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篇 他写道:日本由利公司项目负责人: 关于本田先生说的那项工作,前几天我问过铃木小姐,她告诉我她正在从事那 项工作。今天由利公司打电话给我,告诉我铃木小姐并未从事那项工作。我想知道 现在铃木小姐正在干什么,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个书面答复。 另外,如果这项工作属于我,那么周末我将不休息,从事这项工作,以不误计 划。王发哥 日本人这时都是明哲保身,野川科长不理王发哥的请求,本田先生气得坐在自 己的座位上,说:“是所有的丹麦人对待工作都是这样的,还是只是他这样做……” 说了半天,可能觉得还不足以逃脱自己的责任,就对我说:“李,我前几天跟 他说时你在场是不是,你是不是听见了他答应了我他要在今天做完这个工作。” 老实说,他们俩当时用英语交谈的,但是,本田先生的英语实在不敢恭维,讲 时又是结结巴巴,说一句话少几个词,让人听了,将yes 理解成no是丝毫不奇怪的。 我夹在两头,我不想对本田先生的话做任何评价,没表态。 办公室在场的几十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家都在议论。 野川不理王发哥的请求,我和王发哥关系不错,想帮他,所以将那份电子邮件 的内容给野川解释了一遍,又将我接电话时王发哥的要求说了一遍,但他还是置之 不理。 我没一点办法,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那位西班牙人也知道了这件事,了解我的处境,走过来对我说:“李,他(王 发哥)想要那位小姐在干什么的调查让他自己去问别人要,你不要给他去要,你再 去的话,别人会这样的。” 说着,他做了个打别人一耳光的手势。 这个西班牙人和王发哥关系不错,但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他的建议让我觉得很 感动。我觉得欧洲人还是有正义感。听了这话,我也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是什么人都 有,实在是太奇妙了。 王发哥的请求没人理,我也尽力了。 当天,本田先生又气又无法,还没人理他,不论怎么说,他都有推卸不了的责 任,早早地回家了。 野川先生也不表态,忙着自己的事情。这事情怎么解决也不知道。 在日本就是这样,出了事情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谁的责任,大家都要和和气气 的,怎么办也不知道;但欧洲人好像更直率,更勇于在失败中总结问题,积累经验。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我给王发哥打电话,问候他的病情。 等到星期一上班时,一切好像都没发生过。大家又和和气气,这就是日本的奇 妙之处,但从此以后,本田先生要和王发哥讲话时,王发哥一定要求我在场,替他 们翻译。 这件事过了没多久,王发哥,我和另外几个人在开会。 进度晚得实在不行了,野川科长来调查我们的新计划。日本人的计划经常改, 我很少看那些东西,计划是数天就有一个版本,这是野川科长的工作。 关于项目的计划及时间等问题应问本田先生,但问他是白费,他什么都不知道。 野川科长来后,直接问王发哥,王发哥告诉了他设想的项目计划及有关的时间 表,野川科长听不懂英文,又需要我来翻译。 会完后,会议记录、项目计划及时间表的整理等工作应是野川科长的工作,但 他不懂英语,再加上很多地方也不明白,没办法整理当天的会议记录,他让我来写。 日本公司是论资排辈,他干的年头长了,也当上了个科长,但他给大家添的麻 烦远比他起的作用更大,日本人更不喜欢他。 我说我没写过会议记录,不知道怎么写。 野川科长说:“李,你拿我以前写的会议记录参考一下。加油干,写出来。” 我也推不过去了,只能写。跟着野川科长去了他的座位,他拿出几份会议记录 让我复印一下,参考着写会议记录。 复印完后,我拿着野川科长给我的原稿准备还给他,离他座位差几步路的地方, 碰见了高原科长。 高原科长见了我,问我:“李,你干什么呢?” 我说:“野川科长让我写一个会议记录,我不会写,他给我了几份他写的会议 记录,让我参考他写的会议记录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