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1) 1940年11月,我离开北方局,从太行回延安,去参加党的七大。同行的有广东 的代表古大存、方方、区梦觉等党在华南很有名的领导人。他们从广东先到苏北, 再转山东到太行,路上很辛苦。徐向前同志从山东经太行回延安,也和我们同行。 那正是皖南事变的前夕,日军又对华北根据地施行“囚笼政策”,严密封锁,路上 很不安全。太行军区派了一个旅送我们过同蒲铁路,晋西北又派了一个旅来接应我 们,在这年年底到达延安。 那时,延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七大。中央原来决定1941年5 月1 日前召开七 大,地点不是在杨家岭,而是在枣园的后沟,在那里修了个礼堂,还挖了些窑洞, 准备给代表住。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很紧张,会期就推迟了。我们留在延安,先 参加整风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分配我担任了一些工作,先是政策委员会的委员;1942年 又参加中央调查研究局党务研究室的工作,研究室主任是副局长任弼时兼的。1943 年,中央调整和精简机构,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3 人组成的书记处,下 面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和中央研究局。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主席,组织委员会 书记是少奇同志,委员有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和我,并由 我担任委员会秘书。中央研究局由刘少奇兼任局长,我是副局长。对各抗日根据地 的指导,中央也作了统一分工。当时,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中央 决定由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负责华中,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陈云负责 大后方,我负责敌占区的工作。这些同志直接对书记处负责。北方局书记的名义尽 管仍由我挂着,实际工作由彭德怀同志代理。 从1940年3 月周恩来和任弼时从共产国际返回延安后,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就 在紧张地进行着。代表资格的审查,由任弼时、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 政等组成一个委员会,早已开始进行。1941年初,中央又成立政策委员会,研究制 订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各项政策提纲,由任弼时和刚从重庆返回延安的博古和凯丰 三人组成,我到延安后随即参加这个委员会,不久,从晋察冀归来的彭真同志也参 加进来。这个委员会是弼时同志牵的头,从1 月11日开始,每两周讨论一次,到4 月下旬,一共研讨了9 次,制订出劳动政策、土地政策、军事、文教、锄奸、三三 制政权和财政经济等七项政策提纲,准备经书记处讨论后提交七大审议通过。王明、 康生、王若飞和李富春等常来参加研讨或起草工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 是这个时候制定的。它由边区政府的同志提供初稿,再经弼时、博古、凯丰、王若 飞和我修改补充,最后毛主席又作了大量修改,提交政治局通过后,先在5 月1 日 的《新中华报》上公布,作为出席边区参议会的中共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的提案。这 个纲领把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理论,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加以具体化,成为可操作的政策条文,纠正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错误,调整 了阶级关系,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起了示范作用。 所以,中央十分重视这个纲领,要求在重庆、上海、香港、菲律宾、新加坡和纽约 等大城市广泛“征求各界意见与批评”。 2 月19日,我向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北方局的工作。 抗战初期,北方局书记是刘少奇,我是副书记,那时是工作大发展时期。党的 六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调任华中局书记,我接替他的职务,这时的工作方针是巩固 地发展。三年来,华北的八路军主力扩大到37万人,县级政权建立了300 多个,党 员发展到40万人。基本地区,除“模范根据地”晋察冀外,又建立了晋东南和冀南 根据地①;晋西北根据地也已走上正轨,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华中的部分地区是 华北的八路军向南发展形成的。我们的缺点是向河北和山东的发展晚了一点,政权 建设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由于受阎锡山的“合理负担”政策的限制,对群众的利益保 护不够。在同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方面,总的原则没有大错,但对反摩擦斗争中怎样 根据自卫原则实行“一打一拉”的策略理解不够,常常容易犯“左”的毛病,例如 有的同志提出不怕打内战,和顽固派分裂越早越好;政权工作中的“三三制”贯彻 得不够好,有的地方领导班子成了“清一色”,不利于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这些, 正在纠正中。 对百团大战,我在汇报中说,当时主要目的是破坏敌占区的交通线,打击敌军, 巩固根据地,扩大八路军的军威。虽然在日军报复性的“扫荡”下,我们付出的代 价大了些,但政治意义很大。对付出的代价,我们在事先是估计到的。刘伯承同志 曾说:敌人像是一窝马蜂,你捅他一下,他一定会出来叮你,那时我们要多背一点 敌人,这是小道理;我们打一个胜仗,彻底破坏正太路,使晋东南和晋察冀两块区 域连成一片,既可以冲破日军封锁我们的“囚笼政策”,又可以制止当时国际上诱 蒋降日的东方慕尼黑阴谋,这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是完全赞成这个意见 的。 总之,我在汇报中认为:北方局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缺点和错误主要是 “左”。 1943年9 月,彭德怀同志回延安时,又向毛主席和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华北的工 作,并将北方局6 年的工作总结送给毛主席看。他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 了中央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缺点。”毛主席看后,用毛笔将“基本上”三个字删 去,并写了这样的批语:“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 央路线。” 就在我作汇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结论中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的 工作。会议决定我协助王稼祥管理华北、华中委员会的工作,研究这两个地区向中 央报送的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因此,我经常列席政治局的会议,整风学习时也编 入中央学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