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崛起与休闲话语的流行 以上对西方中产阶层休闲生活理论特征的回顾,为我们解读今日中国的中产阶 层闲暇生活提供了参照。从中产阶层的产生渊源、发展历程与休闲生活的关系来看, 中产阶层与休闲标签之间似乎存在着结构性的深层关联。但是,我们可否直接借助 西方中产阶层休闲理论来建构中国的个案,剖析中国目前形成当中的中产阶层闲暇 生活图景?中国中产阶层休闲行为的特征与中国社会的总体系统有何关联?在休闲 生活选择中,中产阶层的成员如何实行自身的“社会定位”、又如何在此过程中展 开“策略行为”并进一步将“区域化”的情境行动伸延到更广袤的社会时空?在回 答问题之前,我们应先了解中国中产阶层产生与发展的特殊背景,厘清“休闲”在 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含义。 历史与转型 对中国社会来说,“中产阶级”、“中产阶层”的字样几乎一直阙如。虽然对 于处于王权与平民中介的力量,如“庶族地主”等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地主阶级、 与传统社会政治结构需要相适应的“士阶层”等等,学术界已广有注目与研究,参 见陈建远主编《中国社会——原型与演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第143 ~150 页。认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少数官吏与处于农业社会底层的众多农民之间的“中间 阶层”,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 林出版社,2000,该书导言撰写者魏廉·洛艾·华纳(W Lloyd Warner )之语。 但“中产阶层”这个产生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概念,从其诞生伊始,关注的内容似 乎只是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变迁。即便是40年代接受了纯粹西方社会人 类学的训练、从“士绅”角度考察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状况的周荣德,尽管对士绅 在国家与社会空间中的功能及其流动的机制做出了细腻翔实的分析,并且也写下了 视士绅为“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媒介”的语句,但他显然并未奢望这一阶层有朝一 日会涵盖社会的主体人群,成为普通民众奋斗的目标。在周荣德眼中,士绅们还是 带着些许克里斯玛魅力的精英,在研究著作的开篇,他就明确指出:“士绅是一种 统治阶级。”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 学林出版社,2000,第1 页。 因此某种角度说来,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基本上是第一代。中产阶层的出现和 成长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导向,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私有 生活资料财产权的合法化,多元文化标准的确立等等体现了转型的具体内容,周晓 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 期。其中 最重要的无疑是成为此后中国社会结构性变化基本特征的经济转轨与市场转型,这 是中国中产阶层产生的最根本的前提。因此,对财富、资本等经济地位和市场机会 的追求自然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立身之本。 国家语境下的登场 虽然中产阶层乃“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但在中产阶层的生发方 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有所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国家或政府力量的强 有力干预对于东亚地区阶级结构塑造和重塑方面的巨大作用。周晓虹:《中产阶级 :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 期。对此,研究者们已有 很多论述。具体参见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三联书店,2002;张宛 丽:《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近期研究综述》,http://wwwsociology cassnet cn/shxw/zxwz/t20040712_2272 htm 等。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文件中明确 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政 府的主观引导为全社会营造出了打造中产的氛围。在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渐进改 良式转型”下,“决定社会分层模式变化的因素不仅包含市场机制的因素,还包含 有其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其中,既存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利益会给予社会分 层模式的变化以极大的影响。”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 分层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216 页。如此一来,不仅中产阶层的 构成中存在部分依赖“权力授予关系与行政性进入”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 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78 ~280 页。的群体,而且社会总体的中 产阶层话语也无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意识形态特征。中产阶层成为时尚的话题,但 被强调的似乎多是它的社会稳定功能和经济消费能力,作为阶级存在的真正内涵却 显得模糊暧昧,而且缺乏价值观方面的考察,难以体现其作为文化领导层的“中产 阶层美德”。村上泰亮,同前引书,1987,第187 页。因此,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 有待于国家与社会的集体培育,其未来的性质与功能也依赖于二者的积极引导。 “休闲经济”的兴起 米尔斯曾经论述道,工作对于美国的新中产阶层来说,已经失去了老中产阶层 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而演变为“不得不遭受的痛苦”,而随着“工作偶像的衰落”, 闲暇偶像开始升起,闲暇道德取代了老式中产阶层的工作道德,闲暇生活以及在现 代意义上组织起来的那些娱乐机器变成了认同模型中影响性格形成过程的核心因素。 米尔斯,同前引书,1987,第271 ~273 页。米尔斯置身的是从“工作主义”向闲 暇、消费主义社会转变的时代,而对中国当代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诞生时便面临 着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消费社会的时代,“带有浓重的渴望与梦想成分的建立 在闲暇基础上的假日形象”米尔斯,同前引书,1987,第272 页。已经成为大众传 媒的主要内容。 “目前,我国公民已享有法定假日114 天。现实告诉我们,中国人的1/3 时间 是在休闲中度过。这一国家行为表明了我国已融入国际休闲社会的背景中,这从政 府正在出台的政策以及新的产业布局的调整中,看到促进休闲、休闲产业、休闲经 济、休闲文化发展的社会条件支持系统正在建立的趋势。这一国家行为提出了一个 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休闲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正快速地向我们走来。” 王文章:《加强休闲文化研究 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 第19卷第2 期,第74页。该文作者反复强调的“国家行为”和“国际休闲社会”可 谓中国社会休闲问题的两个关键词,在中国“中产阶层热”涌动的同时,“休闲热” 也同样在国家积极的推动下日趋兴起。2006年,首届世界休闲博览会的举办权被授 予中国的杭州市,第九届世界休闲大会也将在杭州举行。与此同时,关注休闲、注 重闲暇生活质量亦成为人们的共识,对西方休闲理论的译介、对中国休闲传统的回 溯等有关休闲的书籍频频问世,休闲日益成为人们瞩目的话题。政府对休闲经济的 着力推进无疑提高了全民的休闲生活意识,但无形中也加重了休闲的消费主义倾向, 强化了休闲的悖论色彩。参见胡大平《崇高的暧昧——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休闲》,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这一切,都构成我们讨论中国中产阶层休闲问题的背 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