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九的禁脔(2)
一月之间,口风大变。四月初尚“未敦促”,五月初则不由分说,代为主张;
所谓“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则是说李鸿章无需复奏,奉命后即当派“劲旅
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至于能否亲临前线督阵,待派兵以后再“酌度情形”。
这种命令,就如小说家所津津乐道的“金牌”,只能遵从,毫无商量馀地。这种命
令,又像围棋中力大无比的“强手”,虽有无理之嫌,倘非谋勇双全的奕者,也无
法应对。当此之时,不管军务如何繁迫,仍然坚持每日一局围棋的曾国藩如何落子?
当此之时,老师坚城,计无所出,病肝吐血的曾国荃如何感想?当此之时,首当其
冲、左右为难的李鸿章如何“办理”?
淮军助剿南京,较之李泰国舰队助剿南京,不可同日而语。运动战是否需要助
战,主要看时机;两军野战,能在适当的时候多出一支奇兵、活兵,或抄敌后,或
断敌运,其必能建功,显而易见。攻坚战是否需要助攻,则看需求。攻城无善策,
全凭炸炮轰,曾国荃军中正缺巨炮。李泰国舰队的作用只在于封锁江面,于实际攻
城帮不上忙,而湘军水师早已控制长江;因此,曾国荃回复总署密函,说:“江边
仅金陵一城未复,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实不藉轮
船战攻之力”。可是,“克期扫荡”的话说了一年半(复函在二年十月间),南京
犹未攻下,“克期”渐成无期,“扫荡”未免荒唐,再要拒绝援助,就不能如拒绝
洋舰那样理直气壮了。淮军“炮队尤为得力”,正能为“少好炮”的湘军助上一臂
之力,正能满足攻坚战的需求;因此,曾氏兄弟已经没有拒绝援剿的借口,惟一可
指望的,就看李鸿章是否言行合一,实践他前此表明的立场。
在李鸿章再次表态前,曾国藩和曾国荃先商量了一番:
“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后之论者曰:润
(胡林翼)克鄂省,迪(李续宾)克九江,沅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左宗棠)
克杭州,金陵一城,沅与荃各占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
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于人,迁延日久,肝愈燥,脾
愈弱,必成内伤,兄弟二人皆将后悔;不如及今决计,不著痕迹” ;
所谓“名”,就是:“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
之谓不朽” ;德、功、言三者,对曾国荃来说,德、言俱不可问,惟立功以致不
朽,可望达到。株守城下,苦心经营,两年多来,日思夜想的就是打进南京城,其
他种种,匪所思存。肃清江苏之功,让与李鸿章;安徽剿苗之功,让于唐训方;江
西防守之功,让于席宝田。如果攻克南京之功,也要让出一半,那前此的心血,尽
成虚费,身后的名声,全成泡影。情何以堪?生亦何欢?大哥来信,讲什么:“此
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曾国
荃当然听不进去。但是,不爱听又如何呢?湘军确无攻城善策,淮军恰有攻坚利器
;总是这么占着茅坑不拉屎,以一己私念妨碍全局公事,也不是个事吧?暂且放下
曾国荃的尴尬,看看李鸿章的“办理”。
四月下旬,致函曾国藩,他已经表过态了;五月初,他又给曾国荃吃了一颗定
心丸:
“屡奉寄谕,饬派敝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
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生,何可轻言远略?
常州克复,附片藉病回苏,及奏报丹阳克复,摺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
当入清听。富将军之浅躁,左制军之倾挤,鸿章不乐为也” ;
南京就是曾国荃的“禁脔”、“卧榻”,孰敢“近”、“窥”?但这话出自曾
九之口,未免有失风度;李二胸脯一拍,直言无讳,摆出一幅铁哥们姿态,请“我
公”宽心,且莫猜疑。尤有甚者,拈出两份奏折,以示于公于私都在尽量维护“我
公”的脸面。克复常州后,李鸿章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 ,
离南京越远越好。克复丹阳摺内则有“金陵……不日当可得手” 之语,暗示无需
会剿之意。二分奏折俱作于四月间,更能显示李鸿章的见机之早,用心之苦。末云
富明阿“浅躁”,即前述富欲渡江助剿事;左宗棠“倾挤”,则指淮军“冒犯越
(浙江)疆”,攻克嘉兴,引发左宗棠满腹牢骚。一味表白自己不够,还要树两个
反面典型,以示划清界限;迹近于小人市恩,无足深论。李鸿章一而再再而三的表
白撇清,固然体现出他无意争功的善意,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曾国荃忌讳他人助剿到
了如何敏感的程度。何况,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即李鸿章虽然无意争功,但淮军将
领颇有直捣黄龙之意:
“方诏之日促也,铭、盛诸将咸跃跃欲试。或曰:‘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
岂甘为人夺?若往,鲍(超)军遇于东坝,必战。’刘壮肃曰:‘湘军之中疾疫大
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文忠(李鸿章)存心忠厚,终不许。将卒皆
知其事” ;
“铭”及“刘壮肃”,指刘铭传;“盛”,周盛波,都是淮军名将。淮军将领
攘功争利,不惜与湘军内战,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分析一下淮军诸将当时的军功
簿,却又觉得合乎情理。克服苏州是淮军当日第一大功,但排在奏保前列的,乃是
程学启、戈登、李朝斌、黄翼升四人,刘、潘诸人无与焉。嗣后克复常州,刘铭传
虽记头功,但终不可与苏州之功相提并论。军人博命疆场,无不希图克名城、歼首
酋、膺懋赏;眼前再无比攻克南京、歼灭洪李更大的目标,而湘军久攻不下,朝旨
适令助剿,正是百年不遇的机缘。众将士“跃跃欲试”,至曰“当我巨炮”,实在
情理之中,不得尽谓流言。“将卒皆知其事”,曾国荃自然也有所闻,嘴上不说,
心中能不猜疑?因此,李鸿章屡屡致意,喋喋不休,固然为了表明本心,也不无辟
谣避谤的意思。
然则,李鸿章终究要回复这道谕旨,如何措辞呢?单说“指日即可得手”、毋
庸协剿当然行不通,能说的,就只有列举客观困难了:
“于攻克常州后,未敢遽议协剿金陵;一以臣部兵将苦战经年,伤病疲乏,未
得休养,若遽令远出,诚恐再衰三竭,无裨大局。一以曾国荃全军两年围攻,一篑
未竟,屡接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馀处,约有数处,
五六月间可成’;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又、叠准曾国藩咨缄,属令派兵
接防句容、东坝、溧水、高淳各处。又、叠准左宗棠咨商,拨兵进规长兴,以掣湖
州贼势。臣因湖郡贼氛尚炽,实为苏省切近之忧,应先派劲旅进规长兴,协取湖郡。
俟湖州克复,门户稳固,然后分兵会图金陵,方无后顾之虑。是以拣派郭松林、刘
士奇、王永胜、杨鼎勋等军会攻长兴,现已进逼城根,势难遽行撤动。而苏、常新
复,各郡县内防湖州窜匪,外堵金陵窜路,节节设防,未可一处空虚。常胜军裁撤
后,英酋巴夏礼等方以松、沪腹地无备,日与饶舌,臣固未可远离,臣之兵力亦仅
勉支堵剿” ;
种种理由,不过两个字:“没人”。其时,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用围魏救赵之
计,猛攻江西,曾国藩派鲍超往援,空出来的防地由李鸿章派兵接守;淮军“进规
长兴,协取湖郡”,如前所述,乃是不惜得罪左宗棠,将兵力调至浙江,扎定后,
“势难遽行撤动”;常胜军解散后,松江、上海也需要派兵驻守;因此之故,江苏
兵力只够在省内“堵剿”,不能出省“协剿”。而画龙点睛的一句话,则是:“屡
接(曾国荃)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馀处,约有数
处,五六月间可成’;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隐然在给曾国荃递条陈,
申请展期。俗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谓对策,其精髓无非是个“拖”字。公
然抗命,那是莽夫蠢才;智者黠者从不说不能遵命的废话,只会“沥陈下情”,告
以不可遽行的苦衷。攻城歼敌,固有别于妇人生产,不可能推算出大致不错的准期,
故中枢诸公并不能明确设定克服的限期,只能根据前敌报告日加催促而已。当然,
同治七年间,庙算如神的慈禧太后下达终极追杀令,限令左宗棠、李鸿章等在一个
月内消灭“捻逆”,否则“严加议处” ;算是“女中尧舜”别出心裁的特例,难
以奉为实事求是的常规。
如此一来,谕旨所谓“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李鸿章仅做到“奏闻”,
而根本没有“迅速办理”。这是奉命援剿一方的托词,那么,奉命接待援剿部队的
曾国藩做了怎样的复奏呢?我对照曾、李的复奏,发现他们联手制造了一个非常巧
妙的局面,其中妙处,难以言表。但我尽量尝试解说一二,不致完全埋没这呕心沥
血的绝妙好文,先看曾国藩的复奏(伯牛案:其文甚长,不便全录,乃择要逐段分
析):
“自苏、常攻克之后,臣本拟咨请李鸿章亲来金陵会剿,特以该抚系封疆将帅
之臣,又值苦战积劳之际,非臣所敢奏调,是以未及具疏上陈。函询臣弟曾国荃,
亦以师久无功,愧悚无地,不敢更求助于人,近于畏难卸责、始勤终怠者之所为”
;
说话也好,做事也好,最重要的是先占地步;或者说,要掐架,先得扎定马步。
这两句话,就好似一个稳稳当当的马步。第一句,是所谓“礼”,即尊重行政体制
之意。曾国藩固然是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伯牛
案:此廿一字即其官衔),但是,江苏巡抚李鸿章也是“封疆将帅之臣”,非比一
般属吏,可以呼来换去。各省之长,全都唯朝命是从,方能体现中央集权的制度威
严;甚言之,一市一县一居委会,也都唯朝命是从,则更符合令行禁止的“政体”。
行政架构确实有层级等差,但是,其所以有层级等差,立法本意及最终目的,不就
是为了政令畅通么?总督归朝廷直管,巡抚又何尝不是;总督固可调遣巡抚,终竟
不直接调遣,而将此调遣之权拱让朝廷,不就是尊重中央集权之意么?所以,这一
句“本拟咨请……(又)非臣所敢奏调”,既说明小臣荩谋与大王宸断不谋而合于
前,又表示圣谟广远能知缓急、微臣固陋不敢自专于后,在助剿问题上高度体现了
对中央的尊重。第二句,是所谓“情”,即尊重前敌将士之意。曾国藩论事应务,
不违礼制,不悖人情,且常能以堂堂正正之言,表曲折微妙之情。例如,李泰国兵
船之议,他体谅总署谈判的难处,赞成继续购进,同时,明示华裔之别、缓急之辨,
建议分赠各国,破财求安;即是佳例。“不敢更求助于人”云云,表面是说“师久
无功,愧悚无地”,实则是在代替三军将士表述不“畏难”、不“卸责”、“始勤”
且不“终怠”的决心。世间情事,每每有不宜正说、只宜反说甚而非反语不能表达
的时候。湘军经营南京已久,不愿他人分功,天下尽知,中央未尝不知;这固然只
是患得患失的人之常情,不足与语公忠体国的大义。可是,这种人情,却又建立在
征战十年、伤亡数万的基础上,代表了全部湘军乃至全体湘人的士气民心,孰又能
轻言公义重于私情,而完全置之不顾?于是,私情与公义,在此胶着缠绕,不论是
中枢还是前敌指挥部,单就任何一方立言,都不免失之偏颇。那么,只有正话反说,
方能做到句单而意复,言此而意彼。自承“师久无功,愧悚无地”,却反衬出浴血
坚城的艰苦卓绝,自责“畏难卸责,始勤终怠”,却谴责了遣援助剿的不近人情。
曾国藩就此在道德制高点立定一个马步,预先消解掉所有针对曾国荃贪功的批评。
接下来,则是更高明的以守为攻、以退为进:
“前接李鸿章来函,言苏军将士太劳,宜少休息,待会克长兴、湖州,再行选
将拔兵助攻金陵等语。然使仅请派将前来,其知者以为怜该抚之过劳,信苏将之可
恃;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犹非臣兄弟平日报国区区之意。
合无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后,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
时” ;
毫无疑问,李鸿章的奏稿,曾国藩已经先看过一遍。李摺详述人少不敷调派、
先克湖州再助金陵等情,是临时退避,绝无可疑。曾国藩若据此进言,请缓其援,
未免落入俗套,太露痕迹。然则所以应对之法,无过于反客为主。不是都在猜疑曾
国荃“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么?那好,只要能洗清嫌疑,还我兄弟清白,
请朝廷千万不要体谅淮军“将士太劳”,也千万别管江苏“门户”是否“稳固”,
立即下令李鸿章亲自率领淮军赴援。李鸿章列举不能遽行赴援的三条理由,都能言
之有据,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困难。如果一味诛心,不讲道理,认定李鸿章推诿避让、
曾国藩包揽把持,遂不顾一切,强令淮军东来;倘若劳师远征,不慎受挫,兼且扰
乱南京围局,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军事最忌遥制,从古至今,莫不如此;曾国藩笔
锋所至,就是要凭虚发力,点中军机诸公此处要穴。单论文字,每句话都揭示了军
机诸人心中所想而不便昌言的隐衷,可是出自曾国藩之口,并辅以李鸿章的军情通
报,军机诸公又不得不三复斯言,再度评估派兵助剿的可行性。譬如欠债者逢债主
上门追讨,先布置一套家徒四壁、久不举炊的窘况,然后不待债主开口,抢先倾泻
汲汲还债的一腔诚意;债主倘有天良,观此境况,审其言态,除了自认倒霉,还能
更置一词否?曾国藩的一番抢白,颇得赖账之妙。
细读曾、李二摺,我们发现:本应肩担大任、顾盼自雄的李鸿章,表现得扭扭
捏捏;师久无功且被贪忌之讥的曾氏兄弟,却俨然以全局为重,毫无私心。一则谦
近于伪,一则直近于矫。分而论之,俱都不符常理;合而观之,又似时势使然,非
如此不可。
考察至此,读者未免产生疑问。前引曾国藩五月十六日致曾国荃书,委婉讽喻,
说“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显然表明兄弟二人对助剿一事有不同的看法。然
则曾国藩在奏折中又何必弄此狡狯?伯牛是不是深文周纳,厚诬古人?确实,坊间
印行的曾氏文献(包括搜集最称齐备的岳麓书社版全集)之家书部分,读者只见兄
弟二人在讨论淮军助剿问题时,曾国藩自始至终劝其弟以大局为重,多穷理尽性之
谈,无患得患失之态;俨然公而忘私,不可能如上述分析所言,明示公义,暗藏机
心。但是,我们又必须知道,历史文献,往往有极不可靠的地方。就拿曾氏文献来
说,其家藏手稿中某些函牍,页眉有曾国藩亲笔“不钞”字样,意即不许编进全集 。
湘潭人袁树勋曾入曾幕,亦云:
“昔岁从文正金陵督署,常见其将家书底稿躬自删改发钞,已有必传之意”
;
可知公开发布的家书已经曾国藩亲自“删改”,不再是事实原貌,而是发生了
“选择性失忆”。但是,胡适博士告诫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然则,
在没有扎实证据的情况下,纯靠诛心之学,臆断曾国藩在助剿问题上的立场偏于否
定,并因此在奏折中大玩花样,实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然则,伯牛必须拿出证据
来;否则,前此分析,都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纯为造谣诽谤。幸好,民
国间,长沙方表从曾国荃后裔手中购得曾国藩手书数通,其中三封,作于同治三年
四、五月间,专门讨论淮军援剿问题。此三信,其二收入曾氏全集,但已经“删改”
;其一,则迄今未曾收入。而这封未曾收入的,最能表现曾国藩对援剿问题持何种
态度,可作为前此立论的依据。此信甚为关键,故全文抄录:
“沅弟左右。廿夜接十七夜来书,不忍卒读。心血亏损如此,愈持久则病愈久
愈深(原注:幸每信字迹到底不懈,每次占六壬 皆好)。余意欲奏请少荃前来金
陵会剿,而可者两端、不可者两端。可者:一则渠处炸炮最多而熟,可望速克;一
则渠占一半汛地,弟省一半心血。不可者:少荃近日气焰颇大,恐言语意态,以无
礼加之于弟,愈增肝气,一也;淮勇骚扰骄傲,平日恐欺侮湘勇,克城时恐抢夺不
堪,二也。有此二者,故。然弟心、肝两处之病已深,能早息肩一日,乃可早痊一
日;非得一强有力之人前来相助,则此后军事恐有变症,病情亦虑变症也。特此飞
商:弟愿请少荃来共事否?少荃之季弟幼荃 ,气宇极好,拟请之日内至弟营一叙。
弟若情愿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则飞速复函。余不得弟复信,断不
轻奏先报。余俟详复,即问近好。国藩手草。四月廿日夜” ;
信中有两句话,可视作曾国藩对助剿一事的处理原则。一是“余不愿请来与弟
共事”,二是“余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前者,是曾国藩的建议,后者,
则表示此事之决定权终由曾国荃掌握,他不同意,曾国藩绝不会主动申请乃至同意
助剿。曾国藩不愿意淮军助剿的两个原因,简言之即“兵将不和”四个字。曾国荃、
陈士杰相继拒绝赴援江苏,李鸿章才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虽说两年间建功立业,
声名鹊起,但无疑有一股不能释怀的怨气;黄翼升事件,也让他觉得曾国藩并不谅
解他的苦衷。曾国藩自能明白这层心意,因此,担心李鸿章会借机洗刷过往在曾门
受到的屈辱,对曾国荃有倨傲“无礼”之举。淮军此行,不但带来攻城利器,也将
带来肃清江苏的“骄傲”,相对于困敝惫乏、一筹莫展的湘军,他们是“强有力”
的外援,不敢保证不发生恶客欺主的事情。加之已有刘铭传“岂能当我巨炮”的传
闻,对于届时能否调和、弹压客军,曾国藩更是缺乏信心。曾国荃也说:不畏少荃
占我之名,而颇畏季泉(鸿章弟鹤章)之勇不受约束 。由此可见,不愿淮军助剿,
最根本的原因固然是湘军不愿分功(不便出之于口),实际的困难则是湘、淮两军
共事易酿内讧(适可引为藉口)。
通过此信,我们可以了解到曾国荃的态度,即不论好说歹说,“情愿一人苦挣
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信首所谓“来书不忍卒读”,无非就是曾国荃在病
重战苦的情况下,犹欲独力“苦支”,不愿外人搅局。兵事固然苦不堪言,然观乎
大势,终必有成功之日;淮军来援,兵事稍得缓解,而功名利禄俱须分去大半,其
苦又更甚于前矣。譬如公司创业,理念、技术、产品俱佳,独于流动资金稍感缺乏,
然自忖只需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似亦能度此难关,此后必是苦尽甘来,前程似锦。
忽有人焉,愿意投资入股,而条件苛刻,要占权利之大半,创业者稍有骨气、志气,
必不肯苟且答应。曾国荃之志,即此创业者之志;其表现固为贪恋功名,其本质却
是艰苦卓绝,较之全无实际、沽名钓誉者,不啻霄壤。正因为这份理解,曾国藩才
不得不尊重曾国荃的意见。此时此地,尊重曾国荃的意见,就是尊重五万湘军将士
的意愿,更是尊重那一种虽九死而未悔、历百折而不挠的精神。所以,我们要正确
理解“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这句话,此决非仅仅照顾家门之内的兄弟私情
;倘若当日战天京者不是曾国荃,而是其他湘军将领,我相信,曾国藩也会如此表
态,也只能如此表态。最早披露此三通书信的黄濬,无疑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
“清与太平天国之争,至甲子(同治三年)春大势早定,金陵之摧,计时以俟
而已。然在当时,局中之焦虑,局外之谤讥,正不知如何沸腾。文正欲令李文忠援
其弟,而又惧分功生隙,其心事曲折,此三书和盘托出。吾人与其嘲为天人交战,
毋宁佩其谋国之至忠。盖其家庭骨肉之间,私书谆複,其权衡利害,褒贬是非,亦
不过如此,则亦不失为得性情之正者。宜左文襄有‘自愧不如元辅’之叹也”。
同治一朝,号为“中兴”,乃由中央、地方合力而成;地方军政固然有曾、李
这样的名臣大帅操办一切,主持中枢朝政的慈禧、奕訢也决不是泛泛之辈。曾、李
固然能一唱一和,造出拖延之局,中央未必就不解风情,听不出弦外之音。然而,
中央与地方,“圣主”与“微臣”,地位不同,立场各异。谕旨全是官话,只问迟
速而不徇私情,无暇照顾三人间的兄弟之情和师生之谊。因此,五月八日后,连续
下达了四道催促助剿的命令。
五月十六日:“前经迭谕李鸿章拔兵助攻金陵,能否亲往并饬令该抚酌办。现
当事机紧要之时,李鸿章务当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办,力图共济,不准稍
有推诿”;
五月十九日:“李鸿章恪遵前旨,不分畛域,拔兵助剿,或亲往会攻,毋稍避
嫌推诿”;
五月二十九日:“前据李鸿章奏……兵力难分;……着仍遵前旨,于所部各营
内挑选精壮便捷善于攻城者二三千人,即交刘铭传等带赴金陵。……该抚或俟长兴
得手后,统率诸军助攻金陵,不必定俟湖州克复”;
六月四日:“李鸿章仍遵前旨,俟长兴克复,赴援金陵。并令刘铭传等督带选
锋先行,驰往助剿”;
前二首语气严峻,后二首略形松缓,何其前倨后恭如此?不用说,李鸿章的
“死扛”产生了效果。上次曾国藩催调黄翼升,他悍然抗命,不惜撕破脸皮,其所
得力处,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语;这次逡巡沪上,缓缓“遵办”,不断
“推诿”,也是活用这九字秘诀。五月三十日,淮军克复长兴,似乎再没有借口逗
留江苏了,然而,李鸿章还是不动身。那么,不能领受“君命”,他找了什么理由?
首先,明确表示“畛域”、“嫌怨”之类的提法是无稽之谈:
“金陵关系东南数省大局,如能迅速攻拔,江、鄂贼势可渐瓦解;况在江苏本
境,臣义所应为,敢存畛域之见?臣在曾国藩营中从事多年,与曾国荃素相投契,
现又谆切商催,更无嫌怨之可避” ;
“谆切商催”,指曾国藩已经咨调淮军西去助剿,业已洗清湘军不愿人助的
“流言”。然后,再强调湖州之患及调度之难,将淮军未能助剿的责任全都揽在自
己身上:
“若欲臣会攻金陵,复令臣协剿湖州,臣力实有不给。若令臣弃湖州而赴金陵,
事体固分轻重,时势固有缓急,臣敢不仰体朝廷与督臣(谓曾国藩)殷殷责望之意?
但使臣统兵远去,而湖贼窥伺入境,孰与主持调度?若仅分兵远去,少则无济于事,
多则各统将资望相等,号令不一,与曾国荃各军错处围城之下,曾国藩与臣皆不放
心” ;
踢皮球从来就是吾国政治生活中一门高超技巧。湖州为当时一大“贼巢”,正
处江、浙交界,不予剿除,二省俱不得安宁;更有甚者,湖州太平军一旦冲围西去,
对金陵围局也有影响。湖州攻守之战略意义,中枢当然明白,故这条理由堂堂正正。
不过,淮军大部分兵力援剿长兴,造成不可“遽撤”的既成事实,如前所述,乃是
李鸿章为缓援南京预先准备的借口,并以深深得罪左宗棠为代价。现在,他准备再
得罪左宗棠一次,赖在这儿和他一块规复湖州。淮军未到浙西以前,左宗棠尚可措
辞毋庸协助,淮军既克长兴以后,左宗棠就不能拒绝协攻湖州了。因为,不但事实
证明了协剿效果好,而且,剿贼也不能半途而废,故李鸿章要赖在浙江,左宗棠一
点办法也没有。因此,这一脚皮球,助跑、摆腿都很到位,触球部位也恰到好处,
才能不偏不倚的踢回中枢,比起今日很多临难苟发、草草一脚的踢法要高明许多。
皮球,也不是那么好踢的,读者当三致意焉。
“各统将资望相等,号令不一”;这也是实情。李鸿章不亲赴南京的话,郭松
林、刘士奇等各率数营,谁指挥谁?淮军制度,各营官 俱只听命于李鸿章一人,
并未如湘军末期那样设立分统制度 ;故数营外出,孰为其首,确实是个大难题。
而这么一支部队到了南京,能否俯首顺心听曾国荃号令,曾国荃是否能指挥如意,
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不仅曾国藩、李鸿章不放心,中枢也不敢放心 。
最后,还有个更具体的问题:
“顷据郭松林等禀称:‘现在天气炎热,洋枪连放三四次即红,多则炸裂;开
花炮放至十数出后,即不能著手。昨攻长兴,各项炮具俱已震损,亟需回苏修整。
以后节交三伏,战事颇难’;亦系实在情形” ;
同治元年五、六月间,淮军攻克南桥、奉贤、金山卫等处。二年五、六月间,
攻克吴江、震泽等处;那时候洋枪怎不“红”、“裂”,洋炮就能“著手”?全球
气候变暖,看来一百多年就开始了,而且,年度温差之大竟能影响钢铁的散热。手
头没有历史气候数据,不好断定李鸿章此言之真伪。不管怎么样,在中枢未遣武器
调查小组下来之前,“亦系实在情形”吧。
接到李鸿章这一摺,中枢极为难办。就目前形势看,曾国藩不断咨催,李鸿章
则大有“实在情形”,二人确系“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谁也没有“推诿”。而
洋枪、洋炮需过三伏之后才能正常施放;情况属实的话(中枢诸公物理成绩差一点,
自然搞不清虚实),则援军势必秋天(七月后)才能过去。所以,后两道谕旨口气
松缓很多,只要求选派小股先行赴援(并未提炮队),而李鸿章待克复长兴后再亲
自前去。六月八日的谕旨(即回复李鸿章此摺)干脆不提这茬了:
“本日览李鸿章所奏,知该督、抚等志切同仇,毫无成见,为之欣慰,更需勉
益加勉,和衷共济。有厚望焉”;
然则,李鸿章复奏两疏,虽未尽息援剿之议,但已为曾国荃争取到两个月时间
;帮忙帮成这样,怎么也算仁至义尽了。曾国藩非常感激,并以此开导曾国荃,勿
以淮军来援为忧:
“观少泉屡次奏咨信函,似始终不欲来攻金陵,若深知敌军之千辛万苦,不欲
分此垂成之功者。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 ;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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