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2) 1941年5 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 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 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 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七大统一全党认识作准备。 整风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大家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 法论入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 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 正副组长。那时,我住在杨家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 件,也开小组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 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 的。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编出一本“党书”,就是《六 大以来》。全书共280 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 导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518 篇。以前,我们在中山大学期间也读过不少马列的 书,也学革命史,但教员引经据典地讲的都是俄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我在那里 4年,就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毛泽东,也没有听说过农民运动,虽然知道中国人口中 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认为农民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 力量。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学来作过报告,也没有讲毛泽东在井冈山这股 革命力量,没有指出它是将来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里一味责备 是那些缺乏“理论”的老干部断送了革命,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 “新知识分子”不成。到这时,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 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 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党的普遍整风是1942年2 月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 收入《 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 的演讲后展开的。这以后,延安各机关、 学校的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发扬民主,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 作风。这时,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剖析四中全会后以王明 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做笔记,写心得,准 备反省检查。 5 月下旬,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委会,领导整风,毛主席为主任,康生为 副主任主管常务。中央学习组的48名成员分为9 个小组,我和任弼时、李富春、王 若飞等6 个人为第三小组,组长是任弼时。 那时候,康生很红,担任的职务很多,除了总学委会副主任外,还是中央社会 部主任,情报工作这一块在他手里。不久,延安各单位分成五个系统,指定专人管 整风运动。中直系统的学委会主任是康生,李富春是副主任。党政军民学包括军委 和群众团体的学习,康生都可以管。他表现得非常用心,又很勤快。各机关汇报情 况,他亲自作记录,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垫着复写纸在小本子上记,会后立刻把 复写件送给毛主席看。中直系统汇报时,他把邓发和我拉到一起听。总学委会讨论 时,他扮成一个“圣人”的角色。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 册子,他装作恍然大悟地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它,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 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 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历史,在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 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政治路线上有没有错误? 二是六大决 议案是不是正确? 三是抗日战争中应该以正规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 此外,对 土改、整军、根据地性质等问题也有争论。 在反省检查的基础上,我参加了1941年9 月和1943年9 月政治局两次整风扩大 会议,这是中央领导层整风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两次会议,许多重要问题在会上经过 思想斗争,取得了共识。 第一次九月会议在1941年,主要揭发和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教条主 义错误。当时,恩来同志在重庆,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分别在华中和华北前线, 没有出席。会上,洛甫和博古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和批评,会议对所谓“国际路线” 的错误取得了共识,连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主席“说是 路线问题,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讲话,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战初期王明在 武汉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他便以攻为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 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太左”,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这自然遭到 同志们的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出席会议,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觉悟。 王明为什么那么傲慢? 他说《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他 创造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那里来的。他主张的“一切经过 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 石,放弃独立自主。有同志问我,如果王明老老实实认错,事情的发展是否可能会 不一样。我认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认错,他自以为有后台,有资本,顽固地 坚持所谓“国际路线”,而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经叛道。到新中国成立 后,他借治病的机会,跑到苏联,不再回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共五十年》, 和赫鲁晓夫一起反共反华。 第二次九月会议,是在1943年召开的。那时提出来反对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 宗派,一个是经验宗派。毛主席说: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头, 经验宗派是脚,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随着整风学习的逐步深入,从各根据地又抽调许多干部回来参加。那时,留在 根据地坚持的叫“咬牙干部”;回延安的叫“反攻干部”,也就是向日本侵略者大 反攻作准备的意思。 所以,参加第二次九月会议的人比第一次要多。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 德怀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 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 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 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 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 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 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 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 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 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 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