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7) 1955年3 月下旬,当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议程进入“高、饶问题”后,一些受到 高、饶影响或和高、饶问题有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和交代。毛主席 对此表示充分肯定。会议临结束时,毛主席号召所有同高、饶反党联盟有过某种联 系或有所牵连的干部,以及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或 口头报告或写书面材料讲清楚。潘汉年受到很大震动,他想到:自己同杨帆、饶漱 石都有过工作联系;在所谓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上, 自己作为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副市长当然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胡均鹤是由 他介绍到解放区去投诚的,如今出了问题,他不能毫无干系。尤其是,他同胡均鹤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一段特殊的联系:当年他策反李士群的过程中,胡是一个重要 联络人。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到上海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把他 骗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这件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 因,一直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过,现在胡均鹤已被逮捕审查,自然会将有关情况交代 出来。会见汪精卫这件事虽然没有对党的利益造成损害,但长期没有向党组织报告, 这已经是很大的错误了,并且不容易说清楚。经过反复考虑,他在全国党代表会议 闭幕的第二天,即1955年4 月2 日,带着写好的材料去向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 表团团长陈毅报告,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 安慰了潘几句,便匆匆将潘的交代材料亲自送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材料 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在4 月 3日责成公安部执行。潘汉年的罪名,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又长 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二是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 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据此,潘汉年被认定为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1962 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 即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上说:“有个潘汉年, 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 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大都得杀。” 语气虽是宽容的,却又给潘的问题再次定了性:实际上已经断定,潘早在30年代参 与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期间就叛党投靠国民党了。 1955年4 月4 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除通过全国党代表会议公报 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 实际上是追认已经执行的决定) 。在这次全会 上,毛主席特别批评了党内存在“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 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他强调,今后必须着重反右, 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在大家注意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再注意防“左”。 以潘汉年来说,多年在党内,大家同他熟悉的不少,是与“老虎”睡过觉,是瞎了 眼睛;但是,一旦发觉了他是“老虎”,眼睛就应当光亮起来,与之划清界限,帮 助党揭露,不要以为与“老虎”同床过就有所顾虑,而丧失一个党员应有的立场。 毛主席还说,因为党在过去肃反问题上曾犯过错误,以后采取九条方针生了效,因 而形成了一种右的偏向,总是原谅自己而失去应有的警惕,今后必须改正。一时全 场气氛十分紧张,事先对此毫无精神准备的中央委员们,包括我在内,听了都大吃 一惊,实在料想不到高、饶问题最终会发展到这一步! 潘汉年的问题,直接同饶漱石、杨帆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毛主席认为: “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又被认定为饶( 漱石) 、潘( 汉年) 、杨( 帆) 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从1955年5 月到1957年底,公 安部根据中央指示,成立饶、潘、杨专案组,下分3 个小专案组,对他们进行长时 间的侦讯。虽然几经内查外调,没有查出他们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 新的问题,只查明了饶隐瞒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才收买敌军连长成功,而向中央谎 报为“派警卫员下山收买”这样一个情节,但在侦讯结束后公安部写给中央的报告 中,仍然断言这3 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此后,这个案子被长期搁置, 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审理。直到“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讲了潘汉年可 以不杀以后,潘才在1963年1 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结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杨帆也在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饶漱石 因为在狱中患了精神分裂症,经公安部报请中央批准,在1965年予以假释,安排到 一个农场养起来,配备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生活费200 元。“文革” 中,饶、潘、杨三人再次被捕入狱。饶漱石在1975年病故。 对其他人员的处理,如果撇开饶、潘、杨一案不说,单以党中央对高、饶反党 联盟的处理而言,牵连的人很少:在东北地区,只有被称为“五虎上将”的5 人被 撤了职,降了级,下放到一般单位工作;华东地区,受到撤职处分的高级干部,主 要就是一个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 对于其他一些与高、饶有或深或浅牵连的高级干部,党中央仍本着与人为善、 治病救人的精神,没有再点名批判。后来的发展情况表明,这样不搞扩大化的处理, 比较成功,既教育挽救了许多干部,也有利于党的团结。 至于高、饶的身边工作人员,更没有受到株连,都由中央组织部安排了工作。 分配到中央办公厅的几个同志,无论在“文革”前或“文革”中表现都很好。特别 是在“文革”期间,大多受我的牵连而遭到迫害,但仍然坚持了革命原则,事实证 明,他们都是好党员、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