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回忆重庆谈判(1) 1945年8 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全市为之轰动,大家 都在热烈地庆祝胜利,但是我却一个人闷在家里。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 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当时两党商谈早已经 陷于停顿,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我正积极活动,企图使和谈恢复。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终于由蒋电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会商国事。8 月25日中共 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全党第一个方针, 第一个斗争目标。因此毛泽东先生慨然电复应约。于是由我和赫尔利坐了专机到延 安去迎接,记得就在8 月28日那一天,我们陪同毛先生到了重庆。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先生之到重庆,在当时说,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 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 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 提高了许多。 毛先生到重庆后,蒋随即举行欢宴,并会谈了多次,双方分别指派周恩来、王 若飞;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我充当代表。在9 月3 日下午,中共代表周、王两 位首先提出《谈话要点》一件。9 月4 日,蒋把他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 了我们四个人。 从这两个文件看,双方的距离是很远的。例如中共提出:山西、山东、河北、 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 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而 国民党是空洞地答复:“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 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亦必本“用人唯 才”之旨,延用中共人士参加;又如关于军政数字,中共要求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 八个师,而国民党方面最多只能同意十二个双方距离如此远,在最初看,很多人认 为是根本不会得到协议的。由此亦可见当时商谈进行的困难。不过,最初料不到的 尽管双方距离远,但经过四十天的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一个 协议,就是10月10日午后在我家客厅里,毛泽东先生也在场,双方签订了《双十协 定》。 毛先生在留渝四十三天内,蒋固然礼遇隆重,亲到住处访候,而各党派、各阶 层人士求见的更是络绎不绝。他那种和蔼、亲切、谦逊、诚恳的态度,给大家印象 很深,各方宴请的也很多,即过去反共坚决、思想保守如戴季陶,也对毛先生表示 敬重,并对他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在他要我代约时间宴请毛先生和同行诸位 的信中还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 ……一别二十年, 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 一聚也。……” 在10月8 日,我曾假军委会大礼堂举行欢宴晚会,邀请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 新闻界、党、政、军各方人士五百余人参加,盛况空前。我当时有一个简单的致词 :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承参政员、文化界、新闻界暨党、政、军各方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光临, 极感荣幸。这次举行聚餐晚会,请柬上并没有声明原因,大家也许心里正在猜想; 当此嘉宾毕集、盛会开始之际,本人愿宣布今晚之会,主要的是为了欢迎和欢送毛 泽东先生。 毛先生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应国民政府蒋主席的邀请,到重 庆来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此事,不但为重庆人士所关怀,也为全国人士所关怀, 也可以说为全世界人士所关怀,因此,大家对于毛先生的惠然莅临,一定感到莫大 的欣慰。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四十天了。他和蒋主席谈了好几次,政府代表邵力子先生、 张岳军先生、王雪艇先生与本人也和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有时与毛泽东先生谈, 一共谈了好多次。谈的结果怎样,这是大家所最关心的。外间有种种传说,今天想 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很忠实地报告一个概要。我的报告虽然没有事先征得双方的同意, 但是我想也许能够代表双方的意见。 首先,值得报告的,是双方商谈的大前提大原则完全一致。例如在民主、和平 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些大原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我 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需遵从的 大原则。在抗战胜利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要埋头苦干三十年乃 至五十年,才能够迎头赶上,才能够使中国不愧为世界上四强或五强之一。大家都 知道,和平奋斗救中国是我们国父的遗言,民主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中国国民 党流了五十年的血,我们牺牲了多少生命去推翻满清政府,铲除数千年来的专制政 体,抵抗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为的什么? 还不是为了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吗? 至于统一、团结,更不必说,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富强的国家,没有不团结、不统 一的,任何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没有不实行民主政治的。毛先生一再表示愿在蒋 主席领导下建设新中国,一再表示愿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而努力,这种地方真值得 我们佩服。这四十天来,我们就在这些双方同意的大前提、大原则下,在和谐友好 的空气中,期谋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比方说政治要民主化,怎样才能民主化? 军 队要国家化,怎样才能使军队国家化? 各党各派要平等合作,怎样才能平等合作? ……这些问题的研讨,始终在极度和谐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在谈判进行中,双方意见不免有若干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已经一天天接近了。 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大家的,就是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 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 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