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
与鹰派同样得势的,还有一本发行量只有5.5 万份的区区小刊——《旗帜周刊
》。作为共和党新保守派的喉舌,这份只是“8 岁”的杂志,如今已成为研读美国
政策的“风向标”。用《国家》专栏作家、《开明媒体如何?》的作者埃里克·奥
尔特曼的话说,“就读者而言,它可能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刊物。”在他看来,《旗
帜周刊》的发行量可能很小,但是“他们无意与广大的平民百姓说话。这家杂志直
接同当权派对话,为他们说话。要想了解这届政府的所思所想就必须读一读这本杂
志”。2 《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被视为是新保守运动的先锋,他是新保
守运动的先驱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儿子,他的一个“大手笔”是1997年6 月搞的
“新美国世纪计划”,他不仅组织了一系列文章支持美国采取单边行动来充当世界
警察,还得到了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珀尔等人的签名,不仅使沃尔
福威茨这样的新保守派拿起了武器,也煽动起了像拉姆斯菲尔德这样传统的保守派。
这些人不仅成了《旗帜周刊》的固定作者,还成了《旗帜周刊》许多思想的执行者。
据悉,切尼每星期一都会派人来取30份杂志。
事实上,萨达姆的命运早就被《旗帜周刊》“决定”了。早在5 年前,在克林
顿执政期间,《旗帜周刊》就曾经直言不讳地声称,美国有权而且有必要让伊拉克
改朝换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沃尔福威茨的《萨达姆应该下台!》。这在当
时似乎荒唐可笑,很快被笑声淹没了,但没成想,到了布什任内却成了最强有力的
声音。
《旗帜周刊》并非鹰派在媒体中的惟一“旗帜”。有意思的是,鹰派的“据点”
虽然在五角大楼,但它媒体“后台”却在出生在澳大利亚的鲁珀特·默多克、英国
人康拉德·布莱克和韩国裔美国人文鲜明。媒介大亨默多克不仅支持《旗帜周刊》
3为鹰派和以色列政府传声,还通过他的福克斯电视台(沃尔福威茨参与其中新闻节
目的策划)进行宣传。布莱克旗下的《国家利益》杂志和《耶路撒冷邮报》(珀尔
是该报的董事)则明显站在鹰派一边,受他影响的还有英国与加拿大合资的霍林格
帝国(拥有英国发行的《每日邮报》)。而文鲜明则拥有着合众国际社和右翼的《
华盛顿时报》,后者因鹰派色彩和反共立场而颇有“名气”。4
虽然看上去有些气势汹汹,但鹰派中的很多人却是理论家,他们非常重视思想
库的建设。美国企业研究所与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思想库为鹰派中离开政府
的“内部和外围人士”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因为一项游说丑闻从国防部辞职的珀
尔现在就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它们的资金既来自大公司也来自那些有着
数十年历史的保守派的基金会,例如布雷德利和奥林基金会,这些基金会花的钱都
是一些早已过世的企业大亨的私人财产。很巧妙的是,鹰派特别是新保守派的外交
政策并不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反映企业界的利益。5
此外,很多著名的专栏作家都是新保守派,比如《华盛顿邮报》的查尔斯·克
劳萨默、《新共和》周刊的劳伦斯·卡普兰和《旗帜周刊》的马克·格雷希特,有
意思的是,他们多次攻击鸽派的代表人物哈斯等人是石油大国的“托儿”,进而攻
击鸽派的与伊朗等国进行接触的主张。
芝加哥大学则是新保守主义的发源地。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里奥·斯特劳斯
强调“强者取胜的自然权利”,强调“敌友区分”(这很接近布什的以反恐划线的
思想),“为了使世界变得对西方民主更安全,我们必须努力使整个世界民主化,
使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中的社会变得民主。”1 他的这些思想深深影响到如
今活跃在布什政府中的许多鹰派分子,特别是沃尔福威茨。早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
沃尔福威茨就师从于斯特劳斯的弟子阿兰·布鲁姆,后来他又去了芝加哥大学攻读
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沃斯泰特尔的名言是,“……只有先发制人,制定强有
力的进攻战略,才能确保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超级大国地位。” 沃斯泰特尔的另
一个得意门生是珀尔,而威廉·克里斯托尔则是斯特劳斯另一个传人曼斯菲尔德的
学生。
在鹰派中,沃尔福威茨显然是最早描绘美国新世纪霸权蓝图的人。早在1992年,
当时正是老布什执政的最后一年,沃尔福威茨就秘密提出了一份名为《防御计划指
南》的分析报告,报告中提出的新方针形成了一套新理论。这套新理论的核心思想
是,美国的新世纪挑战就是要维护并加强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打击所有可能
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政权,确保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福威
茨当时就提出应该对某些能够获得或已经拥有核武器及生化武器的国家进行预防性
的打击。2 但由于不合时宜,这套理论在当时受到了各方面的抨击,就连切尼也对
此反应冷淡。
尽管在老布什时期和克林顿时期都不甚得志,但沃尔福威茨最终还是等到了
“明主”。由于沃尔福威茨们的看法与基督教右派和布什总统的世界观不谋而合,
在“9 ·11”事件的作用下,得以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对于鹰派来说,推翻萨达姆并不是唯一目标,它似乎只是证明其理论有效的
一个大规模试验,或者说是他们所梦寐以求的建立美国新秩序的第一个阶段。在
“9·11 ”之后,珀尔就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公开提倡在阿富汗之外,应借机
同时打击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等美国宿敌。而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一周,
克里斯托尔也曾微笑着说,“要知道,我们的路程不会停留在巴格达。它只是开始
……今后还要注意巴基斯坦、伊朗、朝鲜”。而这一切也只是实现珀尔、沃尔福威
茨和拉姆斯菲尔德在1998年的“预言”的开始,当时,他们三人曾坦言,美国有一
个更加野心勃勃的计划,就是重塑中东版图,该计划的第一个阶段是要推翻伊拉克
政权、然后再推翻叙利亚政权。
旗帜“鲜明”的鹰派对地位的迅速提升颇有心得。就像威廉·克里斯托尔所说
的那样,“想法最重要”。在他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新保守派人士,就
属于鹰派人物,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想要把威力和教化的使命结合起来,是理想的
戴高乐主义者。”他们是一些思想者,同时又是强有力的执行者,看上去,他们的
执行越坚决,思想似乎也就越有影响力。在谈到他们与伊拉克战争的关系时,托马
斯·弗里德曼这样说,“如果我所知道名字的25个人在一年半之前被流亡到一个荒
岛上,伊拉克战争就不会发生”。3
对于“9 ·11”,鹰派有着一种近乎“感恩”和生逢其时的感觉,用乔舒亚·
穆拉夫奇克的话说,“如果没有‘9 ·11’事件,我们永远不会如此有影响力”。
在遭到袭击之后,鹰派疯狂地寻求一种新的对外政策,一种穿着反恐外衣的新保守
主义政策。而作为鹰派大本营的五角大楼,不仅把拳头更有力地挥向了国外,还把
触角伸向了久违的内政和外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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