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化民的回忆(2) 如果说直罗镇战斗后毛泽东提出渡河打阎还仅仅把它看成红军行动的临时步骤, 那么瓦窑堡会议已经把东征作为一个完整的战役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毛泽东坚持选 择山西为红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 果敢决断。通过与向西和向南方案的反复比较,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东征将会带来 巨大的战略利益。 第一,日本继侵占东北、热河后,将魔爪伸向华北,攫取河北、察哈尔大部主 权,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卖国政策,全国抗日爱国运动不 断高涨。而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一贯坚持亲日立场,顽固反共,镇压抗日活动。红 军东征山西打阎锡山,可以打击汉奸亲日派的气焰,广泛宣传中共和红军的抗日联 军和国防政府主张,声援北平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争取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支持。 山西、绥远地处抗日前沿,一旦红军在山西立住脚跟,便可开赴前线,直接对日作 战,给日本对华北五省的侵略以迎头痛击。红军出山西、绥远,接近外蒙,还便于 取得苏联的技术援助,但与北上抗日的目的比较,它是处在次要地位的。 第二,东征山西可以极大地改善红军的经济状况。比起陕北,山西地区宽大、 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拥有数亿元的雄厚资本和可观的军事工业。红军东入山西, 可以在阎锡山统治区大量筹措钱粮,补充给养,征集军用物资,还可以扩大红军, 增强红军的战斗力,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陕甘根据地地域狭小,四面受敌,红军长久局促陕北一隅,势必陷入被 动。以主力红军冲破敌人黄河防线跳出重围进到外线,不但能够调动入陕晋军,减 轻对陕甘根据地的压力,还有可能在河东创造新的根据地,与陕甘根据地隔河呼应, 互为援手。这并非像有些同志所认为的是放弃陕甘根据地,而是用发展、用开辟新 区的方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是积极防御战略的灵活运用。 第四,红军把山西作为主要作战方向,有利于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红军初到陕北就注意与东北军中下层人员建立联系。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广泛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统战的对象发展到上层。中共先后派南汉宸、汪锋与杨虎城联 络,张学良也向爱国人士杜重远、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表达了愿与中共联合抗日的 意向。红军选择阎锡山为主要打击对象,就避开了与东北军、西北军的正面冲突, 为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这也就是《军事决议》中所说的 “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 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 东征的战略意义并未马上被所有的人理解。1936年1 月1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 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随主力红军行动,周恩来、博古等坚持后方工 作。毛泽东在会上又说道: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作。东渡黄河,向山西 发展,对于陕甘苏区会有极大帮助,要下最大的决心到山西去。但这着妙棋的高明 中也蕴含着一定的风险。主力红军渡过河东,陕甘根据地后方空虚,如果南北敌人 趁机进攻,陕甘根据地有丧失的可能。主力开往山西,与后方的联系有黄河天险阻 隔,一旦黄河被封锁,前线的主力和后方根据地还有被各个击破之虞。不少人对此 表示忧虑。 彭德怀在1 月24日和26日两次致信中央,强调巩固陕甘苏区的重要性。信中说 :“陕甘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领域,是全国土地革命 民族革命一块最高的旗帜。”应采用一切手段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不应使红军行 动有脱离苏区的危险。他认为目前中心敌人是蒋介石,坚持红军仍应向渭北发展。 他主张把东征作为战略佯攻,调动晋军,求得肃清陕北残敌,巩固基本苏区。1 月 31日周恩来、博古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提出:现在的军事行动应是巩固 扩大根据地,而不是远离苏区形成流动;须能扩大武装人员和解决经济困难,有利 于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日博古还用他和张闻天的名义发出电报,要求修改 《军事决议》把打通苏联置于首要地位的提法。电报说:“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 军长期没有根据地时使我们发生极大困难”。“党的新政策之实施,自己要依靠在 为中国人民出路之模范的根据地之巩固发展上,因之将保卫与扩大根据地放在战略 计划之第二项是不适当的”。上述意见表明,经历了丧失全国绝大部分根据地的痛 苦之后,中共领导人对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愈发感到硕果仅 存的陕甘根据地之宝贵。担心丢掉陕甘根据地,是存在于中共领导人中间的一种普 遍忧虑。这种担心固然不无道理,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如何保存、巩固和发展陕 甘根据地,是采取被动的消极防御,实行全线固守,还是用大胆灵活的战略出击, 跳到外线作战,打破敌人封锁,开辟新的苏区,在发展中巩固。无疑,毛泽东所坚 持的是后一种意见。 1 月25日,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复电彭德怀,再次申明东征是 惟一的选择。基本理由是:向北没出路,作战要单纯的打堡垒,征粮亦无办法,向 南开渭水以北地区对蒋介石作战,那是张学良的地盘,他同意的可能性很小,剩下 的只有“取阎锡山为对手”,渡河东进。常委也吸收了彭德怀的意见,决定东征的 作战方针为“稳打稳扎,依靠黄河发展,并以调动孙楚求得陕北残敌的肃清。”只 有在没有被隔断危险时,才实行敌后跃进,同时保证回渡的船只。 为进一步统一对东征必要性的认识,毛泽东从瓦窑堡来到延长,主持召开军委 会议,听取前线领导人的意见,研究军事方针问题。会上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大部 分人主张“目前应巩固和发展苏区与红军,坚决反对冒进。”根据讨论情况,对战 略方针作了部分修改。据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毛泽东在会上反复说明东征讨阎 无论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 通过东征能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 解决陕北根据地“太穷”的问题。针对担心回不来的顾虑,毛泽东说一定要保证黄 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们进退有据。经过毛泽东耐心细致的说服,与会同志接受 毛泽东的意见,同意进行东征。2 月3 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致电周恩来、 博古、邓发,称:我军决从上游渡河。主要作战方向仍应在东边,向南的方针基本 上不适当。这样,由于毛泽东坚持不懈的努力,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反复讨论,东征 战略方针最终得以确立。2 月20日,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黄河天险, 顺利进入山西,开始了东征作战。 整个东征战役历时75天。其间经过了晋西展开抢占战略枢纽、分兵南下、北上 创立游击根据地、收拢兵力夺回黄河渡口等阶段。遭受突然打击的阎锡山捉襟见肘, 穷于应付,请求蒋介石派中央军入晋支援。敌军51个团采取堡垒主义战术,向我稳 步推进,黄河沿岸渡口一度被敌人封锁。由于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陕西 的神府、三边和甘肃的环县、合水地区敌人力量空虚,便于红军作战,红一方面军 遂于5 月5 日西渡黄河返回陕北,结束了东征战役。东征取得重大战果,共歼敌约 7个团,俘敌4000 余人,扩充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红军挥师东征还产生 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它以实际行动向全国民众表明红军北上抗日的坚强决心,广泛 宣传了中共抗日救亡的爱国主张,推动了华北及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东征的 军事意义也不可低估。红军东征,迫使阎锡山调回“围剿”陕北苏区的晋军,使神 府苏区与陕北苏区连成一片,不久又恢复了三边苏区,陕甘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红军的力量也进一步发展壮大。东征后在山西创建游击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未能完成, 这反映出对蒋介石出兵援晋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并不能说明东征决策是错误的。红 军在山西境内作战,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顺利进入山 西占领战略支点,实施展开,随后又成功地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大块 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要红军在山西、绥远直接对日作战的意图最终得以实现。东 征期间,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顺利开展,受中共抗日救国实际行动和政策的感召,张 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态度逐渐明确,大西北“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 开始形成。东征回师通电提出的“逼蒋抗日”的政策对促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东征的进行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 月下旬在晋西 地区召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研究军事战略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重申 了他的观点,指出,日寇加紧侵略华北,华北成为中日矛盾的集中点,变为全国对 日作战的战场。红军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军事上是可能的, 要下大力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这是对日作战主要和必要的步骤。毛泽东还深 刻阐述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强调应“以发展求巩固,反对巩固的向 前发展。现在,只有发展,才能巩固”。我们“并不废除巩固,而是以发展求巩固”。 “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体现了毛泽东积极防御的一贯思想。它的确立是对 延长军委会议战略方针的重大修改,并成为十年内战后期红军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 ( 于化民:《毛泽东与东征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