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及“大跃进”(4) 6 月10日,在少奇同志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指定胡乔 木同志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加以修改。修改稿将初稿中涉及指导方针的那几句话 改成: “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 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 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 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 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 只能招致损失。” 看得出来,经过政治局讨论后的修改稿,明显增强了反对冒进的分量。 经过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后,6 月15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一届人大 第三次会议作了报告。16日各家报纸全文登出报告( 未经代表讨论即公开发表,受 到不少代表的批评——作者注) 。批准这个报告的大会决议指出:“在执行1956年 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必须全 面地注意多、快、好、省和安全,不仅要做到多和快、而且要做到好和省,要做到 安全生产。”这是一个“总的方针”。 在人代会上,我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国家经委主任名义发了言,讲了关 于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是赞成反冒进的。在分析产 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时,我说主要是我们在计划工作中反了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又产生 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从这里得到的教训是:今后编制计划时,必须对我国现有的生 产能力及其可能的增长程度进行认真的研究,同时要经过反复的平衡计算,以确定 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6 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1956年的国家预算》,认为预算报告 “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 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来的结论”。社论在指出急躁冒进 的几种表现后说:“希望全国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真地重视这一 个警号,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篇社论可能由于题目不鲜 明,未引起毛主席的注意。 中央宣传部起草的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于6 月10日左右脱稿,先后经过定一、少奇、乔木三同志修改。定一同志删掉了颂扬反保 守主义的几句话,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突出的例子”这句话中,在“也是”后 面加了“急躁冒进的”五个字。少奇同志作了4 处文字修改,都是加重语气,以揭 示冒进的危害性。少奇同志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主席接到此 稿后,批了3 个字:“不看了”。乔木同志在修改加工时,补充了几个急躁冒进的 例子,其中之一是:“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的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 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社论指出:“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 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 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社论于20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地 位刊出。 乔木同志加写的双轮双铧犁的例子,定一同志修改突出的扫盲例子,在当时是 比较敏感的两件事,因为都直接涉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 )》。为适应农业合作化后的新情况,推广新式农具,纲要规定:“在三年至五年内, 推广双轮双铧犁六百万部。”在急于求成气氛下,1956年原设想生产500 万部,后 来计划安排生产350 万部,推销270 万部,但仍满足不了各地需要,以致中央在4 月19日不得不致电各省自治区党委,说明因钢材紧张,不能按原计划组织生产,要 求各地降低生产和销售指标。结果,却因为没有考虑到这种犁根本不能用于南方水 田,以致到10月底,虽生产出170 多万部,却只销出80万部,还退回十五万部;没 有退回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只能挂在墙上无法使用的“挂犁”。1958年2 月在政 治局扩大会议谈及此事时,毛主席也说过:“双轮双铧犁在北方还可以,在南方是 名声很臭。这个东西对不对? 现在看起来不对。”纲要规定,从1956年起,5 年到 7年内基本扫除城乡居民中的文盲(以识汉字1500个以上为标准) 。在批判“右倾保 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膨胀空气下,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到某些省里变成 了4 年和5 年,到某些县里又变成了3 年和2 年,到某些农村就变得更短。现在看 来,不仅将5 年到7 年任意缩短是冒进,纲要关于5 年到7 年的规定本身也是冒进 的。在我们这样贫穷落后的大国,要指日消灭文盲,谈何容易!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 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1956年的经济发展,总 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1956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 , 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能不 能把这个增长速度笼统地称为冒进呢? 不能。因为这一年增长速度所以这样高,有 以下两方面的客观原因: 第一,上两年农业丰歉的影响。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和华北平原遭受洪灾, 全国农业歉收,许多农产品减产,其中棉花比上年减产9%,即减少220 万担。我国 那时工业极为薄弱,轻工业原料90% 左右来自农业。农业丰歉对第二年轻工业生产、 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有重大影响。由于1954年农业歉收,致使1955年地方工业 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其中棉纱生产能力只利用75% ,棉布、食油生产能力只 利用62% ,面粉56% 。最为严重的是卷烟工业,只利用24% 。轻工业减产,加上粮 食供应紧张,这又影响重工业生产,影响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安排。因此,1955年 工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5.6%,基本建设投资增长幅度也低,使这一年成为“一五” 期间工业发展速度最低的一年。这就为1956年的工业和基本建设高增长提供了一个 “低基数”。这是一重影响。另一重影响就是1955年农业丰收,其中棉花产量从1954 年的2130万担猛增到3038万担,一年增产棉花908 万担。棉花和其他工业原料作物 增产,就比较充分地把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的设备开动起来,推动了整个工业也 推动了基本建设投资的高增长。 第二,“一五”期间苏联承担的设计项目,头三年到货的设备很少,主要集中 在第四年、第五年即1956、1957年到货,这也促使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骤增。 即使除去上述两项正常因素,年初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工业生产计划的增长 速度也还是偏高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 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 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 但是,正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还只能说是基本遏止住,并没有完全遏止住。 后来总结,认为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主要是三条:基本建设投资虽几经压缩, 还是多用了20来亿元;由于职工人数增加过猛,工资改革控制不严,工资福利支出 多用了10来亿元;由于支持新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贷多发了几亿元。我在第 19篇中讲到,从1953年以来,我国预算执行情况,年年都有结余。可是,1956年不 仅没有结余,反而出现赤字10多亿元。1957年1 月8 日到10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 开小范围的会议,座谈1956年的经济工作。陈云、富春、先念同志和我,我们四人 的发言,都一致认为1956年“冒了”。陈云同志提出要防止建设规模超出国力的危 险,会后加以充实,1 月17日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上讲了,这就是他后来收入文选 的那篇著名文章《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富春同志的发言认为,1956年计 划冒了,执行中也冒了。他还使用了“冲昏头脑”的话。先念同志的发言,从财政 预算角度上讲,认为1956年“冒了”30—35亿,其中库存减少25亿,银行透支10亿。 我的发言,则列举了1956年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基建投资过多,挤了 市场;消费资料增长赶不上人民的需要;工资福利的增加,超出劳动生产率增长幅 度,等等。凑起来共10个问题,也可以说是1956年冒进在经济工作中的10种表现吧 !我们四人的发言,毛主席作了详细的笔记,即现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题为《谈经济 问题时主席的笔记》。毛主席在我的发言部分标了一个题目:“薄一波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