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回忆整顿运动(4) 抢救运动发生一些偏差也与当时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和敌人的破坏有关。 1943年底,从西安来的情报获悉,地方特务向西安报告,在关中发展特务顺利, 人数颇多,甚至地委书记都上了他们的特务名单,军区司令员的老婆、妻弟等都上 了特务名单等等。我到关中马栏调查案情时,中央转来的材料上仍有早已调走的地 委书记向特务提供了情报等内容,这更加引起我的怀疑。经过一两个月的调查,得 知西安情报的来源是出自住在边区境外的织田镇一个特务据点,即国民党特务专员 杨宏超之手。所以,要弄清问题,必须设法抓获杨宏超。 我们决心拔掉这个钉子,组织了一个班,由王天民队长率领,乘夜色,通过封 锁线,奔袭织田镇,把杨宏超抓回边区来。借我情报员的帮助,带路,顺利地通过 了国民党封锁线的炮楼。 半夜12点时,杨宏超才回家。我们的内应将事先准备好了的肉扔给杨家的狗, 使其不吠,然后把门打开。战士们一闪而进,将杨和他的老婆的嘴都堵上。要他老 婆将孩子看好,抓获了杨宏超。织田镇离边区只有十几里路,我在县署等候消息。 仅两个多小时小分队就回来了。战士们给杨宏超戴上手铐后押到马栏镇。 我先回到马栏,同地委书记张德生商量好审讯计划。 杨宏超30多岁,身材魁梧。战士将他带到房子里,我叫警卫员把手铐、脚镣向 他面前一丢,并厉声地说:“你怎么办,是讲真话,还是顽抗!?” 他摸不着底细,很快就交代了。他的老家在边区,因而对边区情况很熟悉,为 了领赏弄钱,就造假情报,说他花多少钱买通了什么样的干部。被收买的干部级别 越高,国民党的奖励就越多。他在织田镇胡编乱造,西安的特务机关都信以为真, 而且十分重视。 抓住了杨宏超的第二天,西安就知道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专门派了一 个师长到织田镇调查此事。西安向重庆呈报,特务专员杨宏超被共产党逮捕,言之 令人痛心! 这个电报也被我们的情报人员送到延安,康生特地给我看过,但他却无 任何表情。 杨宏超被抓后,关中地区许多问题迎刃而解。1944年一二月间,我回到延安, 任弼时、西北局、中组部对我的工作都表示满意。 “抢救运动”的错误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康生对于特务问题主观主义的估计和 当时的一些重大斗争,也为党中央、毛主席所认可。 但是,真正纠正逼、供、信错误和进行甄别工作的还是党中央、毛主席。 早在1943年7 月1 日,毛主席写信给康生,指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 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 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 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康生 不执行正确路线,仍然搞他的一套逼、供、信。 1944年4 月,毛主席找李克农、周兴和我谈话。 毛主席看见我们就说:“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 这样的供词? ” 我们说:“还有三四十份。” 毛主席又问:“你们觉得口供的真实性如何?” 我们说:“基本上没有错,个别的话,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 在从城里保安处去枣园的路上,我和周兴还商量汇报什么内容,后悔没有带上 材料。见面后没想到毛主席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毛主席看出我们一时转不过弯来,就从江西苏区肃反讲起,开导我们。他说: “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我对此一无所知,摸不着头脑。而李克农、周兴都是过来人,他们不作声,一 边听,一边点头。 毛主席见我不明其意,举了一个例子,说:“反AB团时,每个犯人也都有口供。 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觉,悄悄地走到审问犯人的地方,用舌头将窗纸舔了一个洞, 偷偷地看,看见审讯人员正在搞逼供信,我才知道了AB团是怎么来的。” 毛主席讲完后问我们:“你们有没有搞这一套的? ” 我回答说:“没有。我不会审案子,总是审不出问题来。” “审问犯人的是谁? ”毛主席问。 “负责人是审讯科长。他有办法,一审准能审出来。”我答道。 毛主席再次问道:“有没有这样审问犯人的? ” 周兴说:“审讯科长是从江西来的。他在江西就搞过这一套。这些口供都是他 送来的,但不知道是如何审出来的。” 毛主席说:“你们送来的六份口供,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 以后也不要再给我送来了。” 这句话给我的打击很大,无异是泼了盆冷水。 毛主席顿了顿又说:“为什么不想看? 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 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的? ” 李克农、周兴不吭声。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在苏联时见到的都是犯人为自 己辩解,从没有主动讲自己是特务、叛徒的,因而说:“他自己讲自己是特务,怎 么会自己污蔑自己呢? 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毛主席仍说:“总而言之,我看不下去,像写文章、小说,不像是口供。你看 完,觉得怎样? ”他这是冲着我说的,我没有作声。他见我的思想仍转不过来,又 问:“这些口供,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 没有一句话、一个字是错的? ” 我回答说:“一句两句错,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主席听了我的话后,耐心地解释说:“如果有一句是假话,会不会有十句假 话? 有十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 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 我写了 一篇文章,不到一千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 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 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 的。你们回去对犯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 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 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 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