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旅居香港 1 烧锅炉的临时工 真不敢相信,吉它弹唱,还使我有了份工作! 1978年户口回城后,那段时间,我借住东门街姐夫哥的房子。 这院子,传说是巴金笔下的梅表姐住过。这院坝石阶清幽,落叶满地,苔藓杂 生,住了几家人。“文革”中几经查抄,我所居的几间房子,即原国民党省党部秘 书长、“立法委员”漆中全(我姻伯)的家,早已是被穿墙凿壁,挖地三尺。房内 蛛网四布,顶棚塌陷,大雨大漏,小雨小漏,整个院坝,好一副凄凉死寂的景象! 我姻母(姐夫哥的母亲)因为1949年未及随夫赴台湾,“文革”中被长期批斗 吊打精神失常,惨死于该房。这空屋,无人敢住,无家可归的我,栖身于此,成了 偷偷的“守灵人”(姻母死后骨灰盒悄悄藏在此房间地板下)。 我躲藏在这老屋中(派出所经常查户口要赶我走),一架破旧的老床,一张八 仙桌,两把方凳,一个蜂窝煤炉子。这空空荡荡的房中,一盏电压不足的电灯摇曳 着——我成天坐着发呆。炉子上除了烧开水外,硬找不到米下锅。 一次新南门的小王找到我说,有个临时装卸工作约我同去。结果是给音乐学院 卸水泥,一辆四吨的解放牌汽车带一截两吨的拖车,一共六吨水泥。我们两个只穿 了条短裤,用了一个下午便将六吨水泥卸完。一人背上背两袋,赤着脚在跳板上跑。 头发、耳朵,鼻孔里全是水泥,虽是冬天,身上的汗水也沾满了水泥。干完活后, 一人得了5元工钱。 这钱,半干半稀又可以过十来天。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几乎每天都买几个钢盔。不吃早饭,坐在家中,不停 地弹琴——手指磨起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磨出老茧;指尖肉已深陷,钢弦勒出了绿 锈。从早到午,从午到晚,饿了,啃几口锅盔,喝几杯开水。人站不稳,腰直不起。 吉它,成了我的伴侣甚至恋人,我心中的忧郁、苦恼和不满都在它身上得到了渲泻。 我每天七八小时地弹琴,它成了我那段时间虚度光阴的全部内容。 我是晨曦在春风中 落下的爱种 我是黄土在雨露中 育出的性灵 我是我遥远的故乡的血流 我是我高贵的祖先的精灵 是诚实的巧匠 造就我美的形体 是大自然的阳光 使我光焰天际 是仇恨把我化成了影子 是爱情健全了我的心肌 我在期待中安眠 我在呜号中呼吸 我没有华丽的装饰 几根朴素的线条 包裹着不尽的情…… 《吉它·祭》1974年 一天,我坐在半燃的蜂窝煤炉子旁发呆。 “九九,我给你找到一份工作了!”是宁老师,她推门而入,呵着手十分高兴 地说。 “真的?在哪儿上班?”我站起来拖过另一把凳子,请她坐在炉边。 “不过,工作恐怕不太如意,很脏很累,是临时工,你愿不愿去?”宁老师在 炉子上烤着手道。 “临时工就临时工嘛,我们这种人有临时工做就不错了。在哪儿上班?”我哪 有权利挑肥选瘦。 宁老师,是“歌迷”张林介绍给我的干部“歌迷”,她听过我几次弹唱很感动, 执意要拜我为“师”。我教了她几次,她非常认真热情。我照样不收学费,而她, 总是悄悄地不定时地给我带来点心、馒头、米面以作酬谢。 “你别问哪个地方,明天就上班,去了就知道了。”她既神秘又有点半开玩笑。 “明天就上班?我啥手续都没得,咋上?”我感到突然,一种莫名的自尊和自 卑同时泛上心头。 “我在单位上还算是有点小权的干部,你放心好了,我一切都办妥了。”宁老 师生怕我不去,有点着急。 “我能干啥?人家会要吗?”我表现出失望得太多的难堪。 “我们单位临时工多,工种也多,都是粗活,不要啥技术。”她喝了口我递给 她的开水。 “有些啥子工种,我看会不会,总不能去扫你的面子嘛。” “伙食团、花圃工、扫地守门、渗茶打杂、烧锅炉……以后可以到小卖部、宣 传室。”宁老师兴致勃勃地背了一串。 “这样算啰,我到茶铺去渗茶。”我觉得这些工作很实际,适合我。 “我看你可以选择轻松点的干嘛!” “算了,我还是在茶铺算了,免得人家背后说你的闲话。”我总觉得我是从 “后门”找工作,老是在想别人是不是对我“可怜”,这种长期受社会冷漠的经历, 使我有点变态了。 对于宁老师诚心诚意的主动关怀,我内心非常感激。也许,是她透过了我的琴 声、歌声,看到了我一连串的不幸而引发出侧隐之心;也许,她生活的圈子中,从 来未发现过我这样“奇特”的怪人而迸发出想了解的热情,总之,我感激她!生命 的一段历程中,她不仅帮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解决了我的基本生活,并且,她在精 神上给予了我关怀、安慰,让我在那段几乎绝望和发疯的恶劣境况中有了生存下去 的勇气和力量。 拿回了户口,终于跑回城市,上帝,暗中庇护了我。我在宁老师的关照下进了 体育公园,当了正式的临时工。这缘分,严格地说,是吉它给我带来的! 我开始对我富于戏剧性变化的命运产生惊愕。我总以为人生30年生命的走向, 遭遇和经历应该定了性、到了头,殊不知,这悲剧的人生,才读完四分之一! 我又扬起铁铲——开始当起锅炉工。我一生都在于名目繁杂的临时工:帮居民 伍婆扭送湘水喂猪,替面店蒋大爷扇炉子、洗碗、喝面汤,捡柴、割草、拾炭,捕 鱼、打铁当锻工,当过车工,拉过架架车,捡过屋漏打过灶,修过房子当过厨房帮 工,搭过“火把剧团”,卖过唱,以至做小生意、贩卖票证,当农民挖地球……中 学毕业15年,近30岁的我今天仍然是朝不保夕的临时工——烧锅炉。 这命运奏出的声响老是低八度,这声音如此地苦涩晦暗,像一首漫长又沉闷的 送葬曲。 我,今天,生活、工作在这锅炉房内,狭窄、阴暗又肮脏;我,如同这些黑而 亮的块煤,蓄存着热能,凝固着光焰;沉淀、炭化是我理所当然的命运。但是,尽 管如此,我的生命也没有沉默,而是一直燃烧着啊! 一天,公园的主任叫人把我从锅炉房喊了去,像审视和鄙屑一个低贱者,用 “领导”特有的眼光把周身又脏又黑的我打扫了一遍。我原以为又会遭训斥:洗澡 水开早了,洗澡水凉了,太烫了,煤用得太快了,炭灰倒得太慢了,澡堂没有打扫 干净……我立在旁边,低声下气像个犯人。 突然,他把手一挥,要我跟他到宣传室去。进屋,里面坐着3个人,凌厉的眼光 齐齐射在我身上。他们抽着烟,满屋烟雾。 “他们是‘严打办’的,来调查你的问题。你要配合,老实交代。”说完,主 任转身走了。 “严打?”我脑袋中轰地一下,我又犯了哪条? “你叫杜××嘛,你1975年曾经干过一桩‘投机倒把’的非法业务,非法获取 了赃款,这件事,你要老实交代。不然,我们就把你带走,临时工你都做不成!” 一个年纪六十开外的人,狡黠冷酷地对我说着。 我知道他们是东郊信箱厂派来的,我明白了怎么回事。 1975年,我与社青朋友一了认识了一位“地下铁匠”,我们在那家信箱厂接了 一批螺丝锻铸件的业务,偷偷地在农村荒地中搭棚挥汗工作,交货后,我分得了几 百元钱。 “我是知青,当时没有工作,我是凭劳动得的报酬,没有犯法。” “你们这叫‘地下黑包工’,就是犯法!” “事情已过去了三四年,我现在不过是一天挣一元零一分的临时工,如果还有 这个机会,我还要去打铁挣钱。出卖体力,都成了犯法,我想不通!”岁月早已把 我的骨头磨硬。 沉默后,他们交头接耳一阵。 “你的问题,我们可以放在以后再说,那我们厂里把业务交给你们的人,你要 老实检举,他分了多少钱?得了什么好处?” “你们厂的这些业务本来就是要拿出去外加工的,我们做的螺丝,质量、数量、 工钱都是你们厂通过了的,只不过,我们是私人接的货,这也犯不到好凶的法嘛!” 我已经是锅炉临工,还有啥怕头。 “那他们收了你们甚么好处,得了多少钱?” “据我所知,他们只抽了几支烟,我们给他们送了点便宜的鸡蛋,其它,我不 晓得!” “我们今天给你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已立下了专案,重点是他们的问题,你 下来写份检举交代材料!” 他们走了,而我,当然没有写什么“检举交代”材料。我有什么可检举呢?别 人同情我们无工作、给工作做,难道我还要血口喷人?我又有啥需要交代的呢?难 道我们这些失业者拼命找工作,用劳动换来报酬竟成了罪过? 这件事,我被降了“级”,从具有“技术”含义和相对优越的锅炉工又打回原 “籍”,提起了茶壶,“日行千里不出门”渗起茶来。 渗了两个多月的茶,风声终于过去了,经过宁老师的努力,我又恢复了相对自 由的烧锅炉的工作。 2 迟到的春天 在公园当了临时工后,我干过扫地、守门、茶铺渗开水、烧瓮子、烧锅炉、游 泳池守衣服的工作。我默默地老实地干着这些工作,没有任何怨言,我知道,这已 经不容易了。 1978年,一天,公园主任又把我叫了去。我穿着一件我姐给我的常年四季在身 的帆布工作服,身上又脏又黑,头发、眉毛都是炭灰,一张布围裙早已是疤重疤— —标准的临时工。突然,他手了挥,叫我坐下。这一“殊荣”我还从未领尝过,我 颇感意外,但不敢坐下。一个临时工,领导叫你干啥就得干啥,稍有不慎,每分钟 都可能遭解雇打脱饭碗。从来没有过这种好事。我的工作都是认真负责的,领导这 种温和态度对我,怕是该转为正式工了!“你父亲是不是在美国?”主任突如其来 的发问,使我背脊上像淋下一股冰水——又是哪股水发了?我确实不知道怎样回答。 “我父亲去世许多年了,会不会搞错了?”我只有把从小学开始,我大姐教会 我的那句说了几十年从未变过的谎话托出。我想,也许临时工要转正,在过“政审” 关吧? “你不老实!这儿有一封从美国旧金山寄给你的信,是你父亲写来的。”主任 从抽屉里拿出一封航空信,在我眼睛上晃了晃。我下意识马上反应到:不能认,认 了要受“海外关系”“里通外国”的怀疑,工作要耍脱。像深山野林中被围打的刺 犯一样,我只有蜷缩成一团保护自己,经验告诉我:沉默是金! 主任当过军人,属于“扛过枪、渡过江、受过伤、吃得香”的那种老陕干部, 属于火气大、性子直、嘴巴硬、心肠软的那种人:“怕个毬啊!现在中美已正式建 交了,又不是你写的信去找他们,是他们写过来找的你,拿到!”话音落,信飞来。 我忙伸双手把信抱在胸前,一回神,转身疾步快走。这时,听主任在背后喊道: “过几天你换个工种,去守游泳池!” 我三脚并成两步,进了那又脏又黑的锅炉房,把门反抵死。信放在凳子上,我 却不敢拆开,一支又一支,我拍起香烟来——面对那封海外来信,我反应不过来, 真像失掉感觉的木头人。这封信,像一颗炸弹,又像一把通往美梦的钥匙。 终于,我镇静下来,信拆开了,字数不多,我看了几遍。写信人叫谢静吾,他 自称是我父亲的好友,信中要我转告我的家人,他即将从美国飞来四川成都,要代 表我父亲,探望我们。 当然,写信人是谁,我后来才清楚。从前,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次我的命 运又掌握在他的手中。 我的心,开始了长时间的乱跳。 1979年夏天,谢静吾先生真的从美国飞来了成都,他住在锦江宾馆。通过有关 方面的了解,他找到了我们南河桥头的老居所——一间长年失修的破住房,街道办 事处临时抢修也扶不正。我们一家8口人,在这40平方米里,住了30年! 一进门,阴暗的光线使他半天看不清楚屋内的人与物,地面凸凹不平,他差点 栽个筋斗,扭伤了脚。房内潮湿,发霉,墙壁上糊了一层又一层的旧报纸。没有什 么家具,一部破旧不堪的缝纫机是唯一值钱的东西。 他坐在一张椅子上。竹椅的腿是断的,用绳子绑结,他一动不敢动,一动便发 出危险的叽嘎声,他紧张得直冒汗。 我、母亲和5个姐姐把他围在中间。他万分愧海和惊讶,环顾四壁,不敢相信, 几十年是母亲靠踩缝纫机养活我们读书成人。 “这间房子1952年买的,屋外刮大风、下大雨,屋内就刮小风、下小雨。没有 钱维修,是我自己爬上房子捡瓦补漏,经常娃娃们都是半夜顶个脸盆、遮个斗篷睡 觉,有时锅碗都用来接雨水。雨大涨水,阴沟不通,鞋子都要浮起来。唉,那些日 子,你们怎么想得到啊……”母亲对谢静吾先生从头说起。 谢静吾先生既是父亲的同学、老朋友,亦是过去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时母亲 的同事,他参加过我父母的婚礼,当然算得上历史的见证人。 “……这许多年,他父亲早已把我们孤儿寡母忘了。你们的生活与我们的遭遇 真是天地之别,你们倒是拔脚跑了,留下的人咋办呢?”母亲说到伤心处,泪流不 止。 我和姐姐们无法插入这段差点失传的历史,只有倾听和沉默的份。 谢静吾,便是前文中1949年顶替我的名字,在登记册上“1岁”前加了一个3字, 与我父亲一起飞去了台湾的那位中年人。在台湾、香港曾担任过一系列政府职位, 随后,去了美国定居,成了一名电脑专家。离开大陆前,他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 曾留学美国。照他见到我们时的说法,若不逃跑,不被杀头也要坐牢,至少“文化 大革命”中也在劫难逃…… 面对历史,有时我们不得不沉思:国家、民族、家庭乃至个人的命运前途,都 无不因个别人物的偶然作为而改变。我,不过是万千分之一的牺牲品而已。 历史,可以人为地把个人、民族、国家命运压缩成只有几分钟的选择,一个穷 愁潦倒的锅炉临时工与美籍华人电脑专家怎可能对上号?历史的玩笑,时空的错位 铸成了两种不同命运。他,逃脱的是灵魂,而我保住的不过是躯壳。一张小小的飞 机票,使我失去了人生中最灿烂的30年!这难道不是定数? 你不相信世间上有轮回也不行——因为它竟然又活突突地追杀到你的生命中, 开始影响、冲击和吞噬你剩余的人生了…… 他,从怀中取出一封父亲的亲笔信——这是我活了30年首次见到的父亲的笔迹: 行草字体,内容简短,情感真切。 我们姊妹挤在一起阅读,又分别传阅。这信纸,太沉重,太珍贵,这是一个30 年分离的血肉凝结,一部家庭悲剧的缩写。 从谢伯伯口中,我们才真正知道父亲健在台湾,他非常想念我们全家,他希望 我能办理申请出国。除此外,谢伯伯什么都不肯多讲。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帮 我父亲隐瞒的苦衷和因此而造成的一系列悲剧。 是喜?是悲?抑或悲喜交加?身处这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许,连主宰者 都不清楚结局。 谢伯伯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在成都找到了他的女儿华妮,父女抱头痛哭。然 而,谢先生的妻子,被抛弃在大陆的元配妻子,却因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折腾,为了 生存、养活女儿,而被迫选择了另一个工人丈夫——谢先生回到了故乡成都,却始 终没有去看过她一眼。她在生产组打蜂窝煤,痛苦像煤一样在使她的心灵炭化。命 运是公平的吗? 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在街边搬蜂窝煤,母亲远远指着一头发灰白,满脸病 容的女人道:“这就是谢伯伯的妻子……”她,远远地避开了我们母子,拉起煤走 了。后来,她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和忧郁症,死了,把噩梦带进了棺材。 我的母亲较之谢伯母,难道命运不是好些吗?是的,至少,母亲没有倒下去, 一种传统的伦理道德支撑着她。她清醒,坚强,对父亲忠贞如一。然而,也正因这 一信念和性格,加速、加深了后面的无可挽回的悲剧。 1978年,三中全会止住了历史的大倒退,春天终于来了。虽然,来得太慢太迟, 虽然,来得太悲壮惨烈,但是,毕竟是来临了。 我母亲与全国所有的戴帽“反革命分子”一样,成为了公民。 似生来第一次,全家感觉到人们没有了歧视我们的眼光。人心,开始复原定位。 我个人,虽然仍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临时工,但心的深处,开始感到有了前程的光 亮。 当成都市统战部长赵丙跃先生经漆二姐介绍见到我时,不禁有点吃惊:“怎么, 你14年都在漂荡而没有正式工作!”我要感谢他和林锡元先生,还有其他人,他们 设法把我塞进了轴承厂“大集体”。可惜,晚了,我已递交了去香港探亲的申请书, 因为,我还坚信自己这粒种子会找到适合的土壤发芽、开花。难道我要悲守穷庐一 生? 然而,我递交申请书却遭到内外许多阻力,要不是心好的肖烈先生和陈毅元帅 的三弟陈季让的帮助,也许,香港就不知何日才去得成了。在人类繁衍进化的过程 中,在中国几千年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中,父子情,是天经地义的,骨肉亲情是没 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和消灭的。不是吗? 物与物有无形连接的电波,人与人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磁场感应,而我许多时日, 便靠这种神秘的力量支撑生存着。 人活下去,通常是为了希望,然而,有时却铸成了太大的失望!希望一旦达到, 便必须再创造一种新的希望。希望——失望,几乎是永恒的规律,它有一种奇特的、 坚韧不拔的动力,这是一种伟大的磨难,一种久而久之形成的痛苦的快感。它有如 一个人受刑,皮开肉绽,骨折筋断,于冥冥的昏迷中,产生一种意志、一种幻觉。 一切过去之后,痛苦反成了一种超级养料,它支撑着你精神不死。 我需要去证实。 3 申请赴港 春天的季节来临,大地在复苏。但,这并不等于每颗树都长出新叶,每一滴水 都由冰化为溪流,半埋在土中的草,也许还吸收不到使自己出土的养料和阳光。 我自己写了一份到香港探亲的申请草稿,母亲在罗鹤处得知了这一消息,她关 上门,几乎是哀求,要我放弃这一打算:“你想到香港去,万一不被批准,一有运 动你讲得清楚吗?你怎么不接受你三姐被整得死去三次的教训?你难道还看不清楚 我这一辈子的景况吗?” “妈,我现在是讨口子变叫化子了,已没有退路了。何况,儿子探老子的亲, 也是合法的嘛,不批准,总不至于判我的刑!”全家都为我这一大胆的举动感到担 心,顾虑重重。 是的,外面那个世界,我们一点不了解,是否有那么可怕?有那么黑暗,我一 无所知。但是,有一点,我坚信,我有了这个历史的机会,有权把命运握在自己的 手中,何况,我的目的非常单纯——从父子团聚达到家庭团聚。 我把申请书交了上去,那时,还在公园做临时工。有位与我一起在茶铺渗开水 的女士,她丈夫,恰在那公安分局工作,她答应帮我催促一下。她是农村来的人, 非常热情,她说:“九九,以后到了香港,帮我们买两只手表就是啰!”由于在一 起做临工,她显然很理解和同情我。可是,半月后,她见到我不仅不答理,而且有 意回避我。终于,她洁呐地答复了我:“九九,你的家庭和你的问题太吓人了,恐 怕批不准唷!你莫给别人讲是我说的晴……”从此,她开始躲避我。 难道正中了我母亲的预言?我感到眼前又一片黑。实际上,我有可能连临时工 的资格都会随时被取消——谁知道呢! 也许,天无绝人之路吧,我想申请书已递上了,亦无退路。偶然一个机会,朋 友永佳介绍我认识了我父亲从前的朋友,刚特赦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肖烈老先生。肖 伯伯见到我,十分亲切。他健康,健谈:“我们这些老人老了,无用了,没有给国 家、民族做成点事情,相反,还拖累了自己的家人后代。你们都还年轻。国共两党 之争,海峡两岸对峙,在现今世界形势上来讲,都不是顺应历史潮流。台湾是不得 要我们这些被洗过脑的人了。如果能见到你父亲,希望你一定转告他,我们这些旧 式老人想念他,也希望国民党‘政府’对大陆的态度不要太僵硬。历史上,搞统一 的人,都决不会被后人忘记!削e伯也不寄望什么了,希望你全家能早日团聚,国家 早点统一。你到了那自由地区后,求取学业,有益社会……唉,我们算是被搞定了!” 肖伯伯语重心长,热泪涔涔。 “你提出申请上去,无论哪方面,都是对的,但我恐怕当局未必能那么容易批 准你。我带你去找一个人,是你们家历史上的老朋友。他是你祖籍乐至县的同乡人 陈季让,他是陈毅元帅的三弟,又是我的老朋友。他对你们家中这么几十年的事情 也有所了解,况且,他是四川省政协秘书长,能说得起话。”肖伯伯作为老一辈, 对我之关怀,溢于言表。 在成都半截巷,肖伯伯带我拜访了陈老伯父。在这之前,肖伯伯已把我写申请 去香港探亲之事告诉了他。他看到我,不仅不见外,还十分亲热,他手拄着拐杖, 拍着我的肩头:“九森,你家的情况我清楚,你父亲我也有所了解。万里寻亲,人 之常情嘛,我尽力帮你。你不要害怕,这不犯国法。”陈老伯讲话爽快,简短而有 力。 一次,我单独的陈老伯出去喝茶,我们谈了约一小时。 “九森老弟,你的申请我看过了,写得简单清楚。你是一个社会上无工作单位 的人,公安局有些思想左的人对你出去持有异议。但是你不要耽心批不准,我给你 担保,盖我的章。一个年轻娃娃,吃了你父亲几十年苦头,又没有犯过法,有啥子, 叫他们来问我!”陈老伯说话总是爱拄着那根拐杖,急时,直往地下戳。 “陈老伯,我爸走时我才一岁左右,从来没去过乐至县老家,也不清楚很多事 情。听削刨e说,你老人家原来在乐至县当过副县长,比较清楚,能不能请教你老, 告诉我点情况,也让我这一生有点记忆?”我想,知道我家的情况很重要,不然, 假如见到我父亲,怎样交代?难道说我子身一人出来,一切无可奉告? “……唉,九森,有些话,我不该对你说,不过我也70岁的老人了,还能活多 久?你们年轻人了解过去历史,也有好处,”陈老呷了口茶,又低声道:“你的祖 父杜登阁与我父亲均在乐至有产业,你祖父是开盐井的,你父亲参加了国民党又当 了官,解放时又去了台湾。那个时候,都在轰轰烈烈镇压反革命,你几个伯父关的 关死、病的病死,你祖父作为恶霸地主也枪毙了。后来你妈妈也被关押,家庭遭遇 也很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陈老伯停顿了一下,眼中浮现出一派浓雾, 湿漉漉的。 “唉,我也不想多讲了。我们这个革命家庭,情况恐怕你也晓得,弄得并不好。 这国共两党很冤枉地你打我、我整你,搞了半个世纪。人家经济上去了,确实搞得 好。我们打下了江山,尽在空口讲主义。经济上不去,特别是搞斗争,对不起人民 群众,对不起搞革命死去的人嘛!你要想得通,红的黑的都在冤死,为了啥?我们 老了,希望在你们年轻一代身上,特别像你这种年纪和经历的,对这空前绝后的时 代有着亲身感受,国家、民族的前途你们不要甩肩膀不管,只追求个人荣华富贵啊! 我也许见不到那统一的一天来临啰,但是我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会重归于好的。见到 你父亲,代我向他问好!我别的没得啥子说的了。”陈老伯已喝干了碗中的茶,起 身要走。我送他上了三轮车。 陈老伯在我赴港申请书上签了名、盖了章,削刨白三番五次为我的申请获批扫 除障碍。我永远不忘这两位可敬的父辈老人。这一段,我在香港见到父亲时都特别 谈到过。我父亲问了好久,冒出一句话:“以后的历史应该由你们年轻人来重新写 了……” 在我曾经长大的那条街上,有两个迥然不同人格的人使我刻骨铭心,一个是居 委会黑心肠的张妈,帮政府倒忙的“假积极分子”;另一位是受我尊重的具有崇高 情操、善良本性的街道医院徐医生。徐医生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并不因为我母亲 是“反革命”而整人,相反,他救人,并从未要求过报答。许多次,我母亲的生命 都是由他的双手救活的,无论雷电风雨,夜半三更;无论政治重压,人言戳脊,他 都随请随到,许多时候,他都自己解囊施药。 在我申请批准的前几天,徐医生遇见我:“你妈妈因为政治原因受压,你要明 白这历史。过去你妈妈为了养活你们儿女,过得很苦,你妈妈这个人是很有母爱的。 她身体差,有气管炎、肺气肿,心脏、脾脏都有病,长期在强劳动中吐血,身体相 当虚弱,能活多久,太难说。你去了香港见到你父亲,不要把你母亲忘了……” 1979年我去香港时,66岁高龄的母亲体重只有60多斤。 我能忘怀我的母亲吗?当然不能! 4 告别 我终于被公安局批准到香港,并拿到了港澳通行证。 这不过是一张印刷普通、比32开还小的薄纸——然而,它压缩了我的人生,铺 设开启着我的未来;有若30年前那张飞台湾的机票——我双手死捏紧它,怕它飞去、 怕它遗失、怕它又被什么东西抢去;我把它看了又看,折了又折,像出生证,不! 像护身符,像救心丸,我把它贴在我最最里面的衬衣心口上——好沉! 我整整兜了两天两夜,不敢轻易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家人。连睡觉9我也不脱 衣服! 是的,陡然的光明大刺眼,突然的解套便会使人失重、晕眩。整整48小时,我 回不过神,喘不过气来。 离规定出境的时间不足半月,我必须在这10来天里整装待发,告别亲人和朋友, 握别故土和苦难——我要见到光明中徐徐奔来的父亲了……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母亲知道我被批准, 随便看了下我的通行证;她端坐着,脸上没有半点表情,像具蜡像。那近枯涩的眼 睛中突然射出一片雾光,似雨,似云,又像一片太阳…… “妈,我后天就要走了,你老人家得保重身体,你有什么给爸爸说的话……” 我强忍住自己的感情,凑近母亲。 “……你给你爸说,我很好……。你去了,不要以我为念,能不回来,就不要 再回来……”母亲一字一句,仿佛话语是从千斤闸下压出来。 “妈,你不给爸写封信或……” “我看,就不必了,你去了就能代表我。这件新衣服,是几个姐姐凑钱给你买 的,你在路上穿。不要想家,你要把握机会,奔你自己的前途……” 母亲站起身,把那件塑料袋包装的灰色夹外套递给我,手一挥:“你去和几个 姐姐和你的朋友们多谈谈吧!”母亲一掉头,走进了里屋,靠在床头抽烟,不再说 话。我知道,母亲此时心中定是千头万绪,悲喜交加。我实在找不出适当的话来安 慰她,也许,她也找不出一句准确的话代表自己……她此时的感情是太复杂、太剧 烈了! 30年前她企盼满怀地道别丈夫;30年后她又满怀企盼地送别儿子,这人生究竟 有几个30年?这命运,对她岂不太残忍了吗? 我说不出话来。 “九九,你终于升天了!” “九九,你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去了香港,不要把故乡的朋友搞忘了!” 罗鹤、陈墨、乐加、邓垦、蔡楚、樵夫、徐坯、张基、兰成、谢庄、卫蓉、奎 光……几十位诗友,在春熙路春来茶馆围坐一圈,一人凑了3元钱为我饯行。 “这是令尊大人赴台时你家居住地的泥土,这是故乡的泥土,无论你出去后荣 华富贵或流落失意,她都是甜美温暖的,希望你永远带在身边。”樵夫、乐加、罗 鹤把一个精美的小木盒递给我,上面经乐加的手刻上了他们3人的名字。木盒用红绸 包裹着。我眼睛潮湿,强忍住涌动的情绪。 吉它倾众耳 身世叹飘零 忽通海外信 便生足下云 故国亲朋意 天涯父子情 记取分秧处 秋菊正落英 诗友何归,摘了下黑框眼镜,拿出一首早写好的诗,当众朗读并赠给我:“到 了那个天地,莫忘了我俩在成都东站搞装卸打野的背时日子喔!”他坐下,爽朗地 笑了起来。 在芙蓉餐厅他们为我包了两桌,“老九,你到了香港,如果资产阶级剥削得你 吃不起饭,你就找乐加兄再刻点菜饭票,拿到香港满天吃,把他龟儿吃垮杆!”罗 鹤举杯一句幽默,大家一阵哄笑,弄得乐加满脸通红。 “我看,还是请邓垦兄来点正经的吧。”陈墨一脸严肃,招呼大家安静。 如同过去数次朋友聚会一样,邓垦站得笔直,从怀中摸出一张折叠齐整的纸, 激动地大声读了起来: “各位朋友,今天,是我们老友,在座的莫逆之交——九森兄一生中重大的大 喜日子。他将告别他晦暗苦难的过去,去迎接灿烂光辉的未来,他将与他的母亲、 他的姐姐告别,到那遥远自由的地方和他的父亲团聚。这是九森一生中具有其历史 转折意义的重大日子——我提议,大家举起杯来……” 空气中,凝聚着一种温暖,喉咙里,梗塞着一种希冀,大家的目光如熔铁一样 在为我的明天浇铸一个崭新的梦。 我咬紧嘴唇,使自己不掉下泪来。 在大姐家。我、母亲和各位姐姐、姐夫、侄儿女吃完这也许是“最后的晚餐” ——我,上路了。 成都火车站,一列到武汉的火车,就要启动了。卫蓉抱着一架单卡收录机,奔 来跑去,热泪盈眶。 火车,缓缓启动了。 大家热情奔放地唱着爱尔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心中不再怀想 旧日朋友岂能相忘 友谊地久天长 我们曾经终日游荡 在故乡的青山上 我们也曾历尽辛苦 到处奔波流浪 我们也曾经终日逍遥 荡桨在绿波上 但如今却劳燕分飞 远隔大海重洋 让我们紧密挽着手 情谊永不相忘 让我们举杯畅饮 友谊地久天长 友谊万岁,友谊万岁 举杯痛饮 同声歌唱 友谊地久天长…… 朋友、亲人们含着泪,摇着手,昂着头,簇拥着车窗,移动着、追赶着。在卫 蓉的指挥下,齐唱的歌声,在车轮声中飞来又渐渐远去,远去……直至被车轮碾碎…… 我找寻着——妈妈,她老人家没有来。 我离乡背井是为追寻天堂的享乐吗?隆隆的车轮声中,一切在翻滚。我默对窗 外,景若空镜头。人若浮标,心似沉铅。香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我也 许,永远回不来了,我能见到我父亲和改变我后半生的命运吗? …… 5 过海关 经武汉转车到广州。 深圳到了。 这地方,真出我意料,又脏又乱,最高的房子也不过两三间两三层。除了一条 小街,火车站附近四处是刚搭建的塑料木棚,地面挖得凹一块凸一块狼藉不堪。当 然,这是一块刚在开放搞活中起步的样版,难免丑陋、混乱。 当地人给我的感觉是很土气的,然而,在他们审视我们这些四面八方来深圳的 外地人的眼光中,却又隐隐透出一种微妙的自豪感和优越——或许,他们接近香港? 了解香港?懂得香港? 罗湖海关,不过数间平房情一条小河。严格说,河应该叫沟,宽不过一两丈, 两岸铁丝网又高又长,绵延数十公里。 河水暗绿,流动缓慢。两岸杂草蓬生,太阳特毒。呵,这就是深圳海关——犹 如冷漠顽固的阴阳界碑,睥睨着生命,冰冻着时间,它,横立了100年! 我住进了深圳旅馆,硬板床,上下铺。放妥行李后,我赶到海关探询过关事项。 一路上,我好生奇怪,有时5人一串,有时10人一车,不是用手铐,便是用绳绑,被 捉者,穿着乱七八糟。——不像是本地人。 “这是偷渡客喽!”一个本地小伙子,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告诉我。 “日日都有喀,好平常喀。”说着,他递给我一支外烟:“到香港?”我点下 头。“你有没港纸换我?”我迟疑一下算弄清楚,是他要换我的港币。 “我一共才只有20多元港币,还是凭通行证特许在广州的银行换的,实在没有, 对不起!”我忙说。 他转身走了,趿了一双很脏的拖鞋。 我尚未走到入关口,一路上便见到遍地挤满人,有老人,有小孩,有单身,有 家庭,他(她)们拖拉着大包小包行李,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躺在报纸上。一地纸 屑垃圾。黑压压一大遍,至少,也有几百人! 我俯身问一位妇女,她告诉我,她和老母亲已在这里等了两个星期了,尚未轮 到过关,无吃喝供应,当然露天当床,许多人都病了,齐齐挤在这里。我不以为然: “通行证上不是明明写好过关的日期吗?咋会这么混乱拥挤?” “哎,各省都来人,香港那边一天只收几个,咋不会挤在这里唷!” 我挤近入口处,更是人声嘈杂,水泄不通,好一片狼狈景象! 我好不容易拨开人群上前,终于等到一位海关人员露面,赶紧递上我的通行证, 询问何时可以过关。这是一位年轻女海关,我见她汗涔涔,一脸疲倦,又在忙于对 其他人解答,又在拨开肩头伸手接我的通行证。 她进去了,约20分钟,她出来叫了我的名字。 “你想什么时候过关?”她盯着我问。 我一兴奋:“当,当然想,想现在就过关!” 她淡然一笑:“你看这情形,当然不可能。这样吧,我给你提前几天,23号, 怎么样?” “可以!可以!感谢!感谢!”真出我意料,满以为要等至少半个月。 我收下她签了字、定了过关日子的通行证,满心欢喜地往回走。又到了那位妇 女面前,她认出了我,问道:“怎样,要等一月半月吧?” “不,我后天过关。”我坦白诚实,并把通行证递给她看:“唷,四川的,怎 么这么快就可以过关?”她把通行证还给我,蓬乱着头发,疾步冲向海关去了。 我赶紧走。事后我才知道,四川到香港的人数本来就少,当然,也许出自于上 面打招呼的“特殊”关系照顾了,我也未知。总之,我的心落实了。 夜幕快降临,我没有去旅馆睡觉。心情不平静的我,无数次地眺望那插着英国 旗帜的香港方向。 “你看得见没?香港就在那里!”一个小伙子指着模糊又遥远的群山那端对我 说。 “在哪里?我咋看不见?”黄昏中我伸长着脖子,踮着脚,踩在一个堤坎上— —“就在个度(那边),最亮个度!”他说。 “喔,是不是天空一片亮光那个地方?”我说。 “哽系啦,香港电灯多,不夜城喽!” 彩电!我掉头在一家低矮窗口看见彩色电视屏幕在闪光。我踩上一块石头,仍 看不清,索性,爬上一截断墙:彩色的电视!这是我有生第一次见到的物质文明的 高新产品。我眼睛一眨不眨,屏幕上正在演武打片——我第一次饱眼福,那种饥渴 馋劲,多年后,自己都好笑——我从墙上摔了下来,还好,没伤着。那农民小伙子 笑起来。我拍了下屁股上的灰,迈进旅馆,心满意足睡觉去了。 我真可怜!? “请你把证件给我,行李打开。”23日,我终于排队进了海关,一位中年妇女 对我讲标准的普通话。 那时,深圳海关还尚未安装有电脑检测设备,非常简陋,人工操作占多。 我立在木柜台后,打开我的大提包: “这是什么?” “成都花茶。” “这个呢?” “卑县豆瓣。” “什么?”她提出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用塑料袋包得严实却又湿漉漉的东西。 “你把它解开。”她盯着我的眼睛道。 “打,打不开,打开会漏出来。”我说。她提起:“你等一下。” 我站得笔直,眼睛直对,不敢东张西望。 等一会,她从一个隔断里出来了,态度缓和了些,把那豆瓣放在一边。我想可 能是照光透视吧? “这包又是什么?打开打开!”她有点不耐烦。 我生怕惹麻烦过不了关,赶忙拿起那塑料袋包的东西使劲一扯。这下闯祸了, 原来是一大包辣椒面,这一抖一扯,散开来,在头顶上的风的吹拂下,椒粉飞扬起 来。 “啊嚏!你这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毒品?”她捂着鼻子,泪水直涌,打着喷嚏 直朝后退。 “报,报告,这,这是四川出产的海椒面……” 我有点手足无措,生怕得罪了她,把我退回海关那边去。 “这个呢?”她掏出手帕捂着鼻于,远远地指着挎包里的另一个小塑料袋问道。 “这,这是花椒面,就是吃了嘴巴嘴皮发麻的类似海椒面的……”我尽量仔细 解释。 “算了,算了!收起来!你们这些四川人!”她手一抬,把证件退给我。我如 同捡便宜一样把摊放在柜台上的东西胡乱塞进挎包,提起另外的几件行李,像被赶 下水的鸭子,头也不敢回三脚两步赶快穿过通道奔上罗湖桥,直闯香港罗湖海关。 “站住!跑什么跑?”一个头戴宽边大檐帽的警察,对我挥着手。我一抬眼, 好吓人,他腰拍短火,目光冷峻,粗声粗气命令我挤进拉有铁链的窄道。 “紧跟后面排好!” 这时我才发现,前面早有一串长长的队伍,正在转角上卡起,男女老少,面带 倦色,神魂颠倒,疲惫不堪地望的望,站的站,倚的倚,靠的靠,有点像自然灾害 年凭票排通夜割猪肉——眼巴巴地引颈望着那个迷人方向。 你敢抱怨吗?不敢。这一长串人,从上午等到中午,从中午候到下午,等候香 港海关验明正身和缓慢的询问、记录。幸好,队伍终于前移,见一士多店,我急忙 买了一个三文治外加一听可乐,狼吞虎咽起来,眼睛仍然咕碌转。 至少,排了3小时,终于轮到了我。 进了一间塞满了人的空棚屋,连凳子都无。墙上开孔,递上证件复候轮等喊号。 终于叫到我,一位海关小姐面无表情领我拐进一间小房间,一位又像中国人又 像英国人的人坐在一张小桌后,他一伸手(手上长满了毛),要我坐在桌前的凳子 上。 他注视了我三五秒钟,用英语味普通话问起我来。 我一看他,便知是一个官,见官便操神说话,这是我历来改不掉的毛病。何况 是英国官,未必还有中国官水平高? “什么文化程度?” “报告,凉拌中学毕业。”我顺口溜出。 “什么中学?”他盯进一步。 “凉拌,就是民办中学。”我改口。 “什么叫民办?”他手指中夹着一支笔在转。 “就是……人民办的中学。”我想说出来他恐怕也不懂。 “嗯……你有何特长,学过什么技术?”他进一步问,眼睛始终看着我。 “报告……” “用不着客气。”他说。 “我会煮饭洗衣裳……会弹吉它。”我回答。 “你到香港干什么?”他的笔在记录,眼睛却不眨。 “探亲,我父亲在香港……”我说。 “你是成都人?” “是土生土长的四川成都人。” “这张地图你认识吗?”说着,他移过来一张地图。我伸颈细看:“是,这是 成都地图。” “成都是不是有个东郊郊区?” “有,九眼桥那头。” “东郊是不是有许多国防信箱厂?在哪里,你指给我看。” 再傻,我也意识到这个问话有问题,况且,我虽是成都人,东郊究竟有啥子信 箱信号的厂,我还真弄不清楚。 “报告长官,我搞不清楚。” “你不是成都人吗?怎么会不清楚?”他手指夹笔,笔在不停旋转。我想,算 了,少惹事。 “报告,本人成都人,但是是知青——就是下乡当农民的那种知青,所以从来 没有过正式工作上过班,所以对一切厂矿都不晓得。”我心想,几下脱手赶快走人。 “腥,知一青……你可以走了!”他那毛茸茸的手一摆,很有点鄙夷不屑的味 道,又仿佛是在表示他赠给我了一个不甘愿的施舍。 我站起身,转身挤出小门,心头想,你龟儿子,哄老子不懂! 从上午10点进入罗湖海关,一直拖到下午近6点钟才出得海关!搭上到九龙的火 车,天已昏暗,硬折腾够了,但是,我终于到了香港。香港,这块东方明珠,弹丸 之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资本主义黑暗社会,抑或腐朽没落的剥削世界?或者, 是自由光明的天堂呢?可惜,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一个真正的“白 痴”,如果说了解,不外乎读书时,尚挖得到的那点书本上的东西:1841年7月20日, 清廷政府价善擅自订立了穿鼻条约,允割香港;1842年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同英 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海面上的英舰“康华立司”号上签订了中英《南京 条约》;紧接着1858年6月26日,签定《天津条约》,同意“南九龙”租借给英国。 南九龙割让后,1898年6月9日,李鸿章在北京与英国签订《拓展香港界址专条》, 将深圳河以南、尖沙咀界限街以北的整个九龙半岛以及大鹏湾至深圳湾,南厂岛和 大屿山等大小200个岛屿租借99年——这一系列条约,当然只能证明满清政府的腐败 无能、软弱落后,距今快100年了;新中国政府成立仍未收回她,是无力?不想?不 愿?当然,这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作为一个小老百姓,我在想:为什么那么多人要 像难民样往外涌?难道他(她)们宁肯舍弃光明,提着脑袋拼命地堕入那水深火热 地带——任其资本主义吞噬? 坐在罗湖——九龙的火车上,我被窗外挤进的景物冲击,无法不胡思乱想,未 必我也是在“自投虎口”? 唉,梦幻般的香港——你在我搞不懂的心中起伏! 6 在九龙车站上的笑话 坐了约两小时火车,九龙车站到了。 我进入车站大厅。早已被眼前的一切搅得眼花缭乱:装修堂皇的四壁,净洁如 洗的地面,琳琅满目的商店……我坐在一圈圆盘坐位上,死死地守着脚下那两大包 装满辣椒豆瓣、茶叶和衣服的行李,活像怕被人抢去。我不愿傻呼呼地,双目长久 好奇地四扫,干脆低垂着头,观赏那些不停走来动去的旅客双足——天呐,鞋子双 双款式不同! “请问先生,你在等人吗?”一双高跟鞋走近我的面前,我一抬头,见一中年 妇女,穿着雍容华贵,戴一副金丝眼镜,普通话十分标准。 她,手持一束鲜花,和蔼地注视着我。“先生,你是在等人吗?”她再次重复 那句话。 我一怔,心想,并没有安排约定一位摩登女士来接我嘛,何况……她不是找错 了人,多半是骗子!都说资本主义社会坏人多,要吃人,警惕点好! “不,不!我不等人。”我忙用四川普通话回答。顺手,把行李拉近自己。 “喔……”她缓步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围着我坐着的大圆凳兜了一圈,眼 神显得疑惑又有点遗憾。她消失了,我松了口气,抽起我的“中华”烟来。 时间在向前滑过,我抬头看钟,已近晚上9时,车站里从内地来的人都走光了, 我有点心慌。厅内透亮,大窗外却夜幕降临,我坐不住了,起身找电话。一位车站 服务员虽听不懂我的普通话,却明白了我的意思,她热情地拿着我递给她的那张写 有电话号的纸开拨,通了。 “刘先生吗?我是成都刚到的九九、小杜,我,在九龙车站大厅。” “喂,不是说林老板的太太开车来接你吗?” “林老板的太太……喔,她来过,刚才我不敢认,她已走了……”我耳朵发热, 且有点语塞。 “哎呀!九九,你把香港想得太可怕了。等着,一步都不要离开,我马上来接 你!”电话放下。我拖着行李,复又坐下,环视周遭,仿佛所有的眼光都在笑我— —傻! 刘先生终于来到了车站大厅。这时大厅坐位上只孤零零地坐着我一个人,不用 我寻,他径直走来一边伸手给我,一边用成都话道:“你肯定是九九吧?久等了, 上车走!” 我住进了刘家。刘伯母的丈夫刘跃和先生在台湾,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也是19 49年离开成都的。他们一家8口,也刚从成都到港不久,一套二居室的租房,挤得满 满的。当然,夫妻儿女分离几十年,其遭遇经历与我家大同小异,因而他们待我, 视同家人。暂住他家,是我父亲的安排。 进门洗涮一番,唏哩胡噜吃了东西。刘大哥问我:“累没有?累了就睡觉,不 累我带你去楼下金芪坪戏院看电影。” “看电影?当然要!”我激动地说。 “你喜欢看啥片子?今天只有鬼片。”他叼着烟问我。 “管它啥片于,只要是香港的,统看!”我忙不跌起立马上想走。 他拍了下我的肩膀,我们下楼,看到半夜关门。住下刘家后,我首要的兴趣是 狼吞虎咽地看书、阅报、翻杂志。刘大哥把一堆又一堆的书报推放在我面前:“你 慢慢啃,慢慢看,看了你才晓得啥子叫资本主义。我上班去了。” “我昨晚给我父亲写了封信,没有地址,怎样交到台湾?”一天我拿出未封口 的信。 “九九,你父亲哪会留地址?我们到这里与我父亲通信都是等机会托人捎带的, 咋敢直接寄唷!” “那我怎样和我父亲见面呢?”我睁大眼睛。 “还早,还早,我们来了大半年,才与我爸通了几次电话呢。耐心点,先适应, 后学习!”他转身出门去电子厂上班了。 我吞噬起脚下这几大堆“资产思想”来,越看越想看,越看越有滋味,好像饥 饿了100年的肠胃,充填进万吨的食粮。我胀得恼火,撑得可怜,《明报》、《东方 日报》、《早报》、《星岛日报》、《香港时报》、《中央日报》、《文汇报》、 《大公报》、色情小报……《八十年代》、《读者文摘》、《明报月刊》……真是 林林总总,无所不包——世界,竟有这么大?! 一天晚上,我实在按捺不住,独自悄悄第一次下楼上街——从居住地官塘秀茂 坪公然步行几小时到弥敦道…… 我像一条小河沟长大的游鱼坠入湛蓝深广的大海;我如山顶洞中的土人,迈入 了富丽堂皇的宫殿——我像一朵浮云完全失去了重心。 严格地说,70年代末期的九龙,新起的高层大楼建筑还不算太多。然而,各式 霓虹灯、吊牌、广告、招牌加上大瓦数的店铺灯光,密密麻麻,重重叠叠,在头上、 半空中篷起一片通明,架起半空彩虹,让你感到被繁华所绑架,被喧嚣所支配。川 流如泻的小车串穿着七彩街景,似乎要在庞杂拥挤的热闹中划出齐整的秩序。那些 银行、金铺、手表商店、电器铺头、超级市场、百货大楼、统统向你伸颈扬手;一 幅又一幅不同面孔的装修、装饰,勾引你、诱惑你投怀送抱,倾尽皮囊。人,满街 都是人,穿戴着“奇装异服”,鱼贯穿梭,进进出出,缓缓慢慢,匆匆忙忙,沉沉 浮浮……这是物质发达的世界,可没有人,又哪有这种昌盛的组人 我鼓足勇气,走进一家国货公司超级市场。我自认为勇敢,竟然挤进去游览参 观,看到这些堆积如山的食品,品种繁杂齐全,水果、冻品、罐头,……眼花缭乱 的我好生感慨。感慨之余,好生纳闷,纳闷之中好生气恼:六二年“自然灾害”, 我肚皮饿得曾用竹杆搅蛛网用口水做成粘胶,然后粘树上的蝉、蜻蜓用火烧来吃; 曾把喂牲口的油枯饲料空口吞咽,吃后气胀、脸肿。尤其是烧蝉和蜻蜓,吃后心中 发慌,恶心呕吐,甚至腹泻……哦,这些山珍海味,鲜馐,双拳大的苹果,鲜嫩的 鸡鸭,喷香的罐头——统统被运来养活资本主义去了,难怪,人民这么受穷,我这 么瘦!——为什么我无理由仇恨它! 经过一家电影院,刺激、香艳和醒目的片名把我铐住:《强奸》。我在街对面 偶然看见影院的这块显赫的广告,复又过街,在影院门口徘徊,始终有如做贼心虚, 不敢跨进去看个究竟。终于,过门几次,犹豫良久后,掏出10元买票冲进去——我 的肠胃,难道连肉欲都如此饥饿?沉沦吧,只此一次! 这是一部取材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烧杀的纪实片,写的是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残 酷厮杀和报复,现代战争中人性的毁灭。妇女被剥光衣服强奸;一位杀伤美军的女 人被捉回轮奸后,在河中被一次又一次按入水中,直至最后溺毙、僵硬,赤身裸体 地弃入河流… 一只长期困囚笼中的小鸟放生后未必会高飞;一颗隐在死角的阴暗潮湿中长出 的野草或霉菌,未必能经得住闪电和雷鸣…… 我承认我懦弱,苍白,贫血,胆怯,空虚和渺小——这部电影中那令人惊骇的 奸杀镜头,砍入我的脑际,使我几乎一星期失眠,恶心和呕吐…… “九九,你去了哪儿?电话没来一个,你太胆大了!”刘大哥披衣开门。此时, 已经后半夜,我困乏、难堪和紧张,拖着脚步回到他家。 “我没有带电话号码,巴士路线太多,东拐西弯,硬找不着……我只有步行回 来……” “语言不通,道路不熟,不带电话号码,你太胆大了,大胆大了……”大哥摇 着头缩进地铺。 这一夜,我睁大着眼睛躺着,想着,直到天亮。 我被过去严重扭曲过的神经,今天又被再次严重地扭曲。 7 一个女人的“气功”表演 我进了一家手套厂打工。 这家工厂位于九龙新浦岗,在10楼,总面积2000平方米左右。 这是一家小型的皮手套加工厂,进口巴基斯坦或意大利羊皮,加工成手套后成 批转口欧洲。全厂不足100人。我充当工人兼看更(守厂)。白天,我守在一架半手 工的压花机旁(把那些有伤痕的皮子压上花纹以遮其质量之丑),晚上,独自一人 守厂。 令我惊异的是,厂里的工人那种劳动纪律和工作精神。他们上班相当准时,打 卡机上的记录,一月下来几乎没有一人迟到、早退过。这些男女青年(只有几位中 老年人)坐在缝纫机旁,站在切裁机边,人仿如机器的一大配件,伴随在隆隆哗哗 的机器声中共同旋转,聚精会神,工作十分自觉认真。他们每天工作最少10小时, 有许多时候晚上还加班至凌晨。 我见他们上厕所,加餐吃饭都如在打仗。我不解,这些在资本家老板手中的 “奴隶”和“牛马”工作何以这般亡命?内地许多厂矿单位的“主人翁”、领导阶 级,干部老爷们“上班先看报,紧接把茶泡;茶水未喝白,厕所又报到。”这种做 也三十六(工资),不做也三十六,差异实在太大了。 这些年轻人(不过十几甘岁)许多时候,白天在工厂干,晚上加班不归家,困 了、累了,随便拉几口袋货,倒上去,抓张报纸搭在身上——呼呼而眠。第二天一 大早,揉揉眼,浇水冲下脸,胡乱吃点东西——又开干。一连几天,甚至几周都是 如此。偶尔晚间,他(她)们聚集在一起打牌,赢家买回几箱啤酒请客,开怀大醉, 嘻哈打闹一番后倒在货物中便睡。 这种日子,我很纳闷。 但我也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三餐在厂里自煮,除了买菜买米采购,四五天不 沾地气不下楼,晚上展开折叠式尼龙床,趿一双塑料拖鞋,着一条短裤,在闷热拥 挤的库房兼车间随便选一角倒下。可多半睡不着:难道我不远千里,还是逃不出当 打工仔临时工的苦命? “你们为啥不去做生意当老板?”有几次,我参加他们喝啤酒,忍不住问道。 “你话(你说得)更么易咩(这么容易)。”一个小伙子不停抽烟。 “为啥下班不回家住,要睡在厂里,这么辛苦呢?”我呷酒抽烟。 “杜生,你有所不知喽,我的屋好晒(家很小),一家6口人,才住200尺度 (约30平方)。我上有父母,下有弟妹,重有(还有)阿姐,上下铺都没得住,便 系(当然)只有在依度(这里)睡觉喽!杜生,吾该你(请你)莫赶我地(我们) 走喔!”他递一支“万宝路”烟给我。 “他们也同你一样?”我扫视一下那几位男女。 “差不多啦,好穷嗜!读书不得力,哽系只有打工喽!”他(她)们又狂欢乱 醉起来。有时,男女拥吻,选择一个角落,搂抱入眠……这就是香港?由此看来,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又分房子又报药费,还可以吃补助要病假。 ”一次,工友阿明带我去“娱乐”,真使我“开了眼界”,却更开了“心戒”。 “杜生,哽辛苦作么野,去玩吓啦!”他拍着我的肩头。见我迟疑不决,便说: “我请客,唔晒(不用)你出钱!”他拉我的手。 不出钱找快乐?反正闷得慌,憋得恼火,去又何妨。 他带我“打的”从九龙过海到了香港湾仔红灯区。 “是去夜总会跳舞?”我这是第一次到湾仔,很好奇。 “唔晒问啦,到了就知啦,叫你地大陆仔开吓眼界!”他快步走着,一边又在 看表。 来到一道不起眼的小门前,他推门叫我进去。好黑好暗,一阵隐约的音乐声传 递入耳。 “两位,呐,20元!”看来,阿明是常客,他递上钱。 “唔该(请)把身份证我睇下(看下)。”一位职员向我俩伸出手。我看了阿 明一眼,他掏出身份证:“两位。” “OK!”那男职员收下钱退还身份证,并一人给了一张卡。 “这是啥,门票?”在往里走时,我翻弄着手中这张卡,小声问阿明。 “这是会员证,防差人(警察)抄牌嗜!”“喔,……”我想,最好少问为妙。 选了张靠近舞台的小桌子,我和阿明坐下。环顾四周,瞳孔逐渐放大,在一桃 形舞池周遭,有几圈桌椅,上面早已坐满客,也许有四五十人吧。朦胧中,我扫视 了一下。 阿明要了两大杯啤酒和一碟美国开心果。在粉红色的笼罩中,我静候着。“阿 明,这么小池子咋跳舞呢?”我挨近他耳朵问道。 “跳洋也鬼舞吗,睇表演,咸湿(黄色)表演!”他得意神秘地对我挤了下眉 眼。 “……”我的心一下紧抽,兴奋加亢奋,端起啤酒,大啖一口——不再说话了。 灯转暗,只见一电子琴手、一吉它手亮相,开始演奏了一曲音乐;紧接着,一 位女士手拿麦克风出来报幕———节目正式开始了。 在一阵飘荡的乐声中,在粉红、玫瑰加暗黄的光环中,浅色的幕帷后,缓缓伸 出一双脚登高跟鞋的粉腿,一个裸背闪出,猛一转身,是位金发外国女郎。她脖子 上围着一条毛茸茸的雪绒花围带,身上披穿着一件华丽的长披,珠光宝气,皮肤嫩 白,眼波荡漾。她开始了表演。 似脱非穿,半遮半掩。在音乐中,她忽旋转,忽抬腿;时而下腰,时而张臂。 像一只鹅,她张开羽翅,昂起颈脖——“嘿!还好看!”我对阿明流露出高兴。 “好睇的在后头啦!”他聚精会神有点得意。真还有好看的吗?但见她舞了一 会儿后,在舞蹈中开始除衣,先是长披,后是长围,原来,是露三点式!我眼睛睁 大了:一个后旋,见她背过双手,开始解乳扣;忽转身扣落,她双手捂罩面对观众; 一笑中,她甩掉胸罩双手又捂住双乳。突然观众中有嘘声响起,此时见她忽张开双 手,一双乳房袒露无遗。她又跳一圈,忽地,除下三角裤;掌声响起,原来,里面 还有一层。“脱、脱呀!”有人吼叫。她脱光了,一个女人,近在咫尺,赤身裸体, 一团洁白的肉在闪白光……她故意煽动着双乳,对观众做飞吻。音乐止,她转身跑 入幕后。 我张着嘴,看得目瞪口呆:这就是吓人得很的脱衣舞?当然,我并不知道在外 面的世界这是习以为常,见惯不惊的“娱乐”。 可是,令人骇愕震动的还在后面。 一个女人,最多不过20来岁,她出场,跳完脱衣舞后,开始了“气功”表演。 这是什么“气功”?我一生从未见,简至未有听说过——不是亲眼所见,决不敢相 信! 她用女人的阴部,当众表演从地上吸纸,燃吸完5支香烟还吐烟圈,开汽水瓶, 挤破鸡蛋,塞活金鱼和香蕉…… 这是一个像泰国人又像台湾人的漂亮女子,白皙的皮肤,浓黑的秀发,丰腴的 体态,清纯的眼睛——我不明白,她不像一个欢场女子;我惊愕、叹息,她唇红齿 白,还透出一股慧气,为什么,她要干这种工作?不可思议! 难道她是我们中国人吗?但愿不是。这也是“气功特技”?这也算“艺术”? 我唇焦口燥之余,平息战兢之后,硬想不通。我们的道德、文化、传统、人类的价 值……回到工厂,我哪能入睡! 仅到港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只在这家工厂——还未正式进入社会之大门的我, 观念和思想却尽然先翻了个转,这搅得我失眠失魂失魄,搅得我不安。我确实有点 “心肌梗塞”。这是一种观念的俨然解体的痛苦! 然而,这家厂中接踵又发生的怪事使我更是惊魂不定。 由于王太(厂长兼经理)的表哥在台湾,与我父亲认识,故此我才很快打上工, 进了该厂。出于信任,我也才当上“看更”。虽月工资港币八百,加看更费二百, 但是日子却并不好过。 白天,我要如大家一样工作,晚上还要守厂,防火、防盗、防台风…… 王太知道我允许那些年轻人在厂里过夜,批评了我,迫不得已,我赶走了他们。 这下,我更加孤独了。夜来,无电视,无收音机(广东话,听不懂),又不敢下楼; 等人走完,抬过尼龙床,疲惫不堪,倒头便睡;一早醒来,昏昏沉沉,开门烧水, 上班。 这厂(严格说叫车间)堆满了货物,那些陈年的碎皮张、线头、灰尘一经顶上 风扇吹下,四处飞扬;不开风扇又闷热难熬,于是眼耳鼻喉,痛痒难忍。 哪能不想问题!来港近一年,不能见到父亲,且蜷缩在这工厂之中,窝囊之至。 大陆、香港、台湾,过去、现在、明天——我不可能平静,心安理得。 许多时,我半夜被阵阵响声惊醒,持电筒巡视,原来是重叠如山装满皮件的塑 膜口袋在风扇的长时间震动中培塌。这世界,我本已惶恐不安,睡中惊醒,更是肉 跳。 一夜,我睡梦中听见说话声,似人哭泣,又似长吁短叹。我翻身而起,忙打电 筒:“哪个还不回家?”无应声。我倒下来,不久,此声又起。我心想:妈哟,龟 儿给老子开玩笑,于是,端起一满血水——老子泼你个落汤鸡! 轧机房没有人,缝纫机下,也没有,办公室、厕所、厨房、过道、桌椅下…… 我找遍了,并无一人。我开骂了:“再不出来,明天给王大讲,炒你龟儿鱿鱼!” 还是无人应。我有点毛骨悚然,是否贼?我蹑手蹑脚走近那内挂大锁的铁闸门, 一看,锁上好好的,并未有撬砸之痕;闸门,关得紧紧的,不可能有贼! 我退回来,把尼龙床移近靠窗的地方——自己吓自己! 殊不知,后半夜,一阵女人哭泣声和恐怖的叹息声又起。我不敢动,竖耳再听, 确实存在。是否窗外隔壁发出?不可能!这层10楼,上有楼层下有楼层,四壁皆是 钢筋混凝土,哪会透漏声音! 是厕所方向发来的,太清晰了。我扯一把头发,发现并非做梦,我拿起枕边一 把剪刀,坐起来,眼睛直盯那边…… 这后半夜,我不敢入睡,直坐到天明。 后来几次,又有发生。我虚了,心中害怕起来。要知道,从小,我便是一个天 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神的人,难道神经出了毛病?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悄悄向管工林先生谈起声响怪事。他一听完,脸色立 变,眼睛鼓起不动,直愣愣的。好久,他才顾左右而言它。我发现有点不对,再想 问,他一言不发走开了。中午,他说他请我“饮茶”,叫我不必煮午饭。这餐饭吃 完,我才真的后怕。 “这家厂几年前被大火烧过,烧死几个人,有女的……”他挨近我的耳朵,轻 声说。 “真的?”我头发差点竖起来。 “在你之前也有发生过,你千万不要传出去。香港人都信鬼信神,工人都跑了, 工厂哪里去雇人?”林先生是中老年人,在厂里工作了几十年,是一个老实的老打 工仔,我相信他不会说谎。 “那我不想守厂看更了,你给王太讲,请另外找人。”我下定了决心。 “我给王大汇报一下,另外找人。你坚持几天,好吗?”他给我斟了满满一杯 香片茶水。 “算了,今天我就不想守了。”我说。 “这样吧,我叫阿明陪你两天,好吗?”看来林管工也是个信鬼信神的人。 我点了下头。后来阿明陪我守了十来天。不久成都来了朋友江先生,他很乐意 进厂打工和看更。殊不知,才干了不久,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九九,我不想干 守更了。”仔细问他,他语焉不详,接连几次,他才如此这般地道出原委——他比 我更“走运”,真闯见了“鬼”。看来并非我一人“神经短路”。 我不守厂看更了,白天上班,晚上与广东来的农民李叔打挤——住进离新蒲岗 工厂不远的大窝坑村木屋,睡上下铺。 我不远万里来到香港,满怀着希望,满怀着梦想,怎么也未料到,来港大半年, 不仅见不到父亲,甚至连一个满意合适的工作都没有找到。 老香港人总是认为,大陆新移民,懒惰无能,好逸恶劳,穷凶极恶,无一技之 长。难道我们这些曾被过去历史扭曲和鞭挞过的人,就没有自己的抱负,没有自己 的理想?我们千里迢迢离乡背井进入这个世界,难道就找不到一个自己的位置?这 民主,繁荣,可自由选择的空间。于我为啥这么狭窄?过去,我被封闭在内,而今, 我却被封闭在外,俨然一个命运的弃儿。 我原本奢望,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我个人首先的要求便是:读大学,去美国或 英国留学,我的理想是学艺术——读导演系…… 看来,我的美梦在横跨过深圳河后,已从香港最高建筑跌落进社会最底层—— 贫民窟,木屋区了。 8 窥视这繁华世界 刘大哥给了一封我父亲请他们转交的信: 九儿: 你远道只身出国,平安到了香港,在请托的朋友没有接着你的情况下,你也顺 利地到了刘家,使我远道得知,真感幸运和安慰。同时,也对你处世为人有无限的 信心。你要原谅我,没有事先到港等着接你。我同你电话上简短的谈话,我想你从 未听过我的声音,恐怕还有些不相信吧?九儿,那声音是我的,是你30年未见的父 亲的声音啊…… 你到后想已写信回家去了,应该时常写信,但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要不留心 把什么都写回去。特别是外面与家乡不合适、不合口味的话,不要写,要小心,怕 增加收信人的麻烦。第二,不要把关于我的事或我讲的话写回去,不要刺激那边, 不要增加家里人的麻烦,讲平安就行了。 我来看你,很麻烦,入境出境都要公家批准,不是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的。我 们30年不见的父子要痛痛快快地聚首详谈,也要商量你我今后的许多事情。九儿, 千万要耐心,不要着急,住下来,等我,你已平安了…… 香港社会鱼龙混杂,十分复杂,你要洁身自爱,处处小心…… 父亲字 已是半年,我从刘家搬进了工厂,现在,又从工厂搬进了香港社会最底层的 “木屋区”。也许,我算“住下来”了。 香港各行各业,经济发达,一个人工作只要认真、勤力,吃饭穿衣是不成问题 的。但是,住房,却是每一个老百姓面临的人生大难题。工作一辈子,省吃俭用, 也未必能购置得起一套住房。 香港木屋区,实际上就是贫民区。香港贫富悬殊,无力承租房屋者大有人在。 特别是大陆来的新移民,如果没有经济背景,能挤进木屋区,已算幸事。香港政府 称这些自行搭建的房子为“非法建筑”。 这些依山傍水,偏僻荒芜的地方,其实早在几十甚至上百年前就开始了“非法 搭建”。一家人,甚至几代人,都蜗居在这里。污水奇臭,蚊虫苍蝇蟑螂与人共存。 面对面,门抵门,窗对窗,高的高,矮的矮,长的长,方的方。这些用铁皮、玻璃 瓦、木头、水泥板搭建的成百上千户房子,密密麻麻;横七竖八地搁在那里,与那 些高楼大厦、洋房汽车、立交天桥相映成丑,真有点像西藏帐篷上的干牛粪衬之于 头上的蓝天白云。 我借居李叔的木屋,我们白天一起打工,晚上一起回家,他睡下铺,我睡上铺。 “李叔,你已年近50,咋还住木屋?”有次我和他闲聊。 “没有钱,买不起啦!”他洗着小锅,择着菜。 “你是来香港探亲的吧?” “探什么亲,我的老婆、孩子还在广东乡下。” “那你咋来的香港呢?”我吸着烟问。 “偷渡(口者),有好希奇!”他冲洗着菜。 “老婆孩子咋办,你不想他们?” “咋不想哟,等我把身份证拿到了就去接她们来。”他打开煤气罐的开关燃起 炉火。 “在家乡不好吗,何必硬要出来?”我想,农民嘛,靠天吃饭,不比我们这些 城里人。 “唉,杜生,你不知,家乡穷,搞人民公社,我亲戚都饿死完了,那些干部都 跑了,我为啥不跑?”哗地一声,他把洗净的油菜倒入锅中,油烟四喷。我帮他打 开抽风扇:“未必你接她们出来住木屋?” “我要勤力打工,老婆出来也打工。我们再辛苦,都比家乡好,以后孩子可以 读书挣钱有出息嘛!我图个啥,还不是发财!”他打开烧腊纸包:“你吃点?”他 递罐啤酒给我。我摇了下头,爬上床,头上是被太阳射得发烫的顶棚,我感叹起来。 是呀,为什么,为什么我要从大陆出来?我想得到的难道就会有吗? 多喝啤酒也醉人,李叔来了情绪,哭泣起来。我问他发生了啥事,他说已出来 两年多了,没法回去,想老婆和孩子。因为在香港还没有领到身份证,要等政府特 赦。就算是拿到了,也不一定敢回去。 “杜生,你有所不知,和我一起偷渡的还有我的一个亲戚,是我的表妹,人挺 漂亮能干,她未能来到香港……”他眼睛湿漉漉的,不停地用纸巾捏鼻子。 “现在不是报纸上说几乎天天都有人偷渡来吗?她还可以试试运气嘛!”我盯 着他道。 “哪还能来唷,她已经死了……是被鲨鱼咬死的。当时船翻了,十几个人落进 水中,那边又在开枪追,我看见她身上冒血挣扎中喊着我,被冲走了。你要知道我 是第三次偷渡,被香港差人(警察)抓住遣返过一次,被公安民兵抓住过一次罚了 几百元放了……”说到此,他大哭起来。“是我动员她偷渡出来的啊,她死得好惨……” 我埋下头,沉默了好一阵:“难道你们在乡下活不出来,非要跑出来干啥呢?”我 觉得他不会有比我更充足的来港理由和追求。 “杜生!枉自你老豆(父亲)还在台湾当官,如果大陆能不打人不抓人,可以 自由地揾钱(挣钱),不三两个月搞政治运动整人,边个(哪个)想出来辛苦哟…… 没追求!”他说得有理,我无言以对,人,应当有所追求,农民都知道。 “自由可贵啦!”他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说实话,他是一个无知识的农民,但他却敢于选择自己的人生,我,一个台湾 高级官员的儿子,来到香港竟活得这般无奈窝囊!他的话触动了我,我应该反省, 应该勇敢地选择,应该忘掉过去,争取未来。 我成夜翻来覆去地研究床头一大堆书报杂志,我经常爬上高坡(木屋区紧挨近 一小山丘),用买来的一架望远镜,居高临下地审视着灯火通明的那些大厦。我窥 视着那些屋内的人们,楼房中的家庭——我在苦苦地思索他(她)们究竟在怎样地 思想?怎样的生活?怎样地追求?有时,我赤身裸体,关在房中狂饮酒……我像关 在笼中的兽,烦乱、狂躁不安…… 我似乎开始有点变态?徘徊在繁华的大街上,倘祥在名贵的商店里,停立在人 头攒动的街头——看那些毫华的住宅,注视那些名贵的汽车,……我的瞳孔布满血 丝,我的喉咙似要伸出爪子,我的血在沸腾,我的气在下沉……我想得头胀、头痛, ‘看得眼花——为什么我比人不如?为什么我像一条可怜虫?——未必两个世界都 对我遗弃? 难道,这就是如幻梦的香港?难道,这就是我万里寻亲的目的? 与父亲隔海相望,近在咫尺,却又那么遥远。我不能去,他不能来,然而大陆 家人的目光……我无人谈话,我无法化解这思亲的痛苦,离乡的仿惶,被命运欺诈 的悲哀——我这可怜的灵魂和赢弱的肉体,仿佛并不属于这世界——我清醒而痛苦 地意识到:我已落后、停滞,死亡了整整30年! 工厂里的几乎所有人都回答我:“四川在哪里?中国是一个国家,我们香港, 也是一个‘国家’……” 我俨然成了痴呆和哑巴。在这偌大的一个现代大都市中,不通语言、不谙人事、 赤手空拳、一无所有,我竟然已找不到一个能如正常人一样躺下去的位置——我恨 谁?!我怨谁?! 我后来连木屋都住不成了,它竟被一把冲天大火烧毁。 记得那天,我在上班,李叔从电话机旁跑过来脸色苍白抓住我的手:“快,房 子着火了!”我未反应过来,他边跑边喊:“木屋,木屋!”我明白了,放下手中 活,跟他冲下楼,一路上小跑。大道上汽车阻塞,消防车阵阵嚣叫着警号,不远处, 我们的木屋区处在浓烟滚滚的一片火海中。 喘着粗气终于跑拢。消防水龙头水柱冲天洒下,人群骚动围成几层,叫喊哀号 着。火海中不时产生爆炸声,是冰箱、彩电,时而,石油煤气罐在爆炸声中冲天而 起。一间间干燥的木屋,如一张张废纸在风中火中眼睁睁化为灰烬…… “完了,没了!”李叔想冲进去,被消防员和警察伸着的手拦住。我手抓警戒 绳,也被挡在安全范围内不许动弹。 “不能冲,不能进去,太危险!”我扯住跪在地上又欲冲进火海中的李叔,制 止着他。 “我的房子,我打工挣的辛苦钱买的,没了!没了!都没啦!”李叔嚎啕着。 有好几个灾民也在诅天咒地。我好着急!我来港的所有东西,证件、信件、存款、 衣物……全都放在那木屋里。我刚要满一年期,准备回成都探亲的那两个大行李包 早塞满了一天天、一月月购置的东西。我头一热,见火势小了,蹿过警戒线迫不及 待地冲下斜坡,许多人学我冲了进去,警察拉也拉不住…… 我踩着地上的水和未烧化的瓦砾、木头,冒着扑面而来的热蒸气,东窜西寻, 穿过倒塌和烧尽的废墟——真是运气!我们那间木屋,一堵墙烧穿大半,大半间房 被水龙头淋得透湿,房上顶棚已被消防员拆开。我拼命推门而人,惊喜地发现,我 的那两大件行李还倚在墙边,斜浮在打起脚背的水中……我拖了过来,有一件外皮 已被火烤焦,不顾三七二十一,我两个肩头挂着,跌跌撞撞走出火海。李叔见我背 出行李,眼睛一亮。 “李叔,上天保佑,你的房子还在,东西还在,刚好烧到墙边……”我话说完, 他弹跳起来,破涕为笑:“真的?” 一警察见我从火场中扛出行李,要我出示证件,李叔忙说:“对的,他住在我 家,是他的东西!” 火灭了,消防车也开走了,警察招呼黑压压、闹喳喳的一大群灾民排队,开始 登记,发放救济品:毛毡,面盆,碗和食品…… 真是有惊无险,我叫了辆“的土”,把东西拉进厂中,从此,我再也没去过那 木屋区。后来听人讲,那是有人故意放火,目的是迫使香港政府早点把“人民”安 置住进“公屋”——天,原来如此! 9 台湾来人 李天民伯伯要从台湾来了。 李天民(1910—1993)先后毕业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 为四川省选立法委员,历任南京《中国日报》主笔、总编辑,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 行委员,三青团四川支团干事长、国民党“中央委员”、国立师范大学东亚研究所 的教授。 李天民伯父是我父母好友(即前文中提及1949年与我父同赴台者)。他安排我 去徐天秩(我父母三青团同事,1949年赴台)的儿子家见面,我匆匆赶到美孚新屯 阝。 我先到,坐了一会儿,李伯伯到了。他一见到我,便热情地伸出一只丰润的手 握住我:“像,像!太像你母亲了,祝贺你,九森贤弟,平安抵港,不容易啊!你 妈妈还好吧?”李伯伯这一串亲切言语,顿使我放松:“妈妈还好,您老人家好吧?” 我们坐下喝茶。 “唉,恍若隔世,恍若隔世!记得30年前你还在你妈妈怀中,又瘦又小。从成 都走时,正值大势风雨飘摇,我苦劝你妈妈好久,她舍不得你们儿女哟,硬是不走…… 好了,你也出来了,都熬过来了,九森,可喜可贺啊!” 见到李伯伯,我干言万语,真不知从何说起:“李伯伯,您还好吧?我爸他还 好吧?” “好、好!很好!你看我精神怎么样?身体多壮实,还有你父亲,抽了40多年 的烟也戒了,70岁的人了,每周还要打几次高尔夫球,精力好得很啰!”李伯伯一 口四川话,乡音一点未变。 “李伯伯,咋我来香港快一年了,我爸怎么还不能来……”我终于把想说的话 憋了出来。 李伯伯顿了顿:“唉,九森,不容易嘛!你父在任上当官,人家要看着他,管 制他嘛!何况,你也清楚,香港复杂,统战厉害,不得不防嘛……”他见我低头不 语,又道:“我这次到香港特别受你父亲之托来看你,给你带来5000元港币和一封 你父亲的亲笔信。”说着,他从怀中拿出信和钱。 我拿在手中,未拆信也未揣钱:“李伯伯,您老是我家的历史见证人,父亲的 挚友,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问……”我说。 “说嘛,我这次来,代表你爸爸就是专门来听取你的想法和今后的打算的。” 他拍了下我放在椅把上的手。 “……听说我爸爸在台湾……已经另娶,另有了妻室……”我想这件事我不问, 再也找不到人问了。 他略微迟疑,端起茶杯,未喝,又放下:“这就说来话长了。人生一世,草木 一秋,艰难于此,夫复何言。当初分手后,你父亲1950年曾请人邀约你母亲,就是 黄萝萍、许伯超离开大陆那次;你知不知道,我当时也是子然一身到台,我的夫人, 也就是那次会邀约你母亲走,可惜为时太晚,你母亲已被关押……我太太和儿女一 共8口,颠沛流离,好不易才到台湾团圆哟!”他端起茶杯,呷一大口:“九森贤弟, 有句不当之话,说也无妨。台湾传言,你母亲在大陆已经蒙难……。” “那我爸爸是啥时安的家呢?”为了我的母亲,为了这段历史,我有责任弄清 楚。 “大概是民国53年吧,也就是1964年,他请辞‘立法委员’,被委财政厅长。 当时,他只请了我、冯慕鸽、谢静吾等几个极好的朋友,在他家中办了一桌,局限 在极小的范围内。当时,你父亲一直没有考虑再娶,没有办法嘛,你当官,人家要 借故攻击你的私生活嘛……唉,九森,形势逼人强,你要体谅,理解你父亲之苦衷。 你不知道,他拿着你的照片有多高兴,逢人便赞扬你健康、聪明,长得帅气。哈哈 哈,喝茶,喝茶!”李伯伯话锋一转,我也实在不好多问。 “我留在大陆的亲戚情况,你知道多少?比如我大哥李至刚、兄弟李天福?” 他突然态度严峻起来。 “我只听我妈妈说过,情况不太妙。”我尽量在搜索。 “但说无妨,我极想了解!”他注视着我,目光炯炯。 “解放后,你大哥和兄弟都受到很大株连,你大哥被抓了起来,最后……”我 不忍再说。 “说呀,我承受得了!”他像在命令我。 “被枪毙了……”我脱口而出。 他顿住了,眼中闪过一片哀伤和茫然。长久,他喟叹一声:“国难当头,时势 危艰,唉,我们害了多少人成刀下之鬼哟!”我见他眼中闪烁出泪光,浓眉大眼, 透出一派坚毅深沉…… 良久,他仿佛自语:“我辈偏隅海岛,思念之情,寄语云天。愧疚中只有反省, 检讨,痛定思痛,庄敬自强,禅思竭虑,鞠躬尽瘁,将有生之年勤奉家国。要不, 我不会研讨时势出任教授,你父亲也不会辞去立委,策筹国家经济。唯此为大,岂 有它哉!” 当然,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李伯伯是台湾“中共”问题专家,政治大学的教 授,著述甚多,如:《刘少奇传》、《林彪传》、《邓小平正传》、《周恩来评传》…… 等。 我们无所不包,谈了6个小时,他回台湾后将我们的谈话情况转告了我父亲。之 后不久,父亲又在给我的来信中言:……李伯伯见你后,已将详情告我,他对你甚 为称赞,我对吾儿充满信心…… 我拆开了父亲托李伯伯带来的信: 九儿: 你前后两次提到我这一生内心最伤痛难过、死不瞑目、无以对妈和你们解释的 伤心事,我在这边有了家,还生了子女。这件事,我自责难安,愧对你们启口说话, 我只有一人痛苦在心,吞在肚子里,希望和我人生终结一齐埋入土中。我希望你们 不要责难这边的他们,你们的难过和苦痛都是我造成的。 谢(静吾)伯伯上次从美国回家乡去看你们,曾来信问我这件事怎样说,我不 忍再增加妈妈和你们的痛苦,我请他不要说,以免伤了你们的心。他这样做了,千 万希望你们不要怪他,他回美国来信说,你们希望我不要忘记你们,也希望我不要 亏待你们。我曾写信说过,我此生此世不会忘记你们。我亏欠你们太多,绝不亏待 你们,还要以有生之年尽心尽力来补偿你们,弥补我内心的罪过…… 这里大女青莲在做事,五月份要同朱姓结婚,大男孩季康大学毕业,要服兵役 两年,三女培文在读大学二年级学工程,四女敏珍读高中,最小的男孩钟宁还在读 小学,什么都不大清楚。 这里的大小,都是善良的无辜者,他们都晓得我有家有室,更晓得你来了香港。 可惜他们不懂家乡的痛苦生活。我正在沟通他们,一家要做到血肉相连,结成一体, 在我有生之年,把这一层烟云消散…… 我早已经在这边报备你到了香港,想来见面,或我来见你,但有规定不许可, 我在努力,你要有耐心。…… 父字 手捧这封信,我心潮起伏,思想斗争非常复杂,台湾弟妹与我的生活环境及经 历,真是天地之别。我能怨什么呢?怨天?怨地?怨命? 试想,如果我父亲1949年没有走脱,情形会是怎样?难道还能逃过历次运动大 难?再则,父亲赴台湾不到40岁,台湾局势未定之时,人生前程难以逆料,况且, 他以为母亲已蒙难,我们子女凶多吉少。仅从中国人传宗接代留有香火之传统,亦 应理解,况且“反攻大陆”只是幻梦一场! 眼下,一个家庭,地处三方,大陆、香港、台湾,特别是母亲,尚在大陆内地。 政治的、家庭的、历史的、情感的结……怎样“烟云消散”?我感到我肩头太沉重…… 我必须理智! 1980年8月4日,台湾的大妹青莲及妹夫从台湾到马尼拉、曼谷,至香港旅行结 婚,同行的,还有父亲另娶的台湾阿姨。她们到香港给我来了电话,我即从工厂出 发,在半岛酒店和她们见了面。 这又是一个人生遭遇中的特殊时刻和悲喜时分;握手、注目的那一瞬,凄苦和 生疏、尴尬和无奈,均在胸中打滚。 两种社会,两种环境,两种心态,统统挤压、交织在短暂的沉默中,既突然, 却又必然。还是我先打破沉默: “爸爸还好吧?”我注视着青莲,她瘦削,戴了一副眼镜。 “好,很好!他好想你唷,要我们这次特别来看你。大哥,我可以这样称呼你 吧?”她斜睨了一眼坐在旁边表情紧张的阿姨。 阿姨嘴唇动了一下,没有说话。她老是在注视我、打量我,有点心事重重。旁 边的妹夫一言不发。 “阿姨,谢谢你这许多年来照顾爸爸。”我觉得我应该主动,看在父亲的份上, 去化解这层迷檬。 “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来台湾后情绪、身体都很差,几次大病,都是我招呼他, 把他救转来……”台湾阿姨一字一句,说得沉重。 “妈,别说这些嘛,快把爸爸给大哥特别定做的金牌拿出来,给大哥戴起!” 青莲把话支开,指着台湾阿姨抱在胸口的皮包道。 “对,你爸爸听说你出来了,专门在台湾给你定做了一个挂在胸上的金牌,要 我亲自交给你。”她边说,边从皮包中取出一个小红绸包,递给我。 我双手接住,心头闪过一串喜悦,忙打开,取出一面带项链的纪念金牌,正面 写着:“九生”;背面写着:“民(国)78.11.23.”。我捧在手中发呆。 “快戴起,戴起!”妹夫在一旁道。 “对,大哥,来,我帮你戴!”青莲站起来,笑逐颜开地帮我。 “爸爸说你辛苦,九死一生,故改你森字为生命之生,牌上那个日于。是你从 家乡到香港的日子,这可是重要的纪念物,你要天天戴,千万不要丢啰!”青莲边 说,边帮我戴好。 我敏感地觉到那边的阿姨,她有点不是滋味。那妹夫,只喝茶,笑眯眯地看着 这一切,不开腔。 “弟、妹们还好吧?”我总是要率先打破沉默。 “好,他们做事的做事,读书的读书。你还好吧?”台湾阿姨见我关心她的子 女,心里总是高兴的。 “我很好,在工厂打工。”我讲的是无可奈何的实话。 “……我,我给你2000港币,你自己买东西吧!”台湾阿姨从皮包中拿钱给我。 “不,我不要,我有钱用。”我怎能收她的钱,我双手推倭。 “妈妈一点心意,这次我们旅行也没有在台湾给你特别买东西,大哥,收下吧!” 青莲说。 “好,这样,我们去逛百货公司,拿这钱给弟妹和父亲买点东西,可以吧?” 我很难处,但必须处好。我有思想准备,这些小地方,非常重要。“我们家好宽哟! 有花有草有树,还喂有小动物,有一二十间房子,你来台湾,有得你住……”青莲 讲得高兴,却被台湾阿姨瞪了一眼马上收口。 我们在妹夫亲戚开的酒楼吃了饭,随便采买了些东西,我把我自己的1000元, 全部搭了进去,我决不愿显穷相和表现吝啬。说穿了,只有一个意思,一句话:理 解万岁。 “你想做生意开公司,我回去筹划一下,筹笔钱,支待你。”两三天的接触中, 台湾阿姨对我的本质和表现,有了些良好的印象,她几乎放了心,也动了点感情。 我点了下头,没有说话。 在山顶公园,我们照了像,然后,我送她们去飞机场。 分手时,青莲突然一个人跑了过来,动感情地、恳切地对我说:“大哥,大娘 (我母亲)那边,你一定要解释,善说哟……”我拉着她的手,使劲地点头。她们 飞走了,回到了她们的温暖、幸福的家园。我立在候机厅,见那“中华航空公司” 飞台湾的飞机起飞,心中好不怅然…… 我慢慢地走回工厂,一路上,我千头万绪,心难平静,矛盾中似乎见到一线光 明,死亡中又仿佛寻到一点生机。 我倒上我的尼龙床,让梦把我压扁。 10 血浓于水 青莲返台后不久,工厂王太转了封厚厚的台湾来信给我。 “大哥好: 我是今年刚满20岁的培文。本来刚开始写这封信时还不知要说些什么,提笔之 后,却又觉得有太多的话要说,不晓得应从何处开始,若是有些欠缺条理、欠缺秩 序,也请大哥包涵。 姐姐由香港回来,诉说了许多大哥的事,妈妈虽然也说了不少,又看了大哥的 信,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大哥的程度相当好,写出来的书信既通顺又流利,大出 我意料之外!猜测大哥曾自己进修,私下以为。我们对海那边了解太少,希望有机 会能由大哥的亲身体验知道些最真实的情况。 这纸太过疏薄,我还是挑最重要的话说。这许多年来,爸一直挂记着在大陆上 的你们,由于某些人的罪过,造成今日多少家庭的流离失散。我不知你心中是怎么 想的,是否痛恨父亲抛弃大陆上的家人?是否埋怨父亲只身来台再次成家?还是…… 相信大哥有足够的理智和正确的判断,必定能设身处地地为父亲着想,今日若换了 另一人处在父亲的立场,必然会有相同做法,因而能谅解这一切。这是父亲多少年 来的心愿,人虽在台湾,却无时不刻在希望能早日得到你们的消息,全家团聚。当 得知大哥逃到香港,父亲高兴的程度无法形容,大哥,你应该了解的。 妈知道我在写信给你,特别嘱我替她写上一段,请大哥自己保重身体,不要太 省钱,吃些营养的好东西,自个要照顾自己;有空出去玩玩,常写信来,因爸极欲 得到你的消息。还有,妈很思念你,希望你能早日来台。 不晓得大姐介绍我们的个性,特点时是怎么说的,我们即使有时很调皮,也有 分寸,大哥请放心。再说,慢慢就会习惯的。还要谢谢大哥送的礼物,我很喜欢, 但送与没送不会有什么差别,你仍是我的大哥。 大哥在来信中曾提及我们会将你摆在什么位置上?在此,我可作一答复,虽然 我们从未见过面,又各来自那么遥远的一方,但有一事实不容抹煞:“血浓于水”, 不管怎样,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是相同的血液,彼此是陌生,感情可在时光的培养 中增加,慢慢会消除初见的隔阂,相处得很好的。 敬祝安康! 妹 培文敬上 民69年8月 大哥: 你好!我是幺妹敏珍。 看过你的信,也听过妈和大姐的叙述,更看到了你的照片,对你也有大概的认 识。听妈说你也对美术、音乐颇感兴趣,那么,以后我们可以交换彼止匕的意见。 大哥见识多,我想我一定能从你那儿学到很多。…… 我想多听一些大陆上的事情,出生在“自由乐土”,养尊处优惯了,对那片 “赤焰迷漫”的土地,一无所知。希望大哥能讲给我听,我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国土山河是什么样子? 敬礼健康快乐 小妹 敏珍 敬上 1980.8.17 大哥您好! 接到来信心中感到十分高兴,且有说不出的兴奋!早在数月前便已知您在香港 的消息,自个计算可藉着鱼雁往返联络情感,增加彼此的认识,这真是件令人愉快 的事。 大哥,你在香港的生活大致已由姐姐及妈妈口中略知一二,对于你的馈赠实在 感谢,在你所得不多复又须照顾老家的情形下,尚且送如此珍贵的东西给我,真是 不好意思。在此先谢谢你,等到哪天我在台北找到适合哟物品再寄给你。巴! 其次,谢谢你对我的鼓励,在这个世局多变,时势日艰的时代里,我亦希望能 借着事业发展,一展抱负,为家为己,为国家民族尽一番心力。今后我想在你的鼓 励与支持下,将更加奋发自励以一遂心愿,理想能早日实现。 诚为大哥所言,片言只字是无法表达出我们彼此间的关怀。但以笔代口,以字 代声,希望藉此短短的数行文字,能使我们更近些,尚有未尽之言,只好留待下次 再说了。 祝您 身心健康 弟 季康 敬上 民国69.8.19 一个小信封,内夹有最小的弟弟钟宁寄来的小画片若干张。 我读完这几封信,禁不住目光远眺,心绪滚沸。的确,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 华民族的传统永世不灭,历史再混沌,血也浓于水! 九生: 阿姨在港看见你,回来后的表现,以及在港和你短时间相处,可以说都是很愉 快而满意的。你处理得很好,很适合得体。我希望你们将来和睦团结,亲爱相处, 我为心也较安慰,也较放心了。你买那么多东西送她和弟妹家人,她认为你大好意, 也夸奖你对弟妹们的好意。我们应当相信,应该相谅相让相忍来收拾这个我一人造 成的艰苦局面,望我儿在妈妈面前解释,求她宽容谅解我,不要以他们这些无辜者 为仇恨。 他们给你写信来,预先我不知道,他们生长在顺境中,说话有得罪你的,你要 原谅。今后,你要领导他们,教导他们,他们无罪,罪责在我。唉,我心愧疚,不 知如何说好,对我这件遗憾终生的事,愿以亲子之情,会同姐姐她们一起来化解转 变,三个地方,结为一体。 你们见了面,我心里好受多了。你对人的观察力很好,以短短几面或一面之识 可以看出生人入木三分,以后见面我当可再把我一生经验,识人待人的心得告诉你, 增进你的人生阅历和经验。 我在忙着工作的时候没有时间想念你们,我一有空间,特别是夜半梦中醒来, 总是辗转不能入睡,想念得安静不下来,以至汗流浃背,热泪长流直到天明,这只 有对你说,我无法,也不愿对任何人说。 你来信很详细地把你的观念和看法告诉我,我很安慰,也很自傲。你在他们的 压力下长大,还有志气、认识和主张,这是难得的,也是与别人不同的。你信的 “血仇家恨”归罪于我,谅解而关心孝敬我,不记我未尽教养之责,我今生也满足 了。更难得的是,你完全受母教的影响,接受教育很少,但是知识,文笔,爱好音 乐、文学艺术,连写字都受你妈妈的影响,很多相像,这又是我内心再三再四感到 罪过,对不起妈妈的伤心难过之处。 妈面前你要善为安慰,多尽孝心,要代我把无法自己写出来及说出来的话,善 为转达。我痛苦,我精神上的难过,世界上唯有你知道一些,别人我无法说起,也 不让人家知道。…… 九生,你来了,只有你才能把我同你妈妈姐姐间的双重痛苦,隔离的误会和无 法谅解的事,打通化解。难得你不仅不恨我,未以我为仇,反而来安慰我,愿替我 向妈妈和姐姐们解说,我心安慰,难得你这样一个有见地,爱护你父亲的儿子! 父字 手中捧着这些涂满情和泪、苦和痛的来信,我感到历史的沉淀重新泛起,背脊 和双肩好生沉重。我了然一身,初到香港不足一年,却仿佛在苦恼和希冀中度过了 一个世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我做的是一个大团圆 的美梦。 然而,明天会是一片光明吗?——我不得不表示严重的忧虑! 11 大陆母亲抵港 我的母亲,是四川资阳县人,在资阳后期师范学校毕业后,1931年由主舅公吴 季常(毕业于黄埔军校三期,曾任广东陈济棠所办燕塘军官学校教育长,解放后在 重庆被判“管制分子”,“文革”中被外死。)送往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 读书。读书期间,时值父亲也在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读书(淞沪战争开始,迁 读北大),因此两人相识。据母亲讲,她们是经人介绍的自由恋爱,因为对知识的 追求和对民族、国家前途的关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两人情投意合,海誓 山盟,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33年,母亲回到四川,先后在资阳东风乡小学、 乐至县中学、屏山师范学校、资阳简易师范学校和成都光华大学教绘画和体育,曾 任光华大学助教。 父亲大学毕业后,也返回四川,在乐至县中学教英语(我二伯社跃光时任乐至 县中学校长,因担任过峨边县三青团主任、解放初关进狱中,后病死),曾任宜宾 中学训育主任。 他们于1935年9月4日在资阳县城谢家老宅举行了婚礼。据奶奶告诉我,当时由 我祖父杜登阁和她主婚,还有其舅舅王建臣、姑爷郭绍轩、表哥邓白元、妹夫陈光 祥参加。 “记得当时我们一行二乘滑杆,为顺老人心意,婚礼为新旧合式,请旧式乐队 吹打,行新式婚礼仪式,我带去了婚礼费大洋400元,宴客的酒席办了60桌,资阳县 长也参加了婚礼……”奶奶陈昌秀(我父亲的继母)1984年才去世,她的记性很好。 母亲曾说,她18岁认识我父亲,20岁与我父亲结婚(我父亲当时23岁),是童 子结发夫妻。 父亲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后,1940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川省团部组长, 中国国民党成都市党部执行委员,四川省党部委员兼组织处科长。1947年6月,递补 省参议员,10月回县,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父亲进入了政界,母亲也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并进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后 当选女青年组长,成都妇女分团书记,1946年当选“中央会议青年团全国代表”。 但是,母亲后来总是反复给我们说,她当时不想从政,也不想一门心思当家庭 妇女,她的人生最大愿望是想读书、研究学问,可是受儿女太多的拖累,当然,更 是受政治的拖累,祸及一生。 我母亲是一位非常能干、贤惠的人,据她的老朋友讲,她的才干,恐怕不下于 当时的父亲。她的坚强意志和宁折不弯的性格,支撑着她,使她闪发出人格的光辉、 母爱的伟大。 然而母亲,不仅才高品优,她也忠于爱情,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在年轻 时,她欣赏父亲的才学,崇尚父亲的人品;成家后,她倾尽母爱,尽其妇道,相夫 教子,恪守婚姻。 然而世态沧桑,变风幻云,不公正的命运把她和她的追求推入了地狱——历史 的死胡同。 1949年父亲离开大陆赴台时,她才36岁。拖着7个1岁至8岁的孩子,“历史反革 命”的政治身份,她失去自由,失去经济来源,独立持家,凄苦度日,含辛茹苦, 低头做人。受尽精神和肉体煎熬的30年悲惨人生,其苦难和痛苦任何人都难以想象。 她对命运,对自己,对丈夫,对儿女,爱耶?恨耶,怨耶?梅耶? 能死里逃生、百折不挠地活过来,难道没有一巨大的力量在支撑和燃烧她?— —那就是身边的儿女和天边的丈夫! 但是,今天,承改革开放之恩,有幸万里寻亲,个人的噩梦才苏醒,家庭的阴 影却又罩来,真是百感交集剪不断,一腔痴情理还乱; 1980年9月28日,是我刚由成都到香港不满一年时间,也恰是我与台湾阿姨和大 妹青莲见面后她们返台湾不足两月。我提出要求,让母亲出来。 父亲回信中说:……千言万语,不如接你母亲出来才体现得了我的真心。 的确,从任何角度讲,母亲离开家乡到香港,都是正确的、必须的,非常重要 和理所当然的! 但是,母亲的到来,使本已棘手的家庭“三角”情势,公开化、矛盾化和更为 复杂化了!这点,是我始料不及的。 父亲按我要求,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母亲,要求她到香港。母亲很快被批准了。 9月28日下午,我在罗湖海关等候了3个多小时,终于接到了从大陆出来的母亲。 她神色沮丧而疲惫,十分瘦弱和苍老。她衣着极其简朴,几乎没有行李,只手中挽 一个小编织口袋。 “妈,你出来还顺利吧?”我多远就看见她,几步跃过去,接过她的口袋挽起, 搀扶她。 “我晓得自己走,”她甩脱了我的手,径直走着。我想,也许她太疲劳,精神 上不舒服,便由得她,跟随她身侧,朝罗湖至九龙的电气火车厢走去。 “汽水,鸡腿……”一妇女,提着一个小编织袋在车厢中边走边兜售东西。 “妈,你吃点东西,喝点水嘛!”我说。她点了下头,我买了一听可乐和一块 炸鸡腿递给她。 她吃了一点,复又放下,面对窗外,若有所思。一路上,随我怎样找话说,她 都心事重重,不搭理我——她老人家究竟生我什么气? 知道她出来的消息,我早几天已给她租了一间房子,并买了些简单实用的家具, 我,应尽我之力。 到了九龙,一进屋坐下,她掏出成都带来的香烟燃上,第一句话便劈头打来: “我给你讲,一个人,要有志气,要有自尊,我一生中,最看不起没有立场的人!” 她顿了下,只顾抽烟,眼睛瞟了下我。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妈,你老人家有啥话,干脆直说嘛。”我也忍不住了,点燃支烟。 “我问你,你来香港这么久,都干了些啥子?”作为一个母亲,对儿子当然认 为是最最了解的。 “我干啥,上班咄!”我说。 “上班?上啥班?是在哪个人那里上班?”母亲一串连珠炮。 “手套厂,王太那里嘛!”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王太…哪个王太?”母亲思维很敏捷。 “王太,是爸在台湾的朋友李先生的表妹……”我尽量想一句话说清楚,反而 弄得复杂。 “表妹,恐怕不是吧?”母亲的眼神很有力:“我再给你说一次,志士不饮盗 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你不要太丢我的脸了,去讨好,去给那家人当打工仔, 奴隶!你难道没有自己的地位和立场吗?” 说了半天,我才知道,这是一场误会。她在来港之前,听到传言,说他儿子到 了香港,父亲待之冷淡,安排在另娶的那家子的子女在香港所开之工厂当守门人, 境况很差…… 我费了许多唇舌,终于把进工厂前后情况解释清楚。但母亲仍不以为然,只是, 口气稍缓和了点。 晚上,我要回厂看更,把一切交代后,我说:“妈,我回厂去一下,因没有人 看厂,如果没事准假,我今晚来陪你!” “不必了,我很累,你还是回厂去,有事明天再说。”母亲手一挥,开始整理 她的口袋。 “那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我与房东太大已说好了,有事她会招呼你,也可以马 上打电话给我。”我把电话写好,放在桌上,和房东交代了几句,回厂去了。 回到工厂,我想到母亲终于脱离了苦海,我总算这一生办了一件大事。如果大 陆政策再有变她永远不能出来,那母亲一生确实就太惨了!想及此,心中顿生轻松 和愉快。可是,观母亲初到的情绪,特别对那边家庭的态度,我眉头不免又很快皱 了起来。妈妈出来了,下一步该咋办?又是一个——辗转反侧夜! 第二天早上,我请王太电话告之台湾她表哥李先生,再请李先生转告我父亲, 母亲平安抵港。嗣后,我请假来到母亲租屋。 “妈,我带你到街上去看看,随便买点东西,把你身上的大陆服装换掉。”我 见母亲仍穿着一身蓝色、洗得发白的衣服,心有点难受。 “买啥东西,这身衣服很好,多年来我这身好衣服还穿不上嘞!”母亲在炉子 上煮着东西。我知道,母亲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多劝无用。 “那你到街上走一走,看一看嘛!”我又道。 “有啥好看的,我不喜欢。我问你,咋你父亲不给我来电话?是不是要我给他 打?”她将她带来的辣椒面放入熟油,直视我道。 “妈,你才来,不清楚情况,多休息几天。他的电话是保密的,我来香港这么 久,在刘家才通了两次电话,并且还是他打过来的。”我解释道。 “保密?保啥鬼密!不做亏心事,还伯半夜鬼敲门?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他 不打,我给他打!”她转身在冰箱中取出一把挂面,进了厨房。 我帮她清理那些从成都带来的花椒、辣椒、豆瓣。突然,在口袋的最下面一件 折叠的薄衣服中,我发现了一张写有东西的纸。不经意我拿了出来,打开一看,呆 了:原来,是一幅她画的漫画。画中,跪了几个人,手被反缚,一个解放军的枪口 直抵一个老人后脑。文字说明:你老爸(指我祖父)被枪毙,你大哥、二哥(指我 大伯、二伯)被关死,你在台湾高官厚禄,享受荣华富贵,我在前方抵御灾难变牛 变马。你做的好事,背叛婚姻家庭的叛徒!(此画后来她自己已托人交给了父亲)。 此时,妈妈端了碗面走出厨房。她一抬头,见我翻阅她的东西,怒目道:“你 翻啥?”我忙道:“我帮你把豆瓣拿出来,你看,把你的衣服都浸脏了。”说着, 我把那漫画仍塞在衣下,只取出一小塑料袋放在桌上,急忙去厨房洗手去了。在厨 房,我心中七上八下,对母亲来港后心绪和思想的变化,我确实没有估计到有这么 严重,只在姐姐们的来信中得知:母亲这次来港,情绪很大,可能对你前途利弊参 半,我们无法,只有靠你承担解决了。 我站在厨房中,望着炉火上的滚水发呆,这是一个太难解开的情结:夫妻、父 子、母子、儿女、兄弟姐妹……唉,这人间亲情,分得太长,拉得太开,陷得太深, 压得太久了!几乎变态、畸形了! 母亲问我父亲的地址,一来我们通信都是托人带,的确没有,即使有,我也实 在不敢给她。我想,她初到,思想、情绪还未平静下来,她积压得太久,痛苦太深, 还是慢慢来吧! 没多久,王太转来我父亲给母亲的第一封台湾来信。 素云: 欣闻你上月28日平安抵港,使我30年的愧疚心情稍得安慰。此事自九儿来港即 商量筹划,经过九儿的全心努力,一片孝心感动天地,终于能得到你万里出国,母 子团聚。我身居官乡,身不由己,未能亲自迎接,一切起居饮食也未能到场照料, 惭愧万分,希望你不要加究,多加原谅。 你年来身体不适且有哮喘病症,已叫九儿陪你到医院检查身体,请尽快诊治, 以重健康切要。一切,九儿都已大体了解,我也要他在港照料侍奉你的生活,稍安 定,再筹进一步的办法。我未能来迎接你,事非得已,求你原谅。欢迎你能摆脱痛 苦,重过自己生活,我在台湾,以歉憾的心情,遥祝你平安,慰快,健康! 均衡亲上 民69.10.28. 母亲看完信,往桌上一扔:“就这么多?”她,又使劲抽起烟来。 “妈,你写信嘛,不要问在心头,有什么话,尽管写给爸。我们的信都是托人 带的,我来了这么久,也没办法。台湾不许他出来,又不准我进去,只有耐心,先 安定下来。”我只能耐心好言相劝。 “你爸信中不是说你一切都大体了解吗!你了解些啥?说来听下。”母亲语言 犀利,咄咄逼人。我简直无言以对。 “你知道不知道他台湾已另安家?他是真的来不了,还是不想来?我看你应该 多动下脑筋!” “我知道他另安了家,上月台湾的大妹还来香港看我……”我这一解释,更激 怒了母亲。 “什么!她们还来看你?”母亲盯着我,我一下意识到不该这么早说,忙改口 道:“她们准备来看我,反正,她们也无罪嘛,这是历史造成的,你老人家要想得 开……”我的话还未讲完,被母亲打断:“历史?哪个的历史?”顿一顿,她又道: “你和你爸是父子关系,你和那边的娃娃怎样处,你好自尊重。我和你爸,是社会 关系,我有的是话要问他。你把自己安排好,不要管我!”母亲对父亲爱得太深, 常言,爱深,恨也深,几十年的夫妻,几十年的分离,几十年的煎熬,几十年的期 盼,唉,真正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我哪里知道,黎明的曙光正变成了焚毁希望的火种,这一页悲剧已在严酷的现 实中,被造物主撕开了那血泪斑斑的序幕呢? 12 历史伤痕万户千家 在我的手中,已前后积压了一大叠,大陆内地的人委托我帮助他们在台湾寻找 失散亲人的资料。这些查询有的是直接朋友,有的是间接朋友,或朋友的亲戚、亲 戚的朋友委托我的。 他们的心情,我感同身受,我尽个人最大的力量去帮助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 讲,已超出了“助人为乐”的范围——我觉得,是善举,是积德;我有责任和义务 为不幸者“抢救”一点倾斜的历史。 可是,经过我多方的努力,其中一大半的寻人之事,我憾未办到,甚至委托我 的人都已失去了联系。作为一个深受骨肉家庭分离之苦的人,我觉得,仅从人道和 人的基本信誉出发,为历史也该作一个记录,为他们也作一个交代(但愿没有找到 的已找到,祝找到的生活幸福)。 兹照录如下: 原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先生在大陆成都的小女儿戴汉英,委托我代寻找 和联系其在台湾的哥哥戴安国先生(已找到)。 原四川籍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赵讳谟先生留在成都的儿子赵久安,委托我寻 找和联系在台湾的父亲(已找到)。 原国民政府军统局调查长苟怀谦先生留在大陆的儿子苟乐加,委托我寻找和联 系在台湾的三舅李忠烈先生(已找到)。 原国民政府成都警察局局长方操先生之女方淑贻,委)动我寻找和联系在台其 兄方立德先生(已找到)。 原国民政府粤汉铁路局、昆明铁路局局长、黄埔军校14期学生、第六总队总队 长(云南省唐继尧之佳)留在成都的儿子唐公护,委托我寻找联系在台的父亲和堂 叔(唐继尧之子)唐筱明先生(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四刀!行辕谍查处军务主任刘炎先生留在成都的亲生儿子——王玖 林(父走时1岁,托王姓收养,故姓王),委托我在台湾寻找和联系其父亲(现存有 1948年其父赴台前怀抱1岁时的王玖林珍贵照片一张)(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206师617团团长徐博雄先生留在甘肃省酒泉市的侄儿女徐世文、徐 龙女,委托我寻找联系在台的叔(伯)(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军队严俊部队某师电台台长李成毅(祖宗排行李宗烈)在成都的大 姐、三妹和兄弟李宗祥,委托我在台湾寻找并联系亲人(未找到)。 原民国政府军队少将驻蓉站站长吕世昆先生留在成都的侄儿吕宗濂,委托我在 台湾代为寻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空军某部罗华先生留在成都的侄)仔清和,委托我在台湾寻找姑父 母(已找到)。 原国民政府空军凤凰山机场上校军官徐斌先生留在成都的独子徐奎光,委托我 在台湾寻父(已找到)。 原国民政府军队某机械化师师长周雨震先生(又名周成大,1949年赴台任海军 陆战队师长)留在四川成都的侄儿秦亚光,委托在台湾寻找姑舅(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章敬周先生和章应濒先生在四川成都的表妹梁文瑞 和侄儿罗朝钰,委托我在台湾寻找亲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川陕甘绥署别动总队少将总队长张觉非(曾用张先第、张亚良、张 骥等名)先生留在成都的儿子张绍诚,委托我在台湾寻找其父(未找到)。 在国民政府北京父子绘画学校、成都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画家张燕云女士(其 父张峰早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留在成都的女儿李正美(原名珊珊),委 托我在台寻找其母(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军队空军总司令部军官张镜林,张鹏之留在成都的胞妹张蜀秀,请 我在台湾寻找其亲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国防部(职位不详)邹译茂先生之兄长邹觉非(原名邹泽华,兄弟 8岁分手),委托我在台湾寻找其兄(未找到)。 在原国民政府《南京日报》任职的江长元(四叔)、军部23兵工厂任职的江道 元(二叔)、留在四川泸州的姐夫周根元、侄儿江金基,委托我在台湾寻找其叔 (未找到)。 在台湾新竹机场、嘉义机场工作的印天佑女士的儿子贾志诚、女儿贾志东、侄 女印水清,在成都委托我在台寻找亲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空军西安机场供应处机械士来法全先生留在成都的母亲朱仲群及大 妹朱凤清(街邻),委托我在台湾寻找亲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军队四川省铜梁航委会空军教导员周俊才、志永西夫妻留在成都的 的儿子周光虎、女儿周光兵和周俊才的胞妹周瑛,委托我在台湾寻找亲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空军成都红牌楼太平机场、台湾新竹机场机械师王家昌先生留在成 都的胞妹(街邻)王家珍,委托我在台湾寻找其弟(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成都双流飞机场许镇华(1948年随夫飞台)留在成都的胞姐许镇银 及侄女蒋新庸,委托我在台湾寻找亲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重庆(或双流)某飞行机械师谭广先、胡继兰、胡继秀留成都的侄 女胡宗茗及女婿贺樵山,委托我在台湾寻查其亲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空军新津机场航空特务旅军需主任邱永铭、胡淑君夫妻留在眉山农 村的侄女杨雄兵、胡菊芳,委托我在台寻找亲人(未找到)。 除这种有名有姓、关系确凿的寻找亲人书面委托之外,尚有部分名址不详、关 系较疏的寻人,此不尽录。手中,有一张寻人的字条我印象颇深,原文兹录于下: 我的大哥陈世爵,四种省叙永县人,50余岁。大约1944年离开叙永,先后到重 庆、南京读书,之后就不知音讯。 1979年1月26日《参考消息》刊登“台湾举办大豆、玉米等食品(加工)的品尝 会”一文,报道了“外交部长”蒋彦土,台大教授董大成,营养学家蔡敬民,中国 食品科技学会理事长陈世爵在会上的情况。这位陈世爵,是我的大哥?我是他的五 妹,陈世矩,44岁…… 数十张用信笺、白纸、工作便笺、甚至包装纸、废纸写给我的资料,有铅笔、 毛笔、钢笔也有圆珠笔书写的,小的几指宽,大的数页,多数已翻得陈旧,发黄。 可是,我每翻一次,便感到心情沉重一次。这些薄纸,不,这些重如钢铁、凝着真 情的记录,何尝不是张张烙满望眼,篇篇浸透悲戚,妻盼夫,儿唤爹,姐望弟,父 等子……可以说,每一张记录,都是一出悲欢离和、盼望团圆的伤心故事! 在此,将我助人联络寻亲遇到的二三例感人的事情真实记下,以汇报读者,欣 慰自我。 1979年10月我与蔡楚在轴承厂做临时工。我赴香港的申请,是我在体育公园当 临时工时写的,故此,工厂中只有蔡楚知道。批准的时候,已经是11月份。我把我 已批准到香港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替我非常高兴,并把与他同厂工作的一年轻人引 荐给我认识:赵久安,四川籍“立法委员”赵讳漠的儿子。1949年,赵老先生与我 父亲一样也孤身去了台湾,留下了妻子和唯一的儿子。1963年,赵老先生的妻子在 自然灾害中去世。后来,赵久安在轴承厂与蔡同事。好心的蔡楚鼓励赵久安请托我 代为查询其父亲的下落(赵久安一家后赴港,与父在我家见面,现定居美国)。 我说,这么多年了,父子间生死两茫茫,必然陌生,最好能有点物品为佐证。 久安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一张其父的照片。 他说:“九九,这张照片是批斗我时钉在通缉上的,照片上面还打得有红叉, 有钉子孔,这是我拼了命保存下来的,很珍贵。只要你附在信中,我父亲便肯定明 白。” 赵久安的妻子道:“九九,如果海关查到不许带出去,你千万不要说到我们头 上,不然,以后我们一家人还要挨整唷!” 我安慰她道:“这是寻亲的信,又没有牵涉任何政治问题,恐怕海关不会挡下 来吧。” 临走时,雷永佳(其父亲雷新成1949年子身赴台,亦是遗下一大家人在成都, 其妻杨敏言与吾母是“同命相怜”的好友。)又把我带到原国民党成都警察局长方 操的女儿方淑贻家,取得寻亲的信(方大姐有时在家门设摊卖烧鸭子,兄弟“文革” 中受刺激患精神分裂症,沦为乞丐)。 因为我的家信,都是要有可靠的人往来港台亲自携带的,可是这种人并不多, 有时,要两三个月才能带一次信。 赵久安、方淑贻与其他人的寻亲信,我等不住,在港时均是邮寄。 我当然不知道台湾当局是要进行邮检的。接连几次后,台湾有关方面对我产生 了怀疑。信,我父亲是收到了,他们也最后找到了在台的亲人,父亲告诉我,特别 是赵讳漠老先生,知道了自己的儿子还在,真是兴奋激动不已,他经常开会拍桌 “骂共产党”,那段时间,不知咋的,脾气好得很。我生怕他高兴出事。当然,谁 也不知道我在香港公然有几次被台湾“情治”单位的人登门拜访,询查了我些乱七 八糟的问题。我初到香港,对这些一无所知,自以为光明磊落,直到后来我才清醒, 他们对我肆无忌惮地投书带信产生了怀疑,认为我是出来专门搞“统战”的角色。 父亲证实,所有寄出的照片,一张都没有收到。他还说“情治”单位的人过分讨厌, 居然还有人给他打招呼。 后来,方淑贻与台湾的亲人方立德及赵久安与父亲赵老先生均联系上,一家人 终于团聚见面。当然,我那时就上了台湾的“黑名单”也未可知。 戴汉英是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长戴季陶老先生之女,戴老先生自杀后,戴汉英并 未随哥戴安国到台湾,而在大陆守孝。当然,极左的历史使戴汉英难于幸免地遭受 各种劫难。我认识她,是通过乔夫兄。乔兄的父亲亦是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台湾上 层也有亲属。当时,大家都是“黑五类”,互相来往谨慎,但不失为落魄患难之交。 我见到戴汉英时,她正失业,丈夫靠拉车维持一家4口人的生活。她在北门的住 房,使我感到十分吃惊。空旷的田坝中搭一间倾斜的破草房,房中漆黑,除了床和 桌子几乎没有家具。我第一次去时,刚下过雨,屋中地上低洼处积满了水,墙上的 牛毛毡已稀稀脱落。戴大姐一脸菜色,尚在病中。进了屋,几乎找不到可以坐下的 干燥地方。两个孩子又小,经济相当窘迫,盛开水的杯子都是破的。这情景,我见 到便感同身受,心中发酸…… 乔兄一片热肝肠,怂恿戴大姐鼓起勇气与台湾的亲人联系。那时,我已递交了 到香港的申请,但是,戴大姐已万念俱焚,心存余悸的她哪敢。我去了她家许多次, 动员她、说服她,毕竟,我年轻气盛,本来也出自一片同病相怜的真诚。她很感动。 我说:“戴大姐,过去的历史我们大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现在三中全会已 拨乱反正,对国民党台湾的大陆家属有了新政策。人的生命一天天在缩短,看在为 了下一代的份上,也应该与在台湾的亲人联系。我们都应该振作起来,把握自己剩 下的命运……” 戴大姐终于被我说服,非常信任我。 “九九,我们的家庭都是同样的颜色,大家的遭遇都相互了解。我的身体一天 不如一天,我已没什么奢望,请你,委托你帮我与我在台的哥哥戴安国取上联系。 今后有那么一天,只希望他关照下他的侄儿……”说着,她已泣不成声。 我说:“戴大姐,你请放心,我们这些人就如一根藤上的苦瓜,我只要一批准 到香港,我一定会帮你们联系好的。” 1979年11月,我拿到了到香港的通行证。我选择了一个晚上,偷偷摸摸地溜到 了她家。她看到我的通行证,非常高兴激动:“九九,我祝贺你,希望你们父子早 日见面。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要把她接到香港去。”她说她早已写了一封短信, 要我务必找专人亲自交到戴安国先生手中。 我手捧着她给我的那张黄纸,写满了一篇,这纸,犹如千斤重。她说:“我几 十年没有写过信了,家中也找不出正规的信笺、信封。30多年了,不知道安国还认 不认得我的笔迹。” 我说:“这倒是,我的身份安国先生不可能了解,这封突如其来的家信,他会 不会相信确是一个大问题。你有没有过去的照片或其它可以证明的东西?” “九九,你简直是在开玩笑,连我父亲的坟都不在了,哪还敢有这些东西,唉……” “这样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一点只有你们兄妹间才知道的小秘密,不要写在信 上,我设法另外告诉他,不然,他咋会相信我。”我灵机一动,出了这个主意。 “好,不过……”戴大姐想了许久,说不出来。 “或者是一件小事,或者是一个物品之类的,总之起作用就行。”我也在帮她 想。 当时,她抽烟,虽然品牌劣等,8分钱一包的“经济”,但她总离不开。一支烟 都快抽完了,她说:“这样子,我有一个小名××,只有我家里亲近的人才知道, 安国是决不会忘的,你设法告诉他就行了。” 这封信,我感到它的份量几乎不下于我的通行证,只是信封上,没有戴安国先 生的称呼,薄纸一张。我把它夹在通行证里,做贼一样溜出门。 “九九,我还有一句话告诉你,你告诉他,我们这家人还活着,活得很好…… 我们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哪天能团聚?”她转身在黑暗中消失,我蹬上自行车离 开了她家。 我认为我是在良知的驱使下在做好事行善,然而,台湾当局却并不这样认为。 我终于在家信中附上了戴大姐给安国先生的信。当时,戴安国理所当然的是台湾高 层人物,他曾留学德国学军事,我父亲与他,并不算十分捻熟。在一次高级聚会中, 我父亲约他到了办公室,当我父亲向他出示戴大姐的亲笔信时,他简直惊得目瞪口 呆:“怎么,我小妹还活着?!”他拿着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简直不敢想。我 父亲又道:“这是我的小儿从四川亲自带过来的,是你妹妹亲自交给他的,不会错 的。”据后来父亲在香港我们见面时说,戴先生当时激动得有点难于自制,他把信 捏在手中,走来走去,走几步,又看下信。但是,十几分钟后,他镇静下来,毕竟 是台湾高层核心政治人物:“均衡兄,谢谢你,并感谢你的儿子。目前那边统战厉 害,你我都应有所警觉,容我考虑几日,再行决定与她们是否联络。”一去几个月, 杏无消息。 台湾过年时,我父亲接到戴先生拜年的客气电话。父亲告诉我,他这时候才突 然想起说出戴汉英的小名,电话中父亲着重透露了这点,安国先生这时才真正相信, 随即,他驱车来到我父亲家中拜年:“均衡兄,不容易啊,有生之年能得到家信, 是福份啊!”父亲告诉我,那天安国先生坐了很久,泪水不断…… “我想香港这地方太敏感复杂,我打算从美国或其它地方与小妹联络,这样, 你以为可行不?”安国先生已下定了决心。人心,是肉长的。 我父亲说这样也好,避兔那些人说闲话。后来,戴汉英各方面的情况都开始好 转,分了新住房,在学校教书有了工作;父亲戴季陶老先生的骨灰也找到陵墓得到 了安置;但终生遗憾的是:戴安国先生病逝了,他生前没有和妹妹团聚,也不知道 家尊戴老先生已恢复了历史的尊重。 后来,戴汉英的儿子经文兴致勃勃地来见我,我又屡次把这故事讲给他听,他 说:“九哥,我们全家都感谢你!”说着,他拿出一封信给我看,工整苍劲的毛笔 字:是蒋纬国先生写给戴汉英的亲笔信,他称她为小妹。 “1981年我从香港画报上剪下来寄给你们的蒋纬国先生的照片还在吗?”我笑 着问经文。 “在,在,当然在!” “经文,多读点书、要有事业心,不要学九哥,霉得哭!”我半开玩笑半认真, 但心头一阵舒畅。 这件事,无论怎样说,在当时都可能“两边不讨好”,但是,我始终认为骨肉 团聚,天经地义。可是,类似几件事,却帮出了问题。台湾当局上门来调查我,怀 疑我搞“统战”。 九生: 给赵伯伯的信已经当面交到,并同他谈了很久。后来他看了信同我说,他痛哭 了一场,感谢你的信。他认识刘伯伯(跃和),可能要找他们帮他寄信和接济久安 他们。这是助人为乐之本的事情。 希望你注意,信多了是有困扰的,可能会有人电话上问你或者来找你,要小心 些,千万要信件少,不要引人怀疑你是在为谁工作,那是不值得的。 父字 心中无冷病,何惧吃西瓜?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始终认为, 历史,已把团聚的希望压得太扁,一条台湾海峡把骨肉同胞的亲情隔得太久。早一 天联系,早一天团聚,多一分了解,少一分隔阂。 虽然我古道热肠,助人为乐,可是,我自己家庭的亲人之间的隔阂和误会却不 仅没有进一步化解,而且还在加深。真是无语间苍天! 初到香港的这许多日子,我的精力和时间,基本上都为这三个地方两个家耗了 进去,为了大陆、香港、台湾,父子。夫妻、姐妹的靠近。不料母亲的到来,却使 我陷进更深一层的苦恼和痛苦之中。 13 问君能有几多愁 母亲到香港时66岁。父亲离家赴台时她只有36岁。任何一个女人,在孤独、寂 寞、痛苦和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要坚贞顽强地煎熬30年,当需要何等的力量和信心! 有幸,母亲有生之年能在开放改革政策下来到香港。然而,这一陡变——正如 一盲人突然在强光下突睁开眼睛,正如一个封闭太久、扭曲太久的心灵突然得到自 由的强烈释放,可以想像,她的怨,她的恨,她的委屈和痛苦,必然首先也只有在 自己最亲的人——丈夫身上去泣诉和渲泄: 均衡: 你与我通信通话鬼鬼崇崇、偷偷摸摸,不敢公开,如此情况,你会有胆量申请 相聚吗?骗术!我从来没做过不光彩、见不得任何人的事,问心无愧。正大光明夫 妇交谈,何惧之有?!你以为恩赐一点残羹养着我,为此不了了之吗?在那生活残 酷折磨之下,在那挨饥受饿,只差未出卖肉体、人格和乞食之下(九儿吃泥七妹偷 吃生米,全家吃粗糠咽野菜和菜根),在那家破人亡(毛儿老十饥寒疾病、穷困无 医而死,死后无棺木埋于泥土中被野狗抓吃),在那惨遭遗弃、身心俱毁的苦难岁 月里,若经不起严峻的考验,贪生怕死,我会熬到今天吗?当时只有一个精神支柱 和信念维系,只要求能活命,相信总有一天夫妻能见面,沉冤得以申诉! 素云字 素云: ……九儿打电话来,我到高雄出差去了。家里的电话和办公室的电话是受管制 的,特别是海外来的电话,大半都要录音保留以为查证之用。稍有可疑即进行调查。 过去曾因深夜有人自港用英文打电话到家来,几次引起了我的麻烦。过去我也曾借 朋友商业电话同你通过话,因为你情绪不安,有时生气声音也大一点,曾引起查询, 所以一直不敢再电话相谈。 唉,电话,信函以及其它言行,都是考核的要项,抱歉都不敢放心使用,信总 是托人带,还要妥实的人,不可以落为他人之手。以后我可再试借用商业电话来通 话,和你谈话,千万除了生活私人之事外不谈其它!不要高声或生气,只是私人谈 谈,否则不能再用。 均衡亲笔 九生: 妈妈时常以不能来这边为念,每次电话都生气,认为我对她不真诚,并说别人 都可来台,是我故意不让她来。你要知道,我已受到注意,他们也有调查什么人的 家属在港,这时我去请准到港一定不会许可,一则为免给统战渗透,一则因我有职 务怕出问题。这时去申请,一定会来调查她,如她说些气话,对我可能产生很大的 损害,准不准来不知道,即使来了她也要受监视,我也会去职或者受监视。这是多 方面的事,与你们想的看的大为不同。 父亲 笔字 时间,在一天天_一月月过去。万里寻亲,虽已近在咫尺,可是见面,甚至通 信、通话都这么艰难,甚而“危险”?! 我,一个年轻人,到港尚且接受和承受不了这种太不合情理的现实,况且是我 的母亲,年老体衰,饱尝精神折磨和打击的母亲呢!难道等了30年,还要继续等下 去吗? 母亲在用写毛笔字、习画来镇静和平和自己。但是,她食量减少了,甚至也睡 眠减少了——她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所以,她更难使自己平静。少思考甚 至暂不思考对她几乎不可能。她太爱我父亲,太忠于自己的爱情了。性格倔强的她, 已开始拒绝我的开导和劝慰。 均衡: 近来我深思检查反省,此身遭遇灾难从何而来?“忘记过去……必定要重蹈覆 辙”的名言警语提醒了我。我在前方抵御,你在后方安乐,更可恼者,天灾之年不 但生活断绝且音讯渺无,欲致我母子女于死地。这就是糟糠结发和父子情深,宿意 何其毒也!冤有头……主要祸根如今我方清楚,一直蒙在鼓里,却原来你只要钟氏 (台湾阿姨)后裔,如今仍双宿双飞,藉以阻挡我追求的美梦,断送我一生幸福。 这就是“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惨叫无用,即使傻瓜也不会完全任 人欺侮而无反应,未渗一粒渣滓的高尚纯洁、正直神圣的爱情婚姻,岂会消失于无 声中吗? 素云手上 过去严重的分离、隔阂和痛苦的伤口尚未愈合,又产生新的误会和猜疑,这无 疑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 但是,两岸的对峙、台湾当局“恐共防共”的心态和立场,一点不改。香港中 间地带,反而成了敏感、复杂的政治堡垒。我们家庭父子、夫妻的血肉关系,反而 成了被严酷的现实吞噬的对象。 刚脱离一种艰难,又陷入一种苦境,海峡两岸同胞仍然被人为地继续分开,一 个家庭仍然被人为地切割成两块。 命运如此地不公,历史演变成荒诞。一个企盼团聚的梦太难圆,我们真是度日 如年! 不能动弹、“身不由己”的父亲,只有把扭转和化解如此僵局的希望寄托在我 的身上。 九生: 妈妈一个人客居外地,我也没有办法来陪她,日夜耽心,又无办法来,真是急 死人也!她一直是怨恨责骂,我为了不惹她难过,我没有争辩,也不打算解释,因 为她想的和说的,与我所处的事实不相符。我从信里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来,她很 恨我。误解我,我也不忍再说什么,再引起她的更加怨恨。她孤独居处,很痛苦很 难过,我很想来陪着她,可是走出来不容易,二来到你们住地困难也很多,如果有 人来挑拨或做手脚,恐怕两败俱伤。 事情发展到现在,把破碎弥补缝合起来,还要努力,消除遗恨和残破的遗迹, 创造更好的未来,这场悲欢离合的惨痛人生,我儿担当了重要角色。望我儿不要小 视这件事,也不要认为是痛苦,这是你人生的一大贡献,也是我们杜家继开来,继 绝续、是世族的大功臣,我以我儿为荣,我也因之死而满足了。 你想代替我受苦难,是不必要的,一切苦难,不来之于你,来之于历史,而这 一段历史,是我的历史,究竟怪谁,只有天知地知了! 父字 痛苦没有因此一天天减少,生命却在一天天缩短。对于我们身体健壮、精力充 沛的年轻人,可以咬紧牙关地等待再等待,然而,两位心灵受创的老人真是苦不堪 言! 素云: 我原打算在这期间时常来看你,以后不幸发生了退休的人去美国转大陆,造成 大宣传战;退休者要出国,特别是到香港,也考核得厉害。为了安全,也要监视在 港住地和所见之人,怕被引诱“投共”,也怕被利用捣这边的乱。这种情形你们一 定不体谅我,特别是我们夫妻父子,哪能这样不合情理,这样引起你的痛苦,增加 了你的仇恨,认为我拖延不理。唉,人生在这样亲人不能共住,两地各自难过的境 况中,哪里是愿意的呢! 你也许想不到,我这30年是怎样活过来的,你们一定认为我很富贵,作了官, 忘恩负义,我不想辩解,我只想你们不要误认我。但是比你们好,没有人来斗争清 算,逼迫侮辱,我靠求生之一念,也靠还有老家的家人和父子不能忘的一念活下去, 才有可能重聚和解救你们。自己不肯死,千方百计锻炼身体,充实自己,准备技能, 活到最后一天,总有转机。要不然,不发疯,也早患了大病,即使不死,也出不了 头,没有今天。你们虽然还在,你们即使能出来,我已不在人世了,又将如何? 乱世人生,离乱家庭,生者死者,如此而已! 均衡 手上 在后来母亲的遗物中,我除了搜出她在世时偶留下的几篇信稿,还找出了一首 她写在宣纸上寄给我父亲的诗稿: 《无题》 囹圄谁相问 寒灯独可亲 茹辛痴不漾 坐待白云弥 夫心不回转 隔海空悲啼 突牢踏棘径 逍遥肆负情 寥落悲前事 支离叹此身 遭难清史在 视死犹如归 然颜与鬓衰 明日又逢春 银河若有渡 相会亦寒心 香港是一个殖民地区。在殖民文化中,它虽然经济商业发达,但却不是一个平 静安宁的传统的生活环境。台湾不许进去,父亲又不许来,香港又立不了脚,这欲 团聚的美梦一天天在褪色,怨和恨又在另一层悲哀中加深。怎么办?未必只有退回 大陆内地一条路?离苦难,面对辉煌的我,痛苦在进退维谷中。 母亲,终于在被冷待的痴等中病了,她多年未发的头痛头晕病厉害地发着,她 注进了香港玛嘉烈公家医院。 然而台湾的家中,亦不平静”。由于我母亲的出现和态度,那边的弟妹开始对 我们这边产生惧怕、忧虑和戒备心理。特别是台湾的阿姨,心灵受到这悲剧阴影的 冲击,心理开始变化,由同情而生忌妒,由忌妒而生抗拒——父亲陷入了政治的、 情感的、法律和良知的四面重围中,他亦开始吞服安眠药,甚至在开会的场合爆发 了从来未有过的脾气——拍桌,骂人。 九生: 最近阿姨心情极不稳定,时时表现矛盾,我时常遭她抱怨,甚至生我的气。她 内心难免忌妒,所以,你知道我作人处事之不容易。 九儿,难得你不仅不恨我,未以我为仇,反而来安慰我,愿替我向妈妈和姐姐 们解说,我心安慰,难得你这样一个有见地而爱护父亲的儿子! 九儿,你知道,感情是不讲道理的,爱的反面是恨。我能够存奢望要求你们原 谅我的过失吗?现在我一生年届七十,任何是事都还算过得去,唯于心内愧的,就 是这一件事情。我人生已近尾声,在夕阳无限好,但已近黄昏的时刻,我决心忍受 一切罪责处罚和苦痛。在乱世30年亡命海外背离家小,活到七十还能见到我的儿子, 有这样一个有理智,对我宽大的儿子,我也心安自傲了。 我藏在心中的话,从未对人说,只有你,我的儿子,我才吐露。我在此活着, 不顾一切从事艰苦工作,不是为了名,更不是为了利。内心中只为强健自己,充实 力量,重见家人父子。时不我与,人生七十还不能如愿,我当然只能寄望下一代, 以后的子子孙孙了。九儿,你不来解救我们将永远中断的关系,会成为我死不瞑目 的恨事。你来可以接续起来,让我后继有人,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九儿,你要 善体我心,多多保重,多多努力,担负起这一重任,千万记住,记住! 天知,我有多苦! 父字 政治限制残苛,“两个妻子”对立,两边儿女陌生而隔阂、父亲处在香港、台 湾、大陆、家庭、婚姻爱情的铁似的夹攻中一 谁来化解?是历史吗?是谁的历史? 千古遗憾,悲剧的开始——悲剧的结尾?! …… 孤舟能撞破夜的铁幕 柔情能洞穿钢的墙壁 要问这爱究竟是什么颜色 她是秋天的红叶 春天的黄昏 要问这恨到底有多沉重 她是地球的逆转 暮窟中的清灯…… 《无题》1981年1月 14 台湾阿姨自杀 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后的形势和处境,当然是相当危艰的。由于台湾过去曾 受日本几十年的殖民统治,当地人和外省人,必然有不协调的矛盾。蒋介石仍然是 “攘外必须安内”,既要稳定“军心民心”,又要“痛定思痛,打掉牙齿和血吞”, 在不断的反省和检讨中“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当然,“立法委员”每年有固定的津贴,但我父亲仍作好了最坏的准备——教 书为生。后来,承张育公张群先生之荐举,以为经济建设人材,1964年,辞掉“立 委”,进入政府任台湾“财政部次长”,1969年至1974年任“财政厅长”(时黄杰 上将任“台湾省主席”),进入了蒋介石的“财经内阁”。 据父亲告诉我,初到台湾时,生活非常艰苦。他一边任教,一边攻读,那时, 均是住单身宿舍。阿姨之出现,只仅是为照顾他起居日常生活,许多年后,才有婚 姻之说。 阿姨,是台湾当地人。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她跟随陪伴了父亲20多年,没有爱 情也有感情。她认识父亲时,并未奢望作“续弦夫人”。她很勤劳持家,很关心和 照顾父亲的身体和日常生活。客观公正地说,没有她竭力尽心的照顾,父亲离乡背 井,孤独子然一身,精神、身体甚至事业亦未必会那么顺当,这与她能力所及的奉 献亦是分不开的。 当有了孩子,实际上就产生了一根谁也不愿轻言分手的纽带,于是在特殊的历 史条件和特殊的环境下——非常的婚姻和家庭,也就正常地产生了。这原本就是一 个畸形、奇特的“政治”产物。但是,在台湾“勘乱法”中有一条:在大陆丧失或 失掉联系多年的配偶,允许其再娶或再嫁。在这不合法理却合情理的规定下,父亲 和阿姨,当然包括为数不少的类似婚姻结合,便得到了普遍的存在和承认。 历史的变迁,政策的开放,带来了我们母子近在咫尺的出现;对于父亲来说, 当然是一个意料不到的狂喜,然而对台湾的阿姨来说,等于是冷水浇头,当头一棒。 作为女人,作为“妻子”,作为已生育了5个孩子的母亲,难道不会有悲哀和愤懑的 想法?特别是我母亲出现后对她及那边子女之“不认同”、“不接纳”,她难道不 对峙,不反抗? 当然,“同天不同地”,“血浓于水”,这本是中国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之一部 分,作为在大陆的姐姐她们,和在香港的我自己,站在子女的立场上,我们完全能 理解和体谅父亲。但是,我们却无法排解台湾的弟妹们面临这尴尬突变的情势而产 生的疑虑和忧伤,甚而愤怒。 作为我的母亲,她为父亲生育了10个子女(4个夭折),童子结发,明媒正娶, 饱经人世沧桑,含辛菇苦,把子女抚养成人,且在几十年分离的痛苦煎熬中坚贞如 一,痴心不改。然而,当她余生有幸能“破镜重圆”之时,却面临着一个“负心汉”, 亦仅作为一个女人,不会悲伤?不会失望?不会愤懑? 父亲当然成了承重千斤的“磨心”,我几乎也成了多方不讨好的“替罪羔羊” ——难!!这害人的“政治”! 母亲的不原谅、不接受、不承认,如火种,把我们全体每一个人都点燃起来。 首当其冲的除了父亲之外,就是台湾的阿姨。她开始赌气,摔东西,她亦开始不接 受、不承认、不“和谈”。子女围着父亲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甚而哭泣哀怨(她们 无罪),阿姨开始吵架,进而两次自杀(据谢伯伯说一次服毒,一次割脉),送医 院抢救转来。 父亲陷入极端悲哀痛苦,心力交瘁之中。咋办?身不能动,心不能偏;政治毫 不留情,骨肉家庭难于团圆…… 真是难为可怜的老父! 我站在香港海边,遥望台湾那片天,真有“念天地之悠悠,独伦然而涕下”之 慨!中国的版图,被切成几块,中国的人心,被剁成几块。唉!真不知道这历史的 “创造者”们,此时会怎生作想? 老父抵挡不住这历史和现实的倾斜,他面对这艰难的“家事、国事”感到无力 回天———终于他病了,住进了台湾荣民医院。但是,当时我在成都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