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4) 毛主席说,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 实行特务政策,力图派人打进我们内部来,1943年春天,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 潮,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在复杂的斗争中,审查干部,清除内奸,确实非常必要, 但后来严重地扩大化了,康生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这年4 月底,政治局批准 成立反内奸的专门委员会,主任是刚从华中回到延安的刘少奇,副主任就是专管情 报工作的康生,由他负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康生审干的办法,是按照苏联的“经 验”。当时,共产国际有一名联络员住在枣园,名叫彼得? 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 字叫孙平。平时由康生同他联系。他介绍说:审干应该从下面往上追,最危险的敌 人是埋藏在上层的人。 审干工作的进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单位负责,重点在党校。但很快就发展到 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有一次,在杨家岭 礼堂开大会,“斗争”以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 要他交代同特务的关系。会前,李富春、邓发和我去问康生:究竟有什么证据。我 们还提出:这个会不能开,不然开了会闹不出东西来不好。康生架子十足,躺在床 上,听都不听,说常委决定了,你们不要动摇。会上,和柯庆施一起在北平做过地 下工作的有些人起来揭他。揭了些什么呢? 我记得的有:“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 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 ”“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 凭什么敢这样招摇? ”柯庆施什么也不承认,说你们这些人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没 有这个事情。大家就喊口号,打态度,轰了一个下午,从下午3 点钟一直开到7 点 钟,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记得里面有邓洁,一 旦柯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后,我回 家经过毛主席住的窑洞,他问我:你们开什么会呀? 又叫又闹,开得这样热闹。我 说:斗柯庆施嘛! 他说:你进来坐下讲讲,怎么个情况? 我把情况向他说了,还讲 我们3 个人向康生报告过,认为没有把握。毛主席听后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 会给康生打招呼。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抢救运动”之前,后来在“抢救运动”中, 又变本加厉地追逼,柯庆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抢救运动”是1943年7 月15日开始的。这时,正逢上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 介石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边区周围频繁 活动,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康生又夸大事实,弄虚作假,制造混乱。在此 之前,他先制造了两件轰动延安的错案:一件是混淆矛盾性质的王实味“托派奸细 案”;一件是张克勤假坦白的“红旗特务案”。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1942年春普遍整风开始,在发扬民主、检查 领导时,他写了《野百合花》等文章,言词尖锐,冷嘲热讽,而有片面性。5 月底 研究院对他进行批评,开始时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在会议中间,有人揭发 王实味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过联系,在上海时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 两章,这时,康生插手了,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决定追查王实味与“托匪” 的关系,成为敌我矛盾。其实,王实味过去和托派分子来往的问题,他自己在1941 年早已向组织交代过,但康生决定要追查,中研院党委又召开了两个星期的“座谈 会”,不但“追查”王实味,还有同他接近的4 位同志也一起被康生定性为“五人 反党集团”,把问题的性质上升为“党外斗争”了。我和范文澜、陈伯达都参加了 会议。会议结束后,10月,康生授意院党委开除王实味党籍,并责成我到中研院去 作一次发言。10月31日,我在发言中,按康生定的基调,说“我们这次斗争,按其 性质已经是一种党外斗争了。”当时有同志反映:座谈会的斗争过火了,不够“与 人为善”。我回答说,明白了斗争的性质,“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至于所谓 “五人反党集团”的其余4 位同志,我讲了两点:一是确认座谈会对他们“仍然采 取了严肃的、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报告与发言,并未用敌对的仇视的态 度对待他们”,这是“希望他们能翻然觉悟”,“考验他们是否还希望当一个共产 党员”,“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二是,当有人提出座谈会应对他们作组织结论 时,我回答说:“在今天是否适当,值得考虑。”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年底,康生 将王实味关押审查。1946年,康生主持的社会部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对王实味同志从思想批判发展成政治冤案,以致后来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这 是十分惨痛的教训。 虽然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案,已于1992年2 月由公安部认真复查,予以平 反昭雪;但是,每想到这个教训,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对枪毙王实味,毛主席 十分不赞成。毛主席听说这件事时,我在场,他拍了桌子,指着陕甘宁边区主席林 伯渠说:林老,你还我的人。因为当时是把人交给边区保安处的。当然,林老同这 件事并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