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2) 1935年1 月上旬,红军胜利攻占黔北的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 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的遵义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 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 即何克全) ,总参谋 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 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 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 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中途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提前离开了。 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 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场设在公馆楼上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靠里面有一个带镜子 的橱柜,朝外是两扇嵌着当时很时兴的彩色花玻璃的窗户,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 式煤油灯,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 天冷夜寒,还生了炭火盆。会场是很简陋狭小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决定了党和红 军的命运。 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不像 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那时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 位置也就经常变动。开会以后,首先由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报告。 他也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 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由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 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 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放军事问题,批判了 “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和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 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 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 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又用一、二、三、 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作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 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毛泽东同志的 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地批 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和朱德同 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 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 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 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 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 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 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 积极支持。 会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 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 都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其余同志在当时形势下,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 意见。 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 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 口,我也坐在他旁边,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 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天会议 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 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及王明在 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 临时中央身上。不过这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事后有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 把烤火盆都踢翻了,把桌子也推翻了。这我没见到。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 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失势无权了,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会议共开了3 次,即由1 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决议上印的日期是1 月8 日, 我看不准确,可能是1 月18日之误。因为1 月8 日部队刚进遵义,1 月9 日中央机 关才进遵义,还没来得及召开会议,决议不会那么早就作出来。 会议的后期,委托张闻天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精神,起草了《中央关于 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决议) ,决议指出,博古和李德( 用华夫代名) 等人“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 或专守防御 )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 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 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 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决议》还就博古、李德等在组织路线、领导作风上及利用敌人内部冲突等等问题, 一一作了结论。这个决议在会议上被通过了。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 军队的领导,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负责人职务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选举毛泽东 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在退出遵义途中,在云、贵、川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 中央分工时,选举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总负责人,接着,又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 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 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 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 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