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强回忆“七大”以后(1) 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已经五十多年了,这次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 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 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标志而永载党的史册。作为当年参加过这次大会的老 战士,抚今追昔,我深深感到,党的七大在中国面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在 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历史关头,旗帜鲜明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 大旗上,率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最终夺取胜利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充分认 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领导我 们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党的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17年,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实, 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早在1931年1 月的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来了。此后,因 战事连绵,会议的准备工作只好推迟。 1938年3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中央应 “立刻进行具体准备”,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等等。这一年的3 月,我奉中央军委之命,离开八路军第129 师385 旅政治部主任的岗位,担任总政 治部组织部长。当时,组织部的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但很精干,人员也比较年 轻,我当时也只有26岁。组织部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军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 工作十分繁忙。我们总政机关住在延安城北郊一排整洁的平房里,距毛主席住的地 方很近,晚上能看到主席办公室的灯光。毛主席有时来到我们办公室看望大家,了 解情况,我们得天独厚地能经常聆听到他的指示。由于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离中 央首长又比较近,使我对七大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有了一些具体的了解。 同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会议还对代表名额分配、选举代表的方法做了规 定。号召全党要注意调查研究,为召开七大做好准备工作。 为了贯彻全会的精神,1939年1 月军委决定开始组建华北战地考察团,并任命 我为考察团团长。中央领导对考察团工作非常重视。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毛泽 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都曾接见过考察团同志,作了专题报告和重要指示。 记得毛主席报告的内容是联系群众、调查研究;李富春讲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 ;滕代远讲了注意研究军事工作的重要意义;谭政讲了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等。这 么多的领导同志百忙中给我们讲课,使团员们很受鼓舞,也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亲自向我交代了考察团的工作方针、任务、工作方法、出发 时间等。考察团是我按照王稼祥的指示,从军委直属机关、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鲁 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八路军留守兵团等单位陆续调集来的,共57名同志。其中 有久经考验的红军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和有各种业务专长的年轻同志,人数不多, 人才济济。我们按考察团的任务编为组织、宣传、敌工、军事、锄奸、战地记者6 个工作组。配置了电台、机要等若干辅助小组,成立了党支部,由我担任书记。 3 月16日,考察团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前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8日,由 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谭政联合署名发给华北各根据地负责同志的电报中,对 战地考察团的主要任务、指挥关系、经费供给等一一做了明确规定。并强调“所有 考察团的干部,任何人不得抽调,以保证其任务之完成”。战地考察团在向敌占区 行进当中,沿途受到当地人民极其热情的接待和照顾。每到一地不论男女老少,见 到我们这些八路军都把我们当做自己的亲人,把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把仅有的 一点细粮做给我们吃,并争先恐后地给我们带路、牵马。当时的党群关系、军民关 系是一种患难与共的鱼水关系。 我们考察团每到一地,就紧张有序地工作,并每天将工作情况用电台上报给军 委。 11月23日,军委来电,让我带着总结材料于12月底前赶回延安,参加七大的准 备工作。但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随后日军又加紧向我根 据地进攻,七大筹备工作再次受到影响。这时,总部又来电让我“暂缓来延”,继 续进行考察工作。 1940年7 月1 日,考察团满载而归,回到了延安。为了把调查报告总结好,王 稼祥指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室,由我负责。大约经过4 个月的时间,我们写出 了约30万字的两份调查报告。王稼祥仔细审阅了这些总结材料和文章,他对我说, 这是从实际中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对领导的决策工作非常重要。后来,这些材料也 为七大有关报告的修订和完善提供了参考。 1941年3 月我调到军委秘书厅任秘书长,兼管军委干部研究处的工作,专门负 责研究八路军的干部问题。我记得,为了开好七大,党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充分的 准备工作。比如,加强和扩大了中央党校,集中大部分已经来到延安的七大代表到 党校学习。我和王稼祥经常到党校,邀请各根据地来的七大代表,向他们了解当地 的干部情况,最后由我整理出了三份专题材料。王稼祥说,这些材料对帮助七大制 定干部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 1941年春天,首先在中央党校发起,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整风运动。这 年的夏天,蒋介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不断调集军队进犯我边区。这时中央调 我任边区留守兵团副政委。当时我与兵团司令肖劲光一起,边组织部队做好保卫延 安、保卫毛主席、迎击敌人的准备,边认真搞好部队的整风工作。 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全党高级干部在1943年冬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 讨论中我对继续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意见,建议不要让犯有严重错误的 同志进入新中央委员会,后来我又把意见写在给中央的信上送给毛主席。不久,毛 主席给我复了信。信上说:“方强同志:来信收到了。很愿同你一谈,因准备七大, 近日抽不出时间,等一会再定时间约谈。同志的敬礼! ”毛主席对大会代表的意见 如此重视,令我十分感动。这时,我与王稼祥、谭政等同志一起被总政机关选为党 的七大代表,我感到莫大荣幸。 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注重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充分发 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的智慧进行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令人欣慰的是,这 个好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