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城市盲流 1 吉它弹回了户口 由于我能弹吉它,还能自弹自唱,这样,我结识了许多朋友,并且因每天弹唱 还能混到吃饭、睡觉的地方。 那时我精力、记忆特好,一肚子中外歌曲甚至包括30年代周旋、夏梦、白光、 姚敏、姚莉等歌星唱的老歌,竟然可以一首接一首,通宵达旦。嗓子,从来未嘶哑 过,情感如瀑布般,总是源源不断。最先,我在其他知青插队的地方去串门走户, 我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粮食,他们供给我肠胃需要的粮食。后来回到成都,一些工 厂单位的年青人,轮流请我,他们对我十分尊重。这些穷工人,管我吃,管我住, 一群又一群,一天又一天,他们非常欣赏我,冠以我一个好听的名称:“知青歌手”。 而我却自认为是:流浪乞丐,我以歌声和琴声平衡自己的心理,渲泻一种不满,— —感化别人,营养自已。我永远忘不了那些救济我的“歌迷”朋友。 由于自己有弹唱的本领,竟然在阴暗的命运中还“弹”出了希望和光明。 知青要把下到农村去的户口迁回城市,几乎是妄想,障碍、困难、关口重重叠 叠,研究、审核、复查、等待,完全像一条雾海中的船,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时会到 达彼岸。 一个黄昏,我被邀为“歌迷”们唱歌。在一个小院中,泡着茶,大家围着我, 男女老少竟是那样地痴迷:朝鲜的《卖花姑娘》,苏联的《三套车》、印度的《流 浪者》、三十年代的《人隔万重山》,我每次唱歌均是身心投入,因为我希望有人 懂得我的心声。 “我点一首《红豆词》,你唱不唱得来?”人堆中发话的是一位瘦削高长的中 年人。我看了他一眼,微微点头:“唱得来。”如每首歌一样,我照样倾心尽情, “目中无人”: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 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 照不尽菱花镜里形容瘦 展不开眉头 呆不明更漏 啊,恰是这不断的青山隐隐 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 余音消尽,起码有10秒钟肃静无声——突然一片热烈掌声响起。我抬头对那位 点歌人,微微点头以示礼貌。大家都在对我唏嘘注目,他却正在掩面泣哭,一个中 年堂堂男子竟为一曲《红豆词》撒泪,的确使我感叹。 他,在曲终人散时与我十分简单地对了几分钟的话:“你是下到哪个地方的知 青?”他态度和蔼却非常认真。 “我下在西昌盐源,现在是病青等户口。”别人问得认真,我回答也老实。 “你能不能把你的姓名、地址和农村地址清楚地写一个给我?我们交个朋友。” 他拿出了一支钢笔和一个小本子。 “当然可以!”我照他的要求,写在那本子上递给他。他握了下我的手,拍了 下我的肩:“你唱得很好,琴也弹得不错,后会有期!”他转身走了。那一瞬,在 灯光下我看见他的眼睛还在发红,一种特别的感觉顿上我心:知音。 不久,当我到“市安办”(知青安置办公室)去等准许回城的手续时,我才知 道,这位多愁善感的“知音”是市安办的干部,好久好久我才知道,是他暗中帮了 我拿户口回成都的大忙。 我怎会忘记他——这难得的好人,可我却再也找不到他的踪影。据说,他病逝 了。 有关部门要再次透视,照片,最后复查。我请真正“二尖半狭窄”心脏病患者, 乐加冕“代劳”过了关;派出所监督复查人,竟然是我中学的班主任曾老师。我福 星高照,一一过关,终于把“风都吹得走,牛都拉不回”的户口,抢回了成都。 2 仿刻饭票只为生存 中国几千年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也是土地的问题,说穿了, 就是吃饭的问题。这是民族的悲哀,也是革命的起点。 要生存,就得吃饭,要吃饭,就得革命。似乎可以说,凡是为了肚皮才逼迫革 命的,都是无可指责的或者是可以原谅的。特别是工作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时候。 一个接近中秋的某日下午,气候有点寒意,风冷雨飘。在一条光秃秃的冷清道 路上,走着一个中年人,背微弓,颈紧缩,他手中端了一个瓷盅,很旧,有的地方 已脱落了瓷。几步一个回头,百米一个停顿,显然,他在绕小街靠边行。步履缓慢, 神态拘谨并且有些微紧张。从老南门到青羊宫住家,不足三里路,但他走了2个小时! 他是谁?是落魄艺术家乐加。 他没有生病,也没有受伤。肚皮今天恰恰相反——吃得很胀,还很好。八两白 米干饭、一份回锅肉外搭一份鱼香肉丝和一份汤。物质得到了满足,精神却受到极 度的压力。 他在甩“尾巴”,说有一个人保组的大爷在“跟踪”他,他紧张又害怕,尽选 无人的小道走,在回家的方向上又折回来绕弯子转圈子…… 肚子吃饱了,却瘦了精神。 在同一天,乐加刚离去的同一家饭馆,我端坐在桌上吃着一份回锅肉,一份酱 肉丝,一份原子汤。同样,我也带有一个瓷盅,里面早已使劲按紧了若干份油浸的 回锅肉。不同的是,乐加与我用餐的时间错过了大约一小时。 我大嚼大吃着,好像饿了有整整一世纪。我目中无人,意满自得,活像我已占 有了地球的一半。 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那时似乎全仗似在伟大又实际的回锅肉上。 我吃得下巴流油,额头发亮——这从来未有过的伟大享受,其实从第一次我和 乐加的“创作”开始,已有差不多近一月了。 我非常明显地感到我的皮肤在变得滑腻细白,体重在骤然增加,精神在焕发, 有好多用不完的力气。 青春是贪婪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亦是可怜的。 我打了一个金黄油腻的饱嗝,用袖口擦了擦嘴,端起好重好重的盛满回锅肉的 瓷盅,像一个战胜了的英雄——离桌起程了。 这盅回锅肉,首先,我要给我的老母亲,患气管炎、咯血病仍在为儿女不停踩 着缝纫机的母亲端回去。其次,如过去几次那样,请几个穷老友——整一顿。 我出了餐馆门,一阵毛毛雨和冷风吹刮过来,但我却不像周围的人那样无精打 彩,面无表情。 馆子售票窗前,正排了一长串人在用粮票和人民币购票,这吃饭排班站队候轮 的场景,恐怕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特色,而我全免此烦恼。 刚出门跨上街道,我回头突生一念:何不将身上剩余的菜票退点现金,买包烟 来抽? 好主意,可是,却因此犯了错误,没有遵守“见好就收”的法则,搞得自己惊 心动魄,以至进了派出所。 “退五份回锅肉票,拿两元钱来!”挤在窗口旁,一只手把那五张联在一起的 票递了进去。旁边人的眼光朝着我,当然羡慕,仿佛在说:五份,好富态! “……请你等一下,马上拿钱给你。”售票员是一个女人,少有的客气态度。 “我吃不完买多了,快点退我,我有事情。”我一只脚尖在地上点着漫不经心 的节奏,理直气壮得很。 突然,肩膀上一只大手拍了我一下,吓了我一跳。 “同志,请你进来一下。”一个中年男人,态度和蔼,他身后还有两个小伙子 在虎视耽耽地盯着我。 我的神经在快速地旋转,简直像汽车轮子,心中血流一下加速,心跳猛然加快: 坏了、这盘吃出问题了! 跑是不可能的,何况为什么要跑?社会亏欠我的太多了,吃点(鬼其)头营养下 身体算什么,比起那些以权谋私吃大(鬼其)头的贪官污吏,我不过是耗子偷猫饭— —饿慌了才为之。 我表面很镇静,很配合地随他们进了一个办公室。这是一家集体所有制合作馆 子,当然也是我们选择的可行性进攻堡垒。 办公室很脏很乱,还堆得有油桶和米面口袋。我把手中塞满肉的瓷盅放在桌上, 看着他们。 “请问你的票是哪里来的?”那中年男人是个主任。他严肃,但语气不凶。 “当然是买的啰!” “你在哪里买的?” “我花两元钱就在你们这里买的啰。” “不,我问你是哪天买的。” 问者有心,听者无意,但,毕竟我是知青,这倒霉的命运已教会我定要比问者 多心。 “哪天买的又咋个嘛,这个是假的吗?”我理直气壮,横杀一刀。 “是不是假的我们暂时不说,问题是你是咋个买的,好久买的?”他毕竟不是 专业公安。 “哎呀,给你明说,我是不想排队,刚才是别个卖给我的,吃不完是要退回钱 嘛,你说是假的也好,真的也好,不关我的事情。退钱来,我要走啰!”我想到一 句伟大的名言:中国的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这很平常,正常。 “这样子,”他顿了顿,“如果没得啥,你也用不着怕,请你跟我们到派出所 去一下,把情况说明一下。”他注视我良久,又无可奈何。 “派出所?我花钱吃饭,买票退票,犯了啥子法,为啥去派出所?”我一听派 出所,肚中的回锅肉就自动消化了一半。 “同志,我们并没有指定你犯了啥子‘你协助我们一下,我们这里近来出了假 票问题,请你帮个忙行不行?”据我的经验,我的问题还不至于不可收拾。 “好嘛,我可以配合协助你们。”我端起了那瓷盅,又突一转念,要不得,派 出所不是饭馆办公室,这瓷盛满满的回锅肉岂不完全可以变成“饮食诈骗证据”? “这样子,这个瓷盅暂时存放你们这里,端在手上不好走,等会儿转来拿。” “可以,你等会儿来取就是了!” 那中年人没有同去,两个小伙一左一右与我一齐上路。 进了派出所——又是派出所!恐怕我上辈子就是在派出所生的,它对我才这么 有感情,老是在我背时的时候来照顾我,唉! “是好人,不会进派出所。”这是社会流行的定语。 “虽然你从派出所出来了,也不能说明你就是个好人。”这又是社会的公正评 判。 天晓得哪个才对!恐怕只有天天在这里上班的人才是对的,他们每天都一进一 出,却没有任何人说他们有问题,当然,如果没有那身衣服,也难说清。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首先是假定你有罪,但在没有证据和法官审判定罪前都把 你作为一个“疑犯”对待,而只仅仅是怀疑而已,却没有半点异乎平常人的有损尊 严和人格的对待。而“社会主义”的法律或派出所的惯例是:先把你当成“犯人” 对待,所施所行可以任意侮辱甚至打骂虐待,直到完全搞清楚你的确是“冤枉”无 罪才放你出来,轻者,人格自尊受到屈辱,重者伤痕累累。这种身心内外受创,于 我已是家常便饭,见惯不惊。 这次,却是一个例外! 走进派出所,令我心紧和哀伤的不是大家所了解的那些从来就有的恐惧场景和 被剥夺了人权的悲哀侵袭。 我见到了罗鹤君!他也因“乱杀伙食”被抓进来了。他立在派出所墙边,一眼, 他就看到了我。只几秒钟,我们的磁场在发着同一种信息,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用眼神勾通了心灵的语言。 只相视轻微的一笑,“攻守同盟”就解决了。 我们不敢,也不可能见面和说话,只佯装并不认识。 我被叫进了一间正规的“审讯室”,一个脸绷得出水的职业面孔发着一串职业 语言,我却也只有那句老话:我的票是在一个小伙子手上买的,只不过是捡懒不想 排班站队。 “那小伙子多大年纪,啥样子?”职业语言很有分量。 小伙子恐怕有廿多岁,穿的黄军服,头上还戴了一个军帽。在那年月,最时兴 的就是穿全套军服,学解放军(当然无领章帽徽),却也是运动后期社会上提劲打 靶惹事生非的“准坏人”的装束打扮。这样描绘,多半八九不离十。 那职业公安思忖一阵,口气缓和,叫我出屋来站在院中等着。他走过去又与罗 鹤说了几句,招手把我们叫了过去。 “你们两个听好,今天你们来派出所,不是说你们犯了买卖假票的罪,人家馆 子头最近收入大减,发现大亏本,硬查不出名堂,怀疑有人刻卖假票。”他咳了两 下,掏出两支烟递给我们,并把火柴递过来让我们点燃,又道:“你们两个运气不 好,都是乱买那个小伙子票遭的。这二年,吃回锅肉也好,吃(鬼其)头也好,都不 行!事情虽然没得好大,你们两个去给我抓!把那个小伙子抓到!” “我们要上班,没得空咋办?”罗鹤低声说道。我也说哪里去抓嘛? “这样子,你们回去商量,每天去一个人,到餐馆门口守一下,抓不到就算啰。 回去!”说后他转身进屋。我和罗鹤对视一眼,长嘘一口,三脚两步,跑出了派出 所,头也不回。罗鹤掉头小声道:“老九,我先回去,你马上到我家来集合!” 我原本不敢再去拿回我那盅回锅肉,首先我想到了我多病体弱的母亲需要营养, 后又想,不去拿,岂不是证明我心虚有问题? 我终于厚起脸,壮起胆,去馆子头取走了我那盅回锅肉,没有任何人对我怀疑, 很顺利。 我想,为肚皮犯点小错误又没有伤人,上帝是会原谅我们的,然而,乐加,上 帝却没有保护到他。也许,是他脸皮太薄了的原因,才出现乐加被“人保”跟踪的 故事。 我到了罗鹤的家,一见面,真是悲喜参半。 “简直料不到,你我检举的都是个小伙子卖给你的,更加神的是,我还又瞎编 的那个小伙子头戴军帽、身穿黄军服!”我们两个又是说又是笑,暗自庆幸没有被 抓到证据。 “罗娃,不要端了,不吃了,抓到不得了!”罗伯母瘫痪在床上,暗黑中发出 哀鸣般的话语。 “是,是,不去了,不去了!”罗鹤示意我小声点,免得他老母听到害怕。 我们把回锅肉拿出来各人分了点出来,又去买了窝大莲花白,又是煮又是炒, 并把好友韩眼镜叫来,高高兴兴吃了顿夜饭(菜饭票的章是韩眼镜仿刻的,后来他 真成了大名鼎鼎的金石家)。 可是,乐加出问题了。 第二天晚上,乐加面色苍白,紧张得语气都变了。一进门,他就对我和罗鹤道: “哎呀,好危险,老子差点遭!” 我们齐齐问他前后经过,才知又是虚惊一场。 原来乐加那天在“公家食堂”免费进餐后,黑心装了一盅回锅肉,红光满面出 门,殊不知被一位大爷“打吊线”。他东绕西弯,直到擦黑才甩掉“尾巴”,回到 家中。 回锅肉也吃不下去了,无胃口不说,还躲在家中半病半昏地睡了一天,又是怕 又是惊,分分钟钟提心吊胆,怕被抓进公安局,心脏病差点引发。 原来,今天下午他出来解溲,与那位“盯梢”在W·C中撞了个满怀,弄得他半 天解不出。出厕,乐加开始打“反吊线”才发觉,原来那被他怀疑跟踪他的“人保” 大爷,就是滓子坝卖叶子烟的王大爷。 “算啰,我的意见是大家休整几天,不要再惹祸了,最好,把“饭票”烧了, 吃不得(鬼其)头了。”乐加等我与罗鹤把精彩又惊险的遭遇讲完后,开始作决定性 的发言。显然,他仍心有余悸。 “我看,这‘搭伙食’也算不了犯好大的事,风声紧可以休息几天。如果每星 期去吃一次,不要退票,还是可以的。”我仍然不肯罢休。 “你我大家都是昧良心出于无奈,乐加是经手者,我们都是发起人。这模仿刻 饭票的事吃的是公家,天下公道何处有,犯险皆因肚皮饿,我看那家馆子去不得了, 建议把剩下这几百份全烧了……”罗鹤话还没说完,乐加立即道:“对,我同意, 算了,把裤腰带勒紧点,你我这么有手艺,还怕找不到饭吃!” “这些现成的票烧了,乐加,你另外刻几张东大街甜食店角把钱的糖油果子百 合稀饭票,我都去侦察过了……”罗鹤对乐加抱着新的希望。我说:“不要烧,一 人一叠分了,各人负责。” “算了,算了,我的美术字虽写得好,我宁肯还是去街上公园里速写人像,就 是挣不到钱,决不致于抓起来关起!”乐加从来就对人对事忠厚诚实,受激动,是 一个艺术家的坯子。 在罗鹤家那盏昏黄的、电压不稳的灯下,我们互相看得见对方悲哀又苦愁的脸 和在说着同样话语的眼睛。失业又要供养母亲,疯狂的政治压力下,工作的权力被 理所当然地取缔了…… “老苟,老九,你们两个走得了,不要骗我们罗娃去搞那些名堂。我不吃肉, 我吃泡菜稀饭就是了……走得了、等会要‘查夜’了……”罗伯母瘫痪在墙角边的 床上,声音凄凉。 我们大家沉默无语,从床底下把那几十份已油印好了的“饭票”拖出来,擦了 根火柴,一张又一张放在地上,全烧了。 我们凄惶的脸上映着火光,好像烧的不仅是“饭票”,而是赖以生存的权利和 证件。 3 为了继续玩弄她——把她判刑 深夜花园里, 四处静悄悄, 只有风儿在沙沙响。 夜色多么好, 心儿多爽朗, 多么迷人的晚上。 …… 一个昏溟的夜暮中,在南门白花村的河边,我、乐加、顾老师、小刘倚倒在稀 落的草地上,我弹着那把盲人音乐家张明远交换给我的吉它,偷偷地哼唱起这首优 美动人的苏联歌曲。 月色朦胧,河水闪着熠熠幽光,四周散发着枯叶和潮湿的泥土气息。我轻声地、 偷偷地唱着这首“苏修”的“黄色歌曲”,这首歌带给我和我们的已不仅仅是一个 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在这“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土地上,它其实已幻化为我们青 春的追求,美好的憧憬和遥远的政治希望。 我边弹边唱着,我把一切都倾入在歌声中,这歌声似乎成了我的所有。 乐加哭泣起来,这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哭泣——深沉、轻声,却非常悲伦。 顾老师和小刘在死寂中发着几乎连心跳都一齐要蹦出的叹息。 我把手指停在琴上,嘴唇紧闭,看见乐加在用手揩着眼睛…… 我心里紧极了。 一切静止,像死一般,只有流水潺潺中月影摇动。 “……对不起,我打断了你的歌声,主要是我太激动,实在忍不住……”乐加 喉咙哽咽着,喃喃说道。 “没得啥,我完全能理解。” “唉,为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失去了3年的自由,失去了3年的青春……” 乐加的话中带着哀怨和忧伤。 “来,老苟,抽支烟。”小刘递给他一支烟。顾老师不会抽烟,他的头几乎垂 在胸口上。 我把琴放在地上,手撑着草地,细细倾听着一首没有音符的歌。 1961年,乐加15岁,被孤儿院安排在成都一家工厂(一家公安系统内的小厂) 当工人。15岁的他,瘦骨嶙嶙,神色憔悴,但他极喜欢听音乐歌曲。 同厂的一位张姓小伙子比他大10岁,爱好无线电。一次,那小伙子叫乐加打下 手,他要修一架收音机。于是,事情发生了。在那些干扰和杂音之后,传来一首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乐加欣喜若狂,小伙子也尖起耳朵在听。声音越调越清晰, 音量和胆子一样,越来越大。歌曲听完,心灵滋润了,可是祸事却降临了。 有人把此事报告了厂保卫科。一个“战犯”的儿子收听“敌台”还了得,不出 三天,公安厅来了公事人,与厂保卫科一起分别“审讯”了他们两个。 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强力高压审讯,对一个才15岁的人来说,几乎是被 绑进了阎王殿要下油锅、上刀山。 “……” “你是不是收听了苏联电台播出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 “……是” “是不是你与张某一起听的这首歌?” “你是不是说过生活差,吃不饱?” “是。” “好了,你在这个上面签个名,没得事了,你回去上你的班。” 审讯后的第二天下午,乐加刚在食堂端起饭碗,一辆吉普车开进了厂门,保卫 科长领着两个公安走到他面前,把他手中的碗扔去一边,双手卡上一副象征着人民 力量的手铐。 他被抓进车,关了起来,并很快地被送往S山区劳改农场。罪名:“彭德怀反 党集团”分子偷听敌台,恶毒攻击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妄图翻天。 年龄15岁被临时添成18岁,这正符合判刑年龄。 欲哭无泪,喊冤都没有地方! 那荒僻偏远的劳改农场,成了他生命中一个黑色恐怖的驿站。在那里,他未成 年的瞳孔中刻印下了一幕又一幕惊心的人间悲剧,他纯洁的心灵从此也就注入了那 一剂非同寻常的生命营养。他在里面认识了很多名人“右派”,文学界的,诗歌界 的,绘画界的,以至于政界的,比如著名歌唱家陈乐天,演员张文艺、彭晓兰,诗 人陈谦,翻译家张复来,戏剧家孙由美,漫画家汪子美,美协秘书长邱成久,蒋介 石的上校私人文书陈世辉……他们统统成为了他不正式的老师——一部惨重深刻的 活教材。 乐加年龄太小,身体太弱,于是,被分到了女子班——他被当成女孩对待,对 他也许是个幸运,对“法律”却是一个嘲弄。 夜开始深了,月亮也爬起来老高。乐加在不断道来,我们屏住呼吸在倾听,倒 抽着冷气。 河水流动声也消失了,四周一片漆黑,乐加自己的故事未道完,也未听完,却 又引出一个女人悲凉的经历。 女子班,关押着年龄不同的形形色色的犯人,她们把乐加看成小弟弟,因为无 论他在男人中或女人中或者整个劳改农场犯人中,他的年纪都最小。他干着她们一 样的活,接受同她们一样的待遇。在那个年月,面红都意味着心虚,所以,不可能 发生任何形式的“桃色事件”,因为世界正分化为两种颜色——纯红和纯黑,遗憾 的是,这正是那个时代颠倒了的人格错误。 乐加认识了一位叫小艺的女孩,她对他很好。她是宜宾人,18岁,一位婷婷玉 立的姑娘,纯洁朴实,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和幻想。她长得太漂亮。当然,这二者加 起来,就成了她天然犯罪的根据。年轻美丽,会带来幸运,而美丽和年轻同样会被 厄运追踪。 人需要倾吐,何况在那种窒息苍白的环境中,她把埋藏在心中的不幸故事倾泻 给了乐加,他又把这故事藏进心里——由于这一曲歌声,乐加把这段故事吐给了我 们,没有带进棺材。 小艺(请允许我不能道出她的真名,因为,不能让一个不幸的灵魂再次痛苦和 躁动)是某文工团的“双科”演员,既是舞蹈演员,又是歌唱演员,业务和容貌均 出类拔萃,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人。她当然也是全团的“台柱”。 在一次为某军区演出的时候,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后犯其它错误被解职)把文 工团团长找去谈话。这在当时,不仅非常正常,而且还十分荣幸,部队,就是保障 和荣誉,权力和希望。 这位副部长开始第一次接见她,改变了她的命运,改变了她的一生。“来、来, 请进!”当警卫员把小艺带进办公室,等在那里的副部长满脸是笑,非常热情。 小艺已卸了装,穿着一件自己设计制作的连衣裙,白衣浅蓝碎花,那匀称玲珑 的身材在这件连衣裙包裹下诱发出青春芬芳的线条。 她脸色微红,睫毛凝霜,伸出小手去任那只等待和迎接她的大手紧握不放。 “不错,不错,我看了你的演出,真太好了!”副部长口音有点南腔北调,身 体高大,是个大肚胖子。他随即倒了杯开水递给小艺。 “今年多大了?家里还有些啥人啊?” 这一串热情洋溢的问话,显示着特权阶层的威严,首长的宽厚与风采。 小艺除了轻吐几个字外,便不是摇头便是点头。双手端着那杯开水,大眼睛看 着首长,聆听着,当然沉浸在温暖和荣誉感之中。 “一个年青人嘛,应当要求进步,你入团没有啊?” “没有。” “咦,为什么不入团呢,不入团怎么入党呢?今后又怎么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呢?” “……” “这样吧,你写个入党申请书,我告诉你们团长,应该先把组织问题解决了, 你还有很好的前途嘛,为什么不主动争取呢?你们是地区文工团嘛,管一管,我们 还是有这点权力的,嗯。”一阵爽朗的笑声,既自然又热情,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大 官的小艺来说,可谓受宠若惊。 “好了,你把我的电话、姓名记下,今后凡是遇到什么,工作上、生活上的麻 烦和困难,请一定通知我,千万不要客气,行吗?”副部长又伸出手拉着小艺的手 不放,另一只手,抚着小艺光滑细嫩的肩头。 他叫进警卫员,拿出一包东西。 “这些是一点营养小食品,请你不要客气,收下。” “不,不要!”小艺站起身来,小声地拒绝着。 “哎,小同志,这几年国家困难,生活上要差一点,就算是你今天的辛苦演出 的答谢总可以了吧?”副部长是搞宣传的,语言独特。 小艺收下了那些水果、肉罐头及白糖。副部长送她到门口,还笑眯眯地摸了下 她留着短辫子的头,叫警卫员带她出了小院坝。 这第一次“接见”,竟有这么愉快,印象有这么良好!在小艺的心灵中浮现出 几个闪亮的大字:首长就是不同! 半月过去了,小艺却并未写入党申请书。那些“慰劳品”她也分给几个演员吃 了。首长的询问电话打到了文工团长那里,团长叫小艺坐上接她的汽车。 “哎呀,你好吗?快进来坐!”副部长异常热情。这次不仅有开水,还有丰盛 的糖果、糕点等,这在那困难年代是稀奇的奢侈品。 “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呀?” “副部长,我家庭出身不是工人。”小艺不是那种容易发昏的女人,她有她的 见解。 “嘿,这有啥了不起!就是地富反坏出身,也可以背叛嘛!”副部长政治水平 当然很高。 小艺有点感动了。 “你听我的话,相信我,不会错,以后我还可以推荐——保送你到省、中央歌 舞团去,也可以到总政歌舞团去!”副部长手叉腰,单手又指又划,声音宏亮。 小艺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前途和理想的缤纷色彩在她眼前脑海中翻腾。 副部长把小艺拉在一张三人沙发上,抓住小艺的手,另一只手在上面轻抚着, 不时,那眼光在小艺隆起的丰乳上滑动。小艺害羞地移挪着位子。 一股浓烈的香烟味熏得小艺喘不过气。她身边的这位首长,牙齿油黑还有一颗 包金牙,肚子隆起老高,头发已脱落稀疏,那大而偏的鼻子几乎遮住嘴巴。年龄, 少说也有五十好几。 但是,又不是选丈夫,这些东西都无关紧要,人,都是有缺点的,何况是首长。 算啥? 难得的政治关心。 一次、两次、三次……这有如卫星上天核弹起爆的倒数,该发生的始终没有发 生,不该发生的却终于发生了。 又是一个傍晚,副部长请小艺“谈心”、“汇报思想”后吃晚饭,这与上几次 招待有所不同的是:增加了一瓶酒。 首长与一个普通演员共餐,老人与姑娘对饮。 小艺不会喝酒,在百般地劝说下她喝了两杯。 她几乎醉得不省人事。当她头昏脑涨地微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身上已一丝不 挂,玉体横陈,一双又大又粗毛茸茸的手指捏在她处女的乳房上。旁边,躺着那位 赤裸的首长。 副部长斜着身体,另一只手开始在抚弄她的处女地…… 小艺惊惶挣扎,副部长一翻身压在姑娘的肉体上——一阵阵痛楚和天旋地转, 在大汗淋淋中,副部长占有了她——人生的第一次。 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终于,在纠缠和威迫利诱下,她被他多次占有, 终于,她怀了孕。 当女人怀了某个男人的孩子的时候,男人的漠然是对女人的痛苦的第二次打击。 况乎这种性质! 副部长有妻室儿女,有名誉地位。他强迫她做了人流手术。 小艺咬紧牙关,含着眼泪对副部长表示,请求今后不要再有往来,放她一条生 路。可惜,副部长兽性不改,还没有玩腻,在她身体尚未恢复前又强迫了她——她 绝望了,向地方领导控告了副部长。 这鸡蛋碰石头的行为,无异于自寻死路。地方某领导私下持控告信找到副部长。 副部长不仅不翻然悔悟,还反咬一口,说阶级异己分子诬谄党的干部,拖他下水。 某领导哑口无言,不敢吱声,有什么能比乌纱帽更为重要? 但是,小艺并未因此得到安宁,她已开始明白控告是多余和愚蠢的,也更是徒 劳的。她沉默了。然而,在一个沉默都仍然躲不脱大祸临头的时代,一个弱女子, 并不因为她奉献了自己的贞操便成了合格的圣女,而变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人,相反, 她只不过因为纯洁和漂亮,成了“革命的需要”。 原本,一个受侮辱和损害的人应该可以相对获得宁静和缄默的权力,可是畸形 的社会来源于畸形的权力,如果道德或传统力量能战胜或制止甚至惩罚淫威特权, 社会早摆脱了那特权的魔影。可惜,这是一个人治社会。 党性和人性是矛盾的统一,在某些大多数人身上,随着权力的膨胀,党性的异 化,人,有权力的人就成了典型的社会癌细胞。 权力,从来就是拿来分秒必争地运用的。副部长,并不因此而却步。欲望、贪 婪和掠夺的本性,使他不想放弃她,他认为,女人是他权力的玩具。他找到一位公 安厅从前的部下,说他“爱上”了某某,需要一个安全、长期的“恋爱”环境。恶 人与恶人总是容易联在一起。 “只有一个办法,把她先以‘腐蚀首长’、‘作风败坏’名义抓起来劳教,送 到劳改农场办的‘文工团’,今后,还怕她不依,还怕她敢闹?”这位“职业杀手” 出了毒计,正中副部长下怀。 一个夜晚,小艺被铐上了囚车,以“流氓”罪,判劳教3年,送往劳改农场。那 年头,劳教和劳改在法律上是同义词。 小艺无休无止地受副部长“合法”的折磨摧残。当乐加已满刑3年保外就医放出 来后,不幸的小艺也早该放出来,可是,厄运总缠绕着她,劳改队的干部又以当然 的正当理由“接管”了她。虽然,那时她已姿色大褪,虽然,她已患神经衰弱,身 心受到严重损害,但在老山区不毛之地,她仍然是一朵花,一朵被权力随意攀摘蹂 躏的花,一朵再也没有香味和鲜艳色彩的花。 乐加说:“据说她已经疯了,不死,现在恐怕已快40岁了吧!” 南门百花河边的晚上,代替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琴声歌声这时都已熄灭了,一切又归于沉寂。 4 不敢立在坟头的墓碑 我寄居的东门街凄冷的院子老屋(现已拆迁),开始热闹起来。 1973年底,我的农村户口还在迁回城市的途中。一天,乐加找到我说:“现在, 你一人独居这么大间空屋,不如借出来供我们习画当画室,你也学两笔。” 乐加的家只有二十多平方,几口人,连睡觉都成问题,反正我也无工作可干, 我点了头。 后面那间又潮又破的小房间,竟然挤了七八个人,一尊乐加自己雕塑的石膏人 头像美第奇,端放在铺了一层被单的八仙桌上,因上面无亮瓦,没法采日光,一盏 瓦数不大的电灯直射在静物上。 七八个十几岁的小伙子,手握画版和铅笔,在那膝上、砖头上的画框里窸窸窣 窣发出声响,有如小声织布。 “……素描是油画的基础,必须扎实,要注意黑、白、灰、深灰、浅灰的处理, 要画出质感、量感、空间感;切记,画到一定程度要退出来重新找感觉,找差距……” 乐加穿件破背心,手捏一支铅笔不停地挤来挤去逐一指导着。 我在蜂窝煤炉子上烧开水泡茶,一个杯子,大家凑合喝。这群“画家”几乎全 部衣衫不整,头发蓬乱,有赤膊露胸的,有穿短裤衩的,脚气臭、汗渍臭加上不通 空气和光线的房子的霉臭,几小时地被铅笔流动在纸上的声音覆盖着——这原本就 是一幅灿烂的写实油画嘛!我眼珠转动,内心万分感叹着。 中午,该吃饭了,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人有经济供应得起集体一顿饭。你一毛 我半块,他半斤你二两,凑着粮钱——又快又省又能胀饱的办法是吃汤面条,当然, 我心甘情愿煮面洗碗服务。 几个月,从早到晚,每天亦是,这批青年人悄悄进来,分散地出去(那年月, 年轻人天天聚在一起,不打成“反党集团”也要让人怀疑没于好事);没有去抢, 没有去偷,没有荒废时日,虚度光阴。这批乳臭未干、穷得连鞋子都买不起的年青 人,在乐加长期免费指导帮助下,竟然多年后成了才(有的考上省美院,有的当了 教授,有的考上中央美院,有的还到了香港、美国)。 我耳濡目染,除了为他们现场弹琴唱歌兼当后勤,也公然学画了几张素描。 “……毕加索,是现代艺术最重要的大师,在精深方面,有人可以和他分庭抗 礼,若论博大,除中国的张大千外,恐不作第二人想。从早期的自然主义、表现主 义、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写实派到抽象、复归主义,在多产、多变和多才上,马 奈、莫奈、凡高、古典大师安格尔……都不能和他同日而语。从铅笔画、钢笔画、 水彩水墨画,炭笔雕塑和剪贴甚至陶器,他都涉猎并有好作品。他千变万化,层出 不穷,近百年的西方艺术,受他的影响颇大的平面艺术,二度空间乃至古典派的三 度立体感……而毕加索要表现的是四度空间,他的特点特征之一是,敢于变形……” 乐加许多时候,只要一触及绘画艺术,便滔滔不绝,如痴如醉。 我惊讶他腹中有如此多的知识。 “有的同学在素描中把所画的对像画得大实了。这不是摄像制板,要怎样正确 理解和掌握,我谈它的基础很简单并且只有一个:超越对象又忠实于对象,性灵, 智慧和感觉;一句话,似与不似之间。”乐加一反日常生活中对琐事处理反应迟缓 和语言短拙,仿佛在背诵早已在腹中打印成章的论文。 “我采取的基本上是苏联‘契斯恰科夫’教学模式,一般不允许轮铅笔作画。 素描起码要掌握光、影、结构和‘五感觉。’”他对我和大家说。 “能不能详尽点,我也学点绘画知识?”我说。 “所谓五感觉即是体感、质感、量感、空间感和色感;‘三大面’即左、右和 正面;‘五调于’即黑、白、灰、深灰、浅灰;‘六大块’即上、下、左、右、正 面和背面。画人体一定要研究骨骼,寻找骨点,从明暗分界入手,要强调口腔圆、 眼腔圆……” 但是,乐加的教学并不死板僵硬。 “我与大家的年纪悬殊很大,我们都生长在这同一的时代和土地上,怎样在艺 术上才会有作为?只有生活,愈是苦难愈是磨出天才,历史上的艺术家,几乎都离 不开苦难。大家不要自弃,自悲,要相信,不久的未来,你们将收获成功,但是有 成绩也不要自高自大。西班牙大画家梵高一生画了800幅油画,900幅素描,37岁死 前才售出一幅。那为什么要追求一生?因为艺术即生命,为艺术之付出,即生命之 价值……”我当时吃惊之余产生感动,感动之余不禁自问:为什么我没有他这些见 解? 我只有不断地为他渗茶以表示我对他的钦佩。 “乐加兄,你比我大四五岁,同样没有进过大学,这些营养,你从哪里获取的?” “生活。” “我不也是在生活嘛。” 他红着脸憋住气,高高的鼻子一抬,丢出一句:“劳改农场监狱!”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在后来的几次谈话中,我才真正懂得1961年至1964年近四年,在布满铁网,每 天背诵监规的劳改农场里,15岁的他在“右派”、“反革命”和“坏分子”群中所 汲取的养料的内容和价值。 当时,关在农场劳改的“右派”分子,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画家 汪子美,四川分会秘书长、理事、画家邱成久,都是他在素描和色彩美学、文艺理 论上的指导教师。蒋介石的私人文书陈世辉先生一手好书法,无论正、草、隶、篆、 行,都很有水平,他非常同情15岁的“小反革命”,手把手教乐加学习书法,亦是 他在狱中的书法导师。文工团专业舞台美术师唐阳春教他学习舞美…… 原本,社会就是一所大学校,而监狱——更是校中之校。对于15岁求知欲正浓 的乐加来说,这三年多的痛苦感受和经历,当然,便成了他有价值的人生的重要 “基础课”。 人的基本权利,道德价值和自由的追求,乃至于法律的阴影,通通过早地灌进 了他瘦小的肠胃,强迫他消化吸收——是倒下还是直立,只有靠天老爷了。 1974年初的某一天,我去百花村他家找他。他把我堵在靠门边的小房;司门口, 我见他双手沾满黄泥,一身水泥灰,我开口便道:“又在塑啥像了吧?我看看!” 边说边往里挤,他面呈尬尴状,嘿嘿一笑,进屋在乱糟糟的几堆东西中,伸手一拉, 用一条布遮住一长方形的东西。我向来不拘小节,也礼貌不来,都老朋友了,不必。 “这是啥雕塑?”我在阴暗的屋内蹲下,端详着一条四周用木条镶紧的石板。 “来,这边坐,喝杯茶。”乐加支吾,叫我坐在凳子上。 “等一下,我要参观你的杰作。”我蹲得更近,揭开布,在浇铸的水泥板块上 阅读出一行隶书: 父亲苟怀谦之墓(1903年—1973年)。一生坎坷,为国共两党坐牢,70年人生 大部分为铁窗悲剧。教训:人生不可介入党派之争,宁可庸碌以求平安。 此碑已浇铸成中英文,一部分文字已涂上金粉。 我心中一怔,猛抬头,见乐加垂头不语。相对沉默好一阵,我挑破沉默:“乐 加,这是否是令尊大人的碑?”他点了下头,站起来给我倒开水。我发现,他双眼 发红,嘴唇紧咬。我听友人徐坯兄介绍过,乐加父亲同我父亲一样,都是国民党官 员,然具体情形一直不清楚,也从来不好深问。 “走!九九,我们到河边走走。”乐加拿起一包香烟,提只水瓶和茶盅,站起 身对我道。 一本积满忧伤和不幸的书翻开,乐加向我抖落出一段血泪浸透的家庭故事。 四顾无人,他从内衣口袋中摸出一份折叠又折叠的电报:“你先看看这封电报 再说。” 我双手展开,电文如下: 苟怀谦于1973年7月因脑机能不全,患冠心病等医治无效病亡。是否前来探望, 请速回电。 落款为抚顺市507所。 “我父亲刚刚去世了,这是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电报,唉……”乐加边说 边折好电报,塞进内衣口袋中。 “你们去探望没有呢?”我问。 “辽宁那么远,哪来路费,况且天气炎热,活着时不许见,死了才通知,去了 有什么用!”乐加很悲伤,一脸茫然。 我垂下头,拼命吸烟。 “说老实话,你父亲四九年跑了台湾是幸运,我父亲没有跑,结果关了24年, 死在监狱中。这24年,他在狱中反省改造,我们在社会上被歧视、受磨难,如今, 灰飞烟灭人亡,一切都完了。” “令尊为啥当时不跑?咋会送进战犯管理所?” “听我母亲讲,四九年临近解放,重庆方面送来了飞机票,可是全家兄弟姊妹 八口人,咋走?加之奶奶去世正逢丧事,父亲意识到非走不可时,已经走不脱了。 为不牵连家庭,他在眉山向当局自首,立即被送往成都转重庆急送辽宁抚顺战犯管 理所,当时清朝未代皇帝博仪也关在里面。”乐加手中的烟头已烧到手,两眼望着 河面,若有所思。 “未必你们连信都没有通过?” “收到过几封,父亲每次写信都一纸悔过,他几乎封封信都在说‘每看到祖国 产生一项新的成就,我就感到自己又多一项罪恶’ 这一切,与我的家庭经历太相似,我有点同命相怜起来。我到他家中去过多次, 我知道他母亲与我母亲一样,是受管制的反革命“四类”分子,他母亲给人拉车、 锤石头、捡破烂养着他们。最小的两个妹妹送人抚养,两个姐姐六一年饿死,五弟 也因抚养不起送人,乐加,被送进了孤儿院…… “没有办法,只有请求管理所火化,我们收到父亲的骨灰和照片,一件汗衫, 一件旧睡衣,一双胶鞋和一套中山服。我们这些子女背了半辈子黑锅,却不清楚父 亲的经历,他究竟犯了何罪,连父亲的简历我们都写不出来,直到几次要求才收到 管理所一个简单介绍。”乐加像是自言自语,只注视河对岸。 “我记得简历上这样写着:‘你父亲早年加入共产党,以后又加入国民党。曾 任国民党中央统计局调查长等等职务,……” “唉,你我这些‘黑五类’、‘狗崽子’,受了父辈政治影响牵连,遭了罪, 还不许清楚‘罪状’。许多年来,我连我父亲在不在人世,啥样子都不晓得!”他 双手抄在蜷曲的双膝上。夜暮,把我俩的身影隐进竹林丛中。 眼前这条河(府南河),在缓缓流动着,一架索桥系着两岸,在风中荡来荡去, 头上的竹叶在风中沙沙作响,一片、两片飞满一地。坐在草地岸边的我们,沉寂在 夜的深处。历史,难道会永远从这里剪断而再也无法焊接? 河水,开始泛红。对岸景象模糊起来,像在远飘…… 半个月后,我又到乐加家,我说我想再看看你刻的那块令尊的墓碑。 他说:“扔了。” 我十分吃惊,一时反应不过来。 “原来,准备把碑送回老家眉山立在父亲的坟上,可是,全家商量后不敢,为 国民党反动派立碑,岂不成了现成的反革命?所以只有扔了。” “你咋能扔掉呢?太软弱了!”我激动起来。 “……我扔进了这条府南河里,你不要再说了!”乐加几乎硬出声来。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在深沉的夜半,他捧着墓碑,跪 在岸边,偷偷地磕头,悄悄地哭泣;趁四面无人,他抱着父亲的墓碑,趴在跌荡的 索桥上,轻轻地、偷偷地把那块沉重的孝心和怀念送入湍流的水中……他独坐了一 夜…… 直到提笔的今天,他父亲的坟头,仍然无碑无文…… 他父亲是四川眉山人,毕业于北师大,黄埔军校二期。因为职务关系,手中掌 握有大量共产党叛徒名单,文革中几次要被江青枪毙,是周总理设法保全下来。— —但是,有如这碑的隐没,从此历史的真实再也打捞不起来了…… 5 自然灾害·生死线上的挣扎 时钟正打十二点 拿起我心爱的土巴碗 走进我心爱的伙食团 干饭稀饭整一碗 …… 1958年5月5日,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被确立,提出“15年内超 英赶美”的狂热口号。 于是纯朴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从街道到工厂、机关学校,遍及各单位的土高 炉垒了起来,家家户户都必须完成上交废铜烂铁的任务,只要溶化后流出一股冒着 金星白光红色的液体,大家便欢呼雀跃庆贺胜利。仿佛木头可以变钢的日子也不远 了。 农村,刮起了高产风,把若于亩田的稻谷移在一亩地里,用愚昧、妄想和热情 培植出亩产万斤、10万斤的样板。 亿万人把希望、企盼化合成愚昧无知的狂热。 在中国几千年的土地上亩产几百斤粮食,一下提升陡变为十几万斤,这当然是 对科学,更是对自己的嘲弄导致出的最后失败的闹剧。 而大、中、小型用手推风、电鼓风、把废铁和石块倒进去就企望出钢的人工操 作,无异于喂母鸡吃泥沙却等待她下金蛋。 1961年,城市居民也学农村人民公社开始公共食堂化,我在读小学,深受其苦, 记忆犹深。 在我就读的大学路小学附近,有一个伙食团叫第七食堂,实际上,是一居民小 院改装。为了上学读书方便,我用粮钱买菜饭票在那里搭伙食。 前面那首记不全的民摇,便是当年流行,自己也经常处于饥饱之口的真实记录。 同食堂一个绰号叫猴子的大个子,是一个中学生,他与我同在一个伙食团搭伙。 那时,政府配给城市居民每月23斤粮票(搭伙证),3两菜油(后来减至卫两)、 3两肉(后来减至2两),经食堂一克扣,份量就更加可怜了。 猴子哼着那首“等饭歌”敲着碗走进食堂,三口两吞,把自己碗中的(火巴)(火 巴)饭吃完舔尽,来到我面前,嘻皮笑脸揶揄着我桌上尚未开始吃的2两锅巴稀饭: “老九,你吃不完倒点给我嘛!”他比我大,也比我瘦,他想以强凌弱。都在“吃 长饭”的年龄,要吃我的饭等于收我的小命。我当然不肯。 猴子见我不搭理他,在众人嘲笑的眼光下下不了台。 “相不相信,老子把稀饭给你倒在炭灰中?”虽然他的家庭出身是军属,但我 这“反动”家庭出身的孩子也并非无胆。 “你敢倒,我不信!”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敢打架的强者。 哗地一声,他抢起饭碗刷地泼在侧边的炭灰中:“看老子不敢,龟儿管制分子 的娃娃还嘴硬!” 一碗热腾腾的我舍不得吃的稀饭,竟然被他泼进不可能捡拾起来的炭灰中!腹 中饥渴的我,胃气上升为愤怒,不甘受辱的个性,开始拼命。 “赔我的饭!”我扑了上去,抓住他的衣领。他一拳打在我左眼上,又是踢又 是抓。个子矮他一个头的我,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手脚开始浮肿的我,已不是他的对 手。 周围的人团团围住我们,像观赏两个脱毛的斗鸡。 我愈是占下风,愈是不退却,这是娘胎带来的本性。 鼻青脸肿,一身泥灰的我掏出一把刀叶有一寸多长的水果刀,用不着警告,用 不着比划,左手箍着他的后颈,右手的刀尖朝着他背心上扑扑扑就是五六刀! 如果猴子当时在冬天里不是里三层外三层穿得特多,如果他那件大棉衣并没有 塞进足够抵挡我刀的长度的棉花——我不说杀死他,即便是杀伤他,12岁的我不在 劳改队至少也要在“少管所”度上几年。 猴子的新棉衣的背上绽出了乱七八糟的白棉花团,有如几堆小雪。众人惊愕了, 他顺势跑回家,抓出一把凉衣的铁叉向我乱刺来。我口中咆哮着:“你还要杀嗦!” 一扭头,我冲进伙食团厨房,两手托起两把雪亮的大菜刀向他冲去。 这场仅为2两锅巴稀饭的斗殴眼看要上演成血案,食堂里的男女炊事员一拥而上, 有的扭猴子的胳膊,有的抢我手中的菜刀,我与他各被四五个成年人拖开。 “老九,老九,我们伙食团赔你一碗稀饭,打不得了!”一个长得很胖的中年 女人朱姆姆,捡起地上的碗一阵风似地给我舀了一满碗锅巴稀饭出来,递在我手中。 一场饥饿引发的血与火的大战,终于平息了。我立在空无一人的食堂里守着稀 饭发呆。泪涔涔的我喝了几口,盖上书,慢慢走回家,端给了我在咯血中踩缝纫机 的母亲…… 1960年至1963年这一千多天,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铺满了饥馑。一 个公社,一个村的大人小孩倒在路边,死在饥荒中。 在高刮共产冒进风可笑复可悲的阴霸里,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都在浮夸、 虚报,谎报粮食大丰收,人们,在数据里陶醉。上交公粮的数目,在成倍或成几何 数地上涨,预支三年的收成一年交光还要倒欠,连种子都吃光了。广大的农民连树 皮草根都吃尽啃光,赤地炎凉,饿殍遍野,像疯狂的蝗虫。人民煎熬在死亡的边缘。 惨境如滚烫的铅水,开始渗透侵袭着城镇。城里的工人、学生、居民、教师、 甚至于部,均开始在定量供应中难以支持。 我们全家,由于吃不饱,开始吃糠咽菜,那些传统上不能吃的,甚至鸡猪狗食 的树叶、野菜、草根,统统塞进肚中。 特别是糠,任我们搀合进米粉麦面,一进口,如同针刺满口乱钻;即便鼓起勇 气吞咽下去,三天解不出便——次次只有用指头抠出……人,不能长时间不沾蛋白 质,不补充脂肪而只嚼纤维,只吸收炭水化合物——长纤维的艾蒿菜(又名棉花草), 喂猪的厚皮菜(吃前须煮熟过滤去汁,否则中毒),芹菜根……以至后来发展成吃 “小球藻”(即小便积聚久后浮面的一层蒙)、“树蛋白”(各种树叶捣碎混和杂 粮沫捏成)。从农村到城市,大面积缺乏营养症(肿病)在全国开始蔓延起来。 我的家庭的死亡悲剧,开始上演。 1961年,四川境内资阳县的贫农,我母亲的哥哥谢治皲,拄着一根树枝,一路 乞讨,跄跄踉踉走到我家门口。母亲放下手中的活,一看,吓了一跳:大舅舅周身 浮肿,双眼眯成一条线,褴楼的衣服中露出的手肘和双腿双脚,已肿得发亮,局部 已开始溃烂,流出黄水。他那凄凉微弱的哀求声音,我一生难忘:“……大姐,我 们队上已饿死一半了,救我一条命啊,我还有两个孩子……”灰泪长淌的他,跪了 几次,却跪不下去……两只腿,活像两截光滑的圆木头,僵硬巨在瑟瑟发抖。 我母亲终于辨认出他,她强忍着伤心,我放下作业与母亲把大舅舅悄悄搀扶进 屋。 母亲掩上门,找出一件旧衣服,要替大舅扒下身上千疤万疤,早已不遮体的破 衣服。 谈何容易,大舅的一身衣裤部分已沾连在浮肿的皮肤上,一阵恶臭。没法,母 亲端一盆热水,用剪刀,一条条、一块块剥离着那些破布,用盐水洗着溃烂的伤口。 “……不用脱了,不用换了,我饿,我饿!”大舅眼睛扫视着我家厨房,不断 地,用一种难以辨别的声调吼着。 母亲进厨房,端出一碗稀饭给他,转身筷子还没有递到他手中,他已倒进肚里, 双手捧碗,开舔起来。母亲的眼睛红了…… “哥,你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治治病。”母亲一边给大舅拢衣服,一边说。 “……好,好,你带我去,你带我去!”大舅双眼盯着那碗,还在幻想之中。 “饿得太厉害,一下不能多吃,等会再吃。” 母亲用湿毛巾在替大舅揩伤口。 “噢,噢,要得,要得。”大舅其实已病得不轻,喉咙舌头仿佛已纠缠不清, 好像只剩一口气在搅拌发声。 下午,外婆捡野菜回来了,一见大舅这模样,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有啥办法呢。母亲晚上到派出所去作了汇报,也登记了临时户口。回家,叫了 辆架架车把大舅送进离家不远的工人医院,大舅住了进去。 第二天,母亲把外婆的羊皮毛衣和自己的一件冬天衣服卖给收荒匠,拿着几元 钱到了医院。 “医生,请问他患的是啥病,该吃什么药?”母亲紧随值班医生小声追问道。 那值班女医生取下口罩盯着我母亲:“你要我讲真话还是假话?” 我母亲讷然道:“当,当然请讲真话……” “唉。”那女医生叹了口气,小声道:“说这是病,也不是病,吃啥药都救不 了……” “你的意思……”我母亲焦急地问。 “一句话,开剂药给你:只要吃饱了饭,加快抓紧进行营养,人就有救!”说 完,把值班室一关,再也不肯开门了。 第三天中午,我妈端着饭盒盛的蛋炒饭,匆匆赶到医院病室:“哥,好点没有? 我给你送营养来了!”一声,两声,病床上无人应答。我妈走近床边伸手把被盖一 揭,大吃一惊:人呢?这时,那值班女医生出现在门口:“你来晚了,人昨天半夜 就断了气,在停厂房,看完回来办手续交钱。” 我妈懵了,双手端着饭盒,返身寻到医院停尸房,她哭成了泪人。 她走出医院大门口,脸上没有了泪迹。那女医生赶上道:“天气热,尸体不能 久放,你交住院费赶快处理后事吧。” 我妈愣了下,点了厂头:“我这就去凑钱。” 哪来钱交住院费和处理后事?一家八口人每月仅靠母亲不分白天黑夜做工那40 多元钱收入。借?找谁,一个“四类分子”哪来那么多“人缘”。再说,这年头都 在为生存挣扎,哪来多余钱借出。 一天,两天过去了,母亲没有对外婆和我们讲大舅的死讯,她埋着头,一句话、 一丝笑都没有,十几小时都坐在缝纫机旁拼命踩。 她那苍白的面颊,枯瘦的身体,挤在乱七八糟的劳保品中,像一幅变形木雕。 她反复想来想去,鼓起勇气走进了街道办事处的门。 “你这种人也想领社会主义的补助?民政局是为劳动人民工人阶级办的,反革 命分子倒吃起人民政府来了,简直是笑话!”办事处领导把我母亲臭骂一顿。 “我哥是贫下中农出身,可不可以借一副棺木钱嘛?”我妈不死心,还在相求。 “贫下中农‘!他户口在资阳,我们这里是成都,管不了!”办事处领导把我 妈一推,呼地一声关上办公室的门。 出门过街不过一百公尺就是医院。我母亲在医院门口走过来走过去,一脸凄楚 茫然:活人苦,死人,未必不苦?人生,连收尸的能力部丧失,活着,有啥意思? “哦,你来啦,来值班室。”又撞见那女医生,像招魂,我母亲跟随她走。 也许,那女医生看出了贫困和无奈的悲哀,也许,她出自同情或侧隐之心。 “……实在没有钱,只有一个办法,只要你同意,医药住院费缴清还有剩……” 站在医生的立场,一点也不过分:为了医学研究,你只签个字,尸体便“献”给四 川医学院作科学解剖……”她顿了顿,见我母亲瞪着惶遽的眼睛,没有说话。 “是有代价的,除此之外,我也帮不了你的忙了……”她埋着头整理着桌上的 东西。 天空一串闪雷,炎热的天气泼下一阵大雨。我妈微微颤抖的手,伸向桌子,拿 起了那只钢笔…… 也许过了一周,也许是10天。一个傍晚,我母亲到派出所请了假(派出所规定, 超过街口或过南河大桥,必须先请假),她回家拉起我的手,要我跟她走。 去哪里?她咬着牙,不要我讲话,自己也不说话。 走了不久,她带了我拐进了四川医学院的大门(现华西医科大学)。暮色苍茫, 医学院内的小路,又长又细,两旁的万年青树影在风中沙沙作响,几乎看不见有人。 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得很慢,很慢。地上,头上,树影摇曳,一排排一幢幢美国人 修建的古典教学楼,立在低云下,夜风中。一盏电灯暗黄,一道小门在灯光的斜照 下。母亲敲门,出来一位干瘦、胡髯蓬乱的老大爷,他嗯了一声:“是你,进来嘛!” 我随母亲进了漆黑的小院。那大爷的面孔在灯光下一闪一闪,仿如欲垮塌的老墙, 没有任何表情,他,恐怕根本没有看见尚是小孩子的我。 一道更小的门,嘎地一声推开。母亲松开抓紧我的手,示意我站在门口,她随 那大爷朝里面走去。 一幅令人毛发直立、恐惧可怕的景象横呈在我的视线内:不大的房间,左右一 排床板,白布单下无数的尸首有的垂露出一双双腊黄的手,有的裸露出一双双僵硬 的赤足,一股股刺鼻恶心的药味,充满着小屋。我的心跳在加剧,我的瞳孔在放大, 僵立在这间停尸房中动弹不得的我,像一条凝结的冰棍。 前面20米左右,左边一排,一具尸首的白布单被大爷揭开。他打燃手电筒晃了 几下,我母亲像一株枯树立在那里,许久,许久,直到那大爷盖上白布单,关掉手 电筒,几次催促着我母亲出来。母亲,走过我呆立的身边,没有理我,径直朝门外 走着,我三脚两步赶了上去。她伸手抓住我的小手,几乎是我在承受她的重量。她 走得好慢,好沉重,拐上有灯的路面,突然,她越走越快,像拖着我逃跑。 华西坝古老的钟楼敲响了,我听得十分明白,是九下,是晚上9点钟。这钟声敲 进了我的心中,从此,每当我打那儿经过,像蔓藤、像荆棘,这冰凉透骨的景象, 永远爬在我的滴血的心口上。 半夜,我发现母亲哭了,她拼命地捂住嘴,头发蓬乱,浑身颤栗,我披着被角, 呆坐了大半夜…… 不到一个月,外婆因患肿病,也去世了。临死前,她要求尝一口点心,可是, 当我姐姐终于买到赶回家时,她坐在水缸边,咽了气……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她连骨灰都没有留下,遗体同样“献”给了川医…… 更令人迷茫的是,当我们全家在生死线上挣扎,在饥寒中乞求一口饭、一两米 活命的时候——也正是这人生艰难之时,我父亲正在台湾任“财政部政务次长”、 “亚洲开发银行理事”、“国家建设计划委员”及“中国银行监察人”等职务,掌 握着台湾上千亿美元的财经大权……那时做父亲的又怎么可能了解,他的儿子为了 果腹充饥,经常和十几个孩子结伴,半夜“奇袭”农民的菜地,当贼,偷那些半生 不熟的瓜果,被农民抓住打得半死,我家饿死了人的悲惨情景呢? 6 四舅公饿疯后死去 离七食堂不远,南河边有一座院子,正确的号数叫临江路65号。里面载满了果 树和花草。进门的左边第一间小房子,住着我的四舅公。他眼睛近千度的近视,任 何眼镜对他都几乎失去作用,但是他爱看书,那些线装书、医药书、唐诗宋词包括 花木研究乱七八糟地堆满他床上床下、墙角门后。 他很喜欢我,放学后我总爱背着书包去他那里“杀”一顿伙食,在院中抓蟋蟀, 摘花采果子。 “九九,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生读书,不要逃学只顾玩。”他个子很 高,身体魁伟、健硕,胃口特别好。 “坐下,跟我念!”他把一本又黄又旧的线装书从鼻子下移开,要我坐在矮凳 子上。 “关关瞄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速……”他把一个糠米馍放在膝上: “背下来,我请你吃馍馍!” 他是一个花匠。从前在资阳,我外婆家有个大果园,四舅公负责剪枝扶叶,医 治虫病。搬来成都后,这园中经他的手,栽了许多株柑子树,那结满柑子的树身被 香喷喷的果实压得低低的,伸手可得。当然,自然灾害的岁月中,那些树刚结出不 到拳头大的青疙瘩,早被大人小孩扯来塞腹填肚了。 他胃口太好,大吃得,那时居民配粮每月21斤,不到半月,竟被他吃光。剩下 半月他除了吃糠咽菜便只有挨饿。 一次放学,我去玩。进门,见他鼻子贴近一本药书在读:“医之始本歧皇,灵 枢著,素问详……”那声调,已不如先前那么有力。他看见我,放下书:“九九, 你来了,今天我们饱餐一顿‘混沌汤’!”他揭开蜂窝煤炉上那铁锅上的木盖,一 股白烟热漫开来。我一伸颈,一看,黑糊糊乱糟糟地看不清炖了些什么东西。 他分了一双筷子和一个斗碗给我,“来,我们分而食之。”我一瓢,他一瓢, 他一瓢,我一瓢,我鼓睁着眼睛看着碗里的东西,硬叫不出名字。他说:“你先喝 口汤。”我喝一口进肚,口中又苦又涩。我用筷子夹着一样东西问他是什么? “这是柑树叶,顺气。” “这是车前草,解毒。这是灰灰菜,这是厚皮菜,这是……你不要问,尽管吃!” 他吃得津津有味,我再肚饿,也只能“慢嚼细咽”。突然,我发现他筷子夹着的一 撮东西上有一条蔫白的长虫,我惊呼道:“有很死猪儿虫,不要吃!”他一听,反 倒笑了,将筷子抬在鼻尖上:“唷,在这里,还有几条在锅里!”二指一拈,将那 条死虫往嘴里一扔:“好吃,好吃,定有营养!” 我吃惊和害怕起来,将那碗放在膝上,双手扶着不敢动。 一阵风,他那碗东西已消失在肚中:“你不彻底,看,这是什么?”他一手伸 进空空的米坛中,掏了一个东西出来,一张手——天呀,原来是个鸡蛋! “这蛋,我煮熟放了几天,专门给你留的,来,快吃!”我欣喜若狂,这东西 于我恐伯一年半年才见一次。我剥着这熟鸡蛋,蛋壳往地下丢。 “蛋壳含钙,具有高度营养价值,来,我给你剥,我吃壳壳,你吃心心。” 虽然他高度近视,却剥得很快很好,他一手把蛋心递给我,另一手把破碎的蛋 壳扔进口中,直嚼得嚓嚓乱响:“好吃,好吃!” 我虽只有10岁,但隐隐心痛,我把已咬了一大口的蛋心,趁他不主意,扔进热 腾腾的锅中,用筷子埋在那大半锅黑糊糊的东西下。 “我出去玩一下。”我把碗放下道。 他点了点头,只顾把锅中的东西往碗里舀,大嚼着,边嚼边看书。 我在园中东窜西窜,那些牵牛花、蝴蝶花、紫藤蔓已勾不起我的兴趣。在靠园 墙的角落,突然发现一小块包谷地,那一株株刚含苞吐絮的玉米,刺激着我因饥饿 发出的想像。 我一伸手,连掰三包,扯开叶,把那刚出籽的嫩蕊往嘴里送,坐在地上,我大 嚼起来。这嫩东西,清香清香,回甜回甜,比起四舅公锅里的“混沌汤”简直是天 上地下。 一个饱嗝还未打完,一个女人柔气的声音在我身后发出:“哪个娃娃偷我家的 包谷?九九,你又调皮了!”是蔡妈妈,高高均称的个子,整洁干净的衣服,短头 发梳理得十分有致。虽然在讨伐我,却显得十分温和:“你要晓得,我们一家人都 等这包谷熟了填肚于哟,你下次不许偷了,听见没有?不然我叫蔡哥打你!” 蔡哥,名蔡楚,他比我大几岁,我们经常在河边游泳,在川医球场踢足球。他 身壮如牛,我当然打不赢他,何况心虚。我对蔡妈直点头,蔡妈仿佛忘记了我,在 那园中的小径和水井边徘徊着。那水井围着一圈石坎,周围长满杂草。伸头往井里 一看,水又深又绿,这是一口废弃的井。我看得脚软,快步回到四舅公屋里,见他 依在那破床头上仍在捧书——锅中,早已空空如也,两个空碗横放在桌上。这一大 锅东西,少说也有10来斤,这么快被他便吃完了。 “往日的爱情,已经永远消失,甜蜜的回忆……”浑厚的次中音,飘来一首外 国歌曲——是蔡楚放学回家来,我们招呼了下,听他声音消失进院中,我拔脚逃跑 了。 一次,母亲叫我给四舅公送一斤包谷面去,门开着,无人,他在后墙边答应我。 我走过去,吓了一跳,一根绳子上吊了两只死耗子,有一只已被他用小刀剐了一半, 血,滴着,他把沾着血的指头往口中吮:“本来我想烫皮,剐来吃,皮可惜了,有 营养……”他坐在一块砖头上,对我微微调头道。我差点发呕,生性最厌死老鼠: “舅公,你过来,妈妈叫我给你送玉米面来了。”我话一完,他侧耳,一怔,伸过 手来抓过纸包,尚未打开完,他竟用手生吞抖落入喉咙一半! 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当解放军的儿子从外地来探他的时候。那时, 他已骨瘦如柴,病了多时。我刚走入院子大门口,见身着军装的表叔拖他进屋,并 厉声斥责道:“你不能污蔑社会主义,你不许攻击党的粮食政策……”舅公已偏偏 倒倒,站立不稳,想跑出去:“饭,我要吃饭!”他拼命在挣扎。表叔气急败坏, 一下把舅公扭倒在地上。舅公双膝一跪,头撞到墙,血喷了出来…… “放开他!现在就是吃不饱嘛!”我把书包往后一甩,伸手扶舅公。他喘着粗 气:“他不认我,我也不认他了!” “你他妈的反动,滚!”表叔一下把我推出老远。 我哭着,慢慢走着,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四舅公。 多年后,蔡楚兄和我在轴承厂当装卸临工时说:“你舅公死得凄惨,在床上躺 了5天,无人知道,我们以为是他儿子接走了。他已饿得神智不清,有两次,他偷偷 爬到我家厨房,伸手在那尚在沸滚的稀饭中抓粥吃,手上烫满了泡,却全无痛感…… 唉,他是饿死的……” 临江小院,早已拆迁铲平,废墟旁,唯一的纪念物只有一株几次快病死被四舅 公治好的柑子树立在停车棚边,那树,已长得高大,却七扭八歪,晃如我残破的记 忆。 “来,我俩在这树下照张照片,为舅公作个纪念,说不定这株树哪天被公家砍 伐移走或死去。”蔡楚拍着我的肩,我们把要说的许多话默然装进了相机中。 直到后来蔡楚临赴美国定居前,我才最后弄清了他的父母惨死经过——这65号 院中的又一个凄凉故事。 7 “文革”抄家与反抄家 人生如行舟,折断桅杆撕破风帆的每一次劫难,都无法忘怀;因为,生命有限, 航程苦短,步步惊心。 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大浩劫大悲剧之———“文化大革命”,是文明的毁灭,历 史的大倒退。对每一个家庭和个人来讲,都有不可磨灭的记忆。 1965年初,我在乐山县龚咀水电站当合同工,陈墨在成都写来的一封长信,使 我提前解除了苦役,返回成都。 他在信中说:“……一场急风骤雨的政治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始,‘老子反动儿 混蛋,老于革命儿好汉’的标语口号满城飞,你在成都的家已被红卫兵查抄,母亲 戴高帽游街……” 我匆匆收拾被盖包裹找刘队长辞工。乐山龚明水电站的正式工或临时工产生出 的红卫兵和大字报已经开始出现,不走,我最后也逃不脱挨整的命运。 回到成都,一进屋,家中一片狼藉。衣柜家具桌椅砸烂,一幅嫦娥奔月的国画 也被抄走,早已清贫如洗的家什么都没有却也逃不脱挖地三尺,能拿走的都拿走了; 更为可惜的是我的父母及全家几十张历史照片——全被抄走,撕毁,烧光,一张不 剩。 我刚回家不久,中医学院的红卫兵又气势汹汹地进了屋,他们手拿皮带、棍棒 把我母亲叫到里屋,不断审讯抽打;我和我最小的姐姐隔离在外屋,被几个女红卫 兵教训着:“你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你们父母都是彻头彻尾的大反革命,你 们是狗崽子,只有老老实实背叛反动家庭,不然,只有死路一条!”说着,她们抓 住我姐的头发,要她跪下,但她怎么都不肯。 “你进来!”一个男红卫兵手提军用皮带指着我的鼻子。我随他走进里屋,一 抬眼,见我瘦弱多病的母亲苍白着脸,跪在方凳上,那花白的头发披搭下来,显然, 她已支持不住,双手紧紧地抓着凳子边沿,身体微微发抖…… 我的心一紧,一口怒气往上涌。 “你爸是逃跑台湾的国民党反革命,你妈是反革命管制分子,你要以实际革命 行动背叛你的黑家庭,拿去!”他递给我他手中的皮带:“给我用行动对你妈专政!” “叭叭”地一声,另一个站在我母亲身后的高个子用皮带使劲在我母亲身上抽 了一下:“叫你儿子打!” 我的牙关紧咬,两眼射着怒火。又是“叭叭”地几下,有如打在我的身上,心 上。 “你们要打就打我!”我吼了起来。 “狗日的狗崽子,孝子贤孙,还敢顽固不化!”四五根皮带雨点般抽在我的背 上、腰上、头上…… “……你们打我嘛,我才是反革命,他是个临时工娃娃……”我妈抬起那张惊 惶失措的脸,口中喃喃地哀求着。我妈知道,我那刚烈的个性会闯祸。 “你究竟背不背叛你的反动家庭,划不划清你的阶级立场?你只要用实际行动, 今天就没有你的事!”他把那又厚又硬的皮带塞在我发软的手中,揪住我的头发。 “娃娃,你打我嘛,你要争取宽大……”母亲哀求起我来,“你打了我,就没有你 的事了,你不要回来了……”母亲声音十分凄惨。 我的手一松,皮带落在地上:“我不打。”我心想,大不了拼命。 一阵拳脚交加,我被打倒在地上蜷起,我的眼睛,在往厨房看:我在寻那把菜 刀…… “叫他出来写检讨!”外面那女红卫兵进屋来对他们说道。他们把我拖起来推 到外面:“写!为了划清阶级路线,彻底背叛反动家庭,自愿申请下农村当知青!” 两张纸,两支笔摆在我和我姐的面前。我们心中明白,到农村,无异于自我流 放。 一个红卫兵说:“下农村才是革命的道路,又不是要你们去死!” 我们面对白纸发呆、发愣,笔在手中捏着,却始终写不出一个字。 “我们可不可以多思考几天,写得更加彻底,更加清楚点?”我姐姐是一个聪 明有头脑的人。 他们叽叽咕咕了一阵。 “正告你们,我们是居委会和街道兵团的联合行动,你们只许老老实实,不许 乱说乱动,我们随时还要来对你们进行革命的专政,赶快把申请书写好,过几天我 们要来收!” 说罢,一行人前呼后拥,大摇大摆地走了。我们进去扶起了母亲躺上床,一家 人盯着地上发神发怵。缄默中,连叹息声都发不出。 “你们街上朱儿家也被抄了,他爸被抓走了,你知不知道?他们是吃利息的资 本家,东西拉了一汽车走,听说挖出来的人民币都发霉腐烂了。”朋友罗鹤低声说 着。 “狗日的,我们家也遭抄了,硬说我爸是国民党的伪警察,家中有枪,唉!” 窝哥用指头抬了抬那鼻梁上过大的眼镜框,大起喉咙说道。 “看来这次运动来得迅猛,你我这些黑五类不把握好,恐连命都保不成!”陈 墨昂起头,眼光扫着大家。 “是啥居委会街道兵团的联合行动,他们说还要来找我们姐弟……”我说话有 气无力。 “街道兵团?就是那个病子搞的嘛!难怪我听我兄弟说,那些四类分子这几天 都集中在派出所,还把老九的妈捆在树上乱打。还有阚姆姆,说她丈夫是国民党师 长,也被捆起了……”(阚淑梅,与我母亲一道在一个派出所“学习”的管制分子, 其女婿当时是某大学党委书记,后来晋升为四川副省长,记得有两次我在阚娘家见 她女儿女婿送吃的东西给她。)窝哥的头几乎抵在陈墨脸上。 “是不是那生产组的瘤子?弄他的肉!”罗鹤挥了下拳头。 “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抄他的家,打他一顿!”陈墨掐灭手中的烟头, 站了起来。 “好,我找得到他家,我带路。你们不晓得,他整了多少人,我们是为民除害!” 窝哥生性耿直,一向敢做敢为。 在陈墨君的策划下,一场大胆的“阶级报复”行动开始了。真是初生牛犊不怕 虎。 是夜,我偷偷回到家,母亲捂着腰正在缓慢地端起中药喝,我扶她坐在床沿。 “你少回家,到外面去躲一下,明天你去学道街雷伯母和沙姨家中去关心一下, 告诉我的情况,要他们小心,不要来往。”母亲在我的搀扶下躺上床头靠在枕头上。 我到了雷伯母家(她丈夫雷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也是国民党官员,解放初也 去了台湾)。她见到我吓了一跳:“你看,我家地板都撬了,隔壁沙姨每天挨红卫 兵的打,硬说她是特务,她老母亲受不了侮辱折磨,跳进门口这水井中死了。”她 说话时战战兢兢,眼睛四顾:“拿去,这是一包白糖,给你妈,这5元钱给你,不要 来了,各家保重!” 我溜出了院子,走在街上,心中好沉重!我如一只受伤的小蚂蚁,在炙热干裂 的黄土地上怆然,头上的烈日已烤焦了房顶、大树、电杆,处处滚动着乌云,天空 仿佛在燃烧起大火——我,被世界踩在脚下。 然而,我却并不惧怕危险和死亡。窝哥找到十几个“造反派”兄弟,只说帮朋 友打架,他们手提“五四式”手枪、刺刀和其它家伙,陈墨、邓垦、世云、朱儿、 家富、邓小娃、皮娃……一大拨人冲进街道造反兵团头目瘤子的家,“砸!”窝哥 一声令下,我带头,拿起椅子、凳子朝着镜子、柜子、瓷缸、水缸一阵乱砸,被盖、 衣物、书籍扔满一地。 “啪”地一声,窝哥一巴掌打在瘤子又叫又吵的妹子的脸上,厉声道:“人到 哪儿去了,把人交出来!他抄家,我们抄不来?” “……我们是红五类,我父母都是党员,我们一家三代清白……”她吓得捂住 脸直解释。 “党内有走资派,我们是造反派打保皇派,党员又咋个,老子还是高干子弟呢!” 皮娃把锃亮的“五四式”手枪一晃,吓得她不敢吱声。 “你哥抓了多少人,打了多少人,抄了多少家,贪污了多少珠宝、文物?你要 检举揭发!人呢?”陈墨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趁机出怒气。 “他、他在派出所开、开造反大会……” “不关你的事,走!派出所抓坏蛋!”窝哥手一挥,浩浩荡荡几十个人登上货 三轮车。自行车和一辆旧吉普车,直杀派出所。 “文革”初期,派性尚含混不清,哪个派、哪个组织,只要戴上“红袖套”, 分分钟钟都可以自立山头——盲目革命。既然毛主席谈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 皇帝拉下马”,混战恶战加乱战,自是理所当然。 瘸于头目自封造反兵团司令,正在派出所召集街道生产组和居民积极分子一大 帮人,策划造本辖区的反。 我和皮娃、世云、窝哥首先冲进会场,拖出正在趾高气扬的瘤子站在院中,一 阵拳打脚踢,边打边骂:“你造反,抄我们家,打我妈,斗那些老弱病残吃扭头!” “你吊打无辜,打砸抢平头老百姓,打你活该!走,你也游下街,看你有好威 风!”大家七手八脚又七嘴八舌,围着不断告饶的他。 那些开会的喽罗们拥了上来,伸手要抢人解围。只见皮娃手一扬,“呼呼呼” 朝天连开三枪:“哪个敢上,一枪一个!”只见门外兄弟们端着刺刀步枪冲进来: “要动手就砸它个稀巴烂!”人群像塌方一样散了。皮娃手提着枪步上石阶,屋里 几个公安户籍态度和蔼,直摆手道:“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是他组织的人……” 抓着瘸子衣领,我们前呼后拥上了街,到哪里?怎样游街示众,我们并没事先 商量,心中无底。我一调头,后面除了跟着一大拨娃娃和老太太老头,兄弟们三三 两两掉了队。 街坊上所有的眼睛都扫在我的身上,群众在小声议论:“那个‘四类’分子的 娃娃造反了……” 邓垦快步走来拍着我的肩,皮娃提着手枪押着瘸子在前走。 “陈墨说目的已达到,叫你先撤。”我正犹豫,他一把拉住我袖子往边上走。 这时窝哥走来对我道:“九九,大家都为了帮我们的忙,我们两个不能撤退。” 邓小娃道:“陈哥说,九九的情况不同,他可以例外。” 窝哥鼓鼓的大眼睛在镜片后一闪:“对、对!九九你先走,有事我来抵倒!” 后来怎样游的街,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当天南河对面的“军工分团”和瘸子这 边的“街道兵团”用枪对打起来,厕所墙上打了许多枪眼。 年轻气盛的我,当然回不了家,翻墙躲进四川医学院。事后我才知道,第二天 街道兵团和红卫兵总部在我家贴出一张通缉令抓我。母亲被抓进派出所绑在树上, 一次又一次被口沫、石头和棍棒皮带专政,他们组织那些学校的“红小兵”和本辖 区的积极分子居民,几天几夜地对我母亲进行批斗,要她交出我来。 多年后,我妈告诉我:“他们要剃我的头发,士可杀不可辱,我宁肯死,也不 能让他们侮辱人格。唉,要不是派出所的乔所长想尽办法阻挡和保护我,我当时肯 定被打死了。” 我问:“咋派出所长会保你?” 她说:“天下的事难说,你们打的那个瘸子,乱整派出所和办事处的领导干部, 是他们的死对头,乔所长这个人,很正直。” 我闯下大祸,只有一条路:逃!逃往哪里?到处是腥红的狂涛,淹也要淹死我。 毅头,是本街上的朋友,读初中时,他教过我拉二胡,吹笛子和黑管。“文革” 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疯起,经他私下安排,助我偷偷跑到三台县文工团。他借给我 黑管,加上我会跳舞,混了进去,当临时工。 人走远了,我又是毅头单位的宣传队推荐的,别人不知我底细,我以教跳舞和 吹黑管混碗饭吃,挣个铺位。在台上,我扮演意气风发的“宣传员”,在台下,我 提心吊胆地当逃亡犯。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和社会制度,已根深蒂固构成了中国人的奴隶和臣民 文化心态,没有皇帝,就不能生存;民族心态使民众意识失去重心,找不到支撑。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皇朝。自公元1913年到公元1966年,50多年, 精神和物质均贫穷的中国人仍然需要天子,需要皇帝,需要永恒的大庙作顶礼膜拜 ——宗教,却超越宗教的偶像崇拜狂潮,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狂澜,“忠字舞”的 出现,便是奴性混和愚昧,现代意识加历史沉淀的产物。 而17岁的我,“黑五类”的我,在那年月,自觉不自觉地像患了瘟疫,在人生 的历史上刻上了这悲哀可笑的一笔,幼稚和无奈地扮演了一个生命中的丑角——跳 “忠字舞”。时时反省中,阵阵耳热。 1968年夏某天,三台县文工团何队长找到我,要派我到贫穷山区“点革命的火”, 教某公社宣传队跳“忠字舞”。无工资,管伙食包住宿。 我不点头,也只有点头。一个类似公社干部穿着干净的中年人带路,他已在县 城候了几天了。我们走路和坐马车,终于降落到“渴求革命雨露滋润”的百里外山 区“干裂”的土地上。 天黑,我住进一间茅屋,一大碗豌豆于饭被一妇女双手举在头上端给我,她扑 陋一声跪下,我吓了一跳,扶她她不起来(后来干部告诉我说她是“地主子女”)。 我看不清她的面孔,我又累又饿,端在手中就开咽。还好,这大半斤米饭还能吃饱。 清早,一阵锁呐声、木鱼和击鼓声把我吵醒。我披衣起来环顾四周,一个凸凹 不平的坝子,周围五六间偏偏倒倒的瓦房和草房,“操场”上,太阳下已齐齐整整 地站满了十几号人。 “杜老师,革命的同志们已经集合好革命的队伍,请老师指挥我们跳革命的忠 字舞。”那干部,站在我的面前十分虔诚。我尚未反映过来,他又说:“杜老师, 革命的早饭我们为伟大领袖表了忠心不吃,等响午你一个人多吃点。” 我只有干咳两声,说不出话。走近这高高矮矮长长短短的“革命”队伍,我有 点发愣:大慨十几个人,全是女孩子,小的可能七八岁,大的十七八岁。在她们侧 边,立着一个老人,胡子头发已斑白,手中拿着一把唢呐,一个中年人,手握一面 鼓,一个老妇,手提一只木鱼——他(她)们在太阳下眯缝着眼,啼着乱七八糟的 牙齿,个个瘦骨嶙嶙,那笑靥,活像瞄准我的一杆杆火药枪。 这排女孩子,多半都是赤足,个别穿着破解放鞋,当然没有穿袜子。那一身衣 裤,补了重补钉,有的完全可以说是褴楼——特别是那一张张木讷的脸,全带菜色…… 每人左手都把那本红得如血的《毛主席语录》小书贴在心窝上。 我顾不得多看,也顾不得多想,既来之,则安之。没有讲演,也没有多余的话, 我掏出那本红小书,口中唱起、舞之蹈之起来: 敬爱的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 要对你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 要对你唱 千万颗红心 飞向北京 千万张笑脸 向着红太阳 祝福领袖毛主席 万寿无疆 祝福领袖毛主席 万寿无疆! 我跳完了,也唱完了。满头大汗的我,看她们依然木立在那里,竟然毫无半点 表情和反应!活像一排竹笋。 突然,在那干部一声“起!”的口令下,所有的人都单脚跪了下来,齐声念起: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像群魔乱舞,她们在失 去节奏的击鼓敲鱼和唢呐的长声中,咿咿啊啊左声左气又比又划地唱起什么来。 一个手势,带来鸦雀无声:“杜老师,你看我们革命的歌声和革命的热情和革 命的队形够不够革命?”干部一脸严肃问我。 “够,够,很够!”我急忙回答。 “革命的同志们听着,今天我们请来了城头资格革命的杜老师,教我们跳真正 革命的忠字舞,大家好生学,学不会扣工分!”那干部转过头语录本捂胸,对我鞠 躬道:“杜老师,请革命。” 太阳下,我早已口干舌燥,只有吞咽下一口口水:“刚才两手高高挥动,代表 对毛主席党中央红太阳的忠心,然后两只脚一前一后地踏地,代表把一切牛鬼蛇神 打翻在地,永不翻身……”我如作道场和巫婆作法,又像一个传教士。 “革命”到此,已足够了,写下去,读者会胃酸,作者会汗颜。 中午,那“地主”女人又给我头顶来一碗豌豆干饭,而操场上的所有人,全部 在用手捧吃黑黑的菜园——包括那干部。“地主”女人,饿着肚子跪着,头朝下, 太阳挂在天…… 当然,她只有挨“革命”的饿的份。 一幅血淋淋的场景恍如噩梦,却又是事实,它突然浮现在我的眼前:“文革” 中我和几个朋友到四川洛带镇赶场买鸡蛋做投机小生意,时逢赶场天,农民把菜、 农具或鸡鸭摆放在道路两旁,虽然穷酸,场面却十分热闹拥挤。突然,前面的人散 开来,人们自然反应,死抓紧自己的东西。在一片混乱和惊慌中,一方黑压压的队 伍倒塌过来,这队伍,与其说是由人构成,不如说是一群动物、畜牲——鸡鸭猎狗。 我在那扬起的灰尘中,终于分辨出那四五人一排,由老头老太婆带队,中间夹 有男女小孩的向前快步疾跑的队伍。那些人双手高举作投降状,有的头上裹着的青 色长头帕散乱下来拖在身前背后,有的头上鼓着包块、血块,有的脚光光的,也有 的人只穿了一只鞋,脚趾带血,他们在跄踉中逃窜跑着,像一群被猎人驱赶的动物。 人群队伍的两边与后面,十几个臂戴“红袖套”的年轻人,高举长长的竹杆不断吆 喝抽打。像屠夫赶着牛羊人宰房,像古罗马士兵挥鞭驱奴隶——一路灰尘扬起,脚 步拖拉出可怕的声响。那上百个人形,垂头低脸,一身尘土,带血的口涎鼻涕拖了 几尺,汗渍、尘灰、泪水糊满一脸,有几个,裤子松脱,一手高举,一手抓住裤子, 在如雨点的竹杆敲打下喘息疲惫地向前奔跑着…… 他们颈脖上挂着牌子:“老反革命”、“逃亡狗地主”、“漏划大右派”、 “孝子贤孙”……这群衣衫褴楼、奄奄一息的影子,在匍匐中窜逃,在鞭打下挣扎…… 还有个妇女头朝下,长发遮面,怀中用绳勒抱住一个幼儿……跑,仍不敢停留。 从这群人的疲惫和狼狈状态上,我想,这“游街示众”的队伍,至少也奔跑了 十几里路程。然而,经过这多场,奔跑仍未停止。这群令我心惊肉跳的人形,由远 而近,穿过我的眼帘,又由近而远被驱赶到道路尽头。像狂风骤至,人群与尘上又 卷向远处……渐渐消逝…… 麻木的人们又归于平静,走拢在一起,卖菜的卖菜,走路的走路——吃的吃, 说的说,场上渐渐又热闹起来。 我紧咬牙关,眼睛冒火,双手捏出汗,目送着这瞬间即逝的血腥画面,心在阵 阵发冷,身在阵阵发抖——啊,那是1969年,可怜的中国! 8 惨无人道点天灯 不久,三台文工团面临改组,要变成“文宣队”,树倒猢狲散,我只有溜回成 都。殊不知,成都武并开始升级,“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 “川大八·二六”、“产业军团”……从扔石头、抡钢钎,升级到抢枪对攻。 生平第一次,在人民南路见到死者“战友”游街抗议示威。那些门板,那些担 架上躺着被枪打死、刀砍死的人,有些手膀和尸体分家,有的脑袋被子弹炸开…… “还我战友,以血还血!” “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造反派在街上抬尸游行,群众困惑,不寒而栗。 小贺的姐姐贺莉,就是无辜地死于飞来的子弹下。 小贺是1968年我在宣传队认识的,一次,她请我到她家去。 一条深深的巷子尽头,困着一座小小的四合院,有颗老树,有几株花草,几间 旧房间。 小贺纯洁可爱,美丽而天真,笑起来真甜,我去时,她正在石板上洗衣服。她 见到我很高兴,请我坐在院子里。 我端着她给我倒的水,东看西看,一脚踏进了西边的厢房,一幅凄凉的景象扑 来,使我周身发冷。 这房子中挂着无数条青纱和无数朵白色的纸花,一个大黑框中镶钳着一张无邪 清纯的美丽少女的脸庞,她双眼大而亮,笑得那么平静、自然。 我屏住呼吸,脚步轻轻。在一个透明的大玻璃柜中,落寞地躺着她的遗物:一 叠《毛泽东选集》,几本《毛主席语录》小册子,读书的书包和课本——一团火样 鲜红、太阳样刺目的血迹,破裂在一件雪白雪白的衬衫上;这血迹斑斑的衣服胸部 绽开一个黑色的大窟窿。柜边的无数黑色照片上写着她的生命记忆:父母抚尸痛哭, 同学义愤填膺,她戴着红领巾…… 这是一个灵堂,它在肃穆中凝固出一种冷漠的悲哀。 “小贺,这是……” “我姐,贺莉……”她见我跨出门坎,低垂下长睫毛,双手轻拧着盆中的一件 衣服。 “那血衣……”我睁着眼睛,还想知道得更清楚。 “她与同学到132厂去看武斗,被枪打在心窝上……”小贺嘴唇泛白,嗫嚅着说。 环视着这旧式小院坝,如此地沉寂,一两只麻雀在石阶上发出叽喳声,四五片 树叶,从上面树上飘落在我的脚边。风,在静静旋转。 贺莉是成都26中的学生。1968年6月4日,“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红卫兵成 都部队”与132厂(现飞机公司)的、“产业军”发生冲突。先是在喇叭中对骂,进 而扔石头,挥木棍、钢针对打,最后发生枪击。 贺莉身边一位同学陈其一,被一颗“产业军团”的步枪子弹击中,仆在地上。 贺莉冲上去抢救她,刚把伤者背上背,一颗子弹从右胁斜穿胸堂,夺去她年仅17岁 的生命,背上的同学,也当时毙命。 小贺的裤脚也被乱飞来的子弹穿了一个洞。 “我哥在132厂当工人,我母亲放心不下,要我们去看他,许多人被打死,卢山 照像馆的李敏也被子弹打死了……死者都是手无寸铁的人……”小贺泪水盈眶。 那次事件我记忆犹新,在人民南路与小天竹街交界处,我亲眼见到那些尸首, 有一具头颅被轰掉一半,一只手掉在担架外摇晃…… “‘老产’太黑了,用‘汤姆弹’杀我们战友!”抬担架的人脸色仓皇,不断 对涌来的人群呼吁。 “啥叫‘汤姆弹’?”我侧身问一位靠近我的中年人。 “‘汤姆弹’就是射入人体后马上爆炸的子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准用的 东西。”他睁大着眼睛。 “他们把弹头在石头上磨变形,或用刀子划破,你们看嘛,我们这个战友就是 中的这种子弹!”抬担架队伍中的人一边指,一边对我们喊叫。这幅失去半边脑袋 的图像,刻入了我的记忆中,此时此地,在这院中又漂浮出来。 一阵悸动,一声内心的哀叹,我对小贺姐姐之死生出一种莫名的伤感。小贺拿 出她姐姐生前的相册,我翻了又翻,翻得好慢,看了又看,看得我眼睛潮湿。 “我想要你姐姐这张学生照和你们小时的合影,可不可以赠给我?”我看她眼 神中掠过一束惶惑,但点了点头。我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撕下,折在一张纸中,保存 下来。 “我的家也被抄了几次,他们硬说我爸是资本家。”小贺抖了抖衣服,晾在竹 竿上。 我看着小贺那张幼稚而美丽的脸,对她的一举一动,油然生出一种怜爱,一种 如父亲,又如兄长般的怜爱。 我再次跨进那活着的灵堂,呼吸着生命的悲哀。 “你,以后请多过来坐坐!”她小手半遮着小嘴,羞涩地对我说。 “我会来的,一定!”这颗怜爱的种子在这特殊的时空中,从此永远布下了。 不是我太多愁善感,不是晦暗的人心太脆弱,血与火,在无情疯狂地燃烧、爆 裂着我们脚下的土地!焚烧着我们的权利和青春! “龚勤廉死了,被枪打死了!”有一天,蔡楚铁青着脸,对陈墨与我忧伤地说。 “在殡仪馆,明天就要火化,去看看嘛!”蔡楚转身匆匆走了。 龚勤廉,是我们街邻,儿时的朋友,常在府南河中一起游泳。与我们一样,因 家庭出身问题,无正式工作,挑泥巴、搞装卸,四处干临工。“他决不可能去参加 武斗嘛!”罗鹤对我说。 我们通知了陈墨,三人一齐赶到殡仪馆,殡仪馆告知说已运到火葬场,我们火 速赶到火葬场,件工在那一排排存尸长箱中把他拉了出来。我们惊呆了:他通身裹 着白纱,只有头露在外面,一张脸像蜡浇铸的一样,一双无神彩的眼睛睁得老大, 下巴和耳垂的肉缺了一大块。许工说,因为无人管,被老鼠咬去…… 他被推进箱中,有似进入生命的驿站,有如上帝接他进入极乐园,可是,他是 被无情不长眼的子弹枪杀的呀! 陈墨嚼泣起来,罗鹤揩着泪花,我忍不住大哭…… “他是一个十分好学的明智人,心太软。” “他当时在‘五冶’做临工,什么派、什么组织也没参加。” “他是救人,去背地上呻吟的中弹的人,被子弹射入头部而死的……” 死前他在血泊中只说了一句:“……我,太年轻了……” 当1968年,“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头目,号称“武斗之花”的宋立本 被对立派“红卫兵成都部队”抓住,行使中国历史上最为残酷的“点天灯”刑罚时, 当时中国人的良知、道德与人性其实已向世界宣告彻底地泯灭、沉沦了。 ——一幅乐加亲眼所见,亲自面对宋立本被剖肚割膝抽筋,挖双眼开天庭,用 棉絮点天灯后创作的油画作品——1978年2月,在他冒险创办的《二月》民办画展中 展出的《宋立本》油画照片,一直藏在我的档案中。 希特勒为纯洁日耳曼民族的血液,野蛮地把600万犹太人送进了焚尸炉。 20年后的中国“文革”,成千上亿无辜的生灵自相残杀横尸遍野,我实在无法 找出这两者的区别。 宋立本之死,于成都、四川乃至于全国,都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典型。我认为, 有必要不任其深掩在土中,有如“文革”中众多残酷事件一样,不能无声地被一笔 勾销。 乐加兄,他将这次亲历事件用油画记载下来,他要求我记之于文字。 1968年,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团长宋立本,在时兴画毛主席头像的当时, 请到了流浪画家乐加,请其画一张6尺乘4尺的毛主席头像油画,这样,乐加在宋立 本生前认识了他。 “他身高约1.6米,身体健壮,对人和蔼,画完这幅油画,他付了60元钱给我。” 乐加对我比划着。 “据说他曾在川剧团工作,后又被关进监狱劳改,不知是否属实?”我问。 “是的,宋立本在与我短暂的接触中透露过,他曾经因为‘男女关系’,被抓 进去劳教过,他大呼冤枉,所以,一直对公安局怀着不满,以至于‘文革’中大打 出手,要‘砸烂公安局’,抓出‘黑公安’。” 我曾在街道生产组做临工当锻工,应当说我与来立本属“同一战壕”。生产组 赵师傅是“街工”造反派小头目,他动员我参加“街道分团”被拒,对那时血气方 刚、体格健硕的我特别有兴趣。一次,他叫我斗街道办事处的当权派,并说发双份 工资,不去,开除我。 办事处主任长期对我的歧视,不给我安排工作,我早已不满,于是考虑后同意 了。在批斗大会上,我和生产组几个小伙子把几个头头揪了出来,趁机在那主任的 背上狠狠地挥了几拳,出口恶气,心中默念:给老子欺压百姓,整人害人!不安排 老子的工作! 殊不知这幼稚真切的露面和几个拳头,让我失掉了工作:咋“四类分子”的娃 娃都造反了,是不是阶级报复?!台下群众七嘴八舌,谣言四起。 不过,我那阵有缘偶然见到过宋立本,他腰拍“短火”,指手画脚——好不威 风。本来就是临时工,失掉了工作,又找嘛! “那次成都武斗‘十中保卫战’,宋立本炸高教局后,被‘红成’剖腹挖心、 抽脚筋、点‘天灯’的事件,群众真是谈虎色变,具体经过,你清楚多少?”我有 点像采访,很认真地作记录。 “这事我还有点发言权。”乐加略一沉思,又给我讲了下面这段经过。 1968年初,成都武十升级,“红卫兵成都部队”以第十中学为据点,占领了陕 西街口的高教局,并在四楼上架起机枪,封锁了人民南路南北通道。“成都工人造 反兵团”以芙蓉餐厅为据点,与第十中学校互相扫射。但占据了陕西街钟楼和高教 局的“红成”,居高临下,处于优势,在人民南路,红照壁街,“红成”见人就射, 见车就打,车祸频发,街上冷冷清清,行人断魂,严重地干扰了交通和群众日常生 活,“警司”十分恼怒。 “我家当时住在指挥街,转弯街口被架起的沙袋封锁,人们聚集在那里,不敢 上街。有一天,我亲自见到一辆吉普汽车从人民南路开过来,若干声枪响后,车子 冲向民房,里面的人全被打死。我冲挤过去,看到窗门下流出鲜血……” 乐加描绘着,犹如在画素描:“那段时间,风声鹤唳,买菜都不敢出去。我发 烧病了,没法,去陕西街口第一门诊部医院看病。当时,警备司令部解放军拿话筒 一个劲地对群众喊话,要大家注意隐蔽,不要暴露身体,不要站在高处和街口。一 个小伙子,偏不信邪,好奇地将头伸出窗口朝高教局和钟楼观望,只听叭地一声枪 响,他后仰倒地,双脚蹬了几下,断了气——我当时惊了一身冷汗——病都吓好一 半!” 芙蓉餐厅的“造反兵团”摸“夜螺丝”(即奇袭)十中学校,抓了几个“红成” 后,钟楼和高教局的机关枪、自动步枪昼夜乱扫,行为更为猖狂。 终于,“造反兵团”在警司的默许下,听任当时的“武斗之花”造反兵团街道 分团长宋立本袭击、炸掉“红成”在高教局的窝点。 大概是凌晨三点左右,高教局发出一声轰然闷响,二至三层之间炸开一个大窟 窿,“红成”当即撤退,第二天人民南路恢复日常秩序。 宋立本亲携炸药包,炸垮高教局的行动,使群众惊奇亦称快,警司也松了口气。 “红成”派却发誓诅咒,要铲锄宋立本,报仇雪恨。 爆炸事件后不久,宋立本有一次带几个随从保缥到成都第三人民医院看病,被 早已埋伏在周围的“红成”探子看见,展开了绑架宋的行动。 宋立本的保镖凑巧在出医院门时不在宋身边,宋身披一件军大衣,腰拍“五四” 式手枪、刚跨出大门不足100米,便被七八个魁梧的便衣几只枪抵住腰胸,尚未反击, 便七手八脚被架上早停在一旁的北京吉普车,疾风般驶去。 “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红成’16中学校支队头头黄郎泳(高66级学生), 从他口中了解到一些情况:宋立本那次在医院看完病,被埋伏在大门外两端的武装 学生挟持上北京吉普(宋当时到医院乘的是苏式嘎斯69车),挟持上车后,一直开 到地质学院红成分部,当晚即轮番审讯拷打。被仇恨染红了双眼的红成学生,(一 说是红成高干子弟)怀着满腔帮派狂热,用尽各种令人发指的方法逼供,并用钢钎 在宋身上捅了无数血孔,又用刺刀挑断其脚跟脚筋。宋昏死过去之后,红成学生仍 不解恨,又刮其肚腹,挖去双眼珠……直到最后,在头颅项上穿一个窟窿,用竹筒 插入,用棉花搓成芯——‘点天灯’……” 我听得毛骨悚然,乐加陈述得嘴唇颤抖。 “我听说宋的追悼会在民革四川省委举行,便亲自赶往现场,见尸体青肿,双 眼深陷,确实失去眼球,头发凝聚,肚腹裹上数层白布,足踝确有刀口……”乐加 舔了下嘴唇又道:“当天,我回家便勾勒了他尸体的几张速写。我彻夜未眠,思前 想后,按捺不住一种创作的冲动。我认为,宋立本之死,能成为“文化大革命”疯 狂、暴力和死亡的典型。当年,我几易其稿,偷偷地创作了油画《宋立本》。此画 曾于1978年在我创办的《二月》民办画展中展出……” “历史是由过去构成的,忘记过去,没有了过去,又哪有今天,没有今天和昨 天的沉淀,又哪有公正光明的明天?乐加兄,你做了一件不容轻易抹杀和忘却的事 情!”我按捺不住激动,手上紧捏着那张《宋立本》油画照片。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还远未揭露批判到位,作为一个艺 术家,有权利和责任站在人性人道的立场上用笔把它刻进历史,哪伯是一点一滴。” 乐加站起来,用手在空中挥动着,有点像起誓。” 是的,当权者可以把历史轻轻一笔带过或勾销,然而,作为艺术家——却不能! 我佩服乐加兄的勇气——他不仅敢用笔画出来,而且还敢于把悲剧公开展览出 来! 9 成都“叫化子战斗宣传队” 黑夜再长,也会有几颗星;人生再苦,也会有几滴笑。 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清楚张醒哥的全名,调侃、诙谐是苦难负荷的反弹,我 必须书他一笔。 任何时代都有乞丐,无论他是真的、半真的、伪装的、半伪装的。 “文化大革命”不仅触及了正统公民的灵魂,这些盲流、次等公民也跑不掉。 城里的丐帮越聚越多,他们在这武斗的战场上,有了“革命”的工作——拖尸 体。这是不争的约定:造反的两派都不打。于是领赏吃饭,吃肉,甚至喝酒。殡仪 馆的革命工人都在抗议:叫化子抢了我们的饭碗。 我既不能加入帮,亦不能加入派,逞论武斗。 “走!九哥,我们这些‘逍遥派’也该为革命做点‘逍遥’的贡献。”张醒哥 一张方脸,眉毛特浓黑,小眼睛聪明透顶,嘴巴又阔又厚。 “张醒哥,你又要给我们表演节目了。”我笑道。 “这盘我不表演了,让革命的叫化子表演!”他对我和其他几个人挤了挤眼睛。 “走,跟张醒哥走,今天又有好戏看了!”几个人捧场。 反正枯燥无聊。 走到英雄口,张醒哥示意大家停步,只要我同行过去。 “你想不想吃回锅肉?”他俯身在一个蓬头垢面靠在墙边打瞌睡的小乞丐面前, 低声问道。 小乞丐揩了揩眼睛,似信不信地回答:“回锅肉,真的?当然要吃!” “那好,你们‘领导’呢?你找他出来一齐去吃馆子。”张醒哥态度诚实得令 我不敢吭声。 “领,领导?啥子鸡巴领……导?”小乞丐睁大眼睛。 “革命觉悟太不高了,你们头,有没得头儿?” “有,有!刘花脸嘛,我们捡的烟锅巴和肉骨头都交给他。”小乞丐听明白了。 “他在哪儿?” “那边,清洁食堂舔盘子!”小乞丐手朝一边一指。 “来,先给你吃个硬糖,你去叫他到这儿来,说有人招待他吃回锅肉!”小乞 丐把糖塞进口中,笑嘻嘻地跑开了。 “恐怕不得转来!”我对张醒哥说。 “保险要转来。”张醒哥手一挥对我眨下眼睛,又朝远远站着的那几个人摆了 一下手。 果不其然,那老叫比子跟着小叫化子兴冲冲走到了张醒哥面Bu。 “回锅肉在哪儿?拿来吃!”老乞丐扫视着我俩,伸出肮脏的手。 “你是不是头儿?听好!我们是革命的造反派,我们想发展你们成为革命的战 友,成了革命的战友,不仅有饭吃,有地方睡,每顿都有回锅肉吃,想不想参加?” 张醒哥是不是早有腹稿,我无法考证。 “想,想,你们要不要我们?”老乞丐举起脏手高声道。 “凭你两个就想当造反派吃回锅肉?人数太少了!”张醒哥指着他鼻子斥道。 “有,有!我们有20多个……革命的人!”老叫化子生怕失业。 “那好,你马上组织他们,先成立一个宣传队,吃饭睡觉我包干,来,先拿一 元钱去,再拿杆烟去!”张醒哥递钱的手又缩回来,只把香烟给他,他卡在耳朵上。 “你识不识字?” “认,认识几个。” “这本《毛主席语录》你念得来不?这是武器。” “我有,我们捡了好多本。”老乞丐从裤裆门前口袋里抓出两本无书壳的书来。 张醒哥附在老乞丐耳边如此这般地比划起来,把1元钱交给了他。他笑嘻嘻地走 了。 “莫明其妙,这个都算表演!”我把龙门阵讲给他们几个听,都觉没趣。 “明天中午来看热闹,相信的就来,不相信的就拉倒!”张醒哥一本正经,显 得有点神秘。 如果今天有目睹者,并且有记忆,定会记得“文化大革命”英雄口——乞丐宣 传队那精彩的闹剧: “一、一、一、二、一,……”十几个男女老小乞丐,披头散发、袒胸赤足, 有的手拿小红书,有的头戴废报纸帽,有的手拿破竹竿,又是敲瓷盅又是敲破碗, 扯起一幅张醒哥提供的横幅“成都叫化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乱七八糟又跳又唱 又念了起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第二个节目,合唱‘天大地大’!”一个小叫化子在报幕。 我们几个挤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来。 张醒哥在旁对我们说:“如何?叫化子没有饭吃,本来就该造资产阶级的反嘛!” 边说,他对围观群众吼道:“太可以了,叫化子都这么有革命的觉悟,支持, 支持!”他掏出两角钱,故意在手中一扬走进圈子往地上一扔。 “给钱!给钱!”我带头,几位哥们儿一角两角地往地上扔。 群众发动起来了,男的,女的,工人,学生七七八八地把钱扔进圈中。 那乞丐头拼命地捡着那些角票、分币往口袋中塞,不断带头高呼:“向革命群 众学习,向革命群众致敬!” 张醒哥自编自导自演的小品喜剧闹剧还多,这里暂且打住。 10 四处漂流八方“打野” 似乎美国的法律有条规定:竞选总统的资格之一,是必须干过三种以上职业。 我这半生,回忆起来,差不多干过几十种职业,但是至今,我却从未领过一张 公民选票。 尚在读小学五年级,大饥荒、自然灾害便开始威胁着我和我的家庭的生存。为 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不得不背着书包找点活干。记得1960年,府南河河水清澈, 当时有许多鱼虾存活。我、罗鹤、毅头儿、家富等河边居住的朋友,每天天色微明 和黄昏降临的时候,便三五一行,四五一堆,立在河岸,踩进水中用纱布、自织的 线网网鱼。也许,那是沿河两岸和上游的污染还不显著,甚至没有,我们每天总能 少则一斤半斤,多则三斤五斤打捞起寸来长短的麻麻鱼。这鱼,勿须剖腹,煽、炒、 炖均可。每次,交一点给母亲煮在稀饭里(据说可以医肿病),余下便卖给开面店 的李扯火和蒋大爷,有时8角,有时1元钱1斤,收点钱交给母亲,然后,帮蒋大爷扇 炉子洗碗,收堂时,那锅中浓浓的面汤可以任我舀回一大锑锅以作工资结算。有时, 蒋大爷生意好,还间或给我喝一碗半碗锅里打捞起的面节节。 河边有间民康染织厂,每天,一大群孩子拿着戳箕、铁钩、铁锄,等在那厂后 面专倒炭灰的斜坡上,我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或许是推车倒炭灰的工人有意整人, 或者是他可怜我们而故意把未烧尽的炭块倾倒出来,那些一车复一车的炭灰冒着水 蒸气,滚烫,有的还凝结成火红的一砣。 十几个孩子扑了上去,用手、用铲子或木方、铁钩开抢,好几次,我的手脚都 烫起泡。那些红红的炭块,常把我的戳箕烧起窟窿。急时灭火用尿淋。未烧尽的二 炭,我卖给蒋大爷,几分钱一斤。 蒋大爷有好几个儿女,有天晚上,听到他家都在哭,我站在门外,听居民说, 他生意做不起来,欲触电自杀…… 南河中的麻麻鱼越来越少了,后来,几乎只能收获几条。蒋大爷关了门,我母 亲把炉子搬在街口,开始卖包子、馒头,我供炭,扇炉子。 后来我与罗鹤开始自做油炸馍馍沿街叫卖;生意垮了,我开始卖煮包谷,用鞋 底针尖在玉米芯中乱扎孔,让其进水增加重量,也许,这是最早的“注水”产品吧! 后来,我学会跑差价,到火车站收老陕(陕西人)的大蒜头。那时用吊秤收购,买 进时,我用脚尘使劲把口袋往上顶,这,一般要少五六斤,卖出时,我在口袋下故 意缝露出一截绳头,脚踩着,上面用力抬;这来回得10来斤大蒜,不计价差,赚得 确也眉开眼笑,我初次领略到“无商不奸”的含义。 从小学开始,到中学毕业,然后在社会上待业10年,当知青4年,干过的工种太 多,只有记个流水账:我在街道生产组打铁当过锻工,一天赤膊上阵,挥汗如雨, 最多产量螺钉螺帽能达到200套,当时估算,价值在30多元,然而,我一月下来,工 资只有九元。我曾上房捡瓦补漏开沟,在“大集体”当过车工,在肠衣厂洗过猪肠 羊肠,在水泵厂当过房屋维修工,在杀牛巷剐过牛羊肉,在火车东站当过装卸黑包 工,沿街叫卖过歌单画片、腊金鱼,与杨表叔一起拉过架架车,蹬过平板货三轮, 挖过土方,锤过石头,与谢庄兄一起当过搬运工,做过票证黑市生意…… 现交通厅内那幢灰砖三层楼房,当初在修缮队当临时工的我和另一个小伙子当 五个师傅的下手,仅用手抱砖——也有几十万匹! 在火车东站当装卸工时,有苗娃(已在渡口投金沙江自杀)、有何归(诗友), 就连出卖力气,也属非法。我们“钻格子”(进旅店、招待所房间)寻求那些采购 员骗生意,我们用干肥皂刻上方章(地址、和胡编乱造的单位)以作发票章。后来 达到一部机器、一车货物,几十个人一涌而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解绳移物,强 迫“工作”,先斩后奏。躲掉车站守门人的抓获算运气,工钱也有限,有时忙下来, 中午一餐饭钱都挣不够,最后只有打架斗殴——抢生意散人。 读中学时,我很爱踢足球,那年成都市中学生足球联赛,成都足球队(专业) 的主教练关指导亲临赛场挑选人才。第一场比赛便记下我的名字,后来,又把我送 到市业余体校上课;后来代表东城区参加比赛。在东郊体育场,好几家国防信箱厂 看上了我,一到办事处招工摸底,反革命家庭出身,拜拜!后来,关指导在“文革” 中被打成特务,跑回了澳门。想当运动员的路被切断。 也是中学时代,四川省曲艺团招生,我自制了金钱板在茶铺偷经学艺,会唱会 说嗓门也不错,一摸门牌——反革命现管分子子女,泡汤。 直到1977年,我做临工在工业学校与许多年轻人一起跟朱任君老师学画竹帘, 三月下来能挣点钱,也有了点国画基础。工艺美研所向社会招考,何新成老师手把 手教我学山水——上千人的考场关我通过了,可惜,我考起了,父母永远“考”不 起。到浆洗街派出所要我户口,值班人摔一摞档案在桌上: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你们 都敢要?! 做正式工,我没资格,当临时工,又无保障,当知青,又活不出来,我的出路 究竟在哪里? 11 一次难忘的艳遇 由于家庭的经济、政治压力,要找一份糊口的临时工作,越来越不容易,靠街 道办事处分配,即便当时办事处没有在政治运动中瘫痪,于我,也是痴望。 我的一个姐夫,在他单位上费尽口舌,给我找到一份临时工作——为果品公司 赴西安押运西瓜回成都。这工作责任大,但较为轻松,在许多临时工作中,这份工 作,对当时活得十分沉重的我,至今,还留下一份轻柔的浪漫和遥远的回忆。 任随雷霆风雨对人间进行涤荡搜索,在大自然中,一些微小的生命,仍然会躲 藏栖息在岩缝草丛中,它们心中自有属于它们的月亮,属于它们的太阳。 成都果品公司已从陕西西安、咸阳和武功县分批订购了几千吨西瓜,可是西瓜 是易腐烂的易损物,于是,一些人在当地分批选购好瓜,一些人去把选好的瓜快速 分批用火车押运回成都。 我,当了临时的押车员。我从成都乘火车抵达武功县,虽然,我可以凭车票报 销,但我已有经验,买两个短途站的车票混车,到时,在目的地找张全票回来报销。 夏季乘车,又问又热,我偷偷挤坐到车门踏梯边(那时火车踏梯很长),梯上 早已挤了几个人——怕是与我一样“吃混糖锅魁”的吧?我终于,也加入了他们的 队伍。太阳照天上,田野飞快掠过,人,在这反复重叠的画布前,开始迟钝、麻木、 打起瞌睡来……耳中隆隆伴奏的车轮声,编织成一派定音鼓似的催眠曲;脚下飞驰 的土地,像一条永远拉卷不起来的绷带,把我的神经越缠越紧;那些眼前的土地、 树木、云山……像不动的一块大调色板,愈来愈近地扣进我的视线……风,像混进 了迷魂的药粉,我被吹得昏昏欲睡。朦胧中,忽然,我脚下一滑,手一松,眼看一 头便要栽在这车速近百公里的火车轮子下。我一惊骇,失去重心掉下去的那一瞬, 三四只有力的手把我的后衣领、头发和肩膀抓住! “干毬啥呢,玩命呀!” “滚到里面去,吓俺一跳!” 我背心、额头惊出一片冷汗,瑟缩着,不敢吭声“滚”进车厢里。好险!幸好 “老陕”他们救了我一命。 到了武功县,我出了站,仍然斜挂一黄书包,里面一本小说,两个馒头和洗刷 用具和几个砣茶。 我照小杨教我的,把几陀山城砣茶卖给那些守瓜、秤瓜的人,赚了他们几元钱。 我把带来的提货单交给他们,他们叫我签了名,安排了我简陋的住宿。 那些瓜农,用指弹,用手压,用耳听,非常熟练地挑选着我们要求八成熟的瓜。 我看到他们穿着一律,要么白色要么纯黑色的衣裤,脸被太阳晒得紫铜色,几 乎个个光头。一位少妇坐在一块泥地上,卖着竹篮里的杏子。她肥大的臀包在露腰 的裤子下,上衣侧边松开几颗排钮,一只硕大丰满的奶子在胸胁边拥挤。 “兄弟,来吃俺的杏。”她见我好奇地看着她,笑着对我招手。 我蹲下:“咋卖?” “2毛钱10个,吃了算帐。”她把篮子向我移近。我抓起一个开剥。 这时,侧边在吃杏子的男人抹了下嘴,对那妇人道:“完了,数粒!” 原来是先吃,吃完数粒结帐。 “……咋了?你吃了俺一大堆,只有3个粒?你扔到哪去了?”那妇人气恼地掰 着那男人蹲下的双腿,撩开他的衣服。 “……”男人语塞。原来,他吃完杏,连粒都嚼来咽了。 “操你的,赔俺的钱来!”那女人抓住男人的衣袖。 “你操俺,你用啥操俺?”那男人跳起来挣脱。 “你娘俺用啥?用屎蛋!”说着,那妇人抓起一把旁边的马粪,抽掉男人的布 裤带,飞快地把手伸进他裤裆中折腾。那男人光着大白腚直跳。 旁边选瓜的一群人笑得前俯后仰。 我也笑了起来。那妇人走过来,提起篮子撅着屁股迈着大步开走。我说我要付 他两个杏子钱,她一捞手,头也不回道:“兄弟,俺不收你钱!”她一摇一摆的身 影消失在漫无边际的西瓜地里。 我转身用眼扫视着那几个吃西瓜的人,他们齐齐蹲下,吃着切开的瓜,把那瓜 瓤吃了籽不扔,复吐在一只手中,瓜吃完,又开始磕瓜子,最后,连白瓜皮瓤都不 放过——原来如此! 火车皮装好,我收下发货单,再签个名,登车上路。 三节车厢,挂上了货车专列。车厢两门左右对开,门,用竹笆和木条横拦着, 这样,是为了透风透气保护西瓜不变质。 我坐在半车厢西瓜上,或躺,或依。叭!一掌,我打烂一个,掰开,红色瓜汁 糊得一脸一嘴——好不痛快! 我吃在瓜上,睡在瓜上——饿了,啃西瓜,再饿了,再啃西瓜,天知道,这车 到成都要行多少天。 好不容易到一个小站,我跳下来,买了几个大饼,又爬上车,这货车不比客车 有时』点,它时走时停。 躺在这安全的车中,观车外的风景,心中无比的惬意。不知几时,车到秦岭, 那雄伟的山势,险峻的峭岩,蜿蜒的流水,深隘的沟溪,使我的心胸荡然开放。奔 驰在这自由的航程上,感到快乐,感到轻松,我想得很远很远……梦得很甜很甜…… 突然,列车嘎然而止,我想这许是例行错车吧,于是索性闭上眼不动。 “兄弟,兄弟!”一个声音把我叫醒。我木然,毫无反应。 “西瓜,买个西瓜。”那人手指着。 “不敢,不敢卖,公家的东西。”我说。 “你不想回成都?”另一个人,头戴一顶油腻的单帽子。我有点明白了。 “你们是驾驶员?”我挤着眼。 “你真聪明,口渴难受,5元,买2个,行吧?”我看清他俩着一身油污的工作 服。这荒凉空旷的山腰上,谁能看见呢?我扔了两个瓜给他们:“我,我不敢收钱, 人都是公家的,公家吃公家,等于吃自家!” 他俩伸出大指头,嘿嘿一笑:“走,想不想坐车头?”我这一生火车周身都坐 过了,只差这车头尚未光顾过。 我坐在驾驶室,那时,还是蒸气机,我饶有兴致地铲煤,拉笛,放汽——真好 玩! 我返回车厢,枕瓜而眠。 宝鸡车站,是个大转运货站,到达时天已黑尽。我肚饿难忍,趁换车头跳下车, 寻找车站食堂。正当我吃完汤面,慢悠悠走向我那几节载西瓜的货车厢,不足100米, 突然发觉我的三节货厢已在缓缓启动,越跑越快。我一怔,神经突然短路,一双穿 着凉草鞋的脚,飞快地跳过脚下纵横交错的铁轨,冲向挂有载瓜车厢的货车,一个 飞身,欲扑向快速掠过的车把手。那一瞬,一双有力的大手闪电般地把我抱住: “你找死啊!”“我的西瓜,我的货厢开跑了……”我惊惶失措地朝那辆隆隆开跑 的列车大叫大喊。 “那是在调车,半小时内本站不会发出任何车子!”我调过头,在昏暗中才辨 认出他是一位手执小旗的调度工。 我嘘了口气,浑身乏力。尴尬之余,我说了声:“我以为车开跑了……” “小心点,莫明其妙!”他转身消失在暮雾中。 我发怵,环视这些进进退退的货车,车厢之间的挂勾在探照灯的死角中撞击着。 一会儿,我的西瓜车厢终于真的由远而近地进站了。我有了点经验,当车刹住, 我找到那调度,他说,不会动了,1小时后发车,并叮咛我不要离开。 我走回车厢,突然,一条黑影从木条门边闪过来。这车站本已是一片怪异的沉 寂,除了无数条长龙的化石般车辆森森横立,几乎没有人影。 “谁?”我走了过去。那影不动,走近一看,那人十分魁伟,手中捉着把明晃 晃的刀子对我怒目而视。 我惊呆了,直往后退,直到我瞥见他另一只手提着一大块西瓜时,我才松了一 口气:原来是偷瓜贼! 我佯装无事,吹着口哨绕道隐去。心想:任他吃饱吃够,白挨一刀犯不着! 好一会儿,我见那人走远了,急凑近木条门检查:因孔太小,他无法将瓜整个 偷走,四五个瓜,都伤痕累累,瓤被掏空。 我从另一铁门入内,把那几只破瓜聚在一起,在途中当垃圾扔了(这些伤瓜, 回去当然说不清)。 成都东站也是货运大站。我的终点站到了,货运到此,我便可以等负责收货、 装卸的单位来人,交人验货——完事。 可惜车晚点,抵达时,已是傍晚。车站的人早已下班失去了踪影。看来,我还 免不了一夜的冷坐清守! 我非常饥饿,跳下车,寻找这混乱的货站中的食堂。终于,找到了:“师傅, 买点饭吃!”我对着小窗口。 “早下班了,卖完了!”一个瘦瘦的老头露一下脸,哗地把那小窗门关上。 我懵了,现在已是晚上,我吃饭的时间,完全被火车驾驶员随意支配,我已饿 大半天了。车站冷冷清清,鬼影都见不到,出站,既不知道方向,更放心不下货物。 正踌躇着,里面一个女孩的清脆声音在叫我:“小伙子,是不是押车的?进来, 还有饭。” 侧边一道门打开,我喜出望外快步走了进去:“饿惨了,饿惨了!多谢!”我 的眼睛在厨房长桌上梭巡。 “来,只有豆腐和素菜了!”另一个女孩手提一只大汤瓢伸进盆中狠狠地舀满 碗中。两大砣饭倒进一个大碗中,菜几乎外溢出来。 “来,筷子一双,够不够?不够,讲,随便吃!”又一个女孩子热情招呼我。 那老师傅看着这一切,嘴里嘟噜着,走开了。 “坐下吃,坐下吃!” “要不要开水?可惜没汤了。” “有,我专门给你打一个蛋花汤!” 我大口扒着,眼睛不住地审视三位漂亮的姑娘,高兴地点头:“够了,够了, 酒醉英雄汉,饭胀傻老三,你们想把我催肥拉去杀肉?”我的阵阵幽默,引得她们 几个春风似地笑个不停。 “你们在伙食团工作?” “不,我们是来帮忙的。” 蛋花汤端来了,三个人争着往我碗里舀。 “小伙子,你押的啥货物?”其中一个问。 “西瓜,对,我请你们吃西安瓜,又香又甜!”我放下碗,问她们饭菜收多少 钱。 “你请我们吃瓜,不收你的钱。”她们笑嘻嘻地几乎异口同声。 “要得,西瓜换干饭,两抹账不算!”我一句顺口溜,又引起她们的笑声。 “你还会写诗?”几双大眼睛望着我,惊讶却又很单纯。 “会,当然会,西方的,东方的,现代的,古典的我都会!” 也许,太难遇到这么多妙龄姑娘的火热围攻,我有点自以为是,得意忘形了。 “走,取西瓜!”人说男人在刺刀和枪口下可以不弯腰曲膝,最怕的是香花美 女——我代表公家开始主动施舍起来。 “接住,一人一个!”我站在车门口,借半明暗的车站大探照灯光,扔给她们 选好的西瓜。 “不要扔,好沉,我接不住。”一位辫子挽在头上,穿着浅色衣裙的姑娘靠近 我:“你抱过来,我接住。” 我双手捧起一个大西瓜,递进她张开的怀中。 “慢点松手,好重。”她向内弯曲起双肘,我的手,被她紧压在胸上——一束 灼热的电流,从她坚挺温馨的双峰处漫出,我像烫了手背,赶紧抽出手来。这一瞬, 我猛然瞥见她如帘的眼睫下闪出一片湛蓝剔透的波光。她垂下头。 “走,我们去分西瓜!”另两位姑娘兴高采烈各抱一个瓜嚷着。 夏季夜风飘来,四周一片静谧,天上几颗星星。我们四人围坐在一块干净的草 坪上,你一牙我一块,用小刀嘻嘻哈哈地分食着一大堆西瓜。 “喂,小伙子,你姓啥?我们饭也请你吃了,你的瓜也请我们吃了,还不知道 怎样称呼你呢!”一位梭形短发,十分丰满大方的姑娘递给我一张手绢问道。 “我姓杜,你们就叫我杜哥好了。”我用她递来的手绢,不客气地抹着嘴。 “杜哥,我看你也和我们差不多年纪,不如叫你标小伙好听些!”这句话,说 得我心比瓜甜,脸皮比瓜皮厚。我趁势递给她一牙瓜,不小心脱手,掉在她的腿上 ——她穿着一条深色的短裤,那双腿反衬出来,白皙,充满热力,十分耀眼。我急 忙用手绢去揩擦她大腿上的瓜汁。 “喂,少揩油唷,杜小伙!”那短发姑娘笑着把胸部外挺,那大大的双乳简直 要把衬衣胀破。 “不要吵了,你不是会写诗吗?能否即兴给我们表演一首?”长辫盘在头上的 姑娘盘腿坐在那里,殷切地说。 “对对,即兴一首,大家欢迎!”两位姑娘响应着,鼓起掌来。 历来面对艰难生活仍乐观、洒脱的我,第一次在这无忧无虑,充满快乐的异性 的簇拥中,竟然倒不出一点一滴心中正经的墨水。也许,我绕道靠边走路太多,也 许,反常的独立思维养就我一贯的歪打正着。 “不要见笑,我开始了!”我站起,故作陶醉状,开口一串: 啊,这夜晚多静谧, 这月光真如洗, 你们三人围着我, 活像温柔的母鸡在啄米。 我的心儿在颤抖, 我的血液在拥挤, 感谢你们有如 你们感谢我—— 啊,这红得伤人的西瓜 那白得梆硬的大米 …… 这脱口而出的打油诗,有如木偶艺人的手在拉线,我在摇晃,她们笑得在地上 打滚。 好多年没有这么开心过了!肚子笑痛了,眼泪也笑了出来,好久,大家才平静 下来。 “不要我一人唱独角戏,你们也要表演节目唷!”我大声道。 “这样,我们3个来一个合唱,她来一个独舞。”短裤姑娘指着头上盘辫子姑娘 说。 “好,大家欢迎!” “唱什么歌,最好是抒情歌曲。”我说。 “那不如干脆唱爱情歌曲!”那丰满短发姑娘道。 “苏联歌曲,《深深的海洋》,好不好?”我建议道。 夜的角落,隐秘地荡出美妙的心潮: 深深的海洋 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像我爱人 那一颗动摇的心 …… 那头辫盘结在头上的姑娘,解开了发辫,起身随着旋律,轻柔地,轻柔地飘了 起来。啊,多美妙的身材,白嫩的手臂,柔软的手指,长发飘动,时而遮盖着如柳 的纤腰;浅蓝色碎花连衣裙,紧裹着火一样激越的青春;那双修长的腿,划出白色 圣洁的孤光,笼罩着我,迷乱着我。时而旋转如莲荷,时而弯腰现山峰…… 歌声,像漫漫荡漾的碧水,舞蹈如天鹅嬉戏于水中。 午夜,我们仍不知疲倦,踩着星光,不断漫游。但是,夜露凝下——凉意重了。 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时节真美好! 我们一齐进入那简陋的宿舍(可以叫工棚)。简单梳洗完毕入睡。我躺在外面, 她们睡里面,中间,只一竹帘之隔。 “没有宿舍,你委屈一下。”那短发姑娘递给我一床毛巾被,轻声说道。 我点了下头,缩进被中——心中,即兴奋,又莫名地温暖,有如回到了家。 这房子遮掩并不严实,那不知名的夜虫,鸣声漏进。我有点辗转失眠,隔席, 已闻到细微的鼾声。我翻了几下身,那歌声,笑语,温柔的腰肢和舞姿…… 忽地,我伸露出的手掌,被一股温热浸抚而来,先是指尖,后是手心,如此地 慢,如此地柔——是一只白嫩的女人的手!我的心一下紧缩,勇气一上,张开的手 捏着她。慢慢地合拢,合拢。如火,我被点燃。一缩手,一用力,我使劲地把她往 我的方向拉近。竹帘终于掀开,轻轻地,她从卷起的帘下翻滚过来,一股沁心入脾 的体香,一团似朝阳的热力,拥入我怀中。她——原来是长发独舞姑娘!她一根指 头在她朱唇竖起,“嘘——”我咬自己的嘴唇,透不过气。 她侧身轻抚着我裸露的肩,滚烫的面颊,我们面对面侧身躺着;好美!她方圆 近样形的面庞,玲珑剔透的鼻子,如雾如烟般扇动的睫毛,那多情的眼眸,又黑又 亮。 人生,我应是第一次这样偎依一位天仙般的女郎,我握住她柔和纤细的指头, 吮含在口中。她微微地叹息似地滚进我怀,贴住我狂跳的心房。我的双手,透过那 薄纱胸衣,轻抚着她滑腻、坚挺的双乳,那乳头开始变硬。 “啊……”她翻在我身上,我们吻在一起。 我感到,这世界多空灵,人间多美好,如圣洁的光,沐浴着我不负重荷的肉体, 如纯净的水,洗涤着我枯焦的灵魂——爱,没有名字的爱,爬上了我这堵青春的墙, 有如浪漫的蔷薇紫藤,缠住我,遮掩包裹着我,直到淹没…… 她在急剧地喘息,手,在我双腿上滑动:“你,你……”如梦呓,我似乎明白 她在要什么。 “我们可以做,做爱吗?”我憋了好久,冒出一句聪明男子的傻话。我在等待 她的许可。 “……随便你!”她把头深埋进我的怀中。18岁,从未入道的我,对这句含蓄 又简单,明白却又糊涂的回答,下不了判断。这句话,这一声回答,有如纯洁的唇 印,不!有如情海的潮汐,在我的心坎上,记忆的岸边,荡涤下了永远难忘的痕记。 我们,留下了有如千万对男女留下的遗憾,也许正因为如此,从此我们却拥抱着永 恒,遗憾留下的永恒——甜美的遗憾。 这一次,似乎使我的另一面开始长大:异性、情爱、恋欲——原来是可以慰藉、 滋润、化解苦难的呀! 我愿死在战场上——或者女人的怀中! 没有前途,没有光明,没有父爱,母爱不够,没有温馨。也许,仅这两个字: 女人——便可以使我活下去! 我想起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那句名言:“没有爱情的世界,于我有 何用?” 12 窝哥被戴上脚镣手铐 当一个巨大的思想掏空和排挤了所有人的脑髓,欲统治和替代几亿人的思维的 时候,由江青搞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又开了历史先河,在整个文化艺术领域,唯我 独尊,掀起狂澜。 一切表现、反映人性本能的爱情、亲情、友情和人情的艺术,都被视之为异端 邪说、非革命甚至反革命、资产阶级情感的病毒。 吉它,一种西方早年流入中国的小乐器,在当时被江青定性为“小流氓”乐器, 意即只释放靡靡之音,是黄色怪物。 然而吉它琴却是最能表达、体现一种个人情感情绪的色彩十分丰富的乐器之— ——它既可以独奏,又可以伴奏,轻便,我喜欢它。 那时,弹吉它的教材奇缺,乐器厂也几乎不生产这东西。 凭着四处的偷经学艺,然后潜心总结研究,我竟然能编出几页吉它入门的教材 来。 我主动上门教学收学生,为了满足爱好者的需要,我找了两个朋友,用三层板, 桦木木头,乳胶,做出了许多把吉它。我既能演奏独唱,又能简单教学,后来发展 成供货上门;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商品艺人”。当年,似乎还小有名气——也 许是我血液中的遗传基因,也许是我的小聪明,或者两者皆有?总之,我能唱许多 歌,我有不少“歌迷”、“拥趸”,有不少男女学生。 王连便是其中一个。这小伙本是街道企业的普通工人,极追求西方生活方式、 依照当时的流行语,便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他买了一把吉它琴,请我教他。 他有一间小房间,布置得有点浪漫情调:地上,一张小地毯,四壁,糊上浅色 纸(并非现时之墙纸墙布),一个小书柜塞进不少书,外国诗集、中国诗集、几本 电影画报和言情小说。床头柜花瓶中永远有一束鲜花,那床头灯罩上,为随时变幻 灯光而备有可盖上的红色、绿色或黄色的纱布,以改变着房间的气氛。 一把吉它,挂在墙上最显眼的地方。他很爱打扮,虽穷,但宁肯把钱花在穿着 上。 每次我教他弹琴,从姿势到指形、手形、身形,这些,他几乎很快学会,他报 答我的学费不外乎一餐饭或半包烟,我也不在乎。可惜他永远弹不出一首歌。 但我发觉我每次去教琴上课,他那温馨的小房;司内总会有一位姿色绝好的小 姐在他身边,几乎次次换人; 他事先总对我“有言在先”:凡有第三者在场,别说你是老师,也别教我,你 只表演,弹琴唱歌即可。 这次当然不例外。我当练习,也无所谓。一首又一首曲于和独唱,他偶尔插入 哼唱二三句,间歇中,拖过我手中的吉它,胡乱弹拨三两下,总有一句精彩的总结: “我今天嗓子不好,”或“我今天灵感未来。”当然,只有我知道,他既不会弹, 更不会自弹自唱,随他去,与我有何关系? 有趣的事来了。 有一次,他邀了我去弹琴、唱歌(又换了新女客)。累了,饿了,我见他不开 饭,自觉起身告辞了。他把我送至门口照例一句椒盐英语:“咕得儿拜”。我知道, 他在为那房内的女士表演。 走出几步,我猛想起我的弹琴拨子忘拿走,转身便去取。 “……刚才那小伙子的琴弹得如何?”他在问那小姐,颇有点莺声燕语的味道。 “好,弹得太好了,我都陶醉了!”那小姐赞叹出真话。 “你觉得他的歌唱得怎么样?”他不失时机,更进一步。 “哎呀,歌喉也不错,好有感情!”她说。 “嗯,很好,你有很好的欣赏鉴赏能力。你晓得不,他是我许多学生中一个不 太争气的学生,唉,我教得辛苦!”(天啊!) 一般来说,我天性不乏幽默,也具有某种水平的小品谐剧创造能力,不过王连 这一手功夫,我的确始料不及。他也许太聪明过分,也许,爱情太需要虚伪? 故事才刚刚开始。 他靠近那位姑娘:“人生要吃饭,却更需要音乐去消化,这就是幸福,如果连 音乐都不懂,那就是块木头——这是许多漂亮的女孩子的致命伤……”他伸出一只 手轻轻抚着那姑娘的肩头,另一只手搭在她的膝盖上:“你,外在能打90分,如果 跟我学弹琴、唱歌,还有学诗,你就是标准的双百分,你的人生就会由此而增加光 彩,由此而改变……”她睁着大眼睛,痴迷而陶醉。 “我喜欢你,你有天赋和灵气,我只收你这一个学生——我会让你骄傲、幸福 ——你爱我吗?”王连双手扶起那姑娘站起来,捧着她鲜红的脸颊,吻着她半推半 途的嘴唇…… 我掉过头,轻手轻脚走了。 又一次,我偶然地去了他的家,站在门外,我隐隐地听到一阵收音机发出的噪 音,我敲了门。他听出是我,把门打开一点。 房里几乎没有灯光,窗子紧闭,还堵了一床被单,那小桌上一架收音机罩在一 团半昏暗的台灯光线下。 “听‘美国之音’……”他对我神秘地,又在挤眉,又在眨眼。 “见识下自由世界的开放,物质发达的社会。”他小声地说着,走近收音机, 蹲下,手在旋钮上拔弄着,这是一架五灯管收音机。“九九,你太老实了,人生就 是享受,你不懂!” 我停立着不动,思想一片混乱:“收听敌台?!”不到半分钟,我不是害怕, 而是一种担心,我抽身赶快走了。 也许是一种征兆,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逃脱。 不久,我被叫到派出所。 “你们叫我来有什么事情?”不像过去,毕竟也当过了几年社青,并非一进派 出所就脚软,天生带有种负罪感,这次有点理直气壮。 “啥事?你问我,我还问你呢!”一公安反问我。 我真的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自己无职无业,低头做人,谨慎小心得很,只 求生存,别无所求。 “你站那边去反省,想清楚,等会儿找你。”那公安同志用的这方法,我早已 懂得。半小时过去了,我的回答使他生气:“你究竟是装傻还是装怪?你不干坏事 我们会叫你来,我们吃饱饭了没事干?” 这次我的确不是在装怪装傻,我干脆不讲话了。 好久,他也许感到我这面间鼓不敲是敲不出声音了。他单刀直入道:“我问你, 你在南桥河边认识哪些人?你们在干什么坏事?老实说,不许撒谎!” 又是大包围,我索性道:“我如果犯了法,是跑不脱的,请你直说,我到底犯 了啥法,我做了,我就认。” “好哇,你的态度还硬呢!我问你,也提醒你,你认不认识一个姓王的小伙子?” 他也不耐烦。 “河边上姓王的小伙子?”我脑筋一闪:“你是不是说的王汤圆?” “王汤圆,还李草鞋嘲,你们一起弹琴的!” “喔,是王连,对不对?”我说。。 “是,就是他,你们狼狈为奸,干了些什么坏事,坦白交待,揭发有功。” 我实实在在是在这世界上已太难有区分好坏事情的能力了。 “他,我不知道,我,本人没有干过坏事,也没有和他干过任何坏事!”我回 答得太直截了当,他暂时找不到话说。 我从早上8点已站到了开饭时间12点钟。那公安在楼梯坎的炉子上煮起饭来。 “你回去吃饭,2点钟再来交待问题,不要跑,逃跑,后果自负!”他手一挥, 自顾做起菜来。 出了派出所的门,我心中如压了块石头。这许多年来,我做人做事都尽量不与 派出所这道门坎有沾连,太累了,太痛了。 然而,今天,又从天上掉下啥祸事击中我?我紧张,我气恼,复又伤心…… 巧合,出了派出所大门,尚未抵达桥头,迎面撞到王连。他骑着一辆半新半旧 的处理跑车,口中吹着口哨。他招呼了我。 一瞬间,也许是出自自然,或者是出自同情,我说:“王连,我刚从派出所出 来,你最近小心点,不多说了!” 他很心虚紧张,还想多问,我手一摇,快步走了。我回到家,姐姐、母亲都用 万分担心的目光审视我:你又闯了啥祸? 匆匆吃了点饭,我无法对家人解释,仿佛,她们也很理解,我又去了派出所。 整个下午,我都站着反省,直到天色已晚,那公安才对我道:“你的问题主要是揭 发,主动,才有出路。今天晚了,你回去,写一个怎样认识王连的检举材料,明早 8点钟准时交来,走!” 返家后,一夜未眠,思前想后,自己究竟受到王连什么牵连?始终不明白。 第二天一早,又到派出所报到。刚跨进大门口,那公安一眼便看见我,一个耳 光扇得我金星直冒,怒吼道:“好胆大,你还敢搞共守同盟,通风报信,你是想罪 加一等!进去!!”没有如昨天还可站墙角,而是一掌把我推进一间关人的黑房间 ——我心凉了半截,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你给我滚出来!”许久,门锁哗啦一声打开,我站在两三个公安面前。“看 你表面还老实,结果你还很会演戏,今天不把问题彻底交待清楚,你就休想再回家 了!”一把手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同志,我究竟犯了啥法,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未必我认识一个人,他有问题 我也算犯法?”我心一硬一冷,冒出了想说的话。 “哪个是你的同志?你要我给你端出来,可以,那就不能算是你自己主动坦白 交待的啰!”另一公安叼支烟,狠狠地瞪着我道。 “如果我犯了啥法,我认就是了!”我自以为光明磊落。不料,那公安伸手猛 地一掌,叉着我脖子吼道:“好嘛,你们诱奸少女,收听敌台,大唱黄色歌曲,这 都不叫犯法,还叫守法?把你真的抓错了?你还敢给王连通风报信,你胆子好大!” 我懵了,这一连串的罪名,如同瓢泼大雨,把我浇淋得晕头转向,成木鸡一只。 我彻底明白,我被冤得太浑了。 但是,我不会哀求,因为我知道,我的权利只有两个字——沉默。 我接连在派出所被关了几天,情况越来越严重,王连被逮捕抓进了监狱。我瞅 准一个机会,逃跑了,不敢回家,躲在乡下。 不到两月,我才从参加了公判会的人的口中知道,他被判刑20年!我真是不寒 而栗!他因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参加了一个所谓“裴多非”黄色俱乐部, 搞野合、群居,追求性解放;其二收听“美国之音”,散布反动言论;其三,与几 个他的“女学生”发生肉体关系,被“学生”反戈揭发…… 虽然,后来他被减了刑提前释放,但我却是死里又一次逃生:许多年后,一位 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间接透露给我,第一,当时确实我本人循规蹈矩,没有介入参 与过他的“罪行”;第二,我强硬抵触的态度和顽固立场反而救了我,但是,在那 时候,不跑,肯定要受牵连,吃个劳教什么的太容易了!真是“躲脱不是祸,是祸 躲不脱”,我太侥幸了! 几乎是同时,1968年窝哥也被判了刑。因为“文革”,我长期在外躲避漂流, 我算运气好,躲脱了祸事,然而,他抄了别人的家惹了祸,也同样被通缉,他在民 办单位上班,没有我那逃避的自由。他的家庭出身,自然会成天然的“运动员”。 在城里呆不下去,他躲到他兄弟下乡当知青的地方——绵竹县去。但是又惹了祸, 加上单位造反派领导整他,他被判了20年重刑。 直至1986年,也就是18年后,我才在成都街上见到他。那时,他已被提前释放, 在街上蹬客三轮车。 我们蹲在街沿边谈了很久,他见到我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唏嘘喟叹一 阵后,我才真正弄清楚他被抓、判刑、逃跑和提前释放的全过程。 他父亲从万县警官学校毕业后,曾任重庆青木关警察局副局长,这种“伪警察” 家庭出生,当然对他的影响很大。 1968年底,他跑到他兄弟下乡当知青的地方绵竹县躲起。当知青自然很苦,听 说县安办扣压了知青的安置费,他“见义勇为”,硬带头煽动和带领包括他兄弟在 内的许多知青,冲进县安办,强制性提取了部分安置费(3300元)分给大家。据说 他曾扬言:知识青年只有三条出路,乘“文革”之机大搞抢抄抓、打砸抢;等待第 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和蒋介石“反攻”大陆。这是他的政治反革命罪状。又:他持刀 行凶杀人未遂(伤断对方一根小指头)这是刑事罪状。两罪合并,成了理所当然的 “反革命杀人犯”。 1968年,正值“7·23”布告和“8.28”命令出台,打击叛国投敌,严罚知识 青年打砸抢抄抓——他撞到了枪口上。 他从成都工厂里,被五花大绑押解到绵竹县看守所,他说,他每天惨遭毒打, 拳头击胸,膝盖抵腹腔,用手腕粗的竹棍抽打腿股,一捆又一捆的竹棍被打成刷刷, 那些“群专”(“文革”中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在他伤痕累累时,不给药吃, 还饿饭。天未见亮,县上一老头便开始敲起铜锣,挨家挨户通知:今天批斗成都的 打砸抢抄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人人必须参加…… 窝哥说:“每周把我们(还有邓小娃判了13年)拖出去游街示众,叫那些不懂 事的娃娃在我们脸上、身上吐口沫、扔石头……一个乡一个镇地游街,胸口上挂个 牌,还强迫喊打倒自己,不喊便挨打……” 他在绵竹县关押、折磨了7个月后,被当时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判了重刑20年, 送到旺昌县101劳改厂劳改。 在劳改工厂,他已几近残疾,内心十分不服,故此,逃跑了三次,都被狼大和 摩托车抓回,最后一次在成都,在外面呆了15天。 不服改造,竟越狱逃跑,这当然是罪上加罪。抓回来后,那些干事问他为啥不 服改造要逃跑?他回答:“我不是不服从改造,我认为你们太黑,判我判得太重了!” “你以为你能跑得出我们的手掌吗,随便你跑到哪里,都会被抓回来!” “我跑到香港,你们就抓不回来了!” “我问你,你到香港干什么?当特务?” “我三(女上)在香港开布行,我想去当一个小工,这是我的实话。” 窝哥虽然未加刑,但是,他坐了1年零8个月的“小间”。 何谓“小间”?即靠山岩深挖建造的高不过2米,长宽不过2.5米,有一天窗透 气,有一小洞递饭,有一马桶大小便,有些谷草和一床破草席的黑洞。 “我的手,被土铐子反铐(土铐比正规手铐扎人痛,无法解开),脚上戴30多 斤的脚镣……”他的眼神,从深度镜片后透出一种杀气和冷光。 “那吃饭、解溲、放风总要打开嘛!”我问。 “打开?哪有这么好的事!”他呸地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那手被铐起,吃饭咋办呢,未必有人喂?”我又道。 “把手从双脚下反过来,用嘴咬碗,脚夹碗,舌头舔,趴下去喝!”他说得似 乎很轻巧。我听着,周身发麻。 “唉,可恶的是那些苍蝇大的山蚊子,咬一口一个毒疙瘩,背上、后腰上、手 上、脚上,全身无处不咬。咋办?你咬我也咬!我把它们赶到我的嘴唇舌头能触及 的部位,一伸舌头,用唾液一粘住,舌尖往墙上一顶——都被牢牢粘死在墙上,密 密麻麻。一个夏天下来,有上千只……” “有没有放风?” “放什么鬼风!” “有没有药吃?” “病死活该!许多人才关一两月便忍受不住,撞墙、割脉自杀……” 我拼命吸烟,连问话都无力气了…… 通过窝哥的反抗和上诉,上面又进行了再调查,确实证明“故意杀人”与事实 不相符合。当时窝哥带领众知青闹事,身上确实带有匕首。那次,他说,他很累了, 走到一家饭馆门口,声言借张凳子坐坐,坐坐便还。可是,饭馆“受害人”早对知 青的调皮捣蛋无好印象,气势汹汹回答不借,并恶言相加。当然,与窝哥一起的还 有几个知青,窝哥觉得下不了台,扬言:“你不借还骂老子,谨防给你龟儿子一刀!” 那饭馆伙计也不退人:“你娃敢,给你狗胆子你也不敢!” “你看我敢不敢!”窝哥抽了刀,耀武扬威地恐吓着他,刀在他面前挥舞着, 殊不知,那年轻伙计伸手夺刀,自然反映,窝哥的刀子挥去了他一截小指头,这就 是“故意杀人未遂”的实际经过。万幸,公安、检查院很负责,若干次取证、调查, 对杀人者和受伤人叙述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最后认定:是“持刀误伤”。“反革命” 罪,不言而喻,众所周之,夸大其词是当时的“极左”产物而已。 窝哥被减成8年刑,可是,1981年10月提前释放出来时,计算起已经蹲了13年牢 ——当然,这类“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或过重案,比比皆是,只有算在“文 化大革命”的头上了。 朋友中,我还想补窝哥几句,他,是一个讲义气,易冲动,好打抱不平的人。 且举几例:1966年“文革”中在“火烧西南局,炮打省市委”的战斗怒吼声中,人 民南路“8.26”红卫兵们批斗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窝哥竟敢在台下大吼:“这老人 白发满头,你们又打又推,都是中国人,不要太过分了!”话说完,他上去搀扶, 欲背李井泉,殊不知散会后他被不认识的人围攻暴打了一顿。 还有:提前释放后,他义务献过三次血(虽然他已是骨瘦嶙嶙,身体极其虚弱), 一是在火灾后救人,二是救垂危学生,三是为红十字会。 听说,他现在还在蹬三轮车,辛劳、贫穷。但是,我相信,他的故事,除了他 自己该总结外,我认为,记下来有益——免得有人再为那段伤心的历史进行开脱。 13 生意上门,她竟是陈锡联的女儿 人总要生存下去。1974年夏天,我、顾老师(原四川美院毕业后失业)、乐加 相邀到公园去挣钱。我的任务是招揽生意。 “朋友,来张写真速写画,画一张三角,画两张五角!”我手中拿着画像,见 人便喊,可硬拉不到生意。 我汗涔涔地往那树荫下坐着的乐加和顾老师处看了几眼,他们在眼鼓鼓地等着, 希望能有客上门。 都一上午了,还是没开张,我口干舌燥又喊了起来: “喂,朋友,来一趟成都不容易唷!雁过留声,人过留迹。这充满诗情画意的 杜甫草堂已有千多年的历史,把你真实的容颜留在真实的风景中,做一个人生永恒 的纪念;那不仅将证明你具有文化艺术的高超眼光,而且,这张由艺术家给你描绘 的画像更具有无比的意义。你想,再过一千多年,你的尊容将会与伟大的杜甫诗人 一样永放光芒、名垂千古——这不同于照相唷,这是艺术,资格的艺术——哪个先 来?”我话说完了,围上来的六七个人也散了,各走各的路。 我口若悬河,也许,是肚子饿得凶的原因。 那些人走了,一个都没拉着,我对着他们的背后,悻悻道:“你们不要到那头 去照相,他们用的是空胶卷,那些戴‘红袖套’的是冒充相馆头的,哄你是龟儿……” 这一招还有点灵验,两个少女掉头朝我走来。“你看,画得如何?线条清晰流 畅,形象逼真动人……”我激动地说着,一边挥着手中的招贴。 “画一张要多少钱?”有个女孩动了心。 “不贵,不贵,只收三角!”我边说边把她往树荫那头引。 “是不是你自己画的?” “不,是的,是他们画的……”我有点结巴。 她望了望那头僻静的乱树丛,看我一副迫不急待的样子,涨红着脸,紧张兮兮 地转身走去。 “喂……”我看着她的背影发木,我身上汗水都干了。 “这样子拉生意要研究一下,那个燕胖子手艺那么拙,一天要画四五个人。” 顾老师睁着永远是那么明亮的眼睛对我说。 “对头,那胖子硬是有财运,样子稳得邦老,画面又脏,形象又不准。速写人 像,没听说过还要用红色涂嘴唇、脸颊的。要好生研究他拉生意的方法!”乐加抽 着半截烟锅巴,说完,又递给我。 “我看这拉客上门的生意里头有心理学问。”顾老师穿着那件洗得泛白的衬衫, 额头的皱纹在阳光下汗涔涔地一闪一闪。 我坐在草地上思忖着他们的话,想着那一身又脏又烂的燕胖子拉客的神态和操 作技巧。 “自然灾害”年代,我正在读小学,饥饿迫使我与罗鹤做了几个月投机倒把的 票证生意。啥“大方”(粮票)、“小方”(布票)、“满天飞”(全国粮票)我 们都卖过。那种违法的交易比起拉客画像来更是需要机敏和反应。在热闹的街道中 总有有隐蔽感的地方,人来人往,你要在那一两秒钟眼光的对视里,判断对方是否 是“客”,或者是路人,或者是“牛脑壳”(公安、人保),没有识相的经验和反 应,是不能做这种生意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双方一“接火”,还不敢说话,只能 用手势比划打哑语:先在半空划个圈(代表全国粮票“大方”),又速伸出数指头 以示每斤单价,后收手掌按唇以示“小心”;另一只手往某个方向一指,食指、大 指在香上沾口水作捻数状(意即到厕所里去钱票两清)。这一“系统工程”必须在 短短二十秒钟迅速完成,达成协议者双双自觉入“交易厅”成交。 若遇见目光对峙的并非“客人”的人,票贩子则目光迅速顺势飘移,那种若无 其事的神态好像一切均未发生,最多,你不过疑惑他是“神经过敏”而感莫名其妙。 此法源远流长,也许,这就是科学又精辟的“原始销售心理学”吧(多年后我亲自 在开放后的深圳以外汇换人民币采用过此法,入“厕所交易厅”才发觉非我一家, 早已形成“群众运动”了)。 “妈哟,晌午都过了,肚皮也饿了。我再去试一下,不信拉不到客!”我又到 小路叉口上去守株待兔。 运气好像是来了。 小路那头走来一群人,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女解放军,她身后走着几个男青年。 他们一边看,一边谈。我一听,外地人,立即走上前去。 我走到那为首的女解妹面前,很有礼貌地用四川椒盐普通话,神秘又含糊地, 但不失严肃地在她眼前展开画板,忽又关上:“你看……很好,如何?……那边。” 我的手在比划,头在摇晃,眼睛在热情地表达。 我的突然出现,使那几个男青年紧张地围了上来,但我的有盐有味的举动,却 吸引了那与我年纪相仿的女解妹。 她漂亮的大眼睛惊疑地望着我,使劲地想弄明白我表达的意思。 我把画夹又打开,把那速写像在她眼前又晃了晃,口里断续梦呓般地说道: “画像……艺术……”朝那乐加和顾老师“潜伏”的地方指了指。 她脸上露出了笑容,终于有点明白了,当她完全反应过来时,我们已到了树荫 下。乐加和顾老师早已打开了画夹,站得笔直笑嘻嘻地等在那里。他俩放了张报纸 在石头上请她坐下,二话未说便认认真真地开始了工作。 那几个男青年东张西望,一直围着我们。有一个人走近那坐下的女解妹凑着她 耳朵低声说了几句什么,那女解妹挥了下手说了句:“没关系!”那男青年走开去, 其余几个手抄在怀或手背在身后,左右地围着我们,毫无表情地欣赏着这些艺术家 的土艺术。 两支铅笔在唰唰响着,她温顺大方地坐在那里。 我站在乐加背后装模作样地赞叹:“好,像!太像了,特别是眼睛……” 乐加抬头瞟了我几眼,这是种暗示——不要称赞过火。我收了嘴,聚精会神地 看着。 不过10来分钟,两张都画好了,一张侧面,一张正面。她起身拿着画像看着: “很好,画得真像,很准确,真把我的那种气质神态给抓准了!不错。”她脸色微 红,声音甜润。 “我应该付你们多少钱,两位老师?”她把画卷在手中,显得很有教养,问道。 “……我们一般每张收费三角,这两张画你随便给了就是。”说到钱,艺术家 总比不上谈起他们的艺术那么干脆利落和大胆。 “这样吧,两张我都要了,我给你们五元钱,好不好?”她扫视着我们站得笔 直的身影,显得文雅又大方,好像特别理解我们这些落魄的下里巴人。 我们收下钱,高兴得涨红了脸,连声谢谢。 “走!我们去吃碗炸酱面,再喝二两!”乐加捏着那张五元的票子,眉飞色舞, 挥着他那几乎旧成刷刷的衣袖。 顾老师脸上挂着微笑,我们三个边走边笑地朝面馆走去。 “你们站住!”我们才走了不到一百米,突然身后蹿出两个“红袖套”对我们 大喝一声。 “坏了,是公园‘人保组’的!”乐加脸色骤变,叫苦不迭。 我们蹿进林子想溜走。 “你们都不准跑,跟我们到管理处去!” 话音刚落,又闪出来两个“人保”把我们围住。 “画像卖手艺挣钱,又没有犯法!”我一肚子火气,嘴头分辨道。 “少说空话,有话到人保组去说!” 几个人三拉两扯,把我们押到人保组。 进了公园人保组,被推进一间当然并非是专业的审讯室,我们并排站着。 一个身穿蓝色公安制服的中年人,把我们周身上下看了个透彻。 “把你们身上的东西摸出来放在桌上!”他厉声道。 桌上摆满了东西:五元钱、几个分币、火柴几两粮票和几截香烟屁股、铅笔、 小刀、擦子,剩下只有揩屁股用的几张草纸。“那个女解放军是不是你们画的?” 他的眼神闪着职业的绿光,咄咄逼人。 “是我画的。”乐加坦然说道。 “你画的?我晓得的是你们两个都画了的,哄我!你,还有你!”他用手指着 我和顾老师。 “我也画了一张。”顾老师平静地说。 “你们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今天必须老实交待!”他背着手走来走去。 沉默。 “看来你们都成了‘油条’了,是不想坦白交待了?”他手在桌上一拍。 “我们没有违法,只是画几张人像求生。”乐加分辩道。 “画像?谁叫你们画像?哪个同意的你们画像?”他态度越来越凶。 “我们没得工作,画几张画讨点生活。”顾老师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 他燃起一支烟,鼻子里嗯嗯直响。突然他手一指:“你是干啥的?快说!”这 一闪电似的转向,使我一震。 “报告,我是知青,想找碗饭吃。”我知道,在他们面前硬碰只有吃不了兜着 走的份。 他吸着烟,坐在桌边,眼睛在我们身上搜刮。 “你,啥家庭出身?劳改过没有,劳教过没有,受过处分没有?!还有你和你! 快讲,老实交待,不许隐瞒!”他跳起来指着我们。 家庭出身,这犹如我们与生俱来的胎记一样,几乎成了耻辱的同义词和致命伤。 乐加的父亲是国民党战犯,至今关押在战犯管理所;顾老师出身于地主家庭, 本人是“黑人黑户”;我的出身是“国民党反革命子女” “好啊,你们狗日的想翻天啊!你们个个都是专政对象,不好生改造自己、背 叛家庭、脱胎换骨当好人,竟然不务正业,搞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角,骗人骗 财,违法乱纪!”“人保”越说越快,口沫四溅,声震四壁。 “我们没有骗,靠自己的手艺挣钱,也没有犯法。”出自一种自尊,乐加已忍 受不住辱骂。 突然,“人保”啪地一巴掌击在桌上,硬币都震得跳了起来。 “你还敢嘴硬!你们晓不晓得,你们犯了大法,闯了大祸!”他开始暴跳如雷。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感到莫明其妙。 “你们非法画的那位女解放军同志是哪个?嗯?是首长,是中央首长——的女 儿!是中央领导人陈锡联司令员的女儿!” 我们眼睛鼓得大大的,起码有一分钟的沉默。其实当时并不是被这“伟大的” 名字吓住了,实在是多半感到一种兴奋和得意。 “你们胆大,竟然搞诈骗搞到中央首长的头上了,你们自己说,这严重的阶级 报复该咋个处理!” 他一古脑把气出完,就像抓到大特务一样得意洋洋,翘起二郎腿,叼起一支烟, 用火柴哗地一下点燃,坐在椅上。 “报告领导,我可不可以申请杆孬烟来抽?”我,毕竟是知青,对于那些威吓 恐吓早已见惯不惊、习以为常了。 我的手伸到他的面前不缩回来。 “人保”被我这反常的举动搞懵了,他那双眼瞪着我,啼笑皆非,尴尬得下不 了台。 终于,我胜利了。他从烟盒中抽了枝“飞雁”摔给我。其实这烟比我们的烟屁 股“芙蓉”牌还差个等级。我走上去,拿起火柴点燃猛吸了一口,说了声:“谢了。” 不知道是否因为我比乐加、顾老师年轻些,还是因为碰巧“人保”的亲戚朋友、 舅子老表中也许有人也在当知青,他公然还赠了杆烟给“诈骗犯”抽。 场面十分尴尬,室内相当闷热。 …… “快点进去!少装疯迷窍!”又是那几个男女“红袖套”,连推带揪又抓了一 个人进来——我们定睛一看,乐了,原来是画像的同行、竞争生意的对手燕胖子。 我把烟飞快地吸了一口乘势递给了乐加。 “你们把我请来有什么事啊,嗯?”燕胖子身高1.8米,一边若无其事地环顾 四周,一边在脏成油布样的“司机服”上作弹灰状。样子傲慢得很。 “哪个请你龟儿来,站好!”“人保”找到了出气筒。 “呵,你们没有请我嗦,那我就走啰!”边说,燕胖子边转身朝门口走。 一把,他的后衣领被几个“红袖套”死抓住,拖了转来。他差点摔倒。 他与我们站在一排,两边一看道:“呵,老苟,你们几位也被请来了嗦。你看 见没有,那墙上几幅杜甫诗意画还装裱得可以,可惜,都是假的,赝品。”说着, 他走近一幅国画,用指头沾口水在上面摸了摸。 我们三个憋住气,简直想笑出声来。 只见那“人保”忽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伸手对着燕胖子喉咙就是一叉:“你给 老子站过去,放老实点!” “你们要打嗦。”燕胖子一伸手顺势抓起“人保”头上那顶威严的蓝帽于,抛 向空中。 这下,真正大祸临头了。六七个“红袖套”包括那“人保”一窝蜂围上去,抓 的抓头发,扯的扯衣裳,一阵拳打脚踢,打得燕胖子倒在地上。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文斗,不要武斗……” 燕胖子倒在地上又滚又躲,抱头大喊。 也许,这种奇特的抗拒方式起了作用,他们竟然齐齐地住了手。 燕胖子的嘴角出了血,左眼睁不开,头发扯得乱七八糟,衣服也撕烂一大块。 “你们不打了嗦。”他艰难地弓身单腿跪在地上拾起零落的铅笔和扯断带予的画夹, 还有散在四处的纸。 他立在那里,死死地把“人保”盯着,眼神中仿佛对方根本不存在。 “你狗日的坏,你死编活编把中央警卫团来成都参观的解放军弄倒角角头画像, 还强迫给人家‘剪影’。你骗了钱不说还敢攻击社会主义,造谣说你是电影演员下 来体验流浪者的生活,明天还要拍一部劳动人民吃苦的电影,哪个不晓得你是个无 业人员!你说,你今天的行为是收容还是劳教?” 燕胖子揉着被打肿的一只眼睛,一手揩着嘴角的血:“我看最好是劳改,听说 他们有固定伙食,每年还要发套衣服。” 燕胖子是重庆大学的学生,因为生活不顺精神受过刺激中途辍学,人们都叫他 燕疯子,但他表达出的个性和智慧,无法令人相信。 几个“红袖套”还未等“人保”动手,又冲过去打了他几拳。 “人保”被奚落得嘴皮发白、脸色发青,大声地骂道:“你们这些阶级敌人, 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今天公然在首长、上面的人面前丢我们辖区的脸、肇我们公 园的皮,不接受教育还敢公开对抗!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打好人、专打坏人。走!把 他带到所上去,好生修理。” “算了,他有病,放了他这回嘛。”我帮起腔。 “我们不晓得她是中央首长的女儿,退钱给她就是啰!” “我们没有乱说话,五元钱是她自己愿意给的,可以对质的……”乐加和顾老 师也在分辨。 燕胖子没有开腔,又走到那幅杜甫诗意画前,自言自语道:“假的,就是假的!” 这时,正欲发威的“人保”被一个人叫到外面叽咕了一阵,他进到屋里,脸色由阴 稍微转晴。 “我给你们几个说清楚,今天算你们运气好,这里的安全没有出事,但是,政 治上出了事——我警告你们,下次抓到你们,决不客气!” 我急忙伸手去桌上拿东西。 “投机倒把的工具和赃款统统没收,都给我出去!” 可是,我们四个人一动不动。 “你们站着干啥?是不是还想进派出所过夜?” “报告领导,可不可以申请把那五元血汗钱还给我们?”我实在想不过。 “呸!”他不是唾在我脸上,而是地上。 乐加抓住我的袖子朝外快走。我们挤出门后,燕胖子掉过头来对屋中的所有人 道:“我给你再说一遍,那幅画是假的,再挂,有损我们社会主义形象!”说完一 瘸一拐地走在我们前头消失了。 那次在人保组挨打后,燕胖子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改革开放这几年不见了他, 老苟说,他病死了。 人生是短暂的。历史,有时很可笑。如果一个人能选择出身和家庭成分,这人 类的发展史就要改变。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道德理念就会产生紊乱。 我能有选择的权利,岂不证明我也有被后代抛弃的理由?可是,我们的确都没 有一个“好爸爸”。 14 被民兵押进公安局的“火把剧团” 人的生命、前途,仿佛被一个什么东西安排、计算和操纵着。命运的指针一旦 斜指在某一时段、刻度上,事物就会骤然变化,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都会意料不到 地出现,都会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碰撞,变化多端而令你无可奈何——这也许是《易 经》上所说的“一命二运”吧! 火车,是人生命短暂的载体,它载着一个小社会,每一站都在上人,也在下人。 但是,有几人能从起点直到终点? 在成都——绵阳的火车上,我与兰成挤在两车厢的连接处,已差不多站了两小 时。 睡眼惺忪中,我们不时对视一下,以便稳定或探测一下车中的“情况”。没有 买票混车的这种感觉,是异常难受的,既紧张,又刺激,面庞上要表现得若无其事, 思想上却要相当警觉。这,是件尴尬无奈的汗颜事。有心脏病的人,不敢染指。 “查票了,查票了!各人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许乱走动!”乘警和列车员大声 地喊着,有如一壶冷水浇淋在我的头上。 兰成看了我一眼:“咋办?” 我知道,这是最后一节车厢,再退就只有跳车。我迅速瞟了下侧边。 “师兄,帮下忙,我们是知青,没钱买票。”我走近一群坐在位子上打扑克的 工人。 “咋个帮?未必帮你垫票钱?”一个年轻人,戴着单帽,斜视了我一下。其他 几人,朝我俩打量了一下。 我抬眼望去,前面撤退到这辆车厢里的“嫌疑犯”越挤越多。 “我们躲一下,可不可以?”灵机一动,我指了指他们坐位下,他们明白了。 “要得,反正抓到了不要说我们包庇的。”那戴帽子的小伙子说道。 说时迟,那时快,我俩像泥鳅似地两三下便钻到坐椅下。鼻孔中立时扑来一种 混和的怪气味,令人作呕,但是“越肮脏的地方越安全”。我俩侧蜷着身体,眼睛 根据翻来挤去的各种脚背和鞋子的流向作出是否安全的判断。终于,我们未被发现, 查票的人押着一大群“黄鱼”,到另一头餐车“处理”去了。 我俩爬了出来,对那几个工人点头称谢。他们,还每人发了枝烟给我们。 唉,没有钱买车票,好像没有权利当选民。做人,实在沮丧! “老九,你说的是集体票,咋搞成混车了?这演出团,是咋搞的嘛?”兰成把 那书包抱在胸前,那几支笛子,露了半截在外头。他镜片后的眼珠直在打转。 “你问我,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到时候就清楚了。”我抬眼瞟了下那行李架 上我放着的吉它,心中,也一派不了然。真是,太邪了,五妹不是说给我们买的集 体票吗? 火车,在轨道上隆隆响着,我的心,越压越扁。五妹说,演出团特聘我和兰成 当演员,吃、住、行包干,还按演出收入分红,这种卖艺临时工,又有何不可?不 过,凭我的经验,情况似乎有点不妥,但是事到如此,也只有骑驴看唱本——走一 步瞧一步了。 晚上12点钟左右终于到了绵阳站。我背上吉它,兰成护着他的几只笛子。在车 厢中,我抬头望去,人头攒动,见不到五妹的影子。 “下车再说。她肯定在等我们。”兰成道。 “五妹说绵阳站门口是演出团的集合点,可能出去就找得到的。”我边朝车门 外挤,一边说。 下了车,火车开走了,站台上的人都往出站口走去。我俩在近站口的地方等五 妹拿票,当我发现站口上根本没有了五妹的时候,我心中明白了八九分。 “没票咋个出站,抓着了不是要重罚?”兰成有点着急。 人流中,不乏“黄鱼”,不买票或买不起票或不买够票的人,都在顺着铁路走, 我仔细看过,起码不下30个人。 “走,跟着大队伍,保险出站!”我拉了下兰成的衣袖,快步跟上黑影子队伍。 刚走不远,身后一个人冒出来,使劲拍了兰成一下肩膀:“你们两个站住!” 我和兰成吓了一跳,一回头,见一个穿长大衣的人站在面前:“火车票呢?嗯,想 吃国家的(鬼其)头?!”那人戴了一个口罩,一双眼睛,黑暗中透出杀气。 “算了嘛,我们是知青,没得钱。”兰成告饶。兰成的肩膀被死死扳住。 “没得钱就去车站派出所!”那人声音坚决。 谁敢去派出所?! “我们是知青,确实没得钱。”我也呆站着。 “这样子,我看你们老实,车票十几元钱就算了,随便补几元钱承认下错误, 我回去有个交待。”他似乎很通情达理。 人流,早已消逝;车站,在昏黄的灯光和夜气中,冷冷清清。朝哪跑?进派出 所,无异自讨苦吃。 我们凑了3元钱,我一元,兰成两元。他一把捏在手中,打燃火机看了下:“才 这么点,算毬,看你们是知青,放你们一马,顺铁路往前走,不到100米就出站了, 往左边下坡,右边出不去!”他刚才在火光中瞬间闪出的眼睛,刻在了我的“快门” 中,后来终于有天我认出了他。 他消失在黑暗中。 我和兰成终于绕铁路出了站,终于找到车站出口,那里,已聚了一大拨人。 “来了,来了!九九,在这边,没得事。休息下,人到齐了就出发!”五妹叼 枝烟,笑嘻嘻地走过来。一人发技烟给我俩。 这10月天,真冷,该上车的乘车走了,该下车的下车回家了,而我们这群人, 犹如黑色的幽灵,无声无息地期待在夜里,等候着一串又一串的不可知。 “快了,打前站的去找住处了,马上就要回来。”五妹仿佛安慰我们,不断地 递烟。 我和兰成灰着额外脸,不声不响。我只感到肚饿和口渴,然而,四处一片漆黑 静寂。 “你说的‘演出团’,人在哪里?”我凑过去,问五妹。 “这里,那边,都是我们的人。我给你说过,成都出发时只有我们几个,沿途 都在上人……”五妹用手指划着。 “你不是说买集体车票吗?咋查票找不到你?”我有点抱怨。 “我说的‘集体’票,就是‘挤体’票,自己用身体去挤。咋个,九九,你都 懂不起嗦?”她眨着小眼睛,嘻嘻笑了起来。 “哎呀,你早点说,也不至于把我们搞得这么紧张嘛!”我忍住气,强作无所 谓。 “来,我给你介绍下,这是我的爱人,小远,杂技演员。在上海还被张春桥接 见过唷。”五妹走过去,拉着一个标致的小伙子到我面前介绍道。 “这是我们乐队的负责人,九九和兰成。”她指着我们。 我们在冷风中待了近一小时,打前站的人终于回来,说旅店已找到,出发。 走在暗黑的道路上,我才发现,这群“演出团”的队伍,前几个,后几个,悄 悄地走在路上,还有两个几岁的小孩! 旅店终于走到了——进门一看,吓我一跳,院中横七竖八,躺满了睡地铺的人, 墙角挂满了蛛网,几只大蜘蛛在张牙舞爪。这分明是一个“鸡毛店”嘛,演出团咋 能住这里? “今天各店都满员了,暂时将就住下。”五妹对我解释道。 我们总算未睡在“露天广场”,进了房间。但是,这通铺上早已睡满了人,好 不容易才挤了进去,想洗脸洗脚,没有热水。听那铺上一阵阵响鼻鼾声,我与兰成 只好和衣而眠——一切,都只有将就了。 昏睡一夜,第二天早起,稀饭泡菜吃完,五妹叫我们七楼去开碰头会,讲政策。 大家挤在一起,我大概数了一下,男女老少15人。 “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毛主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吃干饭,走到 一起来了!”“业务团长”老熊煞有介事的开场白,逗得大家一阵哄笑。他约有40 岁,是个老“江湖”。 “各位‘叶子’(演员),我们这批人中,有‘醒生’(内行),也有‘梦生’ (外行),我首先要交代的政策是我们内部才知道的行话。当然,有些人晓得,有 些人不晓得,最重要的是只要有外人在场不该乱说话时,互相暗示就说‘念’字……” “团长”老李叼支烟说话神秘兮兮,边说边眼珠乱转。 “我们内部有规矩,该知道的就知道,不该问的不能问。大家都有分工,各人 于好各人的事情。一句话,出来演出,就是挣钱吃饭,决不会亏待大家。”老熊瘦 瘦的身影,一边说一边不停摆动脑袋。 “我们究竟叫啥演出团?总应该有个名字嘛?”兰成开口问道。 “我看你像是个‘梦生’(外行),我们走到哪儿就算哪儿,关干‘圈’(公 章)的名字,随时都可以改动。”老熊斜睨兰成一眼道。 “但目前总应该有个统一叫法嘛!”有人说。 “目前,暂时叫‘绵圈’,大家记好。有人问起,不要随便回答,自然有人 ‘挡钢’(解释,挡驾)。” “‘绵圈’?”我低声道。 “全名称就是绵阳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老李大声道。 “对,大家记好,不要讲错了。我现在宣布工作,我,是业务队长;老李,是 政治队长。我们人少,但精干。要一专多能,见啥吃啥。宣布下,演出由老刘负责, 联络由老李负责,化妆由五妹和廖妹负责,装台和搬运由廖小娃、小苏负责,写海 报和政治学习……”老熊眼睛在我脸上抹来抹去。 “由九九负责。”五妹指着我道,“他有文化!”五妹又添了句。 “可以,大家各负其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正二八经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的成员,这些那些通不认,只认钱!”老熊拿出一包烟,每人发一支。 “工资咋算呢?”我按捺不住早想问的话。大家的眼光全投在我脸上,又反弹 到两位头头脸上。 “……我们许多人都是临时凑起来的,技术水平如何,还不清楚,反正,根据 表现贡献打分。总之一句话——要‘落教’(公平合理、义气)!”老李鼓胀着胖 圆脸,站起身说了最后一句:“下午出发,绵阳‘水深’,我们到南充县‘探水’ (摸情况),散会!” 会开完,我对五妹在成都时对我讲的“演出团”招工,开始有点疑惑起来。不 过,迷迷糊糊亦是上乘境界,何必深究?出门在外,也只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 卖艺求生,又不是违法。 到了南充,正逢街上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人们脸上挂着“解放”的 喜悦,而我们这群人,表现得似乎有点麻木。 打前站联络的老李没有成功,大家暂住青年旅店。淫雨集靠,无法上街,肚子 饿,身上冷,街上只有面条供应。集体窝在旅店,我练吉它,兰成练笛子,莽哥拉 二胡。走“粉朵”(买粮票)的大郭没有回来,无粮票,晚上连面条都没得吃,甚 是凄凉。 第二天一大早,“队长”宣布:“今天已有‘着’(路子),我们赶汽车去河 舒区演出。车票钱各人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河舒车站集合!” 没钱乘火车混票,这于我已是家常便饭,倘可应付一下,但是混长途汽车不买 票,难度却相当高了。 “我身上一共只有十几元钱,买车票,划不来。”兰成嘟哝着。兰成是社青, 父母都是大学教师。 “我们两个挤一趟车,上车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帆船顶风也能行。”我对 兰成道。 这偏远县城,乘车的人农民占多数。自然,售票员觉悟水平也不会比城里人高。 我心中直打主意。 我和兰成挤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位子上,以不变应万变。不一会儿开始叫买 车票,兰成有点紧张。我看售票员收钱交票已走近后排我俩,突然弹跳起来,站得 笔直大声喊道:“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全体起立!”全车的人几乎都三三两两 站立起来,目光全惊讶地射向我。我扯出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正经地大声道: “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巡回宣传队的,大家跟我一起,朗读语录!”我故意把吉它靠 在身边,叫兰成手捏笛子亮相。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 车子在前进,车上的人,包括那个售票员严肃热烈地站着,齐齐地跟着大声朗 颂——谁敢不从? “全体坐下!宣传毛泽东思想,人人有责任。售票员同志,我们两个在河舒下 车,要负责我们的安全!”我神气得很。 “是,没问题!”那女售票员有点荣耀又有点紧张,对我直点头。 我一屁股坐下,把兰成的手捏着。他鼓着眼睛、张着嘴巴、手心直冒汗,我一 脸威严。 汽车离站不远,我们在路边先下了车,票,当然没有买。脚从车门刚落地,驾 驶员还笑盈盈地对我俩喊了声:“慢走!” 我和兰成,俩人节省了7元钱,这不是小数。 我们集合好,住进了一家小旅店。 “今晚上就要演出,九九,你写海报!”老熊找到我,递给我一瓶水粉颜料和 几张大白纸。 “咋写?”我问。 “你想咋写就咋写。”老熊的态度不像是开玩笑。 “总要有个内容和名目嘛!”我说。 “你就写绵阳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盛大演出,节目有歌舞曲艺、柔术杂技、 独唱独奏、武术魔术……”老熊像背书,一串一串。 我当然只有照写不误,虽美术字写得不好,不过,在这小镇上,完全可以混眼 睛。 真想不到,一角钱一张的门票,转眼已售出去七八百张,大家好不欢喜,个个 粉墨登场。 “九九,你再写一个开幕词。”开演前,老熊又给我下达了任务。这种东西, 千篇一律,我答应下来。 晚上8点钟,万年台下,早已挤得人山人海。这偏僻之地,文化生活甚少,城里 的宣传队,更是一年难见。 “东风劲吹红旗飘,毛泽东思想举得高;革命文艺遍地起,农民工人谁拥挤?” 老熊,穿了一身蓝呢制服,涂脂抹粉打口红登上前台,手中拿着我写的开幕词,继 续大声朗读着:“工农兵革命战友同志们,我们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全体队员, 向大家问好!向大家致敬!现在,演出开始!” 五妹扎着独辫子,穿着一身戏剧妈妈式红色绸装,半高跟鞋,双乳挺得老高, 用她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开始软绵绵地报幕:“第一个节目,杂技,水流星。” 五妹的爱人小远,腰扎峦带,浑身肌肉凸出,一个鹞子翻身出场亮相,舞起了 水流星。一会儿,两头两个碗盛水;一会儿,两碗中燃起火,节目,还很专业,可 惜中途“失拖”(出错)两次。 紧接着,莽哥的男高音独唱,小罗金钱板表演,五妹的独舞,老熊的力学—— 他头顶大小碗十几个且在凳上横坐拉板胡,老李的魔术,老刘的硬气功,廖姐4岁的 小女儿和老刘9岁的妹妹表演柔术——含花。我和兰成当乐队,小罗和我演相声…… 大家表演得十分卖力,观众的掌声一阵接一阵,几个文化馆干部还上台来祝贺, 并邀请第二天到县上演出。 五妹说:“小远第一个节目便‘失拖’(出错),兆头不好唷!”她喂着3岁的 孩子吃粥。 第二天,县上没去成,应当地群众要求,又演一场,一连三天,场场爆满。 半夜,昏黄电灯下,像鬼影子打架,老熊老李开始结算,给大家打分分钱。我 8分,分了10元,兰成7分,分了8元,剩下的作伙食、路费、旅馆费。 “一个地方,不能呆上三天,这是我的经验。”老李对老熊道。 “我看还可以演一场再转移。”老熊坚持着。 “是不是先把‘垫皮’的钱(意即未有收入个人先垫的资)还我?”大郭有点 着急,成天围着老李和老熊转。他是“垫皮人”。 “事情才开始,缓几场嘛!”老李对大郭道。 “明天再演一场就还你本钱。”老熊表态。 “有人‘清纲’(即查讯)。”五妹撞进门来,‘显得有点紧张。 “是旅馆知青小李说的,她说有人来调查过。”她小声道。 “干脆明天转移地方。”老李对老熊道,大家表示同意。 第二天大早,公社来了人,态度蛮好地要挽留我们再演一场,犹豫之中,没有 走成。 下午,公社武装部把老熊和老李叫了去问话,情况一下变得紧张起来。 “这回恐怕要‘没’(垮)”。五妹收拾着幕布和道具,她是老江湖,似有先 觉对我说道。 廖大姐也去了公社,她脸色苍白赶回来:“遭‘清纲’了,大家赶紧收拾东西, 准备殚(走)!” 可是来不及了。旅馆门口,已站了两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把门——只许进,不许 出。出了什么事?我和兰成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一时,收房租钱的,收场租费的,收板凳钱和伙食费的人都一窝蜂似地挤了进 来,闹哄哄地一片。 “所有的人,全部集合!站成一排,把道具、乐器和随身东西放在地上。不许 说话,不许走动!”公社武装部的人对我们大声喊道。 大家叽叽咕咕,一片混乱。 七八个端枪的民兵,围上来,枪上刺刀在闪光。 “凭啥搜身?我们又不是反革命!”五妹哭叫着,头发蓬乱,衣扣被扯掉。两 个孩子演员吓得直哭。 “啪”一个耳光,打在五妹脸上,另一个民兵用枪托打冲上来的五妹的爱人小 远,五妹3岁的孩子哭叫起来。 “我们抗议,凭什么打人!”我带头吼了起来,大家一起拥上,场面十分混乱。 这时,进来两个穿戴整齐的中年人,他俩的目光似火如刺,在每一张面孔上扎 过。 “不要打人。”他们对武装部那人招了下手,然后,3人走出门去。 “把你们的所有东西带上,排好队,不准偷跑,统统押到县公安局去!”那武 装部的回转身来大声说道。 “究竟发生啥事,这些人好好的,咋会被抓?”是位老大爷。 “听说怀疑是反革命集团。”一个小伙子在说。 “我看,不像嘛!”那旅店知青在打抱不平。 挤进旅店里的群众议论纷纷。 大家刚分到的钱被收缴了去,在步枪和刺刀的押解下,扛的扛大鼓,背的背道 具,一行十几人,妇女儿童,像犯人,被前前后后七八个民兵监视押解着,上了路。 在这种情况下,有口莫辩,面对这些农民民兵,谁能反抗野蛮? 30多里通往县上的山路,又累又饿,路上竟连口水都不许喝,解溲都有人监视, 俨然成了劳改犯。 “给你们这些反革命讲清楚,哪个想跑,子弹刺刀不认人!”一个民兵,一脸 菜色,双眼露着凶光,活像一条恶狗。 当你面对愚昧和野蛮、疯狂和暴力时,人,除了用理智自处外,一切,都不外 是自讨苦吃。何况,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 像被驱赶的牲口,终在晚上8点左右,我们被赶进了县公安局大院中,一个叫姚 秘书的出来训话。 “大家站成两排,把所有东西放在那边!”他瘦瘦的,态度冰冷。 大家把东西放好,站成两排。 “你们是非法团伙进行非法演出,这是犯法,这是诈骗!”他背着手,在我们 身前身后绕来绕去。 “你们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坦白从宽,先把各人的姓名、住家地。址、职业和参 加非法演出的情况写好,嗯,哪个敢胡编乱造,清查出来从严处理!”他叫公安局 的另一人发来白纸,大家蹲在地上开写。 “姓熊的,姓李的,你们两个站出来!”姚秘书一招手,上来两个公安局的人, 一人一个扭着他俩的手,推进了那边房间里。 “给你们讲清楚,那两个你们的头儿,是惯犯,你们中成员复杂,还有劳改逃 跑犯人!”姚公安手叉腰杆,凶声恶气比划着。 我和兰成面面相觑,感到十分吃惊。 “廖小娃在路上跑了,我看见的。”兰成低声对我说。 “你当时咋不检举他嘛,你晓得不,就是他龟儿吃我们的诈钱,在火车站冒充 派出所的人叫我们补票钱,我早就把他认出来了!”我忿忿地说,一边埋着头写。 “你们中间有人逃跑,就是那个姓廖的劳改犯,你们要检举揭发,立功!”姚 公安晃着脑袋走来走去。廖小娃是廖大姐的弟弟,是不是劳改逃跑犯,天晓得! 各人的姓名地址、简单情况被收了上去,我们被晾在院子中,三五成堆,围坐 地上。 一会儿,曾在旅店中出现的穿整齐制服的两个中年人和姚公安走出屋来,叫大 家起身排队训话。 “你们是啥绵阳文艺宣传队?这才是真正的绵阳文宣队的人。这是吴队长、李 指挥,哼!”姚公安叼着一支烟,很得意。 叫吴队长和李指挥的人,面呈复杂表情,既有点气恼,又有点尴尬,站在我们 面前。 “你们这些人跑出来卖艺挣钱,是受蒙蔽的,我们并不是说你们都是坏人。哎, 你们之中有安徽的、河南的、重庆的、成都市的、德阳的、绵竹的,有知青,有社 青,还有本来就是搞文艺工作的人,太不像话,为啥要冒充我们绵阳宣传队,抢我 们的饭碗,打烂我们的招牌?”吴队长咬着牙,敞开衣领。 “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要检举那两个坏头头,把你们自己的事情说清楚!”李指 挥在旁帮腔。 “各人再写一份深刻检讨书,我们要备案!”吴队长又说。 “我娃娃饿了,能不能吃点饭?”五妹抱着小女儿说道。 “我们在路上走了30多里,一水都不许喝一口,再犯错还是人嘛,还打人!” 廖大姐叫道。 “各人把检讨写好,把你们安排先住下,明天一起解决!”姚公安手一挥,转 身和吴队长、李指挥进屋去了。 我们被关进一家相当肮脏和破旧的旅店,与其说叫旅店,还不如说叫马房恰当。 女的一间房,男的一间房,只有两床被盖,虱子成群,臭虫成串。结果大家苦坐一 晚,这滋味真够呛! 第二天,各人把检讨写好,我看了几个人的,都差不多,不外乎是生活无着, 卖艺求生,自动串联,其他统统不知之类。 检讨书收交上去,姚公安又出来训话:“大家听好了,根据你们的态度,不处 理你们,但是非法所得钱财,一律没收!两个头头儿,收审!” “道具是我私人的,又不是非法所得!”有人在申辩。 “大幕是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购制的,与这次演出无关嘛,凭啥要没收?”五 妹也在诉苦。 “乐器是借的。” “鼓是我私人的。” 大家七嘴八舌,都要求退东西。 “东西收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这样处理,我们不服!”廖大姐也在嚷。 姚公安和旁边的吴队长和李指挥,头挨头在协商什么。 “大家听好,经过考虑,东西各人领走,回家路费我们管不着!实在要公家管, 只有送收容所。要不,马上就自由,各人选择!”姚公安看着这批人,心中已感觉 到难得收扬。 我知道,一进收容所,意味着什么,示意几个人快取东西走人。大家七手八脚, 取了自己的东西,三三两两出了公安局大门。 站在门口,我心中一片茫然,河舒离家几百里路,身上两三元钱咋走? “沿途‘滚草’卖唱嘛,肯干还饿得死手艺人?”小罗收拾着自己的金钱板对 我说。 “算了,我也想回家了。我身上还有几元钱,一路走,一路混车,回成都算了。” 兰成翻弄着书包中的英语书,里面夹的是钱。他父亲是大学英语教授,兰成总是书 不离手。 “好,回成都!”我手一扬,与兰成、莽哥一起上了路。 我清楚记得那次进公安局的日子是1978年10月30日,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日 子。沿途各显神通,我们回到了成都。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绵阳文宣队的吴队长和李指挥,出差经过河舒区,偶然发 现了我们的海报,故此顺藤摸瓜,“一举歼灭”了演出团。真是出师不利,求生艰 难! 15 蔡楚的父亲被斗死,母亲投井自杀 1979年,我进轴承厂做临时工,与蔡楚朝夕相处,便进一步知道了他的家庭悲 剧。 蔡楚身材魁伟,一脸络腮胡,他的体魄,时时散发着向外的热力。然而,在他 深度的眼镜镜片后面,却长驻着一种深沉的忧伤。 他,出身于一个国民军官的家庭,父亲是黄埔军校。\期工兵科毕业,军衔上 校,是成都军校筑城教官。蔡老先生是一位传统的博学的知识分子,事业勤勉,为 人本分。 蔡伯母,出身名门闺秀,其父邱光第老先生,是前清举人,有名的书法家。蔡 伯母是成都树德中学毕业的高材生,十分聪慧贤淑,写得一手好书法,且能双手同 时打算盘,而不会错乱分毫。 一家7口人,住在临江路65号院中。 1962年,蔡老先生被“动员”回原籍山西平陆县一中教书。“文化革命”来临, 蔡老先生理所当然要戴上“国民党反革命特务”的帽子,“地位”再跌,打入黄河 边上一处极其贫困的农村小学教书。于是,在那荒僻落后的小地方,他成了专政的 重点“轰炸”对象。永远写不完的交代和坦白,无日无夜地大批小斗,加上物质贫 乏,身体多病,一个孤独老人,身心已极其虚弱,长年累月下来,面黄肌瘦,站立 不稳,晚景凄凉。 成都家中,日子也并不好过。蔡伯母长期生病,经济窘迫;蔡楚失业;大妹、 三弟和小妹被勒令下乡当知青;蔡伯母提心吊胆,凄凉孤独,眼见一个家分裂破碎, 好不伤心! 然而,历史既然不会掉头转变,厄运和悲剧便会接瞳而来。 居民治保主任李瞎子,其实“眼睛”一点不瞎,他召集居民强制收去蔡家的户 口簿,逼蔡楚的弟妹下乡当了知青后,仍然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棒,对蔡母大小 会进行人身攻击,硬说蔡母思想反动,不满社会主义,把蔡母定成“资产阶级出身 的小姐”。由于蔡母写得一手好字,那些造反派三天两头总要迫她完成永远完不成 的标语工作,给这派写不给那派写,亦是罪状。受气忍辱,日子十分难过。久而久 之,病况加重,精神上出现了异常,成天踱来踱去,口中自言自语:“……作孽唷, 活着还有啥意思……”其景甚是凄惨。 1967年7月8日,蔡母得知居委会李瞎子又要开批斗会整她,心力交瘁的她,忽 又得知寄养出去的第四个儿子沦为了乞丐,绝望伤心之余,一头便投入了那口幽深 的老井之中…… 更加不幸的是,蔡母死后不久,远在千里之遥的蔡老先生,紧接着也被迫害致 死。 “1968年7月,我们收到山西省地区教委的一封电报,内容是:‘你父蔡启渊两 次参加过共产党都脱党,是历史反革命,不服改造,已服毒自杀……’” 蔡楚的大妹流着泪,告诉我:“我决不相信我父亲会自杀,他是一个十分坚强 的人……” “那时大哥(蔡楚)在资阳县做临时工,受牵连,已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 员,在外面流浪漂泊,母亲刚投井而死,剩下三个又全是知青,你想,那年月的日 子怎么活唷!”蔡楚的小妹面对着我,呜咽着,说不出话来。 “那‘反革命集团’,又是咋回事?”有次在厂里我问蔡楚。 “唉,这是荒唐透顶的冤枉。‘文革’中,我在做临时工,爱与成都工院(现 科大)的几个大学生和一些知识分子聚会,大家都有求知欲,热血青年,难免对现 实评头论足,对国家,民族前途难免要关注议论。这在当时,却是一种危险。”蔡 楚停顿下来。 “那7086反革命部队又是咋由来的呢?”当然,我是只听他大妹说过。 “7086?笑话!因为当时在一起的许多人家庭出身都不好,无工作,受歧视, 心情不好,故自诩自嘲是‘七零八落部队’。殊不知,‘反革命集团’材料上说成 7086,许多人还被判了刑,可笑可悲之至!”蔡楚说话喉咙很大。 蔡楚侥幸末被抓,他的那些朋友,都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成员”,但是,在蔡 楚个人的档案里,却从此多了一份“反革命集团次要成员,不分配正式工作,内控 处理”的结论材料。这材料装进他的档案十几年,也就是被“内控”了十几年,然 而他本人却一点都不知道!虽然,最后给他平了反。他对我说:“漫长的岁月中, 一个人并不知道自己曾犯错误被暗中处分,然而有朝一日却要你公开承认和感激平 反的正确,这是何等的荒谬滑稽!” 我与他,是少年时代的朋友,岁月的浪潮,把我们这些同类货色统统冲上命运 的险滩;人近中年,却又搅在一个单位里做临时工。这抑或是命?只有苦笑。 “关于令尊大人死的事……”一次,我不揣冒昧,突然提出这件伤心的事情。 他,垂头沉默了许久,长叹一声仰头:“我父亲不是自杀的,是被踢死的!” 他咬紧牙,站了起来。 我最后终于弄清了,蔡老先生之死的真实情况。 “九九,你想一下嘛,1968年5月25日我父亲就去世了,为何迟至3个月后才通 知?另外,我们只收到他的破烂遗物,连骨灰都没有,这是十分令人疑惑的。我坚 信我父亲不会自杀!”蔡楚口气十分坚决。 “终于,我在那些遗物上发现了问题,父亲的破旧棉衣裤上,凝固着斑斑血迹…… 我别无它法,只有八方写信上诉,法院、教委、乃至中央。那时,胡耀邦在台上, 平反政策终有了贯彻。1981年,山西平陆县教委终于来了人,在轴承厂,他们给我 父亲的死‘平了反’。 1968年5月25日,在一次大规模的地、富、反、坏、有批斗会上,我父亲被推上 台站高凳子,在病中走路已不稳的他,哪还有力气,站上去,又跌下来,接连几次。 专政大军不耐烦了,对他又是拳打,又是脚踢;一个暴徒,黑心一脚,踢中他下身, 他当即一下栽倒在地上昏死过去。抬回小屋后,没有任何人理睬。第二天发现时, 已死在地上……直到今天,在龙泉山上也只有一座衣冠坟。” “难道连骨灰都不给你们?”我问。 “我父亲没有骨灰,他们说当时是用一床棉絮裹住软埋的,黄河发大水,尸体 被水冲走了……” “难道就这样算了,凶手呢?”我睁大眼睛。 “凶手?”蔡楚苦笑一声:“凶手找到了。” “判了刑?” “判刑?算是吧,开除党籍,留党查看一年。” “……” 蔡楚的脸,像蜡铸,又像水泥浇成;我的心,在往下沉,像被巨钉钉在墙上— —思想,在淌血。 “我们的家庭和个人经历大多相似之处,如果可能,我要把这不幸写进书中, 以警示后代。”我,在他临飞美国定居之前,握着蔡楚的手道。 “只希望一点,我走出国界之前莫要动笔。”这是我们分手时他的最后一句话。 我想起了他1980年写的那首发表在《诗友》上的《人的权利》诗歌的后半段, 我想借他的诗句为他的前半生命运打个结语,也为他赴美与妻儿团聚祝福,为他送 行: …… 有人把马戏团内 排练出的狮吼 翻录成自由优美的歌曲 有人把石林中 一排排举手似的石笋 规定成民主的定义 有人把古旧的经书上 摘录下的一段文字 注释成神圣的法律 有人把人民 当作牛羊 驱赶向一片不长青草的土地 够了 我听腻了虚伪的吃语 我猜透了贪欲和王权的谜底 ——凡是,假、丑、恶的东西 都在人的尸体上建筑海市蜃楼 祭起半圈装点江山的虹霓 凡是真实的 善良的 美好的 都已经 或者必须死去 因此 我要大声疾呼—— 人—的—权—利! 蔡楚去了美国,我不信,他不会回来! 16 “二月画展”·“野草”诗社 1978年2月,乐加和当时的中青年画家陆万景、邱克、罗伦剑、刘纯伟、谢三、 王亥、陈卡琳诸君,在成都地区搞了一次“二月画展”。 这次画展,当属成都地区首次,影响很大。当时,草堂小学美术老师熊伯清说 服了摘帽右派校长井得到支持,提供了两个大教室作展厅,我与罗鹤均对一些作品 进行了筛选和提供意见。 草堂小学,地处成都杜甫草堂。借草堂外地游人较多之利,画展历时20天,送 请柬300余张,总计参观1900余人次,外地观众占1400人次。 实际上,1978年,全国各地“民主思潮”风起云涌、文学社、诗社遍布各地。 以乐加为首创办的这次画展,全部作品170余幅,体现的是一种“文革”后期的 理性迸发,历史的反叛精神。许多作品,追求一种压抑中的解脱,表现的是困惑中 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对现实的批判。如乐加的《宋立本》,刘纯伟的《墓地上空》, 邱克的《梦幻》,谢三的哗表坍塌了》(该画当时曾被勒令从展厅取下)。 在展览期间,有关部门开始进行调查和干涉,乐加分分钟钟都可能陷入囹圄。 或者是形势的大势所趋,或者是大面积良知的觉醒,抑或是运气——乐加等人人身 安全没有受到损害,这次民间展览非常成功。 这次民办展览,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群人、一种思想、一种追求——时代的 困惑和思考,被觉醒嵌进了史册。 无独有偶,1979年,全国“民主运动”以近万家民办、地下文学刊物的形式迅 速在各地蔓延开来。 3月份,成都地区第一份民办刊物《野草》,在盐市口和总府街公开出现,一时, 观者如云,连日转抄,朗读者无数,甚至晚上有人打着手电筒围观…… 《野草》“像一枝报春的红梅”在锦城出现,其创办人陈墨、邓垦,皆为我老 友(陈墨已结束知青生活返城当临工)。 在《野草》第二期,陈墨1976年清明写的一首《天安门》使许多人感到震撼和 激动: 天安门垮了! 垮了天安门! 此时此刻, 全世界都被震惊: 电子显微镜在研究中国的心跳, 卫星解剖着笼罩中国的这团乌云…… 此时此刻, 在中国的土地上: 空气冻结,阴风惨惨, 到处是脸色苍白的沉默的人…… 有谁敢呼天抢地? 有谁敢流涕呻吟? 有谁敢道路以目? 有谁敢伸舌而评? …… 今天,彻底地垮了啊—— 人民民主的天安门! 今天,彻底地亮相了—— 封建独裁的天安门! …… 《野草》诗刊就此间了大祸,被当时的省市委打成了“反动刊物”。主要创办 人、总编陈墨和“社长”邓垦,已打好铺盖,随时等待被抓,有幸被四川省当时的 第一把手一句话解救免灾。《野草》办了3期,迫于形势和各方面的压力,转入地下。 1979年11月23日起,易名为《诗友》继续生存。风声鹤唳,几起几落,《诗友》活 得惊心动魄。 邓垦和陈墨,把许多失落了心的朋友,团结、动员起来,以诗歌和文章展示自 己的权利、追求和思想。 我、罗鹤、乐加、蔡楚、兰成、谢庄、阿宁诸友,加入了《诗友》,开始在上 面发表诗作和文章。诗友阿宁1973年写的一首小诗《坑和人》(《诗友》第37期) 把一个挣扎的灵魂,刻画至深: 一个坑, 一个积满死水的泥坑。 除了青苔、孑孓和恶臭, 里面还泡着一个活人。 一个人, 一个捆扎着手脚的男人。 除了希望和绝望的交替折磨, 他有时也作些徒劳的翻滚。 诗友“摘帽右派”谢庄,发表在《诗友》上的《野草履历表》,亦能说明其性 质: 姓名:《野草》。 别名:《空山》、《诗友》。 性别:阴阳互补的群体。 出生:乍暖还寒的世纪。 籍贯:黑色幽默的土地。 年龄:实际年龄17:生理年龄囗。 种族:黄色的皮肤,吉普赛人的性格,波希米亚人的血液。属荆棘类,刺骨目, 不入科。 信仰:佛教的慈悲,基督的博爱,惜自己的存在。 住所:飘零低谷。 户口:经考,无出生证,系黑户。 …… 一群追求真善美和民主、自由的生命个体,开始愈来愈多地集结在邓垦的周围, 埋着名,低着头,自觉地背负起时代的十字架: 半个世纪流出的昏暗 是为浇铸一个光明的白天 五十个健康的悲哀挤在一起 是为把新生的前奏引燃 残缺 是圆满的梦的奠基 压抑 是苏醒前黑色的痉挛 有谁 在为一个预先设计的名字糊涂 有谁 在为一个巨大的孤独背负磨难 在险恶的时空下 人 已被洗涮成一堆苍白的概念 夜与昼 最终能织出一个清醒的晨昏 坚定的复数相来 就能超越一个变数的总和 就能顶垮一个畸形的自然! 流尽了泪的眼球 有如一对带电的晶体 能放射出烧穿铁幕的光源 鲜血和流完鲜血的伤口 是对世界的所有挑战 存在是对存在的突破 牺牲是对牺牲烙下的挽联 挺拔地死去—— 就是生命的全部答案 为了第五十次 和第五十次以后的斗争 思想 必在火化中达到终点! 这首《在五十的阶梯上》是我为《诗友》第50期纪念所作,写于1989年3月19日。 《诗友)一共办了81期,刊发诗文几千,参加人数近百,时间跨度长达15年,且全 是小报式手工抄写!作者最小的16岁,最长者75岁。作者有知青、待业青年、工人、 农民、学生、教师。…… 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秋雁呼唤在长空, 夜半冷月下的流萤徘徊在荒冢? 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神往一个桃色的梦, 白云深山里几声清淡的清淡的暮钟? 不,我相信,人们将真实地评价你—— 正如落叶最懂得秋天,寒梅不欺骗春风。 当他们提起,在那个阴黯多雨的季节, 血,是多么红;心,是多么沉重…… (邓垦,《当春风归来的时候》《诗友》第4期) 《诗友》的这种创造和追求精神,鼓舞和激发着我,她开始溢满我生活的每一 部分。我成了这个集体变相的“召集人”。 虽然,后来我已成了香港居民,我的这种精神追求,仍痴心不改,最终为她付 出了惨重的代价——1989年,我被抓,锒铛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