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及“大跃进”(6) 1956年9 月15日到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 举行。大会提出了团结全党和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 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解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问题, 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我在第19篇中,回顾了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 造即将完成的时刻开始,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以苏联为鉴”,总结我们 已有的经验,对中国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写出了《 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著作。正如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 “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 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本篇中又介绍了周总理领导的反冒进 工作,反冒进对八大正确决策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由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过程, 实际上是努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八大的一系列 正确决策,是在探索中形成的,是探索的积极成果。 第一,根据对新形势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成果,作出了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 转移的决策。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概括几个月来党中央的探索结果, 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 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 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 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是 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不断分析社会矛盾,并全力捉住 主要的社会矛盾,把自己工作的着重点摆在解决主要社会矛盾上;主要社会矛盾转 变了,工作的着重点也跟着转变,这是我们党的传统工作方法,也是领导革命和建 设不断夺取胜利的一大诀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主要的社会矛盾既然 已经发生了上述变化,工作着重点当然就应该随之转移。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正是党的工作着重点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转移的标志。 第二,根据反冒进中积累的认识成果,作出了关于经济发展指导方针的正确决 策。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向八大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对“一五”期 间的经济工作,总结了一些重要的经验。例如,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 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像我们这样经济落后、人 口众多的国家,各种物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多余则是暂时的现象,因此, 特别需要我们增加后备力量;计划所造成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所造成的浪费 是最大的浪费;制定财政收入计划时,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积累和消 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在制定财政支出计划时,必须考虑 建设规模与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等等。这些精辟的总结,反映了对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这些认识成果来源于第一个五年经济工作的实践,特别 是1956年反冒进的实践。如果没有1956年的反冒进,使大家把头脑冷静下来,要取 得这样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党的八大以这些认识成果为依据,决定 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八 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 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 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 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 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 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 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三,根据对国家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探索成果,作出了初步改进体制的正 确决策。 我在第19篇中已经谈到,毛主席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的基础上,作了《论十大 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和企业自主权问题。党的八 大依据毛主席这一探索成果,作出了相应的决策。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 :“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 “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 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9 —250 页) 。 八大决定:“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 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扩大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管理权限,并且注意改进和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同时规定,保证企业在 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 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主权力。 我在第19篇中还讲到,陈云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的时候,对我国 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问题、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问题、市场问题作了探索,提出 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论点。李富春同志对改进我国的计划体制问题, 进行了探索,也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八大采纳他们的探索成果,也作出了相应的决 策。这主要反映在经大会批准的周总理所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周总 理的报告指出:我们应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 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 的生活需要。“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 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 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这“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 报告对扩大地方管理权限,提出了七项原则,其中第一项明确规定: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有一定范围内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方面的管理权。 根据八大关于改进体制的决策,1957年9 月20日召开、10月9 日结束的八届三 中全会,基本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草案) 、《关于改进商业 体制的规定》( 草案) 和《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 定》( 草案) 。这三个文件,于11月8 日由国务院通过,公布施行。 上述对体制的各项改进,虽然其深度和广度都不能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 革相比较,但是,对于当时那种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高度集权、纯而又纯、 政企不分为特征的苏联传统体制模式来说,却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 第四,把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写入八大文件,使它正 式成为党发展科学和文艺事业的正确方针。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 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 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 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 制和专断,是错误的。”这一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是并且有待继续努力贯彻执行的党 对科学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五,根据法制建设方面探索的成果,把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作为党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紧迫任务。我在第19篇中讲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周总理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原则,董必武同志更对法制建设进行 了系统的探索,提出了不少重要意见。以他们的探索成果为依据,八大作出了相应 的决策。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 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 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我们目前在国 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 制。”(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53 页) 公民只要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 就是有保障的,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国家就 必然出来加以干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 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也“必须严格 地遵守法制”。 第六,在党的建设方面一项重要决策,是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 德的方针。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 的报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我们党的切身体会,科学地阐述了党、阶级、领 袖的关系问题。指出:“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 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第235 页) 报告回顾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倡议制止歌功颂德和反对在文艺作 品中夸大领导者作用等一系列正确指示之后,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 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 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邓小 平文选》第1 卷,第235 页) 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突出个人方面,八大本身就 带了一个好头。 以上讲的6 条,都是八大的正确决策。至于这些决策执行的情况怎样? 八大有 无局限性? 八大文献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揭示和表述是否准确? 这里都没有讨论。以 后有机会,再和读者来讨论这些问题。 (摘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