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5) 继王实味案之后,康生又制造了张克勤“坦白典型”案。张是由甘肃省工委介 绍通过西安办事处进延安的地下党员,年仅19岁,在陕北公学学习。在审干中,康 生用逼供信的办法,要张承认是打进来的“红旗特务”,成了“坦白典型”。7 月 15日上午,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中直干部大会,延安所有机关都派人来听。康生在 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接着,张克勤上 台“坦白”。说甘肃省工委是国民党批示要他们出来组织的,实际上是国民党,是 打着红旗的假党,所以叫“红旗党”。随后,从河南、河北等省来的人中也有人出 来讲自己是“红旗党”。这一来,延安各机关、党校、女子大学等纷纷召开“抢救 大会”,一时“坦白”成风。那时,恰好有胡宗南要向延安进攻的消息,所以气氛 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出来说话了。恩来同志当时的处境 很困难,因为说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地下党是“红旗党”,矛头其实是对着他的。在 李维汉同志问他“红旗党”是怎么回事时,恩来同志明确地回答:“没这回事。” 弼时同志是非常正直的人,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意见。毛主席也觉察到了“抢救运动” 中的问题,几次作出指示,规定政策,不许搞逼供信,断然地说:一个不杀,大部 不捉。8 月5 日,中央下文件通告全党:“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已告一段落。” 延安搞了20天的“抢救运动”刹了车,但陕甘宁边区如绥德地委等,继续在逼人坦 白。结果在这个运动中,中直机关受到“抢救”的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新 知识分子集中的陕北公学竟达到百分之五十三。后来毛主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他 在大会上向大家脱帽道歉。延安撤退时,他又特别关照我:所有审干的档案都要带 出延安,不能损失,以便将来能根据事实平反。 应当说,毛主席最初是信任康生的,以为康生是最早起来反对王明的,常在同 志中称赞他,把领导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常务工作交给他,而不是书记处或政治 局。后来,从莫斯科回来的孔原和冯铉等同志,向毛主席直接报告了实际情况。孔 原是老资格,原名陈铁铮,后来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王明和康生是驻共产 国际的代表,孔原讨厌王明,觉得他不正派,反对王明反对得很厉害,王明和康生 也恨他,开除了孔原的党籍。回延安后,孔就找毛主席,说康生一直是宣传王明的, 他不但没有反对过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在列宁学院 讲中国革命史课时就以王明这本小册子作教科书;有一次,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 待会上,他还带头在祝酒时喊:“王明同志万岁! ”孔原跟毛主席谈话后,中央决 定恢复他的党籍。这件事是孔原自己告诉我的。像这样去说的不只孔原一个人,从 莫斯科回来的还有好几个人也去跟毛主席讲。不久,毛主席让康生离开延安,到晋 绥去搞土地改革。 康生离开延安时,李富春、邓发和我去找他,问他发动“抢救运动”那些情报 的来源,康生的态度仍非常暧昧,只说那个时候还是有材料的。什么材料呢? 后来 一查,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国民党西安特务站的CC分子陈建中给当时国民 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发过一个电报,说中共在陕北地区的一个领导干部,是他的同乡 和同学,要何绍南进行策反。这个电报被康生截获了。陈建中也是莫斯科留学生, 我担任国家主席时,他到北京来,还见过我。其实,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同学在延 安。而要看我们的同志有没有接受敌人的策反。康生却不管这些,轻率地断言陕北 的党有问题,西北局也有问题,最危险的敌人在上层。更荒唐的是,胡宗南在西安 的“反共救国队”有意散布的政治谣言,竟也被康生用作“抢救失足者”的根据。 “反共救国队”的队长是梁干乔,广东人,黄埔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1926年进入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夏,因托派问题被遣送回国。他有意制造假情报说: 每一次知识分子到延安去的时候,我们都派人进去,一共打进了多少人去等等。康 生就把它作为重要依据,在大会上宣布“特务如麻”,“延安的知识分子最少有一 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康生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他把这些情报提供给毛主席,毛 主席对敌情的估计也严重了,不然康生不敢开大会,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但 是毛主席也发现并制止了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如提出“抢救运动”不能发展; 结论要有证据;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等。到延安撤退前夕,毛主席逐步发现康生这 个人不大可靠。特别是康生在“抢救运动”中一系列的表现,使毛主席认为这个人 “左”,用毛主席当时的话来讲:“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 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 ( 摘自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