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回忆“七大”(6) 七大闭幕后,6 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决定继续由弼时同志为首组织修改,并提交下次会议最后通过。 根据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修改意见,于 7月24 日又印出“草案第四次稿”( 就修改的总次数言,应为第九稿) 。这次修改 的工作量还是相当不小的。主要改动是:(1) 根据七中全会以来广大代表们的要求, 加强了毛泽东同志在一些重大革命关头作用的叙述,特别是在第一部分将原来写的 “党在二十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一切错误的路线和 思想相区别的正确的路线的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改成了“党在奋 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 ——毛泽东思想体系”,并增写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段总的论述。(2) 对党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的“左”右倾向的叙述,增写了八七会议,并对第一次“左”倾盲动路 线、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新“左”倾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及其向苏区白 区派遣中央代表、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五中全会、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与长征 等重大事件讲得更为充实和全面。(3) 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内容的分析,把 军事方面独立出来,增写了关于军事方面的长段文字,从而使之成为政治、军事、 组织、思想四个方面。这是这一稿最大的修改。对政治方面的三个主要错误的概括 和叙述也作了一些修改。对第一点错误,由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弄错了中国 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改成“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与阶级 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对第二点,将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既然在中国社会性 质、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等战略性质的问题上作了错误的论断,对于如何使革命在 全国得到胜利这个策略总方针的问题上,也就不能不采取错误的方针”,改为“各 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对第三点,将原来的 “各次左倾路线既然在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的策略方针两类基本 问题上都犯了许多左的错误,它对于各项具体斗争的策略部署上,也就不能不随着 犯同样的错误”,改成“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与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 在这一点的叙述中不但增加了对毛泽东同志策略思想的阐述,而且在决议稿的第一 次明确指出“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并对其策 略思想展开地作了分析。由于对“左”倾路线政治上三条错误的概括改变了,原来 讲三条错误关系的那一段话也相应地删去了。(4) 在论述“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 根源时,首次指出“左倾路线反映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大批的 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面 “在将来也可能与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其落后的一面则是在失去无产阶 级领导时有可能变成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俘虏”;“小资产阶级的革 命性,在本质上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相同的”,“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 员,虽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这些思想的提出及 论述使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析深刻了许多。这次修改对于历史决议稿的最终形成 是带有决定性的,无论从整体结构、思想观点、段落调整和文字表达来看,经过这 一次修改已基本定稿。 为了提交1945年8 月9 日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8 月5 日排出了历 史决议的“草案最后稿”。这实际上是第十次修改稿。这次改稿虽然基本上是文字 的最后修饰和润色,但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叙述还是有一些较重要的修改。如 在第三部分指出八七会议错误的同时又肯定了它的功绩,使其评价更为全面;将三 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是有功绩的”,改为“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 了积极作用的”;在讲四中全会时增加了对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小册子 的批判;叙述在中央苏区的错误时,原来提到宁都会议的时间只笼统地说1932年, 这次具体化为“1932年8 月”,反而把时间弄得不确了,成为后来党史研究的一桩 “公案”( 准确时间现已考订清楚是10月) 。在第四部分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时, 增写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在分析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政治错误时指出他们“否认中间营垒与第三派的存在”,“把当时积极活 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在论述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时, 增写了“红军( 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 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 路线、纲领与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突出了它的政治 品格;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作战问题上的错误时,强调了他们“要求 阵地战与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 思想方面论及一切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与否的根源时,将原来写的“在思想 方法上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改写为“在思想 方法上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 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与此相联系,也将原来写的“毛泽东同志从 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改成 为“毛泽东同志从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 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从而强调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作 用;对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析也相应地增写了“它们都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 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它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话。 这一稿的修改,使历史决议稿无论在内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述上,从总体看,都达到 了更加严谨、细密、准确和完善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