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回忆“七大”(1) 在1941年9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主席倡导成立高级组和中级组,花了很 大精力领导全党的高、中级干部集中学习六大以来的重要文件,研究党的历史,检 讨过去中央领导的路线是非。同时从1942年2 月开始全党性的整风学习运动,来提 高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后来,随着《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 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件汇集在1941年底、1942年冬和1943年冬先后编出,特别 是通过1943年9 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地检讨了党的历史问题,广大高级干部认 清了路线是非,党中央认为,重新起草历史决议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经过两年 多的整风学习,再回头来看1941年秋起草《历史草案》,它在某些方面的内容和对 某些问题的认识,显然需要充实和修正。例如它对四中全会和第三次“左”倾路线 的了解还不完整,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就反映了当时认识上的 局限性。 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一是《历史草案》可作基础,它的许 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可以吸收;二是毛主席1944年3 月5 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 路线学习的六条意见,以及他在4 月12日和5 月20日的报告——《学习与时局》, 可以成为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指导原则;三是“七大”召开在即,许多代表和高级 干部聚集延安,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就历史决议提出修改 意见。1944年5 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召集,成员有少奇、康生、恩来、洛甫、彭真、高岗。5 月19日 又增加博古为成员。弼时同志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负责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 他本人不但参加了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还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对历史决议的 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5 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 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7人,各方面负责同志12人。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这次 会议记录。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为“七大”的召开作准备。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是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最基础的,也 是最重要的工作。会议进行了11个月( 原准备开两个月) ,是我党历史上时间开的 最长的一次会议。全会期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决议草案。 为了使七中全会尽早地讨论历史决议草案,“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成立以后,弼时同志很快就投入了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在当月写出了第一个稿子, 这就是目前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 题的决议( 草案初稿)(一九四四? 五月) 》。这个稿子是以《历史草案》为蓝本改 写而成的( 本来《历史草案》就是最早的历史决议稿,这次重新起草自然要以它为 基础) ,分六个问题:( 一) 关于四中全会的结论;( 二) “左”倾领导路线的错 误;( 三) “左”倾领导路线的恶果和其思想根源;( 四) 在错误领导路线下还能 获得一些成绩的原因;( 五) 遵义会议结束了这一错误路线,恢复正确的领导路线 ;( 六) 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重要。虽然这个稿子的基本内容、一些重要 思想观点的文字表述都参考了《历史草案》,但是弼时同志还是花了很大气力来起 草的。一方面要把两万多字的《历史草案》的精华吸收进来,还需要作提炼和概括 ;另方面又要反映1943年“九月会议”以来对党史路线问题的新认识,这需要作深 入的研究。弼时同志对稿子作了多次修改,能见到的就有三个改稿。第一稿近一万 两千字,到第三稿压缩到一万字左右。 比较《历史草案》,弼时同志起草的稿子的新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修改了 《历史草案》关于四中全会的评价。根据1943年“九月会议”的精神,弼时同志写 道:“四中全会的补选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组,使教条主义宗派分子能够在党的最高 领导机关中获得重要地位,他们与经验主义者相结合,篡夺党的领导,重犯左倾路 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的损失。”“七大认为四中全会是没有 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而且有许多的缺点与错误,不但没有表示党的更加布尔塞维 克化,而且是阻碍党的进步的。因此七大认为四中全会的决议应加以否定。”二是 强调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弼时同志指出:“在中央苏区,毛泽 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曾经纠正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红军、苏区不但未因立三路 线遭受重大损失,反而获得很多的胜利与发展。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苏区在中央未 迁入以前,他曾极力抵抗新立三路线,而且也在实际上纠正过许多错误。”弼时同 志还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作了初步概括,指出:“在思想上是以历史的、唯物 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地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在 政治上是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能真正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革命运 动过程中每一新发生的事件的,在组织上是采取正确的组织路线,而不是宗派主义 的对待干部、打击干部,在军事上是照顾中国革命武装发展的历史而把武装斗争的 经验提高到适应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理论原则高度的。”虽然这里的概括还 是初步的,但这个思想是很好的。三是指出了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号召全党 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弼时同志在决议草案中说:“这种总 结是为着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 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工作”。“七大认为教育党员和干部最好 的办法,就是号召全党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党的历史,首先研究和学习毛泽 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总结中国党的各方面 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用中国革命的理论,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共 产党员和革命者,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而且一定能够避免许多历史上 曾经犯过的错误,无限地增加党员和干部斗争的信心与勇气”。弼时同志的这些好 思想和好思路在后来的改稿中都注意吸收了。 在弼时同志改过几稿后,又由胡乔木以弼时同志的稿子为基础,重新起草一个 稿子。这个稿子近七千字,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概 述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抗战爆发十年间中国共产党曲折发展的历史。在这里, 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以开展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为核心正确 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军事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各种问题,怎样空前地丰富 了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第二个问题是概述第三次“左”倾路线是怎样占据党的统 治地位及其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内容,基本思想是根据 《历史草案》和弼时同志的稿子叙述的。第三个问题是分析“左”倾路线在党内取 得四年之久统治地位的历史原因,也是根据《历史草案》写的社会根源、政治根源 和代表人物的主观根源的论述来发挥的,指出个人品质问题,归根结底是历史的产 物。第四个问题是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指出遵义会议建立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新的中央,就在实际上开始了党的马列主义的新时期;七大 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中国的 马列主义,而党现在是完全统一团结于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央的领导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