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回忆长征(3) 长征渡过金沙江后,又经过会理、彝族地区,到安顺场,过大渡河,到泸定、 天全。在中坝还遭到敌机轰炸,终于在6 月17日过了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到了达维、 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了。我们与四方面军搞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同志相处得很 好。后来在毛儿盖地区住的时间较长,8 月21日才从这里出发,按中央决定分了左 右路军,军委二局随右路军北上。过草地,十分艰苦。8 月27日出草地,经班佑到 巴西。这是一个藏民村子,前敌总指挥部住在这里,二局住在村南的一所房子里。 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随三军团驻在另一村,相距几里路。我们在巴西 住了一段时间后,听到传说,张国焘不愿意北上。大家对此十分反感,私下议论, 主张跟毛主席北上,不愿意南下再过草地。9 月9 日,前敌总指挥部领导我们工作 的参谋长叶剑英忽然来到二局,通知曾希圣局长,说毛主席指示要二局随同中央立 即北上,应秘密作好出发准备;同时要他和曹祥仁( 当时是一科科长,解放后曾任 我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和浙江省委书记,已故) 、邹毕兆( 当时是副科长,解放后曾 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国防工办主任。) 三个同志立即到三军团驻地去,并且告 诉留下的同志迅速准备,待命行动。他特别强调要绝对保守秘密。我们得到通知后 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议论着,盼望着时间过得快些。当时日常行军准备是很熟练 的,我们立即悄悄地把器材、文件和生活用品收拾好。10日凌晨,遵照预定计划大 家迅速行动,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驻地,就地停止待命。这时才见到叶参谋长一个 人牵了马从我们的来路走过来,见了我们就开玩笑说:“我开小差来! ”( 后来听 说那晚上他的马未卸鞍,走的时候连警卫员也未告诉,是只身牵着马出来的。) 我 们也笑着向叶参谋长说:“我们是开大差来! ”不久天大亮了,二局的队伍带到集 合的地方,见到曾局长、曹祥仁、邹毕兆正在焦急地等待我们。不久彭老总来了, 毛主席也来了。他们看到二局的同志很高兴,都笑着问好。毛主席当时对集合在那 里的全体直属机关同志讲了话。他说:我们执行中央的决议,继续北上,张国焘不 想北上,决意要南下到天全、芦山去,而且还企图阻挠我们北上。我们不得不带着 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了。四方面军的同志跟张国焘走,不北上,我们不勉强他们。 我们一、三军团先走,开辟一条北上的路,这是一条康庄大道。南下是一条错误的 道路,是没有出路的,走下去是会碰壁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四方面军的同志会 跟着我们开辟的这条道路来的。当时空气是很紧张的,但是毛主席镇定自若。说完 后我们立即上路。11日到了俄界,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 直属单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后来到了延安,中央开会批判 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我才听说9 月9 日张国焘曾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 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党中央,是叶剑英把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党中央,毛 主席、党中央才下决心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立即北上。原来我们二局的同志当 时是处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是毛主席又一次使我们转危为安啊! 我们北上 抵达俄界的当天晚上,发现在二局搞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最久的李力田同志丢了。 他从巴西出发时就得了肺炎,一出发就是用担架抬着的,9 月11日沿达拉沟行进时, 河对面有人打黑枪,我们疏散开一个一个迅速跑步通过,估计就在那里出了事。当 晚发现后即沿来路去找,没有结果。我们都非常痛惜。事后曾希圣局长向毛主席和 军委首长作了汇报。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他说:我们要关心爱护每一个战士,生 病的同志也要尽量带走,一个也丢不得。要知道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是一颗革命的种 子,是骨干。现在多保存一个同志,将来会是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我们听了 非常感动,毛主席是从整个革命的事业着想关心每一个普通战士的。 当毛主席知道二局还有其他病号时,在全军正处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下令 调拨了一匹老黄马给我们。虽然这匹马背上已烂了个大洞,在关键时还可能助一臂 之力。领导上当时把这匹老黄马分给我用,因为我在过彝族地区时就开始腹泻,一 直好不了,在毛儿盖又误食了野菜毒菌,身体非常虚弱,但我仍坚持和大家一起行 军,值班。9 月14日离开俄界,沿白龙江前进到了麻牙,9 月16日从麻牙出发经花 园向车眼( 离腊子口约十余公里) 前进时,全走的是大山的半坡,羊肠小道。山路 崎岖不平,开始时我不忍心骑这匹老马,只把毯子放在它背上让它驮着跟我走。当 日下午六七点钟,由于阴雨天黑得早,风雨交加,山路更难行。我受了冻,脚抽起 筋来,膝关节不能打弯。往后全是下山路,山石有路坎那么高,到处又长满荆棘。 我混身湿透,掉队了。前后没有一个人,这时已寸步难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我心里想,别的不说,就在山上冻一夜,也活不成了。我年轻轻的只有20岁,难道 就死在这大山里吗? 正在绝望之时,听到后面忽拉忽拉的响声,回头一看,竟是我 的老黄马走来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谢天谢地,来了救星,今天有你就有我,我 非骑你不可了”。我费尽全身力气踹上路旁一个树桩,爬上马鞍,死死地趴在马鞍 上,任凭老黄马驮着我下山。两旁的荆棘把脸和手、腿都刮破了,痛得钻心,但一 切都顾不得了。下得山来,已是深夜了,我见到前面有灯光,想必是自己的队伍了。 这时我想大声叫问红星二大队在哪里? 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是发不出声音来,在饲养 员帮助下我费力地从老黄马身上下来,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休息了一会才挣扎着 进了屋。几十年来我总是记着:是毛主席送来的老黄马救了我一命,是毛主席给了 我第二次生命。白龙江山区的这一晚,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17日白天住在山下一个小村里休整,身体慢慢恢复过来,18日就过腊子口,进 入汉人区,到甘肃境内的哈达铺了。出了山区,见到地里金黄色的庄稼,精神倍增, 老黄马也上交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部队继续北行到了通渭,在西兰公路上打 了敌人的汽车,缴获了一批物资,曾经分给我一块黑色礼服呢面料,我一直背到陕 北在被服厂做了一件大衣。在通渭,毛主席通知二局,说他自己既有一匹马,又有 一副担架,所以可以叫我们去一个病号坐他的担架。曾希圣局长根据二局病号的实 际情况开始要我去。我当时骨瘦如柴,两眼像金鱼似的鼓起来,真是吓人。但我不 肯去。因为我心里嘀咕,自己拉肚子裤子这样脏身上又长虱子,怎么能去坐主席的 担架呢! 我终于没有去,让雷永通同志去了。又走了半个多月,急行军过了六盘山, 走到铁边城,快到吴起镇了。一天,毛主席骑了马从我后面走过来,我走到一旁让 路。毛主席忽然停下来向着我说:“这不是钱昌鑫吗,你怎么病成这样子啊,是什 么病呀? ”我一见毛主席突然像离家在外吃了很多苦的孩子见到亲人似的,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激动到了极点,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下来。我11岁时母亲死了也没有 这样地流过眼泪。心里有话要说,硬是哽咽着说不出来。毛主席立即叫警卫员要扶 我上他的担架,我直摇头。等了好一会,毛主席只好说:“那就慢慢走吧,我们快 到根据地了。”第二天10月19日我们就到了吴起镇。在长征中行军,贺子珍大姐平 时不和毛主席在一起,我到了甘泉象鼻子湾,才见到贺大姐,她把毛主席用过的一 条半新的夹裤送给我,并且说:“这是主席穿过的,还能穿,给你应应急吧。”我 想,一定是毛主席见到贺大姐时把我的情况告诉她了,不然她怎么知道我的病情呢? 岁月流逝没有冲洗掉我记忆中的这些往事。阶级情深,恩重如山。我参加红军 后当小兵时就有两点鲜明的感受:第一点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与旧社会地 主老财对待穷人截然相反。革命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领袖和群众之间,政治上 一律平等。有意见在会议上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平时在工作上下级要服从上级, 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点是我们这支军队与旧军队完全不同。旧社会说好男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我们当红军是好崽当好兵,好铁打好钉。这支军队好似一个家庭,又 像是一所学校。我15岁参军后离家很近,一点不想家。第二次反“围剿”走到富田, 路过家门而不入甚至怕家中亲人见到来拖后腿。我爱这个革命大家庭胜过爱自己的 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