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松雪斋到鸥波亭(8)
皇庆初年以后,赵在京师的生活基本上是以前朝遗老和艺术宠臣的身份从容度
过的。是年新登基的仁宗皇帝年青有为,除自己勤于修身治国,不好财色的良好个
人品质外,还毅然起用大贤李孟为相,尊崇儒学与佛教,励精图治,朝廷上下一时
隐隐有中兴气象。更重要的是,废黜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他即位的第四年终于得到了
开复,同时民间的汉族才学之士也开始重新大量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作为这种开明
政策的明显受益者,赵从自己出仕以来的这第四位皇帝手里得到的封赏是从二品的
中奉大夫,集贤侍讲学士的显赫头衔。但令人遗憾的事情还是接连发生,当时随待
在京的夫人管道升不幸突然身染重疾——一种十分古怪的下肢的皮肤病,而年逾六
十的赵自己的身体可能也已不怎么硬朗。除了替皇帝炮制些御用文章和应请为各王
公大臣书写墓志,赵在最后的政治生涯中唯一还能证明自己价值的东西,看来就是
精神尚能对付之时陆陆续续画下的那几十件作品了。《元史》里所津津乐道的仁宗
赐御府貂鼠翻披一事,就是在一连几天不见赵来上朝,左右告之以“子昂年老,畏
寒不出”的情况下,恻隐之心大起之余作出的决定。几天后这位皇帝又下令将赵与
夫人及儿子的几件代表作品装成卷轴,藏入内库,“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
皆善书,亦奇事也”,从而将赵的声誉与政治地位推向了一生的高潮。
公元一三一八年是赵京师仕途生涯的最后一年,当时六十五岁的赵似乎去意已
决——出于身体、心灵、人事关系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原因。此前他经深思熟虑后
早已写下《自警》一诗遍视诸人,第一次敢于正视自己并对一生的进退得失作了认
真总结。诗中他坦然承认“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行事总堪怜。惟余笔砚情犹在,
留于人间作笑谈”,一种沉痛的忏悔之情溢于言表,并依稀有立此存照,以戒后人
的味道。同时,从广告学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为自己即将作出的辞官决定的提前预
告。作为当年度耐人寻味的重要迹象之一,他自春节过后一连为人写了三张陶潜的
《归去来辞》,此事应该同样也有广而告之的意味在里头。其中打算弘扬地方文化
的湖州市去年花八百余万重金从藏家手中购置的那件,由于卷末有“为云山书”的
落款,且以一向限于在同行中才使用的“子昂”二字署名,可以基本断定是为与他
同时略晚的元初著名书画家,小他二十八岁的镇江儒学学录郭云山——也即前面提
到过的《客杭日记》一书的作者郭畀所书。考虑到此人与赵向有芥蒂,绝少往来,
当时又与倪迂打得火热,时常在后者位于吴江太湖边的隐居之所饮酒论道(有倪瓒
《题郭天锡画》并诗前长序为证,详见拙作《〈客杭日记〉始末》一文)足迹似不
大可能轻易踏入京师红尘。唯一的解释是托人辗转求书,这样于情于理方才说得过
去。另外一个迹象是赵该年五月在京郊万柳堂挟妓饮酒一事,据陶南村《辍耕录》
披露:“京师城外万柳堂,亦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
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赵公喜,
即席赋诗”。此诗即现存《松雪斋续集》中的《万柳堂席上作》,作者自己显然不
愿收入,偏偏有好事者要将它找出来放上去,从而无意中作成了一段韵事文本意义
上的完整。以一向爱以道学面目示人,老庄持重,不苟言笑的赵的名头,当初竟能
置清议于不顾,表现得如此放开,这官看来是真的不想再当下去了。其中的心态与
行为特征,与眼下媒体讨论的政界“五十九岁现象”,倒是颇多可以印证与同参之
处。
还是在政治失意的一二九六年,赵就已经开始过关于将自己的形象从仕途显宦
转为林下高士的尝试。并且用这一招牌非常成功地确立了在艺术界的地位。在随后
的二十年中,他几乎再次用自己的肉体完成了对精神的完美的颠覆,这难免给那些
攻讦他的人留下了更多的把柄。虽然朝廷的意旨在这里起了一定作用,但他自己的
言不由衷、见风使舵也是明摆着的。只是到了年迈体羸、垂垂老矣的一三一九年
(六十六岁),才似乎真正从内心感觉到时间的无情和物质世界的空虚。在给好友
袁桷的一封信中,他感叹自己“年齿日长,精力日衰,笔役研劳,渐学庸退”。同
时,爱妻管氏的脚疾虽蒙皇帝特恩,令御医细心诊治,无奈反复多次不见起色,整
天吵着要回去,想必也是当时促成他最后下决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在该年春
夏之交,赵经郑重考虑与权衡后,正式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并有幸很快获得了批
准。至此,历时三十二年几经沉浮的政治生涯终于全部结束。在归舟中应故人之子
仇治所请为其父仇锷书墓志铭的赵如果转过身来回望舱外,也许碰巧会在船尾的波
浪间看到几只盘旋的白色鸥鸟——他内在精神的象征物——正贴着水面自由自在地
飞翔。但不幸的事情意外发生在中途。自四月二十五日携带家眷奴婢离京启程,五
月十日船行至山东临清地界时,归途中一直辗转病榻,积重难返的夫人管仲姬突然
撒手西去。三十年齐眉举案、相敬如宾的恩爱夫妻一朝说散就散,天上人间相隔,
这显然迫使赵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并有理由对此产生本能的畏惧。扶柩南归路上在
致京中同事及晚年最崇敬的朋友中峰明本的札中,他痛陈哀绪,声泪俱下,称“伤
悼痛切,如在醉梦……岂特失左右手而已耶!”又称“哀痛之绝,几欲无生。忧患
之余,两目昏暗,寻丈间不辨人物。足胫瘦瘁,行步艰难,亦非久于人间者”。我
们注意到,作为一种自我心灵拯救手段,在此后约四年的家居岁月中,忏生与礼佛
一直是他生活创作的一个主要课题。
当三十六年前义无反顾走出松雪斋去北京实现自己雄心勃勃的政治理想时,赵
的年龄才不过三十出头。那时他在异族统治背景下的一番大胆作为尽管“惊世骇俗”,
但在今天某些激进的历史学家眼里看来,应该也算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再说
蒙古人席卷欧亚大陆的铁骑早已成为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一部分,杭州岳坟秦桧跪
像头上的唾沫据报载也日益稀少。这大概可以为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
后记里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提供一些有用的例证吧。包括此文所要重点讨论的,其实
也只是他的心灵状态而非改节仕元一事。而对赵本人来说,在历经多年的宦海沉浮
与世态炎凉后,当他终于踌躇满志回到湖州的家中时,真正令他遗憾和感慨的恐怕
已不是昔日反复纠缠自己的名节问题,而是门前月湖春水里的衰颜与满头白发了。
由于那时两个儿子赵雍、赵奕均已先后结婚并定居郡城,德清的松雪斋虽令他情有
独钟,但那里冷山僻水的地理环境显然不适合一个时刻需人照料的老人居住。这样,
选择湖州城中江之汇东、甘棠桥西与旧居相邻的鸥波亭作为养老之所,看来已是当
时情况下不得已的决定了。尽管他的族人与亲友中不乏有人对他不太友好,两位出
身小家碧玉的儿媳看来又不善治家,以至“自老妻之亡,家务尽废,事事无人掌管”。
加上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归来便著病疾,又遍体生疮,奇痒不可言,爬搔所不
能快。终日茕然,独处一室,无复生意”。可以想象,在这样不尽人意的生理与心
理境况中,他的晚年生活该是如何一副糟糕的模样了。更残酷的是,辞官以后所显
示的种种迹象表明,除了大量求书画者依然蜂涌在门,“使人终日应酬,体疲眼暗,
无策可免”外,已不大见得到有官场中人愿意嘘寒问暖地来与他周旋了。甚至昔日
的朋辈中人也踵门者几绝。在这种情况下,一三二○年暮春已在京任侍读学士的故
人袁桷顺道过此的一次短暂拜访,理所当然被他看作是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除
了剪烛西窗,联席长谈,将满腹牢骚与落寞之情均向老友一倾为快外,他还在后者
随身所携那幅有名的《王维辋川图》的卷末,题上了“余向僻处寡营,适清容过慰
岑寂,并以佳卷索跋,欣喜无已”这样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文字。
在晚年造访鸥波亭的寥寥无几的来宾名单上,其中还有一位就是他的学生兼朋
友,散文家杨载。《赵孟頫系年》说他“时迁宁国推官,归棺省墓,因过吴兴”,
我估计私底下的目的大约是为自知不久于人世的赵的传记准备材料——通过口述、
答问与侧记相结合的方式。甚至有可能就在现场完成了此文的写作与定稿。因为一
年多后距赵突然猝亡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杨自己也随即因病匆匆辞世。这篇原题为
《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的洋洋六千余字长文,
虽然堪称传世的有关赵生平最原始的记录,包括《元史》在内各种版本的作者传记
无不取源于此。但由于受制于为尊者讳和文过饰非的拙劣文风,字里行间总使人觉
得有一种不尽不实之感。比如至元末年权相桑哥在也里审班、也先贴木儿、阿利浑
彻里三位大学士联名力奏下终于被诛,这件功劳居然也被算在了赵的头上。此说不
仅与《元史·世祖实录》等书所述迥异,即使在同时代人的言行著述中也从未见有
如此提法。另外大德年间赵因家乡德清连续干旱,曾率地方官员设醮求雨的松雪斋
后龙洞一山,其址竟被说成是在山东济南郊外,可见传记作者对传主的生平事迹事
实上并不十分了解。至于杨载本人自称与赵所谓二十年的亲密师生关系,除此次造
访中所索得一幅行书千字文上有赵“延祐七年八月,杨仲弘过予松雪斋(其时赵刚
好去德清山中避暑),秋热异于常年,殊无情思。二日,得雨,一洗烦暑。明旦,
为写此赋”的亲笔题款,依稀可证明彼此间的交情外,其余往来均不见有任何记载。
如果《元史》卷一九○中“吴兴赵孟頫在翰林得载所为文,极推重之,由是载之文
名,隐然动京师”的说法可信,两人的正式相识交往应该不早于公元一三一○年,
也即赵初任翰林待读学士,主持国史编纂工作——刚巧为其时任国史馆编辑的杨的
顶头上司——的当年。而杨在传记写作过程中对赵声誉与行迹的百般呵护,显然与
感恩之余极思报效的朴素心理有着直接的关系。细较《元史》里的本传与杨载所撰
行状之间叙事的异同,应该可以发现有很多地方都相当有意思。
当然,对于其时已因“疾病缠身,羸弱不堪,几致无力跋新装池王献之《洛神
赋》卷”,并热衷于忏生礼佛的赵本人来说,任何有关身后荣辱毁誉的话题显然不
大可能再让他为之操心和左右了。即使他缜密的思想尚心犹未甘,他衰残的身体也
已绝不允许。除了坚持不让自己言行相悖的文集在生前出版,当时他唯一还能做的
事情,看来就是整天闭门闲坐,冥思静想,在病榻与药物之间打发自己生命最后的
光阴。作为晚年生活难得的一抹亮色,至治二年春天,新登基不久的英宗皇帝曾委
使臣携带衣酒等物前来探视,总算为他一生的政治梦想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两个月
后的一三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在我们熟悉的湖州江之汇畔的私人别墅中,据言上午
尚在“观书作字,谈笑如常”的赵“至暮倏然而逝”。六十九年的尘世浊梦至此全
部付与声声相催的暮鼓晨钟,仿佛烟消云散,又仿佛花落水流。规制隆重的丧事结
束后,他的遗体遵嘱由亲友护送立即被运往德清东衡,与五年前不幸劳燕分飞先走
一步的爱妻管氏合葬在一起。尽管在后来的诗人兼乡贤蔡显临先生眼中看来,那里
清溪数曲,松杉千树的典型林下景色事实上并不能遮去死者生前政治上的污点。是
啊!“墓谒自书元学士,居人犹说宋王孙”。但今天赵孟頫旧居的参观者和莲花庄
内品茶闲谈,言笑晏晏的游客显然不会再这么看,尤其是当他们被告知此人现今存
世的近千件书画尺牍的总值,几乎相当于他们眼下逗留的这座城市年财政收入的五
至六倍,这是怎样让人不可思议且两眼放光的事情。也许,对一位有争议的古人作
出中肯公允的评价最终将取决于一个时代的道德水准与价值取向,而如此沉重的话
题自然远非本文所能承载。正是基于这样的无奈与局限,几天前的一个黄昏,当我
于霏霏细雨中伫立苕梁桥头,凝视暮色与江水环绕中的当年的鸥波亭遗址,内心突
然涌现出的惶惑、失落与迷惘之情,一如眼前灰暗、湍流相激的水面上某种无助的
漂浮物。真的,我不知道在文中是否已顺畅表达了自己写作时的初衷?我甚至不知
道这些即兴写下的文字,其文本特征究竟接近于人物传记呢还是更象一篇精神分析
报告?当然,如果是前者,我的喋喋不休可能已令读者烦厌;如果是后者,我真正
想说的也许并没有说出。
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写毕,时值
赵孟頫逝世六百八十周年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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