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九一八”事变的隆隆炮声,惊醒了中国人民;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更激 起了四万万同胞的民族义愤。中华儿女在行动,炎黄子孙在奋起抗争! 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为重,多次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 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制 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决定组成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以蒋 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依旧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剿共”。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 自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绞尽脑汁清党剿共已经近十年了,但 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共产党反而越来越壮大;日本帝国主义又趁火打劫,登堂入 室,掠去大半壁河山。内忧外患把蒋介石弄得焦头烂额,众叛亲离。在巨大的压力 下,蒋介石施展出新的一手,要与共产党和平谈判,企图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 题。 在上海,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把蒋介石的心思告诉了二姐宋庆龄, 请她设法与中共联系,把国民党愿意谈判的消息传递给陕北。 瓦窑堡会议旧址宋庆龄深感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形势要求国共 两党以全民族利益为重,化干戈为玉帛,团结御侮。在民族大义面前,她不计前嫌, 勇敢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毅然决定出面为国共双方斡旋。 1936年1 月初,上海。 一天黄昏,寒意袭人。一位中年男子走进了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的住宅。 此人便是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董健吾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与宋 子文、顾维钧等人是同学。当时,他以牧师身份作掩护担任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工作, 与宋庆龄有着密切的往来,是中共中央与宋庆龄特殊的牵线人。这次,他是受宋庆 龄的邀请而来的。 因为是熟人,宋庆龄并未过多的寒暄,直接拿出一封用火漆印封的信件交给董 健吾,要他立即动身前往陕北瓦窑堡,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这封密信,就是宋子文代表国民党中央请宋庆龄协助传达的信息:国民党中央 有与中共谈判的意图。 对信的内容,宋庆龄一字未提,只说:此事办成功,将益国匪浅。同时将宋子 文签发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专员的委任书交给董健吾作为护身符,并给了他一百 元路费。 从宋庆龄严肃的神情中,董健吾深深领悟到这封信的重要,当即启程奔赴陕北。 不料在西安,因时值严寒,冰天雪地,道路不通,董健吾整整逗留了四十多天。 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于是便找到时任国民党西北禁烟督查处处长的大学同窗钟可托, 请他设法引见少帅张学良。 董健吾见到张学良后,开门见山地说:“少帅,请您送我去陕北。” 得知董健吾的来意后,早就有心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张学良当即用座机送董健 吾飞至肤施(即延安),再由骑兵护送至瓦窑堡。 1936年2 月底,董健吾来到瓦窑堡,受到了林伯渠、博古(秦邦宪)等人的热 情接待,密信随即被转送给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正 随红军东征,在山西石楼指挥作战。 大约十天后,博古将毛泽东、周恩来的复信交给董健吾,同时托他带给宋庆龄 一包东西:三枚江西铸造的刻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苏区的一套纸币,作为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