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回忆秋收起义(2)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 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 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 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 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 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 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 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他的 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 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 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 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 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取创造 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力量总退却的 时期,我们却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冈山农村展开了游击 战,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农村的进攻,也掩护了城市 的退却,后来有许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地来,送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 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 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这个战略任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 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些零星的农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联贯,远不能形成 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 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结合,互相 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政 治素质。 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则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蔽,避免 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达一地,每打完一仗,都 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宁冈、 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了革命根据地。 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 全国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教育、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 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亲手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后改为八项注意) ,将 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 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肯定下来了;各级政 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 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 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 通过补充的原俘虏兵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 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斗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官 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 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 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 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 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 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 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 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 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 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 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 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育下,也创 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 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悟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这样才易于形成战斗力。但是,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了大量的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 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农民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 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 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历史上对 于党的集体领导制,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 重大的损失。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 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 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 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 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 同志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 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