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2) 饶漱石的权欲,在1942年和1950年曾经两度自我暴露: 第一次,“黄花塘事件”( 按:黄花塘为江苏省盱眙县的一个村庄,在抗日战 争中后期曾是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驻地) 。 1942年春,刘少奇离开华东回延安工作。中央电示,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 四军政委由饶漱石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由陈毅代理。刘走后,干部中有些人有 议论,认为论资格、能力、经验、人望和历史功绩,陈都比饶强,书记、政委由饶 代理,出乎大家的意料。不久,中央决定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实行一元化领导,饶更 加忐忑不安,生怕书记、政委轮不到自己,于是,施展权术,把正在开展的整风运 动看作排挤陈毅的机会。他自己躲到离军部40里外的地方搞“农村调查”,让陈毅 在家主持会议,发动干部给领导提意见。再看准“火候”,突然返回,分别找一些 负责干部谈话,强调陈毅历史上就“反毛主席”( 指1929年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 大会) ,说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企图取而代之。一些不明真相的干 部一听说陈毅反毛主席,也跟着饶漱石一道批斗陈毅。用陈老总自己的话来说,当 时他那里“鬼都不上门”。斗过后,饶漱石向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发电报,歪曲事实, 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 中局及我个人”。末尾提出“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 帮助我们”;并大言不惭地称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同时,又煽惑一些 干部联名向中央发电批评陈毅。中央考虑到饶、陈不和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而原定 要在华东主要负责人中抽出一人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由毛主 席电调陈毅去延安。电文中交代:“陈来延期间职务由( 张) 云逸暂行代理,‘七 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陈毅到延安后,很快向毛主席、党中央 把一些问题说清楚了,并且按照毛主席的意思,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发了一份词意恳 切、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电报。毛主席也同时发电报给饶说:“关于陈、饶二同志 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 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 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与抗战 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 饶漱石同志加以解释。”可是,饶漱石在接电的第二天,就回电毛主席,硬说“陈 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 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 仍存在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 等等,要毛继续“给他( 陈) 帮助”。给陈毅的复电就更不用说了。毛主席劝告陈 毅“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现在“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 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 法? 越解释,误会越大”。陈听从毛的劝告,把这事搁下了。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 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就是这样得到的! 第二次,“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事件”。 1949年10月,中央决定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和华东六个大区都建立 军政委员会,由大军区司令员兼主席,其他五个大区都照办了。对华东地区,毛主 席再次交代由陈毅担任主席。陈毅觉得自己既是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司令员,又 是上海市市长,够忙的了,先后向毛主席和饶漱石表示最好别让他兼任此职。毛吩 咐让华东局讨论再定,但仍明确表示,还是由陈毅担任为宜。饶却借着陈毅的谦让, 对陈说:“你不担任,只好由我担任。”在召开华东局常委会讨论此事时,饶不强 调毛主席一再关照主席由陈毅担任为宜,如果华东任命同各大区不一致,可能引起 外界揣测,影响不好等等,来说服大家;反而强调华东在美、蒋的海、空封锁骚扰 下军事任务重,上海工作繁重,陈毅太忙,一再谦让要他担任主席。华东局常委在 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同意了。讨论的结果报到中央,毛主席没有立刻批复,在饶去 北京时,又向他问起此事。饶撒谎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他 来担任。这样,才骗得批准。这项任命一公布,果然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许多揣 测,很多人误以为,一定是陈毅犯了什么大错误。饶漱石却如愿以偿了。 此外,1952年春饶漱石在北京还演了一出闹剧:那一年年初,他因颜面严重痉 挛无法工作,经华东局常委会报请中央同意,由粟裕陪同他到北京休养和治疗。他 却疑神疑鬼,怀疑中央可能对他在华东的工作不满意,借此“调虎离山”;又不知 从哪里听说中央要派彭真或薄一波去华东帮助工作,心情越来越紧张,情绪越来越 烦躁。本来,饶漱石同少奇同志比较熟悉,这回却不去找刘,原因是他觉得毛主席 和少奇同志当时在某些问题上主张不太一致,就开始要同刘“保持距离”,并且常 在陈毅耳边说少奇同志的坏话。5 月间,他出人意料地在深夜紧急求见已经入睡的 毛主席。主席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起身接见。饶漱石东拉西扯地谈了大约3 个 小时,暴露出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患得患失心理。过后,毛主席向我提起这件事,说 那个晚上他听了半天也闹不清饶到底要说什么,最后才听出点眉目,原来饶怀疑中 央不信任自己,找他摸底来了。 建国初,我们党用3 年时间,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任务。1952 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 划。国家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 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少奇同志把我和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找去,商议如何使中 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构适应上述形势和任务变化的需要。少奇同志还交代我和 安子文起草了《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在1952年7 月间由他报给毛主 席。8 月4 日毛主席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 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这以后不久,邓小平、高岗、饶漱石( 西南、东北、华东三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 和邓子恢、习仲勋( 中南、西北两个中 央局的第二书记) 等,相继被调到北京工作。其中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分 兼任新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 当时,饶正 随少奇同志赴苏参加苏共“十九大”,会后又留下考察一些苏联工厂,到1953年春 才正式就职) 。 1952年11月,中央决定将各大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 并进一步酝酿在适当时机撤销各中央局和这些大区行政委员会,再抽调地方上一些 干部充实中央机构;同时着手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改革国家体 制。 1953年初,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 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和加强中央人民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对政务 院工交、财贸、政法、文教等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了分工。其中,计划 工作和8 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 石负责。 与此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繁重的日常工作负担,提出将中央的领导班子 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本人退居二线,只抓大事的设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家计委举足轻重,有“经济内阁” 之称;高岗以国家副主席兼任计委主任,又分管8 个工业部,权势显赫,同其他进 京的中央局书记相比,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进入了建设时期,党和国 家的领导机构和人事,相应地要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和重新安排,中央组织部举足轻 重,它的部长被毛主席戏称为“吏部尚书”。这两个人随着地位和权力的上升,个 人主义思想急剧膨胀:高岗更加目中无人,迫不及待地想当领袖;饶漱石也急于想 在政治投机中附高岗骥尾,分得一杯羹。他们根据一些表面现象,错估了形势,认 为在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之间有隙可乘,视为良机。于是,1953年的夏秋之际, 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前后,两人配合默契,“这边一 跑,那边一斗”,演出了企图分裂党的“二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