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回忆整顿运动(2) 1942年6 月2 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主席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 领导全面的整风运动。这个学习委员会是在1941年9 月26日成立的中央( 高级) 学 习组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央( 高级) 学习组的组长是毛主席,副组长是王稼祥。由 于康生回国以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查干部 的一部分权力,同时,康生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 批判王明路线,与王明路线作斗争的样子。最典型的是,康生在莫斯科时高喊“王 明万岁”,初回延安时仍竭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 册子。但到整风运动期间,他却摇身一变,说王明的小册子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 克化而斗争”。就这样,他当上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组长。并且取得了毛泽东的 信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康生说过:总学委会的实际工作由你 做。 康生提出要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助他做工作。党中央同意了。我记 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是:胡乔木( 毛泽东的秘书) 、黄华( 朱德的 秘书) 、师哲( 任弼时的秘书) 、王鹤寿( 陈云的秘书) 、廖鲁言( 王明的秘书) 、 陶铸( 王稼祥的秘书) 、匡亚明( 康生的秘书) 等同志。康生要求上述同志作为他 的助手,分别向各有关单位了解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并向中央总学委会汇报。 康生要随便使用这些同志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人各有自己的首长,要完成 自己首长交办的各项任务。所以,除了我和廖鲁言以外,基本上没有看见过他们与 康生有多少联系。大致上,胡乔木随毛泽东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陶铸、黄华随 王稼祥、朱老总管军委系统的整风运动;我和廖鲁言去边区联系中央西北局和联防 司令部有关整风的事务。此外,我还有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随任弼时一起参加1942年 10月17日至1943年1 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 1943年3 月初,刘少奇回到延安。毛主席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但 是刘少奇因自己刚到延安,对延安的整风和中央机关的情况都不大了解,很少管事, 实际上还是康生在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他求之不得的。虽然毛主席、刘少奇 同康生都住在杨家岭,但是有关整风的一些汇报会刘少奇不常参加,有时毛主席也 不去参加,那就只有康生一人了。这样,康生就成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实际负责 人。对于整风、审干中的一些问题,康生既可以向毛主席汇报,也可以向刘少奇汇 报。但有些问题康生并不向毛、刘汇报。这种情况给康生钻空子创造了条件。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来审查干部又把中 央党校作为重点,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与康生本人无关的。 3 月16日,中央研究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进行全院大检查。20日,研究院停 止一切日常工作,专门从事“学风、文风、党风”的检查。 当时把中央研究院看作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 院,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院长是洛甫( 张闻天) 。当时,马列学院学习马列 主义的空气是很浓厚的。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他们学习马列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好 样的。他们熟悉马列主义著作,自然,不少人只是会背诵而已,还没有使理论与实 践结合起来。然而,这能不能说马列著作读得过多了呢? 以后可以不学马列著作了 呢? 实际上,当时我们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还很不够,研究得更不够,哪里谈 得上读得太多了呢?!当然,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是要反对的,但反对教条主义,并 不是连马列的书也不读了,只能学习毛泽东著作。整风以后的确注意学习毛泽东著 作,并且也开始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 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他翻译过很多马列著 作。但是,整风开始后,柯柏年竟因为翻译过一些马列著作,而被指责为“教条主 义者”,似乎还因此而受到批判。于是柯柏年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了。毛主席 后来也知道了这件事。一次在王家坪毛主席对柯柏年说,你还要翻译啊! 柯柏年坚 持说,再不搞翻译了。对于这些问题,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是很值得深思的。 整风运动中的这种偏向与康生是有直接关系的。康生后来说过,批判教条主义 是“破坏”,学习毛泽东著作才是“建设”,只破坏不建设,只能给三十分。 整风开始以后,康生以为整风就是对付所谓“二十八个半”的,所以选择中央 研究院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运动,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一 些党内的老同志。后来因为毛主席强调整风是为了弄清问题,分清是非,提高认识, 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才把康生的这一套压下去。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过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就叫《关于锄 奸问题》。这个报告就是宣传延安“特务如麻”。报告认为,一种是打进来的,例 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 康生利用汉中特务训练班一案,即“戴案”,开始制造“特务如麻”的舆论。 “戴案”确实是一个特务案件。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机关在整风运动开始 以前就已破获的,并且已经处理完毕。1940年末,边区保安机关在关中地区发现个 别人的特嫌问题。1941年,保安处派布鲁去关中马栏镇进行调查处理。 最先向我们自首的是曾参加过那个特务训练班的吴南山。吴南山说,戴笠在汉 中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训练了一批青年,派进陕甘宁边区从事特务活动,这个训 练班有四十六七人已进入边区。后来,保安机关根据吴南山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深入 调查。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被查出,其中有的已向我们秘密作了坦白交待。 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原因是这些人都是青年人,家都在西北或在邻近边区的 边境线上。他们想,如果现在不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一旦被发现,全家都要受牵 连。同时,当时党实行宽大政策,如果特务分子自首坦白,就不抓不杀。这样,这 批人也就一个一个地都分别处理了,并允许他们照常工作。当然,对他们也予以必 要的监视、考察,以掌握其动向。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不仅受 过特务训练,而且混进边区来也是带了具体任务的。当然,到了边区以后,是否从 事过特务破坏活动,危害程度如何?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最初,康生并不知道这个案子,事后才知道,于是要走了卷宗、档案材料,进 行了了解,据此,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康生说过,“毛主席很重视这个案子”。 还说,这个案子说明了很多问题:这一案四十余人都是青年,因此,我们审干的重 点对象也应该是青年,首先是外来的青年。其次,他们渗入到了边区各个部门、各 种工作岗位。可见他们的活动是深而广的。面既如此之广,审干、肃反也要做得广 些。康生在审干、“抢救运动”中确实把矛头对准了青年,几乎把外地来的青年都 打成了“特务”或给加上“特嫌”标签。 康生说,“‘戴案’给我们敲了一个思想上的警钟”。康生的所谓“特务如麻” 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1942年12月,康生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以后,延安少数单位开始审查 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