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弗洛伊德的遗产 昔日以遗传退化论为诊断基础的无望日子已经过去,有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 一个心理疾病治疗的全新时代显然已经来临。 —弗兰克·苏洛威(Frank Sulloway) 先天与后天的争论已久,心理学亦然,但也仅如艾宾豪斯(Ebbinghaus)说的, 这种争论拥有的是“很长的过去,很短的历史”。 直到本世纪以前,大半有关心灵的描述,都以哲学性质居多,只等待着严格的 观察、实证研究,以及现今直接的生化与遗传研究来使它成为科学。这段短短的历 史是由心理学、精神病学与心理治疗的资料构成,在这段短短的历史里,相互竞争 的理论与见识竞相出笼,有趣的是,最常引起争议的,即是先天与后天的问题。 心理治疗师正如教师与父母,不但需要了解个人行为,也必须知道个人弹性的 极限,辨认出可能影响稳定性与变化的生物及环境力量。如此一来,先天与后天的 争论即是心理治疗史的核心。两种历史互为对方投下阴影,而且往往相互交错。历 史上存在于遗传与环境之间的紧张状态,就像是楔子似的,在心理治疗这块领域上 敲来敲去,顺着时兴的理论与技术,从这一头跳到另一头。 在本质上,尽管弗洛伊德在解释行为与疾病时,竭力想把生物体与经验同时纳 入其中,但我们往往只考虑经验的力量。现在,或许正是重新考虑我们从哪里来, 又将往哪里去的最佳时机。 大师的追寻 弗洛伊德去世50年后,他留下心理分析思想的影响与理论意义,仍是大家热烈 讨论的内容,甚至没有任何先天或后天论者,企图把他的理论据为己有。有趣的是, 他致力于理解生物体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不仅招致了诸多争论,也使他永垂不朽。 弗洛伊德所受的是19世纪医学、大脑生理学与神经解剖学的训练。他和许多教 授以及同时代的人,都在寻找特定的(亦即相当局部的)脑部损伤,以当做行为失 常的解答,诸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与歇斯底里症等的心理疾病,也首次出现于文 字之中。 将特定疾病与脑部特定区域的损伤相联结的说法实在太过简化,最后使得弗洛 伊德有挥洒不开的感觉,因为他所观察的一些早期病人,都无法证实这套解释。于 是,他把生物体与病态行为之间的结松开了些,并加入了伟大的经验网络。他虽不 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但却是具备医学训练、坚称幼年经验中的性情因素十分重要 的先驱之一。 看到夏尔科(Jean-Martin Charcot )在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尔(Salpqtrié re)诊所的示范之后,弗洛伊德有一阵子十分同意夏尔科为催眠提出的生理解释, 以及为歇斯底里症提出的神经病学解释。在此同时,法国另一位科学家伯恩海姆 (Hippolyte Bernheim)认为,催眠不过是一种暗示性的状态,是纯然心理而非生 理的现象。大感好奇的弗洛伊德抗拒这两种解释,他不愿牺牲任何一方,他企图涵 盖二者: 仅仅考虑催眠过程的心理层面,或是将催眠现象的所有责任,归于血管神经的 分布情形,是有所偏颇的……催眠术有精神与生理的现象,而且可以有不同的催眠 方式。 未完成的理论 弗洛伊德还有一套将经验与生物体联结在一起的理论。它一方面描述幼年经验 错综复杂的影响网络;另一方面则显示出隐藏其中的驱力,这股力量也代表着生物 体在心灵生活的要求。这囊括经验和生物体的理论不断引起错误的诠释,而其存留 在现代思潮中的观念,则鲜少有兼顾两边的说法。 例如,有些人误会弗洛伊德对幼年期的性的解释,认为“儿童会有性冲动”这 个具生物根源的特性,既不可思议也很可耻。还有一些人站在经验这一边,以为母 性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影响,每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自己,和母亲脱不了关系。 更有一些人以为,弗洛伊德学说的中心焦点是创伤,人们日后行为的病态发展,皆 起因于幼年期外在的重创经验。 当然,任何理论受到误解是难以避免的,或许现在的混乱,可以回溯到一个事 实:弗洛伊德直到死前,都在发展与修改自己的理论。1899年的弗洛伊德与1922年 的他已不尽相同,和1937年的他又不一样,想研究弗洛伊德,必须遵循他思想的变 迁史,而不能只单独研究一部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享有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当 时的人所无法拥有的。 例如19世纪90年代,弗洛伊德开始对以纯生物观点来解释催眠现象的说法产生 动摇。他与布鲁尔(Josef Breuer)决裂,也是因为对方对神经病症有同样的解释。 有些同业也许太急于抓住弗洛伊德“环境对心灵的影响”的想法,便立刻摆脱了生 物限制性方面的理论,热情地拥抱另一套全然非生物性的理论。苏洛威曾写道: 打从一开始,心理分析治疗之所以愈来愈流行,愈来愈成气候,多半是基于弗 洛伊德对幼年经验的解释广为流传之故。无论是父母或分析师,都为弗洛伊德理论 中的环境因素大为折服。昔日以遗传退化论为诊断基础的无望日子已经过去,有了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一个心理疾病治疗的全新时代显然已经来临。 心理分析的假象 心理分析理论是以探究幼年期的经验为基础,因此往往给人一种仅以环境解释 一切的假象,仿佛可以用环境来解释个性与精神病的根源。由于在进行心理分析的 过程中,病人幼年期重复性行为的模式与早年生活经验的影响会清楚地浮现,再加 上不自觉的情感与幻想一再显露,因而使病人有机会改变旧的模式,并找到适应世 界的新方法。借由疏通生活带来的冲突,病征可能减轻,大家很快便以为,患者对 于外界事物的内心反应,才是治疗的关键。虽然病人天生的性向(旧的生物学)被 视为某些疾病的病因,但由于人们并不认为天生性向可以直接受到经验影响,因而 在心理分析治疗上,天生性向变得比较不重要(或者根本不重要)。 许多弗洛伊德的追随者早就认为,倘若不能开出重塑整个人生的处方,那么心 理分析便什么也不是。 弗洛伊德早年的信徒阿德勒(Alfred Adler)成立了自己的学派后,受到当时 流行的想法影响,认为人的机能多半是社会力量造成的。他曾写道: 相信成人的特质在婴儿期便看得出来的研究人员,并没有错得太离谱:这足以 解释“大家往往以为性格得自遗传”的事实。但是,“性格与个性得自父母遗传” 的观念却具有普遍的不良影响,因为它阻碍了教育从业人员的工作,也限制了他们 的信心。性格得自遗传的假设,另有其他真正的解释,但这遁词使得从事教育工作 的人,只要把学生的失败怪罪到遗传上,就可以逃避责任了。 善于推论的阿德勒以此暗示,这番遁词会使得从事心理分析工作的人,只要把 病人的疾病怪罪到遗传上,就可以逃避责任。这项争论不仅是对生物影响论的典型 抨击,并声称人的学习与改变应该无可限量。 文化学派 就整个历史来看,体质因素确实引发许多疾病,但误用生物学而造成的伤害, 并不能令人因噎废食。尽管阿德勒批评,有些人对遗传所下的结论太过轻率并不是 大错,但原因并非像他所说的会阻碍教育人员的工作。任何人与生俱来的特性,都 会随着时间而发展、调适,这过程并非静止,是自由移动且交互作用的,教育工作 者可尝试刺激各领域,辨认出每个孩子的个人特质。这一点对心理分析师来说,也 同样正确。 我们不应假定,遗传会压抑与限制人的生活;天性会决定人的一生。虽说体制 的失常或遗传疾病会对人有所限制,然而,身为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心理治疗师, 必须愿意支持健康的个人与生俱来的倾向,尊重每个人独特的天赋才能与创造力。 早在1908年,弗洛伊德写给荣格的一封信中,便提到一位同业(不是阿德勒), 他说那人“无疑是个非常有趣又可敬的人,但却是个狂热分子……否定了遗传的一 切”。 不过,阿德勒倒不孤单,还有其他重要的心理分析专家自弗洛伊德学派分枝出 来,强调文化才是个人主要的决定因素。在所谓的文化学派中,弗洛姆(Erich Fromm) 与霍尼(Karen Horney)等人,坚持和弗洛伊德的“生物学”、驱力理论,及强调 幼年期经验的主张划清界限。正如弗罗施(Stephen Frosh )的概述: 由于文化学派的理论焦点在于文化条件扭曲性格的方式……因而无法提供解释, 社会究竟如何在其构建的过程中,进入个人的意识。 在文化学派的理论中,个人是被动的,是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而成形,并非主 动塑造社会结构。这种情形就像是皮亚杰所说的:不去适应社会。 单单一个文化因素,无法解释弗洛伊德所强调的错综复杂的性格与个性发展。 他知道,一个人的天赋才能,是以自己的方式去反应与适应既有的社会,同时也必 然会影响到社会。 客体关系理论 和文化学派人士走在类似却不尽相同的道路上者,还有客体关系理论学者(object relations theorists )。在过去几十年中,此学派对心理分析的影响确实十分重 大。由于他们的发现大多根据婴儿的早期发展研究,因此其主要理论核心在于母亲 与子女之间的互动。他们详细描述婴儿早期的能力,例如婴儿如何借由凝视、眼光 的接触、情感上的暗示与身体的刺激等,来回应母亲。客体关系学派认为,母子关 系是一个单位,任何点滴细微的发展,都被看成是二者的交互影响。 其中马勒对生命前三年的重点描述,鲍尔比的依附理论,以及温尼科特对过渡 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s)的描述,对了解早期发展有极为重要的贡献。这 些确切的陈述及说明所强调的,是亲子在发展与成熟期间的互动与相互依赖。如此 一来,驱力的生物性影响与天性对个性的贡献,便比较不受到重视。 客体关系理论不但对心理分析技术大有影响,也对了解孩子的早期经验贡献颇 多,而这些经验也会影响社会发展。除了减少生物学对孩子的影响之外,客体关系 理论也将社会影响的范围缩小到母亲。在这个情境中,母亲几乎成为子女健康或病 态的惟一关系人。 这种赞扬或责怪母亲的倾向,以及在子女发展期间,视母亲为最重要角色的习 惯,有其漫长的历史。子女罹患的每一种疾病,几乎都会怪到母亲头上,连精神分 裂症与自闭症也不例外。然而,我们既不必把母亲对发展的影响减至最小,也不应 抹杀她对孩子的病态可能形成的影响,更不能把母亲视为导致不良影响的惟一被告, 因为这还涉及孩子与他人的关系,这些人包括父亲、其他大人与兄弟姊妹。此外, 由于客体关系理论的焦点集中在最早几年的母子关系,于是后来的发展阶段受到贬 抑,甚至被忽视。 心理分析有多深入?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心理分析主要只是探查环境的影响,但这却已经在研究史 上留下了大大的脚印。他们在发展(社会、文化与父母,包括母亲和婴儿互动的细 节)上做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环境影响研究,将人们的讨论从弗洛伊德向来坚信的生 物基础上,转移到别处去。这些研究人员与理论家一旦碰到先天与后天的议题,立 场就变得十分清楚。 虽然,我们提到的治疗方式,是一种心理分析的心理治疗方法,也就是弗洛伊 德派的方法,但还有许多其他的治疗形式,如认知与行为治疗便是其中的一种。它 同样描绘出个人在心智与情感上体验生活的方式,或者只是反射式地反映生活,这 些治疗方法似乎也拥有无限改变的可能。然而,任何曾经参与心理治疗的人都知道, 事实并非如此,最重要的是,那其实不是重点。 若欲考虑遗传天赋如何影响个人的成熟与发展,并且在不同世代中一再出现时,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心理分析究竟可能有多深入?是否能改变人类的状况与冲突? 如果每个人来到世上都附带了一套能力,可以决定对世界的反应方式,那么,这些 天生的变化不也暗指适应力有界限,超过界限就不可能改变? 快乐是“应该”的? 弗洛伊德在最重要、也最周详的论文《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中,提到心理分析的极限和先天与后天之争。他 指出两种相关方法,以决定对病人的分析是否可以终止: “这名病人将不再为其病征……焦虑与压抑所苦……许多无法了解的事物都得 到解释……从此不需要害怕复发。”以及“分析师对患者具有深远的影响,即使继 续分析下去,也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改变。” 在这些相关的结果中,我们必须注意:弗洛伊德扬弃了让患者变得“正常”, 或是一定要“快乐”的观念。他反而相信,借由对冲突的了解与病症的减轻,病人 才可能找回自己,相对地较不受到内心或外界冲突的干扰。人的性情惟有靠这种必 要的办法,才能显现出来,才能展露出患者的个人气质。 “我们总爱说,那人应该是‘快乐’的,”弗洛伊德认为,“但这并不包含在 ‘创造生物’的计划中……‘快乐’的可能性已然受到体质的限制。”从这番话中, 显然可以感觉到治疗的极限。既然冲突无法避免,甚至是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心理 治疗师的目标应该是让体内的生物性要求与外界的影响相互调和,促使成熟与发展 期间的变化与环境相辅相成,并且以患者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调节其不断迸发的欲 望。 看待创伤 弗洛伊德认为,治疗因环境而引起的病情(如创伤),比因先天性情所造成的 病情来得有效,后者是连分析治疗也无法改变的。这种说法既合理也实际,因为它 承认改变的界限,是依患者个人的天性而定,却也在某种程度将内在与外在影响一 分为二。这种观念,或许也不幸地造成了先天与后天的两极化。 正如我们所知,外力会塑造、鼓励或妨碍天赋的表达方式;天赋也选择性地回 应环境的影响。我们不应以弗洛伊德先前的说法,认为自我的改变“既非天生,也 非学习而来”。我们应该重新强调的是,在心智机能的各个领域中,与生俱来与后 天习得的因素彼此互动,才能决定治疗的结果。但是,这种互动仍然极少得到应有 的认识。 因此,弗洛伊德对先天、后天争论的贡献,往往仅以讽刺性的说法述及,有时 仅提及生物学的部分。最常说到的,则是“幼年经验是成人冲突与个性的基础”。 不过,弗洛伊德却从未放弃对整体力量的信念,他在去世前两年曾写道: 每个自我都得自于最初,即自我尚未出现之前。那时,个人的性情与倾向已经 存在,日后将展现的发展、倾向与反应,也早已经设定妥当。 身体与心灵 即使在形容创伤扮演的角色,或者强调自我在管理与调节生活上占有多关键的 地位,弗洛伊德仍一再证实生物层面的重要性。他把心理结构区分为三部分—本我 (id)、自我(ego )与超我(superego),涵盖了生物、现实、适应、伦理与社 会各层面。他认为,内在心灵生活会反映父母、社会与文化的影响,但也永远根植 于生物矩阵。 自我的机能包括一组各式各样的配备(如知觉、认知与感觉运动能力),它和 与生俱来的身体构造及生命的成熟阶段清楚相连。自我也在欲望与现实之间斡旋, 锻炼出适应与选择环境的能耐。这即是弗洛弗德所说的“生物体对心灵生活有所要 求”之意。坎贝尔也曾有相同意义的想法:“心灵是人体的内在经验。” 身体与心灵在发展期间互通声息—弗洛伊德已看出二者密不可分。 忽视天生力量 天生的力量为何仍时常被忽视,这是很容易了解的。首先,除了明显的遗传疾 病之外,它们很难被辨认出来。 直接的遗传绘图(direct genetic mapping)如今已开启了一条路径,供我们 探究遗传影响到的各层面。但是,50年前只有个人的观察,以及双胞胎与领养儿童 的研究,其中不乏令人无法信服与错误的结论,其中颇恶名昭彰的就是伯特(Cyril Burt)的研究。虽然不是所有早期的研究都直接把遗传与智力,或者遗传与性别连 在一起,但仍有许多研究不但做此联结,而且还捏造数据与百分比来支持他们对种 族、性别、国籍的看法。这种手法完全违反了生命无比繁复的逻辑,只以测验来描 述族群的表现,却未曾细察在发展期间形成每个人独特性格的诸多影响。 撇开种族主义不谈,没有人想把焦点放在自己无能为力之处,如遗传。有鉴于 弗洛伊德的立场,以及研究婴儿所得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现今的心理学报告, 竟然对天赋扮演的角色只字不提。病历极少始于描述患者的性情、意向与对人生经 验的感受。无论主题是沮丧、离婚、适应或工作上的限制,其描述冲突的方式往往 着重于病人心理上的发展与变迁,极少或完全不注意生物面的影响与适应力的极限。 回应环境 生物体对心灵的要求,并不表示每个人一生中,仅有这一条由基因决定的路。 我们已经知道“基因限定范围”、“基因并不提供一模一样的复制品蓝图”, 生物体对心灵的要求,暗指一种天生倾向的存在,使人人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环 境。这个过程的极限倒不在于自由受到限制,而在于弹性的空间—不是成为一个彻 头彻尾全新之人的弹性,而是探索真正存在于天性中各种可能的变化,亦即生活经 验所塑造出来的弹性。心理治疗可以帮助我们探究这方面的真相。 若说生活中有一些具体的限制,那么,在我们体内,接触到这种限制的机会也 一样多:不良的营养与衣着、老是见不着面的父母、糟糕的教师、有限的工作选择、 不爱自己的配偶等……因此,父母与专业人士企图了解个人的发展过程,支持它、 看见它快出轨时把它拉回正途,或是让它开花结果。他们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必须代表每个有需要的人全力以赴—不是盲目为之,而是承认个人在各方 面的特质,无论是生物或经验方面皆然。 “了解自己”—这是刻在阿波罗神庙的神论。正如古尔德所说,这也是瑞典植 物学家林奈(Linnaeus)替人类命名为“智人”(Homo sapiens)的理由。等我们 了解了自己是谁,明白了先天和后天时,才算真正了解了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