了师范大学的政治系。报考大学时必须接受一个条件,“服从分配”。 跟当年离开部队时造成的震惊一样,我又做出一个令很多人不可思议的决定 :大学不上了! 至今我还保留着那张“欢送石子坚同志上大学”的照片,照片上的同事个个 都很年轻,虽然穿得非常朴素甚至寒酸,但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如今再也找不到的 质朴与纯真。他们都是由衷地为我高兴,但没有人理解我这异乎寻常的选择,有 大学干吗不上呢? 二十年后,我在华盛顿竟然又见到了当年一起考上大学的两位同事。那是一 个纪念恢复高考二十周年的聚会,酒店大堂里高挂着“二十年后再相会”的大红 标语,我们这些八十年代新一辈,如今已经人到中年,有的发福,有的早生华发, 个个西装礼服,手持酒杯,频频相互应酬。“再过二十年,咱们来相会”,当年 唱这首歌时,我们不曾想过,二十年竟然在弹指一挥间,更不曾想过,这二十年 我们将要得到的和永远失去的。 “文革”结束了,拨乱反正,重建法制。我放弃上大学,不仅是对那僵死的 分配制度进行抗争,而且是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法制建设中去。我进了政法机关, 成为新时期法制建设的第一批生力军。我当时多么幼稚,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非一步之遥啊!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