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回忆(4) 1930年5 月,我们二纵队开到寻邬。这时候,正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高潮时期。 旧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还没有树立起来。特别是在管理教育方面,军阀主义的管 教方法被反掉以后,一部分干部对部队的管理教育,表现得缩手缩脚,更多的人则 感到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正在这个时候,毛党代表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 部会,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 毛党代表在这个报告里,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武 装,与历史上所有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他指出,国民党和一切反革命军队内部, 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暂时缓和这个矛盾,迫使广大士兵为 他们卖命,不得不采用欺骗、麻痹和镇压的手段。我们的军队则恰恰相反。我们是 由许多有觉悟的劳动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一个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 庭里,不论干部、战士,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革命战士,都是阶级弟兄, 因此,必须以革命军队的管教方法来代替旧军队的管教方法。接着毛党代表又把革 命军队的管理教育方法归纳成七条,大意是:第一,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 他指出,当了干部就高人一等,那是旧军队的作风。只有深入群众,群众化了,才 能和战士真正打成一片,战士才敢接近你,才能把心里话告诉你,才敢大胆地向你 提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战士的思想问题和困难,适时地、有的放矢地 予以解决。毛党代表强调指出,干部群众化,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他 号召到会的全体干部,放下架子,深入到战士中去。第二,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 体贴战士。毛党代表指出,这是测验每个革命干部有没有群众观点的标准。我们的 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的疾苦,解决战士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部队真正 成为一个充满着阶级友爱,充满着阶级感情的革命大家庭,才会使我们团结得像一 个人,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第三,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士的表率。毛党代 表强调指出,这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执行纪律、服 从命令的模范。“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制法违法,这是统治阶级的作 风,必须坚决根除。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 路线。毛党代表再三告诫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广大群众中有英雄。他说: 我们的战士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勇于创造的人。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群众的斗争经 验、群众的创造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毛党代表谆谆 地教导我们必须懂得革命要靠自觉,不能靠强迫命令。他反复指出,我们的战士是 最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勇往直前,所向无 敌。我们当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提高战士的革命自觉性,也就是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 提高思想觉悟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说服教育。在必须以纪律制 裁的时候,也要使被处分的人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切不教而诛的作法,都是 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讲这个问 题时,毛党代表特地给大家讲了三国时黄忠老将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黄忠本 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 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 杀了夏侯渊。毛党代表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 法”,但是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阶级 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把道理讲清,任务讲明,战士们就可以排除万难, 勇往直前。专靠指派命令,不做宣传鼓动,就是执行了命令,也不会得到更大的成 绩。第七,赏罚要分明。应赏必赏,该罚则罚。应赏不赏,应罚不罚,是赏罚不分 明,有赏无罚,或者有罚无赏也是片面的,不对的。执行赏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 是通过群众公议,组织批准。这样,既能教育个人,又能教育全体。毛党代表讲得 既通俗又易懂,而且简明、生动,听了以后长久难忘。毛党代表的这个报告,不仅 对贯彻古田会议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指导着我军的建设,成为我军建军原则的 重要组成部分。 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在毛党代表的直接领导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 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 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 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 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 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 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 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 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 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 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 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 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 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 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 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 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 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 整编后,立即出发,1935年1 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 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