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魂断台北 1 噩耗·1983 1983年9月,中国正在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不是 运动的运动。 《红旗》杂志1983年第20期发表了署名“施友欣”的评论文章《思想战线不能 搞精神污染》。 紧接着,《人民日报》也讲:清除精神污染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9月2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就严厉打击刑事犯罪问题作重要讲话指出,对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决不姑息纵容,特别是对那些煽动、腐蚀、收买、 强迫青少年犯罪的教唆犯,屡教不改的惯犯,必须坚决打击,依法从重从快惩处。 《红旗》杂志说:出版物中良萎混杂,劣品泛滥,胡编乱造之风盛行,某些 “侦探”、“侠义”、“奇案”、“秘闻”等低级庸俗的东西必须打击。 一时,全国各地开始了排山倒海似的“反精神污染”运动。 据《成都晚报》一篇新闻报道说: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了两起制作、贩卖淫秽 磁带案件。周世凤、王昌亮翻录《一封情书》、《何日君再来》、《情人是个多情 人》等邓丽君“黄色下流歌曲”到忠烈词古旧市场卖400余盘,贩卖判刑3年,制作 刑期4年,分别各判7年徒刑。 又《成都晚报》1983年9月14日新闻报道说:1983年9月6日,莲花村派出所查处 了个体户左华红经营的“春江”书店,收缴了一批港台版的淫秽违禁书籍,并将左 华红收容审查,彻底清除了这个“毒瘤”。并连夜追查了与此有关的另外几家个体 开业书店,还责成“春江”以及几家有关的个体书店停业整顿,听候处理。 其时,我正在成都探亲,对于这些“紧张”情势,并未警觉和引起重视。那几 天,我和妻子正在江油她大姐处游“窦团山”。见到区县一大卡车一大卡车地逮捕 抓人,妻姐催我快走,说搞运动了,怕受影响。我不以为然。 直到我回到成都,妻子的四哥有一天神色慌张地来找我,催我快“逃”。 他说:“左老五(即左华红)的‘春江’书店已遭查封了,罗鹤的‘白云’书 店也查封了,罪名都是贩卖‘武侠’小说。你买了那么多‘武侠’小说回来分发贩 卖,正在理麻‘来源’,你还不快跑!” 当时,我的确用“白云”书店介绍信从深圳一家合资书店购回成都近5万元的武 侠小说,分给成都一些朋友或熟人赚钱。罗鹤、一了、樵夫包括妻子的四哥,均有 分摊。 但是,这些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作家所著之纯武侠书,是合法进口的,市面 上也是公开销售,非常流行。 “我给你讲,罗鹤(被抓进公安局收审了105天)、老三(妻之三哥,被抓进公 安局收审110天)都遭抓了,我也要快点躲起来。你算得上是后台,再不走,弄不好 照样关进去审查。快走!”四哥把话说完掉头就走。 我有点紧张起来,但是,我始终不信我是违法的。在妻子的劝说下,我到了重 庆住在七姐家里。也许,经历的运动太多,总认为已搞改革开放政策了,这次恐怕 是“雷大雨点小”。我自认为有理,并未马上离开重庆。妻子的四哥突然从成都打 来电话,说我母亲发电报到成都,现转来加急电报:“父亲病危,火速返港,母。” 我手捏电报,顿生疑窦:父亲身体非常健康,前不久还来信告诉我他每周要去 打两次高尔夫球,并且,每年公家例行身体检查都未发现有异样情况,怎会……莫 非……母亲想儿子了,盼我们早回香港?我与妻子和姐姐商量分析认定,是老母想 念儿子了,盼我们早回香港。确实,该走了。 成都朋友友岚来电话告诉我一个消息,使我非常震惊:成都西二巷有两间房子, 彭县人浦老头和一名青年妇女杨维琴,利用该房出租给各地来蓉的采购出差人员, 并教唆若干妇女在此卖淫,她们从中收取介绍费每人次5元、10无不等。经查实后, 已将两名罪犯处以死刑,其余妓女,皆判以重刑…… 我眉头一皱,心想,教唆妇女卖淫也要枪毙?!看来此次运动,来势迅猛,早 走为妙(当然,也幸喜我走了,事后证明,我命大福大,晚走一步,恐再劫难逃; 不少人已被判刑枪毙,我算什么?)。 真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怀着无比的忧虑和悸惧,“港澳同胞”之我匆匆开 “逃”。 9月18日,我从重庆赶到广州,经深圳返回香港家中。 一进门,母亲见到我便嚎啕大哭:“你咋这么迟才回来啊!你到哪里去了,你 父亲已经走了……” 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一下瘫在沙发上,给父亲买的瓷器跌在地上粉碎…… 怎么会这样快?我头脑混乱,周身发怵:33年来,我与父亲仅在香港见面7天;分别 后,我们期盼着与父亲团聚,耐心地等待着一家人幸福团圆那一天到来。可是,现 实太残酷、太无情了——不过两年多,他老人家竟撒手西去…… 望着白发苍苍的母亲悲痛欲绝,我的心似刀绞:母亲几十年戴着“反革命”的 帽子,生活在最底层,忍受屈辱,一滴血、一把泪地把我们拉扯成人,企盼着与父 亲团聚,昔日子熬出头了,等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啊! 更可怜的是仍在成都、渡口、重庆的五个姐姐,背了33年的黑锅,与父亲始终 没有见上一面。海峡两岸的隔绝,甚至她们连电话也没有通过一次! 我悲伤得难以控制自己,在房间里来回不停地走动着,精神简直要崩溃。在书 桌下,我拾起一张落在地上的信纸,原来是母亲写给冯伯泊(前文中提及,父亲好 友,1947年到台湾的冯慕鸿先生)的一信稿。我在桌上找出余下几页,拼读了起来: 慕鹄如晤: 我本应早致函问好,但讳忌我“形象”和“身份”,未敢冒昧。今得杨先生转 告方敢提笔。你与均衡之交情远远超过我与他的历史,更情同手足,有逾骨肉,我 以此为幸。今均衡突然生病,我碍于云海阻隔,万难返身分担疾苦。在台湾,我现 无可信托之人,唯一的,只有明智有识的你。均衡的一切,只有重托你全权主张照 应之,刚毕生感激不尽矣! 往事不堪回首,遭遇惨极,唯在美国的静吾略知一二。均衡流落海外,为情势 所迫,背叛家庭虽情有可原,但是,此问题处置失当而违于情理,故我不免有些怨 言责难。但人非圣贤,焉能无过,小疵不能掩大贤。故所有怨恨也逐步消失。正因 过去他在我童贞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仍坚信他是有良心的好人。人生重大 的遭遇和不幸,集于我一生,能得以忍辱苟延,就是他给了我无比的精神力量。只 以为苦尽甘来,又谁知老天爷太心狠,未到时候,他就病了。慕鹄,你清楚知道, 我整个人生皆为他而活命,如果他有三长两短,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思想单纯,感情脆弱的我,老了,过去的勇气毅力均丧失了。为他的病,我已 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神魂恍惚,欲哭无泪,这深深的痛苦,谁知? 慕鹄:我哀求你,尽力发挥你的爱心,多想些办法救救他啊!只要病能稳定渐 愈,他能活在人世间,我只要得到他的心,精神有所依托,再孤苦地等下去,我也 愿忍受。我就是这种痴近于傻者,接受传统教育,自己也不能解释,这是我发自内 心的本质,绝非外界客观伦理道德所强制。我愿放弃这狭隘自私的爱,博得他心欢 喜,牺牲自我以恕人。我想给予均衡以温暖幸福的那家子表示感谢,又恐反遭不快 之白眼。你愿向均衡透露一点,或认为有此必要吗? 我请求你抽空邀二三好友,常常约他闲谈会聚,游玩,以慰他苦闷,分散他的 痛苦…… 痛心疾首至此,唯有祈上天保佑他痊愈,平安了! 素云 手书 1983年8月23日 母亲的这封信,使我颇为伤心难过。放下信,沉思良久,眼下,最要紧的还是 要先安顿好伤心过度的母亲,如果她再承受不住打击……我不敢往下想,急忙端了 杯开水走到母亲面前:“妈,不要伤心,我们一家人都是经历过生离死别,经历过 各种打击活过来的……人死不能复生,关键是身体……” “九儿,你看看这张台湾的‘《中央日报》’,上面连我们这家人提都不提一 下,我与你父亲做了几十年夫妻,你和你姐姐与你父亲之间是不容改变的血肉关系, 难道我们连历史的名分都失去了?那你的根在哪里?我别无所求,你,你一定要把 这个问题弄清楚,把这口气争回来!” 我接过母亲手中的报纸,上面这样写道: “中央社”台北14日电:“财政部政务次长”,现任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董 事长杜均衡,因胃癌昨夜病逝台北市中山纪念医院,享年74岁,有关治丧事宜正由 生前好友张继正等人筹商中。杜均衡,四川人,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曾 任辅仁,东吴大学教授,四川省参议员及“立法委员”。“民国”53年杜均衡出任 “财政部政务次长”以来,先后辅佐陈庆瑜、俞国华、李国鼎、费骅、张继正等 “部长”,“民国”58年至61年间并曾出任“台湾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台湾 土地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民国”70年12月车准退休后专任中小企业保证基 金董事长迄今…… 母亲的心情我能理解:几十年含辛菇苦把我们养大,最终父亲去世母亲连个名 分也没有,就连我们子女也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认。 “你不要为我的生活担心,我可以去洗碗,当佣人……”这句话,父亲活着时, 母亲已经对他说过几次了,今天,她仍喃喃地对我说。 “妈,你躺下休息,事情,由我来处理,你要相信你的儿子。”我给她服了两 片药,把母亲安抚在床上休息。 我一支接一支抽烟,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熊,走过来,又走过去——怎么办? 历史的错位,命运的捉弄,两岸隔断带来的苦果,这一切统统要我来品尝。内心的 悲痛压得我喘不过气,痛苦一的思考逼得我如坐针毡…… 我抓起了电话,拨到台北中小企业法人财团基金会,找到了总经理易所先先生。 他,证实了我父亲的死讯…… 我放下了电话,遗嘱、遗物、权益、名分……这一切,都像空气中的尘埃,虚 无雨飘渺。 父亲活着时,我们孤独凄凉;父亲死了,我们更加凄凉孤独。海峡两岸被历史 所分割,割断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压抑着人间的真情…… 我辗转反侧,苦苦思索着。当天晚上12点,我又抓起了电话,拨通了台北信义 路三段父亲家中的电话。这电话是父亲生前曾告诉我的保密电话,我这还是第一次 使用。“我是大哥九生……”我刚说起头,对方打断我的话:“你打错了,这里不 姓杜!”“砰”地一下,电话挂断了,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后来我证实,这是我在 台湾出生的大弟——杜季康。 我又连拨数次,对方不理睬;后来电话出现长音——他们绝情地把电话放在了 一边。 我好伤心!两个家庭,两种环境,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两种心态——水火难容。 我猛喝咖啡抽烟,通宵达旦,给台湾的弟妹写了一封信: 阿姨、各位弟妹: 惊悉父亲去世之噩耗,如晴天霹雳。这突然的打击,使我伤心欲绝,肝裂肠断。 这不幸的人生,不公平的苍天! 阿姨及各弟妹,人海茫茫,天涯各一方,过去,我们历尽艰辛,忍受屈辱,唯 一能赖以生存的希望和勇气,是来自父亲。上帝有眼,正当我们开始筹策杜氏一大 家人之未来而努力时,不幸父亲与世长辞。此时此刻,我们同你们的痛苦迷茫心情 是一样的。 阿姨在那段谁也不知道未来,一切都难以预料的岁月中,照顾、侍候父亲,让 父亲有勇气和信心活下去,我是深深知道的。在大陆内地的姐姐们也是了解的。我 们都只有一个父亲,记得小妹的来信中说“血浓于水”,在我们的血管里都流着父 亲的血液。我认为,我们活着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应当摒弃前嫌,团结一致, 和睦相处,从长计议,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和杜氏宗亲的延续作出努力。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莫要忘记,你们的祖宗坟墓,源头和根 尚在大陆。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文化伦理道德和幸。降传统,我此生实在不愿意看 到一个分裂的家庭,一个分裂的民族,一个分裂的土地…… 请你们代我们大陆亲人在父亲灵柜前送一个花圈,在墓碑上刻上我们这边家人 的名字,给一点父亲留下的纪念物品,如书籍、文房四宝、生活用品…… 大哥九生 字 早上9点,我再次拨通了台北易所先先生的电话。 “易先生,为什么讣告上没有我们国内家人的名字?请你转达治丧委员会,我 们要求以国内家属的名义送一个花圈,还有……”我的话还没说完,他打断了我。 “对不起,杜先生,我没有权利办这件事,也没法给你转达。你可以去找‘财 政部部长’张继正(张群之子)谈。” “易先生,我没有‘张部长’的电话,请你给我一个……” “我也没有,你去找‘政府’嘛,对不起!”他把电话放下了,我心灵上又遭 受一次打击。 我找谁联系呢?我翻了又翻所有可以联系的电话本——这时,有谁愿意伸出道 义的手来?我只好给台湾杜均衡治丧委员会写信并同时发了加急电,提出了我们遗 属的要求: 杜均衡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杰上将、副主任委员张继正“部长”二位伯父: 1983年9月22日我们被治丧委员会冯慕鹅伯父信件及电话通知,吾父杜均衡因患 胃癌不幸于1983年9月13日晚上10时去世于台北。悲痛之至,我即于当晚向你们呈上 代表国内遗属对吾父亲的后事办理的要求及有关遗嘱、遗物和遗产的意见。此呈怕 耽误时间,特托请香港吾父生前友人杨锡胤先生转呈你们,因未见有复示,特又于 昨晚(9月24日晚11时)电话询及冯先生易先生,我们被告之,在吾父墓碑上、讣告 上写上我们遗属姓名的最起码要求都难以办到,甚至治丧委员会代为我们不能赴台 奔丧的遗属送上一个祭奠的花圈的最小要求都被拒绝(不愿透露姓名者告诉我说: 因遗属中有人是政协委员、侨联委员,参加了中共政治组织,故不合台湾“戡乱法” 云云)。对这不合理、不合情、不公平、不合法的对待,我们遗属表示万分震惊和 愤慨。 我中华民族是礼义之邦,台湾一贯提倡的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而 遗属要求的奔丧祭奠,为父尽孝的权利都被剥夺,甚至连死者妻儿子女的姓名都被 勾销,这难道是台湾标榜的伦理道德之实,法律之所在?我们怎样向我们的后代解 释?吾父在天之灵怎能九泉瞑目? 唯有最后请你们主持公道: 1、强烈要求在吾父墓碑上、讣文上完整无缺写上我们国内遗属的名字,代我们 家属送上花圈。 2、我们是杜均衡的妻儿子女,我们应有合法权益得到遗嘱、遗物和遗产分割。 3、以上两点要求在未得到具体明确的书面保证之前,我们要求不能举行吾父的 葬礼,如果我们提出的3点要求被“政府”再拖延或置之不顾,我们母子要求赴台奔 丧。 …… 台湾方面,对我们的要求拒不作答复,无动于衷。有好心人打电话告诉我:出 于“法律”的原因,办不到。 法律?!什么是法律?!夫妻被隔绝,父子不许认,活着不准团圆,死了不准 见面——这种违天理、不人道的做法,难道就是台湾的“法律”?! 在焦虑的等待中,我又接到台湾一位不知名同情者的电话:“令尊公祭将于9月 29日下午2时30分在台北辛亥路市立第二殡仪馆举行,蒋经国已送了挽联花圈,届时 台湾高层包括“行政院”、“立法院”的院长均要参加……”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这位好心人的姓名。但是,我猛然醒悟,出自孝道, 我应该去奔丧!抬腕看表,日历已走到9月26日,只剩下3天72小时了。不去,我这 一生一世,就永远见不到我的父亲了! 怎么办?一位久住香港的老人告诉我,只有去找台湾设在香。港的机构“中华 旅行社”求助。 几经往返,我在香港中环德辅道终于找到了“中华旅行社”。一位小姐对我说, 这里只办理“中华民国护照”和延期事项,要进入台湾,应该去找“华侨旅行社”。 我马不停蹄,按照那位小姐告诉的地址,总算找到了“华侨旅行社”,可惜已 中午工点钟,下班了。我买了盒维他奶和一包三明治,坐在这幢楼下阶梯上,大嚼 起来。这几天,我几乎只是拼命抽烟喝咖啡,这时,才觉得自己饿得受不了了。 我像一个乞丐似地坐在那里,这副模样,马上惹来了警察。他要我出示身份证, 并翻了下我的箱子,又用报话机与警察局核对了电脑记录,问了我的家庭地址电话。 几分钟后,他把身份证退给我,说了声:“谢谢!”走了几步,他又回头打量鞋子 沾满灰泥,衣裤几天不洗,一副落魄相的我。 终于开门上班了,几个人和我一起走了进去。我走到领表格的窗口,递进我的 香港身份证,那位先生简单说了句:“你居港期限不够,不能领表格。”我傻了, 立即问道:“我可不可以见下你们负责人?”他把手往侧边一指:“在那边。” 我敲开了门,一位矮个身材、约莫60岁的林经理接待了我。他并没有让我进去, 而是让我站在门口。我拿出了我父亲与我和母亲的合影照片和父亲写给我的信件、 香港身份证。 “你有大陆来的通行证吗?” “有,”我递给了他。 他认真地翻着我的这些证明,略一抬头说:“按规定,凡大陆来香港居住不足 五年者,不得入台。” 我说:“我父亲去世了,我们几十年没有见面,帮帮我,我要赶着去参加公祭……” 他把全部东西塞到我的手中,对我产生了怀疑,他不是怀疑我的证件真伪,而 是怀疑我的身份。 “你是杜均衡的儿子?!”他不信任地摇头。 “这些信件,父母的照片……”我又递过去,他没有接。他难于置信,台湾 “政府”大员杜均衡在台湾有妻室,怎会突然冒出一个33年前的亲生儿子和原配妻 子?! 他要我出示“法律证据”,我哪里有?“文革”中家被连抄三次,过去的东西 统统烧成了灰。母亲被游街批斗,绑在派出所树上吊打,我被通缉,一家人躲的躲、 藏的藏,四处流散,所剩下的“证据”,就只有那块众所周知的门牌号数了! 他哪里可能知道,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任何可能在今天称为“证据”的东西, 在当时就可以定为“复辟翻天”的罪证。 过去,因为父亲,我当了几十年的“狗崽子”,这不是证据?也因为父亲,我 才要赴台奔丧,以尽孝道,这又不是证据? “你没有确切的法律证据证明你与杜均衡是父子关系;况且,你从大陆来港才 三年,另外你有经常从香港往返大陆的记录。这些,都不符合办‘入台证’的规定, 恕我无法办理!”说罢,他转身而去。 林先生是台湾驻港机构的负责人,他的话,当然就是台湾当局的回答。 我绝望了,木然呆立在大厅中。真是有口难辩,欲哭无泪! 我拿什么来证明33年的苦难人生?我白白地背了30多年的黑锅——历史,竟连 我过去的悲哀都否定了!? 我呆立着,像一只雾海茫茫中被飓风劈断了桅杆的小船…… “你过来,杜先生!”兀立间,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转身一看,是一个男人, 像是工作职员。 “杜先生,林经理请你过去一下。”这男人把我领到经理室门口,推开门让我 进去后,他退了出去。 “杜先生,你想去台湾奔丧的事,我这里实在不能办理。不过,我可以介绍你 到另一个地方,或许他们能帮你。” “哪里可以办?”我突然转忧为喜。 “你知不知道‘救总’?” “我从来没听说过……” “‘救总’,就是‘大陆同胞救济总会’,是专门解决大陆同胞在港的困难的, 你可以去找一下他们。” 我说我对“救总”一无所知,在哪里?找谁?他说:“你父亲是‘救总’的理 事,找他们,会帮你进入台湾的。”他告诉了我详细地址和电话,我千恩万谢地出 了门,叫了辆的士,飞快地赶往九龙亚皆老街。 亚皆老街,是一条很长的老街道,而“救总”,却在一条斜岔的小街上。 二层楼上,一间像民宅似的铁闸上有门铃。我按了门铃,门开了,一位约50岁 的人让我进去。一间极小的写字楼,我坐在一张长条桌边。我把皮箱中的证明:香 港身份证明书、身份证、我和父母合照照片、信件、通行证小心地全部摊放在桌上。 那中年人一边看着我放在桌上的东西,一边听着我叙述,偶尔,他抬眼看看我。 “我与父亲分离了30多年,他9月13日在台湾去世了,29号要举行公祭,我希望去奔 丧,我想见见他最后一面。” “好,你等一下。”他把我的证件拿进一间屋里,一会出来说:“你要求什么 时候去?” “越快越好,29号就要举行公祭了。” “这么急?好吧,我们尽量办,你把这两份表填一下。”说着,他递给我两张 表格。 当时,我心情很激动,没有多看多问,拿起笔就填,仿佛记得那表格上印着 “台湾地区出入境申请表”的字样。 姓名、年龄、籍贯,我埋头认真地填写着。这时,门铃响了起来,有人去开门。 进来了一个人,他坐在我斜对面,开口便大声地用不纯正的普通话说:“我要到台 湾,我要投奔自由,我要当‘反共义士’!” 我心中不觉一惊,这话,太刺耳。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他一眼:穿着整齐,皮 肤黢黑,一看,有点像偷渡到香港的农民。 一个人用手势,把他叫人另一间屋里去了。 我的思想开始混乱,背心一阵阵在发冷。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环顾四周,四 壁什么都没有,屋内陈设极其简单。我敏感到气氛不对,说不出来,但直觉上觉得 这个“救总”很特殊。 我已填好大半页,手中的笔,不自觉地停了下来。这时,门开了,刚才接待我 的那位先生走近我身边说:“还没填好?你不是很着急吗?抓紧点。”说罢,他又 进了房间里。这小小的写字楼厅中,只有我一人,我不敢抬头多张望,低垂着头, 目光死盯着纸,心却在乱跳。好久好久,我头上开始冒热汗…… “填好了吗?杜先生,你的情况我们只能作为‘反共义士’办理……”那先生 走过来伸手要收表格。我的头开始膨胀起来——“反共义士”?! “怎么,照片还没有贴?你带了照片吗?快贴上。”他催促我。 “我,我没有照片……”我急中生智赶紧撒谎。其实,就在我的箱子里备有专 门办身份证的照片。 “你怎么连照片都不带,快去照,外面到处都有快照。” “好,好!我马上去照,马上去!”我抓起桌上我的东西很快塞进我的箱子里, 提起箱子,起身便往外走。 “别忘了。今天下班之前给我送来,要5张。”他在我背后说。 我一出门,连电梯也等不及,飞快地从楼梯直奔而下,出来,我又拐弯抹角尽 选小街走——逃犯?贼?我自己也不清楚!总觉得身后有人在追我跟踪我。 分明是“台湾出入境申请表”,咋会与“反共义士”扯在一起?我想不通!父 亲去世,作为儿子尽孝道,要求奔丧,这是天理常情的事,为什么要逼我付出政治 代价? 况且,台湾当局给了我什么?他们连中国人起码的父子亲情,血缘骨肉都给予 了否定,还有什么脸面拉我去当“反共义士”? 反之,父亲去世,四川统战部、对台办专门派人到成都家中慰问,对亲人安抚, 无论如何,即使从人性的角度、人道的角度讲,仅此点,共产党的灵活开明与国民 党的僵化无情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当时,中国新闻社还专门报道了我父亲去世,成都家人家 祭的情况:“他们在杜均衡先生遗像前献上花圈和挽联。挽联上写着:‘骨肉尊亲 溘然长逝,闻耗哭向天涯路;家乡儿女无能尽孝,伤心泪涌锦江涛’。” 为父尽孝,这是中国人恪守的传统道德;不准尽孝,这是台湾当局有悖于中国 传统伦理道德。就算当时我当了“反共义士”,暂时被允许赴台,达到了奔丧的目 的,我滞留在香港的母亲咋办?我今后还想不想回大陆?在大陆上的5个姐姐和她们 的家庭受了牵连又咋办? “反共义士”在大陆内地,当然就意味着是反革命特务,而在台湾却是“光荣 称号”。在香港不要介入政治,这本身就是我父亲的叮嘱。 走在九龙的街上,虽然,街景呈现出一派繁荣,各式广告招牌七彩缤纷,人们 在自由地奔走,置身在光明中的我,却恍如病人,只感到眩晕和昏沉,又如一块被 风暴打烂的船板,孤独无依,随波逐流…… 我的思想,处在激烈的碰撞中,一幅70年代的画面,在我的脑海中挣扎浮现出 来。 一位70年代的朋友,因为想当“反共义士”而银挡入狱的故事晃如就在眼前, 使人心惊肉跳。 2 “反共义士”与我无缘 熊飞,与我一样,是“黑五类”、“狗崽子”。其父亲因当过国民党政权下某 县县长,解放后定“反革命罪”被枪决。两兄弟和多病的老母生活在一起,升学就 业当然受到极大影响。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弟弟下乡当了知青,有幸,熊飞进 了工厂当临时工,但是经济上仍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熊飞的思想,当然谈不上红色和进步,他总是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在低沉消 极的情绪中度日。 他爱关心外面的世界,因而收听外台广播,便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他省吃俭用,买了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对外台的音乐,特别是政治时事评论, 听得津津有味。 终于,他开始收“敌台”,“台湾自由中国之声”。广播小姐的莺声燕语,回 肠荡气的流行歌曲,刺激神经的小道消息……他认为,生活中总还隐藏有一点自我 的“快感”。 他上了瘾。 “……这里是‘中华民国’光华之声电台,她期待你的来信,她关怀你的未来, 请你提出你的希望、要求和想法,我们将全力满足你,并作为你的知心朋友,给你 巨大的精神和经济、物资支援,欢迎你参加‘反共复国’的行列。来信请用米汤或 小便密写,寄香港××道××号信箱××小姐收……” “敌台”听多了,就如吸鸦片一样总要上瘾,正如人饿慌了连“观音土”也要 吞下肚一样,何况乎收音机里讲的是那么的“真切”,充满“诱惑而可行”。 熊飞不仅上了瘾,而且开始上“船”。他遵照电台中那娇滴滴、温柔柔的小姐 之教唆,用家家都有的米汤代墨水写了封“试探”的信,颇动了一番遣词造句的脑 筋。当然,虽然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亦懂得不能落真名和真实地址。 才不到一周,那清晰的电波中那位娇滴滴的小姐在对他开始喊话:××先生,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你的处境我们非常理解,但是你的情况还不太清楚,请你把你 的详细地址告诉我们,我好进一步和你联络,祝你…… 熊飞欢喜若狂,像父亲的亡魂又复活在心,仿佛他找到了温暖,从此,母亲和 兄弟也会因此有了经济保障了,生活有希望了。他立即又回了信,近一步把家中的 政治状况和贫穷的窘迫相以及自己的希望如实写了寄去。但总算还有点脑筋的他, 仍然没有落真名和真实地址。 第10天,“敌台”中有了具体的热烈的反映——娇滴滴的小姐给熊飞编了号, 并有“接线人”安排熊飞某月某天某时在本市文化宫大门口右边街沿上蹲着,手上 须拿一张卷成筒的报纸,其它,接头再谈。 20来岁的他,单纯又执着,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了强烈的梦幻。他在那一切 “黑五类”均无法逃脱的黑色生态环境中,死死地认为:太阳和春风应有他一份。 殊不知美丽的笑靥后面却暗藏着一片拧得出水的冷酷。一切红色,皆是用血染出来 的。 “接头人”与幼稚人接上了头,那一串串鼓励和欢迎他的话以及紧紧的握手, 使熊飞热泪盈眶不能自己。临分手,那“接头人”给了他200元人民币的“活动费”, 并一再叮嘱,要熊飞多多去联络和组织“同志”。熊飞拿到了钱,马上到餐馆吃了 一顿有肉的饭。他认为,世界在变了。他回到家中,哪里睡得着! 人有了好事,总会想起朋友。何况,像熊飞这种讲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 他东想西想,觉得应当首先给如自己一样出身黑色的朋友报喜——他想到了在某县 邮电局工作的张基。 张基,亦是我的老友。说起来,“无巧不成书”,真是编也编不像。1946年3月 17日,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大名鼎鼎的特务头目戴笠,乘航委会所派专机DC47型 222号,上午11时45分从青岛起飞拟先飞上海,若是“天气恶劣”上海不宜降落,便 改飞南京,或返回青岛。 专机飞近上海,因下大雨,上海机场不同意降落,无法,便改飞南京。但是, 灾难发生,在南京江宁县板桥镇,飞机撞到戴山,山腰有一条水沟叫因雨沟,戴笠 等失事者的尸体,被冲进困雨沟。 与戴笠同机人员有: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军统外围“人民动员委员会”负 责人金玉波,戴笠英文秘书马佩衡、副官练焱,资本家黄顺白,译电员周在鸿,厨 司曹纪华,正副驾驶员、无线电报务员和机械修理员。 熊飞要去“报喜”的第一个朋友张基,其父亲——就是当年为戴笠驾机的103中 队的三级飞行官,中尉军衔的张远仁先生。 张基之父在南京随机遇难时,张基尚在母亲腹中,属“遗腹子”(以后台湾的 官方行文和成都公证处公证书已经证明其身份,后欲领其15年抚恤,这是后话)。 当然,这一家庭出身,使张基升学、工作等方面,难免不受到严重的影响。 但是,一个人一生的成功或失败、祸与福、是与非,许多时候,除却大环境, 其性格的好坏也是一大因素。 熊飞找到了张基,趁中午下班休息,两人转田坎谈心。熊飞一阵眉飞色舞口若 悬河后,满以为张基能“加盟”。出熊飞意外,张基听了“接头”的故事,不仅不 为之庆祝打气,反而愁锁双眉,忧心仲忡。张基其人有如书生,性格沉稳,工作踏 实,不多言语。当然,几十年的艰苦人生和历次运动的冲刷,他自有保护自己的一 套思维和生活方式。他不冷不热地送走了熊飞,且有过诚恳告诫,熊飞当然听不进 去。 熊飞和张基分了手,“反共义士”走了,张基的祸事当然也来了。也许不到一 周,张基正在邮电所柜台值班(县邮电所都是一人值班)。正午,一着军装的军人 入来,他扫视四周后,上前与张基主动搭讪,态度十分诚挚。 三言五语,一支烟烧尽。他自言自语似地表示“对现实不满”,进而,开始 “攻击”当今社会。他说,他把在部队上调查到的“群众抵触意见”写成了一封机 密信,准备向北京上级反映。说着,便从怀中抽出一个大信封,并嘱张基务必帮忙 寄出去。 他对张基察言观色,左引右导,频发牢骚,视张基为知己。殊不知张基只是唯 唯诺诺,顾左右而言它,硬不接招。没趣,他把信交给张基,临行言:还要来。他 走后,张基出于“怕事”,立即把此信交给了所领导,所领导后来表扬他“有革命 警惕性”。 张基未上“特船”,熊飞却戴上了铁铐。 一个阴沉的夜晚,天空乱飘毛毛雨。几个公安人员在居委会以及派出所户籍警 察的带领下,来到熊飞挤着母亲及弟妹的那个破烂家中,“咔嚓”一声,熊飞的双 手被连野兽都挣不脱的手铐反铐起——丢进了市大监中。 在狱中,熊飞一直在反思,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差错纸漏,更可悲 的是,他暗中发誓,决不出卖文化宫那位“接头人”。 3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来审讯他,这是一种绝妙的“消耗式心理战术”,强 健的身体和清醒的头脑都同时开始虚弱的时候,他被提讯了。 无论你是红色的或者是黑色的遗传基因,无论你有先天的敏锐或后天的睿智, 当你面前的审讯官把你自己亲笔书写的信件放在你面前,那“接头人”坐在审判席 上为此案老老实实地“作证”时,你开始哑然,但你还是不肯“认罪”;如果把 “接头”时的照片及录音放出来,以至把你每日每时何处与何人的言行摊出来,你 就不得不低头,且还要暗中佩服“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强大英明。 熊飞被判了20年徒刑,送进了西昌山区的一个劳改农场,罪名是:“收听敌台, 里通外国,参加台湾特务组织。” 熊飞在劳改农场的一系列生死挣扎故事,此不赘述了。1978年,对于“无产阶 级专政”下的数目惊人的案例中绝大多数的冤、假、错案,共产党进行了纠正。熊 飞只劳改了8年,8年的黄金岁月戴着镣铐,八年的美好青春蜷曲在地狱,人像被截 肢一样裁去的那一切,只换回一张盖有红疤疤的平反书作为轻飘飘的补偿——拿他 本人的话说:揩屁股都嫌有字。熊飞无端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布满了阵阵的阴影和伤 痕,他心有余悸。在他后半生中,他始终相信那娇滴滴的声音是硫酸在硬物上稀释 出来的音响,他不相信“接头人”的灵魂有如此卑鄙,像患上了精神病,天天都沉 溺在寻找答案的恍兮惚兮中。他的相貌超过了年龄。 有一次,熊飞在街上见公安人员在抓坏人,一个身着公安服的公安人员从他身 边擦肩而过——他惊呆了,虽然过去了近10年,但“接头人”的尊容,早已像电子 计算机一样精确又清晰地输进他的神经中枢,眼前这公安就是那年在文化宫给他指 示的“接头人”……?! 熊飞最后终于搞懂了——那“接头人”,原来是一个张着大口,专吃黑色小动 物的“红色巨人”,他不是人,是一部转动的机器。 1982年,我参加了熊飞的婚礼。在分手时,熊飞给我这个和他一样“黑透”了 的国民党子弟说了句我一辈子都不敢搞忘的真话:“……九哥,你要少听‘敌台’ 广播,啥子‘反共义士’,里面充满了虚假的宣传和黑良心的阴谋……”我不寒而 栗!! “政治”,原是一个光明却沉重的大气球,但它,有着惊人的少不了的极其黑 暗的支点——我不想做支点上的力。 如果,别人在大街上抢了一个皮包,可能无人理睬;但若我在小巷中拾到了一 颗针不上缴,可能就判刑!这是我从小在脑袋中随时显现,幼稚却管用的自省语和 做人指南。 也许,这一历来自我注射的药物在自我保护中起着副作用,但它至少没有使我 向更深处沉沦。历史经验和自卫的本能告诫我:“反共义士”的路,不该我走! 3 偷渡台湾与诀别 中国自古以来,特别是“反清复明”之始,民间便有“帮会”,“群众组织”。 旧上海的“青帮”、“红帮”、四川的“袍哥”,以至后来在台湾的“竹联帮”, 香港的“水房”、“和胜和”、“大圈仔”等等组织,被公称为“黑社会”。在他 们的若干“行业”中,偷渡。人蛇”,‘便是经营项目之一。据说他们很“重义气、 讲信誉”。 四处碰壁,万般无奈。有人提议让我去找黑社会人帮忙。我从来没有与黑社会 的人打过交道,通过在香港工厂打工的一位朋友引荐,当晚,我们在香格丽拉酒店 见到一位叫“强哥”的人。 显然,他已在我那位朋友口中了解了我的处境,他开门见山便说:“明天晚上 有货船到台湾高雄,在美孚新屯阝上船,港币15万元。” “什么时候可以到达高雄,能否安全上岸?” “能赶在令尊公祭之前,你放心,先交10万,到达后再交5万。”他呷了一口咖 啡,说话一点不拖泥带水。 “强哥,杜先生担心的是能否安全上岸到达殡仪馆……”朋友为我插话。 “按正常情况,应该没问题,但我不敢保证,反正被警方抓住也不过是遣送回 香港嘛!” 偷渡的场面,我从电影、报纸和新闻电视中见过不少,海上漂浮着被鲨鱼咬得 残破的尸体,被枪打和巨浪淹死的无名尸,一串串被香港警方用绳子绑起的男女老 少……以至,李叔切身体会的活教材…… “这样吧,我再考虑一下可不可以?”我没有急于表态。 “没问题,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拿主意,不过,最迟明天上午10点钟回话。” “强哥”起身告辞,我的朋友随即也站起来:“偷渡是危险的啦,有可能坐牢,关 键是台湾警方抓住你会不会放你一马。”我无言以对。 分手后,我回到家已精疲力尽,见到母亲,我不敢吐漏一个字,只说去发电报、 打电话去了。 我辗转反侧,一夜未眠。台湾当局抓住我,可能会要我坐牢,也可能会把我当 成“共谍”对待;如果被黑社会扔在岸边,或被骗,或发生意想不到的其它情况…… 母亲孑身一人在香港今后咋办?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我迷糊中看了看表,已是第二天上午10点。 “喂,杜先生吗?怎么样?钱准备好了吗?去不去?”是“强哥”打来的电话。 不说其它,当时,就钱的问题,我也一时无法凑够:“强哥,我,我放弃了。我考 虑再三,心中没有底,我是去奔丧啊……” 他听完我的话,同情地说:“这样吧,你到中环去找一家旅行社,在李宝椿大 厦5楼。记住,我这一辈子没有免费帮过人!这次,算啦,他妈的国民党!拜拜!” 电话放下了,我连谢都没有来得及说。慌忙中,我用笔记下了地址,用冷水抹了下 脸,吃了碗母亲煮的稀饭,匆匆忙忙乘电车赶到了中环。 命运中没有的事,想求,求不来;注定了的,想躲,躲不脱——塞翁失马,焉 知祸福? 我找到了那家旅行社。这是一家并不起眼的旅行社。张经理接待了我,他把我 递给他的证件、照片、香港身份证明书和“《中央日报》”社讣告反复、仔细地看 了又看,一种非常明显的困惑表现在他的脸上:“你有大陆通行证吗?” “有。”我从皮箱中拿出来,递给他。 他捏在手中,看得很认真。半晌,他问我:“你有没有什么法律文件可以证明 你与杜均衡是父子关系?”这句话,又刺到我的痛处:“我到过台湾冲华旅行社’ 和‘华侨旅行社’,他们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张先生,我是解放那一年出生的,哪 来户口?父母是旧时结的婚,哪来结婚证……”我越说越激动,不断接我又痛又胀 的太阳穴。 张经理点燃一支烟,盯着我,一句话不说。 “我还有70多岁的老母要奉养,家乡还有5个姐姐。过去父亲活着时留给我们的 痛苦,今天,他去了,我们这份人生痛苦都被历史抹去了,不要说遗嘱、财产,连 起码的名分我们都没有了。张先生,我母子二人还在香港租房住……请你帮帮我, 我一生一世都感你的恩……”我控制不住自己,喉咙有些发哽。 张经理站了起来,不断吸烟,“你有没有‘中华民国’护照?”他停住,突然 问我。 “有,上次我父亲要我到新加坡去会面,因为我没有‘中华民国’护照新加坡 不接受,后来补办了一个,还没有用过。”我一边说,一边从箱子夹层中找出护照 递给他。 “是真的吗?”他问我。 “肯定是真的,我是在台湾‘中华旅行社’申请领的,那时我父亲还在,据说 是他担保。” “杜先生,台湾的死政策不尽人情,害了好多人,我也见得多了,确实我也没 法。如果我篡改了你的证明文件,就算你拿到‘入台证’,犯了法不说,时间也要 等半个月……”他打住,不说了。 “张先生,我已下决心,赴台奔丧一切责任我自己承担,决不连累你。我们母 子已到香港3年了,一直被限制行动,父亲也无行动自由。我们不能去,他又不许来, 老人年龄不待,一天天,一月月,今天,直到人死了,还是不准见,我已经是忍无 可忍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声音很大。 “‘杜先生,别说了,我明白,我理解,”他用手势制止我讲下去:“你准备 什么时候到台湾?” 我感到事情有了点希望:“我父亲的公祭29日下午举行,我必须赶在这之前。” “29日?今天已经是27日了,还有两天,怎么行!” “求求你,张经理,我就是要赶这一天,这后半辈子,也就只有这一天了……” 我的泪水几乎要流出来。 “你把台湾护照拿给我看看。”他又翻了几页,不停地吸烟。猛然,他坐下来 说:“这样。’巴,我帮你订购一张从香港经台北到韩国的飞机票,飞机下午三点 到,要在台北中正机场停留两个多小时。你到飞机场找他们,要求办入台证,只有 这样试一下了,我没有其它办法了!”张先生已向我交了底。 “这本‘中华民国护照’你拿给我,我去给你办韩国签证,香港身份证明书复 印给我,另外,你交2000元港币。”说着,他走近一部电话,说了几分钟,放下电 话又对我道:“订了明天下午1时30分飞台北的航班,你明天上午10点来拿机票再付 款。” 我连声道谢,使劲地握住他的手,泪水夺眶而出…… “都是中国人嘛,别客气!”他握了下我的手,把我送到门口。 我看看表,时间:9月27日中午12点正。 我情不自禁地松了颗脖子下的纽扣,凭海水浸润的风尽拂我的胸口。我轻轻舒 了口气,斜眼瞟视下灰蓝的天空,那天空有大块乌云正飘向太阳。 我无暇多想,反正,我要孤注一掷地去祭悼我的父亲。香港的毒药是受管制的, 我在街上只买了包洗衣粉和一瓶“滴露”,万一闯关不成就自杀。为了使自己不至 于死得太痛苦,我又买了半斤装的威士忌酒,然后匆匆给国内的亲人发了诀别信: 各位姐姐: …… 海峡两岸的人们够悲惨了,这种分离再也不能存在了!为家庭、为国家、为民 族、为道义、为天理人伦,我们应该站出来说话,呐喊。一旦最后奔丧的希望破灭, 我将不惜一死…… 大家保重 弟:九森 1983.9.27.下午于香港 我一边写,一边流淌着眼泪。我把房间关紧,不敢让母亲看见。我想,此去凶 多吉少,如果真是失掉了生命,我也要让全社会知道。我安排锡仁兄在家照顾我母 亲,然后再到奎光公司里去作进一步交代。 写完信,我到香港电讯局与尚在大陆成都的妻子通最后一次电话。我狠了心, 咬紧了牙关,那时,她肚腹里已怀有我的孩子,在成都包家巷妇产科作B超,证明是 男孩,但是,如果我死了,岂不是活生生将罪孽留给无辜的下一代?与其让他生下 来仇恨我一生一世,还不如痛下死心,让他在未见这混沌天空时消失于虚无。 妻子听我要她“堕胎”时,在电话那端哭了起来。我说:“你最后会批准来到 香港的,没有小孩的拖累,你才可能有你自由的发展,如果有了孩子,你的道路会 很难走。你无自由之身也不会有自由的选择,我,也才放心,也才有胆……”我努 力控制自己不要哭出来影响她的情绪,我实在说不出我要去死……。她最后答应了 我。我放下电话,松了一口大气,至少,命运不会逼我眼睁睁地,自私、残忍地去 当一个死亦负罪的“坏父亲”。我理智断然的选择和决定,实在出于无奈,我相信, 我最终会得到她的理解或者原谅的。 除了母亲和姐姐,妻子和好友——这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已找不到让我留恋 的东西了,即使有,我想不出,也不愿想了! 我唯有踏上这一征途,才能证明我曾经在这悲哀的世上有过存在。 4 闯关——从飞韩国的飞机上逃机 1983年9月28日,台湾桃园中正国际机场。 有如无数个平静安宁的日子一样,桃园空气在海风中混杂着湿润。一架又一架 各型客机,起降在不见边际的跑道上,机场显得庄严,却又笼罩出一片冷漠。 一架747客机,满载着中外旅客在慢慢降落。这是一架由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途 经台湾到韩国终点站的610次国际航班,我坐在这架飞机上。 “各位先生,女士:台湾中正国际机场已经到达,地面温度29度,入境旅客请 进入入境通道,过境旅客请进入候机厅休息……”台湾空中小姐温和、亲切的声音 从广播中传出。我猛然一怔,心怦怦地跳了起来——台湾?我真的到了想像中烟雨 溟濛然而又魂牵梦萦的台湾?!我不敢相信,下意识地一下把脸紧贴在密封的舷窗 上。外面的天空,此时闪烁着刺目的阳光;机场,一望无涯地喧嚣着。 “先生,您入境吗?请带上您的行李,中正机场到了。”一位穿着红蓝制服的 漂亮小姐站在我的面前,柔声细气,笑容可掬。 “是,是……”我转过身,放眼四顾,机上的乘客已走完了,只剩下了我。 我努力控制住自己,使自己不要表现出紧张和慌乱,提起我的小箱子,站起来, 走到舱门口。两位小姐一边一个,对我鞠躬含笑:“先生,您请走好!”我从飞机 舱门进入封闭通道,跟随着飞机上下来的人群,鱼贯而入一座豪华、神秘的建筑物。 我脚步机械而又沉重,走得很慢,眼睛却不断地梭巡着四周——怎样溜出去? 人群,在一隔离的通道中分成了两行;旅客过境和入境指示牌十分鲜明,几位 身着制服的站得挺直的年轻人,面孔严肃,指挥着乘客:“请入境的乘客走右边通 道。”这几句普通话,比北京普通话听起来稍为阴柔低沉一些,然而,对我,一个 内地人来说,是如此地陌生,却又是如此地亲切。 我的血在往上涌,手提着并不算重的小箱子,浑身冒汗。我紧跟着一对年轻夫 妇后面,他们手里捏着“中华民国护照”和机票,说着台湾普通话。我知道,他们 是回台湾的旅客,跟着走,不会错。 毕竟,我是有生以来头一次踏上台湾这块中国几十分之一的板块,况且,是来 扮演一个危险却又无奈的“偷渡客”。 海关人员眼睛犀利地盯着每一位通过通道的旅客,我觉得那眼光像铁钉一般在 刺向我,但在我佯装无所谓的扫瞄中,又确定了他们中并没有任何人在专门审视我。 我的心稍稍踏实了些——妈的,老子本来就是中国人嘛! 通道太长,队伍渐渐慢下来。我已不是最后一个,所以,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 于东看西看:很难,没有我预想中的围墙,也没有可以飞身跃上的窗户,更没有有 如深圳海关那样井然有序的铁栅栏……这是一座极具现代化、封闭式的先进机场建 筑,地上净洁得找不到一粒灰尘。一排排不锈钢扶手,平行式自动步行电梯,甚至 每一颗螺丝钉,都不像是多余的,而那些几乎隐蔽得看不见的电子监视器,早已从 任何角度把你紧紧包围在中间——我往哪里躲?我往哪里跑?我向何处溜?虽然, 我当知青时可以轻而易举地翻高墙、爬大树、越沟渠、跃陡坎,学生时代被公认是 跳车混车老手,但这一切,在这个现代化的魔鬼面前,都一筹莫展。怎么办?我紧 张的神经在飞快地转动,我必须进入台湾,我已没有任何退路了。我咬着牙,硬着 头皮上,只要前头有大门,有出口,我就可以凭青少年在市业余体校足球班100公尺 11.5秒的速度,闯关狂奔…… “先生,请你出示证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位穿制服的人,突然拍了一下我 的肩头。我心惊肉跳回头盯了他一下,从他两道目光中,我立即读出了危险讯号。 我下意识走出队列,抬头望了望不断蠕动的乘客队伍。他们,在一个直角转弯 处,一瞬间消逝了,仿佛隐入了墙壁。我迟疑地一伸手,把飞机票递了过去。“请 把你的‘入台证’交我查验。”此人的眼神严厉得不容我分辩,我认定他是非常专 业的。逃跑,来不及;蒙混,也难过关。这时,我竭力冷静下来,只有好言善说: “先生,我没有‘入台证’……”我把话说得很慢,声音压得很低,想看他的反应。 “对不起,先生,这是入境通道,没有‘入台证’是不许可进入台湾的。你的 飞机票是到韩国,你是不是走错了通道?”他将飞机票退给我,有点奇怪地打量着 我,但是,很有礼貌。 “先生,我有急事,临时改变了主意,想进入台湾,能不能在这里补办手续?” 说着,我递过去我的“中华民国护照”。他瞟了一眼我手中的护照,但没有接过去: “没有‘入台证’,任何人都不能入境,这里也不办理‘入台证’手续。请你到过 境大厅去吧!”他的回答,既清楚又斩钉截铁,语气根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失望了,但我控制住伤心焦躁的情绪。这种“软闯”的后果,早在上飞机之 前就已预料到了:“我父亲在台湾刚刚去世了,我……”没有等我把话说完,又窜 出两个工作人员,挥着手:“先生,请遵守我们的规定,不要再多说,任何理由都 是白搭。赶快退回去吧,飞韩国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他们的态度好冷!纵然, 我有千条理由,在这万吨沉重的铁闸门前也是无用。 好吧,我转过身,只有走!多慢,多沉,犹如一位战士在退却,一辆火车在倒 退,我感到,他们一前一后在监视着我,威逼的神态就像全副武装的猎人在驱赶一 只羔羊。 没有侥幸心理,我反而坚定起来:台湾,你是一条无形的铁链,我敢于伸进自 己的脖子,任你铰断;你是一座冷酷的冰山,我敢用自己的头颅撞得血肉飞溅—— 我既然来了,就压根儿没有想到过活着离开! 台湾,形同一片芭蕉叶飘浮在太平洋蓝色的波涛中。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 地理老师讲课,并要我们做模型。我从小顽皮,最喜欢玩泥巴,在一块木板子上, 我用一堆黄泥捏出了台湾地形,上面,插上一面红纸做的小红旗——老师十分赞赏 我的作品,并取了个名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那是十来岁的事情,虽然我在全 校受到了嘉奖,但当时就是破肝掏心,我也不知道我的父亲在台湾。 今天,我踏上了台湾的土地。不是去解放台湾,而是为父奔丧。 我终于走进了过境厅,上百位乘客,几乎全是外国人,我不愿意夹在他们中间。 不是我自卑,而是他们比我幸运:我是有家不能奔,父死不能见。我眼下只剩下一 线希望:电话联系,请人担保我。 感觉有人在跟踪我,凭多年来抗争命运的经验,我必须装得镇静自然,必须沉 住气。我在大厅士多店买了一听可口可乐,选了一个角落坐在凳子上,拉开盖,喝 了一口,尽管我一点也不口渴。就在此时,我注意到那两个人走向旁边士多店,一 边向我这里斜睨,一边对店中小姐说着什么。 这里,显然不能久呆下去,我必须抓紧飞机加油的这点时间,去办我该办的事。 我偷偷地把手伸向腰间,摸了下我藏在裤腰里的340美元,硬梆梆地,还在。趁他们 不注意,我躬下腰,用两根指头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两个十分重要的电话: 台湾《联合报社》采访组·02—7676215,台湾《经济日报》社采访组·02—76890 36。 我心中反复默念着这两个电话号码,这一长串符号,把我的心绪搅得更加烦乱。 还是在昨天晚上,香港奎光兄挥泪送别我时的那句话,此时又在我耳边回响:“九 九,千万千万不要把台湾报社的电话号码搞丢了,最好,你能把它背下来……”我 开始背记:白天,夜晚;汽车里,飞机上……可是,这几天总共几十小时仿佛把我 一生的事情浓缩成了一团,我面对纷繁复杂的头绪,临时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这两个电话,我硬是背不下来。 我又一次瞟了一下手中的纸片,迅速地把它塞进哦的袜子里。把塞在裤腰带里 的340美元重新检查了一下(以备紧急用途)。 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走进大厅另一侧的一排电话亭,把那口公文皮箱放在脚 下,拿起了电话。我的手指微微在颤抖,心里却默念上帝保佑,号码一拨,通了。 我立刻感到气紧,嘴唇发颤:“喂,报社吗?我是台湾‘财政部次长’杜均衡 的儿子,我要入境参加父亲的公祭,我现在飞机场,海关不放我入境,我已决定服 毒自杀抗议……” “喂,你在机场哪里?叫什么名字……”我还想说几句,一侧脸,发现离我不 过五公尺的地方,突然出现一位身着制服的机场工作人员,他死盯着我,竖起耳朵 在监听。我心中猛地收缩了一下。我不敢再多说一句话,笃地一声,放下了话筒, 我不能在这时让他们抓住我的把柄。 我略微镇定了几秒钟,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本子,上面记了三个电话号码: 台湾中小企业法人财团基金会总经理易所先的电话,我拔通了,没有人接。我开始 拨第二个电话:治丧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前日本投降接收大员、台南市市长,父亲 生前好友冯慕鸽先生家中的电话。这次,通了,是冯先生夫人接的电话,她几乎惊 叫着在讲:“你是九森?你现在在中正机场?你父亲的大殓明天下午举行,你来了, 入不了境……”冯伯母气愤地说:“我们这方也尽了全力,台湾这边不承认你们, 有人还骂你冯伯伯。‘政府’的做法不近人情,连碑上都不能有你们的名字……” 我说不出一个字来,强忍着愤慨和眼泪,放下了电话。转过身来,那人还立在 那里。也许,他并没有听清我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但是,我必须摆脱他。 我装得非常自然,提起箱子,从他身边擦肩而过。我猛一回头,发现他并没有 跟踪我。这时,广播中传来了声音:“……610航班的过境旅客们,飞往韩国的班机 预定在17点30分起飞,请旅客们作好登机准备……” 站着的、坐着的旅客开始懒懒地收拾东西。我扫了一眼,有亚洲人,也有欧洲 人。 我开始准备逃机。 喝可口可乐时,我便仔细观察了这座豪华大厅的四周,发现靠最里边,有一间 较为隐蔽的洗手间,我径自往那里走去。进入洁白干净的洗手间,一抬头,在镜中 我自己吓了一跳:虽然,我穿戴整齐,新短衬衣,脚下皮鞋也锃亮,然而,我的眼 圈,在明亮的日光灯管照射下,黑而泛肿,眼球微红中带着血丝,胡须又乱又长— —我已好几个日日夜夜未曾入眠了!我真不敢看自己眼神中透露出来的悲哀和焦躁。 我已绝望,下定了决心,以死来抗争。 我异常地镇静,仔细查看了每一格大便小间,没有一个人,我拉开一道门,蹲 坐在坐式抽水马桶上,蜷曲起双腿,我死搂着胸前的小箱子,害怕被别人抢走。我 微闭一下眼睛,双手按开箱铜扣,皮箱涮地一下弹开,箱子内壁上刺目地跳出两排 烫金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中央评议委员第二次会议 这是父亲生前开会用过的公文箱,也是他托人赠送给我的第一件重要礼物和纪 念品。一封父亲生前写给我的亲笔信平摊在我的面前: 九儿: 你一岁我就离开了你们,当时,5个姐姐和你6个从工岁到12岁的子女,加上妈 妈和我大小8个人,没有办法一起亡命天涯……这一走,我害了你妈妈和你们,你们 也就因为我变成生下来即是莫须有的罪人,这都怪我害了你们,好在我还在世,有 生之年还有机会来弥补。我要用一切,连同我的生命来爱护和培植你、妈妈、姐姐 连同她们的子女,洗我良心上的痛苦…… 我活了70岁,流亡30年,到了人生的快结束阶段,不管这一生是功是过,也顾 不了家庭夫妻父子父女之间的爱与恨,我心无他,望在有生之年多为你们尽点心力, 让我死而无悔,死而瞑目安心。即使将来在阴间相见,也能相谅相看,人生如此。 我已拟就文件准备在死后留给你们,希望你们姐弟和这里生的弟妹,以我一卢、 血缘为忠,不要忌恨,也不要责怪,一切罪过在我。我死后你们要团结互助,相互 支援,共求生存发展,把杜氏世家,在世界上延续下去,光大下去,世世代代,生 生不息。 父亲于病中 这封信,我已不知读了多少遍,此时睹物思人,心里更是百感交集。 公文箱中,一木盒里盛着成都平原的泥土——是在我离开成都时的老地址,也 是我的出生地挖的,一直放在身边。然而此刻此时,我已没有办法把它撒在父亲的 坟上了。我把盒子举起,贴在我的额头,眼前开始模糊起来。 父亲,我与你分离30多年,今天,已近在咫尺,却仍然是生不能团聚,死不能 见面啊!我还有好多话没有说,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啊! 我们煎熬了33年,等到临头却是一场梦;我们等待了33年,却等来一场死亡。 33年前,你在逃生;33年后,我在奔丧。过去,我们活不能相聚;今天,我们死不 能相见。这世界,太冷酷了!这历史,大无情了! 我的心已死,我已泣不成声,满脸是泪。 我的手,伸向我上机前早已预备好的毒药……这时,洗手间门口突然传来脚步 声和人声:“洗手间里有人吗?” 他们肯定是在抓逃机的我,我的心在乱跳,真想扑上去咬人。我轻轻地抱着箱 子把双脚蜷缩在马桶盖上…… “砰,砰!”有人在敲每一间大便格的门。我屏住了呼吸,不吱声。我怕他们 发现我,让我死不了。 终于,脚步声消失了,这间华丽洁净的大洗手间内,又只剩下我这天涯孤独客。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可犹豫的了! 我要抓紧时间。 我在公文箱中,取出那瓶半斤装的威士忌烈性酒,灌了两大口后放在地上,又 拿出一个小瓶子,里面装有“滴露”。我一不小心,小瓶摔下破碎,只剩下了小半 瓶。我控制住乱跳的心和发抖的手,把“滴露”倒进“威士忌”酒瓶中,使劲摇了 几下,然后右手握瓶,左手撕开塑料纸包装袋的洗衣粉,一把一把,吃炒面似的大 口大口把洗衣粉往嘴里塞。一阵恶心要呕吐,我强忍住,举起酒瓶拼命地往嘴里灌。 我知道,“滴露”和洗衣粉具有高度腐蚀作用,我不会饮酒,只有醉了,才有可能 死得不那么痛苦。如果香港能买到剧烈毒药,我定会死得更加痛快。 我心口像点燃了一团火,很快,我额头上开始往下滴汗珠…… 怎么能死在厕所里呢!我站直了起来,牙齿紧紧咬着,眼里喷着火。我拿出早 在上飞机前准备好的一条白布,上面写着:“我是台湾杜均衡的儿子,我从大陆来, 我要求入台奔丧。”我把这条白布挽在身上,昂首阔步,朝出境的方向走去——父 亲,你的儿子用生命祭奠你来了;台湾,我用生命来撞开你这僵化冷酷的大门来了! 这几百公尺的路,好长,好长!我像爬滚在一座阴森的地下宫殿。我的头开始 眩晕,嘴唇开始发麻,视力也开始模糊,但我心底却用力地念着“不能这么快倒下, 不能……” 我终于走到了人群面前,三三两两,好奇惊异的目光在扫视着我,我仍然在走…… 我感觉我像被火燃烧着,浑身疼痛而发热。终于,我走到了穿制服的机场海关 人员面前,我伸手递给他们机票、信件和与父亲合影的照片,双脚一软,扑通一声 跪下,泪水、汗水糊面。我向他们发出最后、微弱的哀求:我是杜均衡的儿子,我 是来奔丧的,求你们放我入境,见一见我父亲的遗容吧…… 那穿制服的人猛地抽出我紧抱的腿,像看见一个怪物般惊恐地后退了几步。我 感到有几个人的照像机在闪光,我眼一黑,头轰地一声,想站起,却倒下了。耳际 一阵混乱喊叫声,对讲机的呼叫声……以后,我便坠入了死亡的黑夜,什么都不知 道了…… 事后我才知道,台北中正国际机场立刻紧张起来:因为我这位身份不明的乘客 突然失踪和自杀,机场5小时处于瘫痪状态。 机场负责人将这突发事件报告了台湾“警备总部”,“警总”立即召开紧急会 议。 “警总”下令:对新闻界严密封锁消息,命令台湾“入出境管理局局长”马躬 耕立即赶赴现场,立即调查杜九森其人及自杀闯关事件的背景。 蒋经国也作出“指示”:制止事态扩大,并妥善安抚家属。 5 少年寻父跑香港 我在机场大厅昏迷过去后,被警察送进了离中正机场不远的桃园长庚纪念医院。 我躺在医院特护室里,已昏迷了十多个小时。 我在一片模糊中,看见这是一间有灯光的房间。我想说话,但舌头不听使唤; 我想舒展一下麻木的腿,但挪不动,手脚被捆绑着。床边靠墙有几个人歪斜地坐着, 蒙蒙眺眺,我又昏睡过去。 我依稀记得我做了一个噩梦:海峡一片雾海,水是那般的黑,云是那样的低。 在波涛汹涌的巨浪中,一艘艘巨大发着蓝光的战舰,挺举着无数门特大的大炮,横 排着把海峡截成两半。我在怒海中漂泅、挣扎。前方,是一片霓虹灯的光亮,七彩 的摩天大厦林立;身后,是追赶我的枪声和几条大鲨鱼。我已筋疲力尽,双手摇着, 声嘶力竭地呼救。一艘军舰向我缓缓开来,突然,船尖闪开一道大门,我爬进去, 竟是一条和煦阳光下的绿荫大道。一队小汽车驶过来,我父亲身着黑礼服从车上跳 下,伸出双臂神采奕奕向我跑来,他在开怀大笑,而我,双脚像被什么缠住,始终 接触不了他。父亲擦身跑过去了。我见到台北古朴宽阔的家,百花芬芳,绿茵满地, 像一片牧场和大花园。一群穿着白衣白裙的男女欢呼着飘过来,几只鸟在我头上盘 旋,一只大狗,在我脚边蹦跳欢腾。我开始奔跑。突然,林中一队摩托车横冲直撞 过来,跳下无数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扭着我的脚,把我拖向密林深处。 我被捆绑成十字形躺在地上,他们用刺刀、匕首和大针在我身上、心口和头上乱扎 乱戳。我挣扎着,狂叫着。他们陡地变成了狼群,那眼睛发着绿光。一只大象用它 的粗腿踩上我的心窝,我大叫一声——醒了。 也许,是我的叫声惊动了他们,一个看押人的脸靠近我,我朦胧地看到,这是 一个身着武装制服的男人。“我在哪里?”像是自言自语,这声音仿佛只有自己才 听得见。 “你在医院。”他说。 我的眼睛向四周望了一下,身体动不了。 “把我的手松开……”我庆幸我活着,但我不愿失去自由。他看着我,不回答。 “为啥绑我?”我十分气愤,使劲地抬了下手。 “为了你的安全。”他回答说。 这时,其他三个人也凑了过来,他们都是看守我的人。 “你终于醒了,太危险了!” “你知不知道,昨天下午到现在凌晨,你已昏迷十几个小时了……” “你年纪这么轻,为什么想死?” “要不是医生抢救,你的胃恐怕都烂掉了,你服的什么毒?” 我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着,我开不了口,也没有力气开口。我明白的第一件事 是:我还活着。 “这是什么地方,在哪里?”我的大脑在拼命搜索。 “这是桃园长庚纪念医院……”一个人回答我。 我已经入境?桃园?台北? “把我松开,我要去殡仪馆见我父亲,求求你们!”我拼尽全身的余力挣扎着、 叫着。 “你安静点,不要乱动!”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按在铁床上。其中一个大喊着: “医生、医生!”我看见一位医生进来,在我的手臂上打了一针,渐渐地,我又失 去了知觉,昏睡过去。 1965年,我16岁。 那一年,我母亲收到了由香港王春秋先生写来的信,和父亲请王先生寄来的旧 衣物。母亲照例要向辖区派出所交代汇报这件事。 我把这事悄悄告诉了罗鹤,并把从家中偷出来的几封香港来信给他看。他很惊 异,但并不害怕。毕竟,他比我年龄大些,进入社会领略艰苦辛酸比我早。 “看来你爸爸在香港,并没有死。”罗鹤悄悄对我说。 “香港像是外国,好像就在海边。”幼稚的我,当时竟是如此地无知。 “在中国我们生活恼火,干脆我们跑香港。”他是高中毕业生,比我大三岁, 当然比我懂事得多。我尚在读中学,而他已是饱经世故的老知青了。 “我没有见过我父亲,又没有他的照片,咋找得到?”我很茫然,却异常坚定。 “你把这几封信藏好,上头有香港地址,只要到了香港找到王伯伯,就肯定能 找到你爸爸、”过去重大关键问题,都是他拿主意。 “我们去把丛民找到,他爸爸是国民党的,反正他也失业,大家一起走,好歹 有个商量照应。”罗鹤的父亲是个旧知识分子,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又脱党。罗 鹤的姑父姑妈均在台湾,但罗鹤比我幸福,从小能生活在父亲身边。 我们三人终于开始对自己未来的人生进行策划:“我只要到了香港,就去参军, 当军官!”丛民公开他的理想。“我要找到台湾的姑父就开铺子,当资本家。”罗 鹤很实际。当他们两个问我时,我冲口而出:“我只要找到我父亲,我再也不分开, 永远不回来了!”一切,都是遗传基因在作怪。 在漆黑的锦江河边,我们三人用针刺破指头蘸血在纸上写下了誓言,面向河的 对岸,慢慢地把这纸点燃;向各自的家门方向磕了几个头,混上一辆火车,开始了 流浪的第一站。 夜,漆黑不尽的夜。我们蜷缩在这辆北上的火车角落里,心中十分恐慌——没 有车票,没有证明,只有十几元钱和几斤全国粮票。 罗鹤的亲戚在西安,我有个叔叔在山西;我们的目的是先找到他们,做点临工, 然后混车南下,到广州。 大约是凌晨4点钟,我满以为已在黑夜中爬行了几万里。开始查车票了。 罗鹤与丛民都是老混火车的,而我,也不是新手。但车箱只有那么大,随便怎 样躲,都躲不过。我们被赶下了火车。记得是凌晨5点左右,很冷很冷,地点是四川 马角坝车站。 昏暗的车站只一盏欲熄不熄的电灯,那抛下我们的火车黑影隆隆地消失了,车 站上只剩下几个乞丐。我们躲藏在矮矮的树丛中,仍然不敢出声。 怎能退却!沿着铁路走,哪怕是天涯海角! 铁轨在我们脚下,前面亮光点点,两边陡岩峭壁。黎明前的夜,冷得令人难以 呼吸。夜鸟在叫着。 3个年轻人,在漫长又阴暗的人生之路上踯躅。 夜,张着血盆大口,像要吞噬那些敢走夜路的人。不知穿了多少隧洞,不知跌 了多少筋斗;东方欲晓,晨光透漏时,我们步行到了竹园坝车站。 我们商量,先出站找点东西吃,然后再混车北上。 黑夜总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它专门监视所有具有生命的亮点——一双无形的大 手,开始卡住我们的脖子。 “都不许动,哪个动就打死他!”几支黑洞洞的枪口抵住我们3个的胸口和脑门, 几个人上前来夺下我们手中的面碗。七手八足,我们被捆起来,我口中还含着一口 未吞下去的面条。 几个民兵把我们从面店拖出,押进了园坝派出所,我们被绑在树桩上。 好久,好久,才出来一个当官的人。 他满脸大麻子,姓蔡,是个所长——我们一辈子都搞忘不了! “把他们的东西都给我拿过来!”他在命令刚从屋内出来的几个民兵。“把他 们的衣服脱了,好生搜!”他的眼神真像红外线透视仪,要看穿我们的肋骨。 我们的小背包、黄书包内包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摆在地上:换洗衣服、 十几个自己蒸的馒头、二十几元钱、一些粮票。 “这个是啥东西?”“麻”所长分明是装不懂。 “这是‘金钱板’。”这是我的东西,是自制的,本想在关键时刻挣钱。 “你是卖唱的?”“麻”所长又问。 “我是业余爱好,玩耍的。”本来我也不是专业。我爱曲艺,常听茶铺金钱板 演唱,自己模仿学习而已。 “你,是干啥的?”“麻”所长指着旁边绑着的罗鹤厉声问道。 “我是知青,没得工作。”罗鹤的口气像啥子都不怕。 “你哺?”他指着丛民,牙齿咬得紧紧的。 “我也没得工作,是社青。”丛民的声音有点害怕的味道。 那蔡所长用脚尖把地上我们全部的家当端了几下,躬身捡起一包用牛皮纸包起、 外箍橡皮筋的纸包,快速地拆开来。我的心头紧了一下,那是我的东西。他把那几 封信粗略地扫视了几下,脸色更加阴沉下来。 “这些东西是哪个的?”他把那几封香港写来的信在我们眼前挥了一下。 他们两个没有讲话,我,更没有讲话。 “你们是聋子还是哑巴?”蔡所长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大吼道。 “这是我的。”我想,承认它也是迟早的问题。蔡所长对我周身扫视了个来回, 突然他头一调,对一个民兵说:“把他带进来/转身走进了屋里。 这时,我们3人的眼光忽地碰撞在一起,是紧张还是恐惧,我已记不起,但有一 点在当时是肯定的,那就是互相的信任。 我被那个民兵从树上解下来,但手仍被反绑着,不紧也不松。 他把我推进一间房中,手头拿着杆“三八式”步枪,靠依在门边,抽起他的叶 子烟来。 我把这屋巡视了一圈:阴暗潮湿,一堵窗上装有大拇指粗的铁栅条。地上墙角 一堆烂谷草,一个粪桶,好奥。我也累了,走去墙角边,腿一弯,坐在那乱七八糟 的谷草堆中。头靠墙一仰,借窗外的亮光发现这木结构的房子天花顶上,像烂布一 样,吊满了大大小小的蜘蛛网,几个大得吓人的蜘蛛悬吊吊地在头顶上吐着丝,织 着横七竖八的陷阱。 我把头低垂在胸前,胸中一片空白,我活像头上那只大蜘蛛被包围在这雾形的 网中。 迷糊中,突然听到挨打的喊叫,我一怔,是罗鹤与丛民的声音! 或许是这房子太老,太深,打人的与挨打的都发出一声又一声的怪叫回响。这 喊声,我一句都听不清楚,但我的心颤栗而酸楚,肯定是那几封信害了他们两个…… 隔了好久,什么声音都消失了,只几个麻雀在铁窗上。 “你出来!”蔡所长不晓得啥时候来到门口。逗留站在旁边的民兵呼地一下窜 了进来,提起那根绑着我的绳子,把我牵了出门。 来到另一间房子,里边堆放了几根树桩木材,一张桌子像办公桌又像吃饭台, 几个长条凳又脏又黑。墙壁上,挂了几根像捆狗又像是捆人的铁链子,和几根粗得 可以绑牛的绳子。 “狗日的,不老实!”他一屁股坐在桌子后那把太师椅上,对我吼道。 我丈二和尚,摸不到脑门。 “我给你说,他们两个已把你们的事情坦白交代了。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 拒从严,这阵,就看你自己的了!”他对我瞪着两个像汤圆一样大的眼睛,一眨不 眨。 “我不是不想坦白,但的确不晓得坦白啥子。”我心中有些害怕。 “啥子?!你们出来搞破坏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流窜做投机倒把,还少了?” 蔡所长把桌子一拍,那一系列话便像鹅卵石似地对着我的脑门使劲砸来。 “我们没有啊!”我已清醒了些。 “狗日的,我不看你是个学生,年龄小点,早就给你搁倒身上啰!你到底交不 交代?是不是要给你兑点现?”他边说边把那根铁链子从墙上取下,哗啦一声扔在 桌子上。 “报告所长,我从来没有干过你说的那些事情,不信可以当着他们问嘛!”幸 好,我从小对那些绳子、链子以及棒子还有过感应。 “你没有干,难道不能检举他们?”他在启发我。 “他们还是没有干啥子嘛,我们就是混车没有买票嘛!”我申辩了,也坦白了。 “放屁!你们3个半夜三更在铁路上走,在铁轨上搞了啥名堂?窜到我们这儿来, 就是想搞反革命破坏活动。上个月我们这儿才抓了几个反革命,你们偷偷摸摸地进 来,决不是巧合!”蔡所长越说得吓人,我心头越是踏实。 “你们拿那些外国的信是来找哪个联络?准备搞些啥子反革命活动?”蔡所长 一席话说得我开不到腔。我干脆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从上午到中午,从中午到下午,我没有喝过一口水,吃过一点东西,手,仍然 被绑着。夜色开始降临了,我们3人终于能被囚在一起,我看见他们两个头上嘴角都 有血,丛民的一只眼睛又青又肿。 “我啥子都没有乱说,”这是我见到他俩悄悄说的第一句话。 “我们也是。”罗鹤说道。 我们互相点了下头,微微松了口大气。 “你们3个出来!”“麻”所长又站在外头叫唤。我们一起站起来,看我们的那 个民兵立即贴近。 “把绳子给他们松了,”蔡所长冷冷地对那两个民兵说。 “你们喝点水,吃两个馒头。”蔡所长似乎已经不“麻”了。我们3个心头立即 松驰下来——多半是要放我们了。 水喝了几碗,馒头吃了几个,而手,又被绑了起来。不过有改良,是绑的一只 手,3人一串。” “我给你们说,你们3个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我也没得那么多时间来浪费。我给 你们安排一个地方,又有吃又有住。你们跟他们两个民兵一起,不准路上逃跑,否 则打死就该背时!” “我们没有犯法,为啥子你要抓我们嘛?”罗鹤第一个意识到问题开始严重。 “我们要回家,你放了我们嘛!”丛民开始哭起来。我,说不出话来。 “你们跟倒去嘛,有吃有住,政府办的,专门解决困难的,还可以免费送你们 回家,还可以送你们到你们亲戚那儿去……”蔡所长好温和,有如我们的亲戚。 我们不走,要求放人。 “我再给你们说,不听招呼,我就把你们交给民兵武装部了,到时关起来打死 就不要怪我了!”话一完,转身进屋,再不出来了。 两个小伙子民兵,一个背着杆步枪,一个肩上挂着我们3个的包袱。 “走!再不走老子拿枪托子打了呵!”又是推,又是扯。在这穷山僻壤、蛮不 讲理的山区反抗,真正会如蔡所长所说:打死背时! 迷蒙夜,凄清雨,我们3人被押着,坐上火车到了广元。夜如漆,风似刀。不知 走了多少个坡,爬了多少个坎,前面不远处,一盏射灯照亮了半边天,我们眼睛直 晃得没法睁开,只能低着头走路。一会儿,来到一扇大铁门前,还未走进去,只听 一阵骇人心肺的大狼狗狂吠起来。我一时胆寒心惊,借着光线,我清清楚楚地看见 门边墙上挂着的那快牌子:广元县公安局拘留所。 我们被送进去了,房间已全部满号,况且,我们是下半夜来的,只有坐在屋檐 下,蜷缩一夜。寒气和恐惧包围着我们,耳中不时传来关在里面的人梦中惨烈的哀 嚎,我浑身起着鸡皮疙瘩。 我们三人被关在里面,与那些贼、投机倒把犯、诈骗犯和妓女一起受着专政教 育。 10天后,我们被送往成都多宝峙收容所,一周后又转到化成寺收容所,又关了 几天,才送到各人所在辖区派出所。那时,“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开始。我的母亲 把我领了回去,她没有打我,甚至没有责备我,但我姐姐后来告诉我,母亲每天写 检查,又多了一项罪名。 6 白衣天使恩情难忘 台湾,桃园长庚纪念医院。 “真是,天刚亮就来了,他们记者的消息也真灵通。” 一连剧烈的震动和高声喧哗把我惊醒。 我睁开眼看着他们,有医生、护士和那几个守我的大汉,他们有的在匆忙拿输 液瓶,有的在手忙脚乱地揭我的床单抬我的脚,那种紧张气氛,好像房子失了火一 般。 我像一棵被砍倒的病树,被伐木者拖抱着慢跑。我头晕目眩,周身无力,觉得 好冷,一低头,我发现自己穿着病人专用衣服。这是干啥?原来他们在转移我,害 怕闻风而来的台湾记者找到我。 “你们把我带到哪里去?” “你不要说话,我们给你换个地方,对你有好处。” 他们这么紧张干什么?我暗中思忖。不知转了几个弯,倒了几个拐,我被簇拥 架抬着进了一个像病房又不像病房的地方。 我被安放在一架铁床上。 一个护士小姐给我盖上被单,医生在调输液瓶和摆弄扎进血管的针头。那几个 人使劲在绑我的手脚。 “为什么要绑我,放开我!”我大声叫着。医生和护士小姐突然停止操作,尴 尬地斜睨着他们。 “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也是为我们大家好。”其中一个像对我又像对医 生护士说。 “其实现在也用不着绑他。”护士开口道。 “用不着,你能负多大责任?”一个穿制服戴帽徽的人盯着她。 “我是医生,我的责任是抢救病人。” “这是一个特殊病人,你不……” “这样子,我们到外面去讲好吗?”护士小姐扫了我一眼,出去门口,声音很 低,但我还能听清一些: “这个病人还未过危险期,你们绑住他的手脚会使他血脉不通畅,并且,他的 心理压力已经很大……” “你知不知道,这是台湾30多年来从未发生的逃机事件,这是一起不简单的政 治事件,这背后是大有文章的!” “你说这些是属于‘政府’的事,与我的职责没多大关系……” “我们也不想绑起他,问题是如果他逃跑了,谁承担后果?” “我认为他目前连站立都成问题,不可能有力气逃跑,何况你们这么多人在这 里守着。” “算了算了,我看大家都别争论了,再出点事大家都不好向上面交差。” “动作快点,先解开他的手脚。” 一会儿他们进来了,把绑我手脚的又宽又长的绷带松脱开来,我感到舒服多了。 护士小姐进来,在床边量我体温,并用手在按我的脉搏。她很年轻,头微微低着。 “请问,小姐,我现在在哪里?”我忍不住问。“你放心好了,你住在桃园长庚医 院。”她善良的眼睛打量着我,轻轻说。 “今天是几号?几点钟了?”我立即意识到我既然身在台湾境内,决不能躺在 这里。 “今天是29号,早上9点半。”护士小姐态度友善。 “小姐,我是来台湾为我父亲奔丧的,我不是什么人派来的。我们父子分离了 30多年……”我强忍住眼泪,但,它还是流了出来。她突然把食指放在嘴唇上“嘘” 了一下:“我知道。”这时,那几个“保护”我的大汉又进来了。她把摸我脉搏的 手和贴在我心口上的听诊器移开,从坐在我旁边的床沿上起身,一句话都没有讲, 出去了。 三个大汉,一个站在门外抽烟,一个靠椅背坐着闭目养神,墙边那一个双手抄 胸,一双眼睛死盯着我。 在这块差点吞噬我生命的土地上,我被看押,显然已成为一个“囚犯”。我好 伤心!在极度昏迷中,我恍惚入睡。 一个艰难的翻身,我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仍然躺在床上,这次,他们没有 绑我。我一阵冲动,再也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到灵堂去! 我撑起身来,床头堆满的鲜花,像火一样跳入我的眼帘,一束、两束、我数不 清楚…… “杜先生,这是你父亲生前的朋友送给你的。”一位护士分明立在床头,而我 却没有看见。她走近那簇花中,取下一枝递给我:“杜先生,祝你早日康复!”我 的手在微微颤抖…… “这是长庚医院的院长送给你的。”另一个守我的男人递给我一只插满鲜花的 花瓶,上面的绸带写着字:凄然一死别,孝心动天地。 立刻,我的血管膨胀,感到在这冰冷的世界上,终于有了一点暖意,泪水像泉 一样涌了出来。我多想拥入那护士小姐怀中来一场男子汉的号啕大哭啊…… 白衣天使,你们于我有恩,我与您们有缘:十多年前,当我还在盐源县当知青 时,为了摆脱苦难的命运,也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医生关键时刻挽救了我。 那是1973年初,大城市到农村招工的消息,像滚滚春雷,使青春乏黄的知哥知 妹们精神为之一振。 我们队上的知青家庭出身“麻的麻”,“灰的灰”,特别是我,想利用招工渠 道返城,完全是痴心妄想。 老何、秀玉知道像我这种家庭出身,是绝对不可能被招工的,他们很为我着急。 怎么办?我决定装病返城。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数天不出门,睡觉时头向后悬以 制造脸浮肿。双脚随时悬吊起不沾地,以使血液下压、浮肿。不洗头不洗脸。队里 的知青给我讨了些桑果,我把它们挤烂,在嘴唇上乱抹以呈乌血色,造成缺氧症状。 终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手握一根打狗棍出了门,上十几里外县医院看病去! 这时节与其说是去看病,倒不如说是去看命。 县医院建在一处陡坡上,又旧又脏。我一口气疾步蹬上去,本来这几天吃了上 顿没下顿,又累又饿又急,进门气喘吁吁,加上这副例死不活的扮相,医生赶紧给 我检查。听诊器在跳得咚咚咚的心口上东搁西放;医生脸上出现疑难,要我休息一 下,再检查。我怕瞒不过,急中生智,用当年学校练武术“骑马蹬”的办法,屁股 轻沾凳子,力量全灌入双脚;气沉丹田站好桩,屏住呼吸,伸出颈子等待着宣判的 那一刀砍下。那医生开始复听,才十几秒钟,脸呈异色:心跳148!——住院!一听 医生说住院,我又是喜又是忧又是怕。喜的是病装像了,忧的是包包头没得钱,怕 的是住院迟早要露馅。 “医生,我没得钱住院,我是知青,可不可以写个病况开点药,我回去医?” 拿到“病情证明”,这才是我的最终目的。 “你的心跳这么快,有问题,虽然没有听清有啥子杂音,但要对你负责。我给 你开个单子,你去透下视。”她拿起笔盯着我,笔,却始终没有落到处方单上: “你过去有没有什么病史?是啥子病?”我已记不得我到底胡编乱造了些什么,总 之,尽往凶的说:“有,神经衰弱,消化力太强,气紧,心口痛,爱做恶梦,有时 怕冷,有时怕热……” “好了,好了!”终于,她写下了八个字:“怀疑心脏病,照X光。”照X光? 这无疑是提前宣告我装病失败。透视室就在那头,不去,无回头路可走;只有硬着 头皮厚起脸皮去碰运气。 透视医生是个男的,他收下单子,让我站上透视机前的小木台,左照右照了好 一会儿。然后让我把那件羊皮褂穿起,去到他那张写字桌边。 “你没得问题嘛,心脏比一般人都还要好,你放心好了!”他安慰着我说,一 边举起那支蘸水笔就要在我的单子上写结论。我的脚心都冷了:“……医生!”我 失声喊道,声音嘶哑颤抖得使自己听了都恐怖,像是在喊那看不见的上帝和我千里 之外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医生奇怪地怔住了,捏着的笔停在半空中,一大滴墨水滴落在单子上浸漫开去。 他死盯着我,一动不动,在这暗黑的屋子里,我仿佛觉得他那瞳孔中射出一股深邃、 凝固的冷光,似要把我的内腑洞穿…… 他突然问:“你是哪个公社的?是劳改农场的还是知青?” “我是双河公社的,是成都知青。医生……我是‘黑五类’出身,我已下乡三 年多了,我年迈的母亲是‘四类’分子有病无人照顾,我……”我哽咽啜泣起来。 他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沉默地在屋里走了几圈,一句话也不再说。这几分钟, 我觉得好像过了一个世纪。 “好吧!”他终于从牙缝里进出这两个字,然后坐在凳子上重新提起笔作了如 下结论:“二尖半狭窄心肌炎。”我双手死抓着这张纸,像是抢过来的一根救命稻 草。我万分激动,眼前一片模糊,双腿一软,忽地向下跪去。他双手使劲把我一抓, 要我站起来:“别这样,我理解你。我是四川医学院毕业下放来的,我也是一个 ‘老右’(指右派分子),你们知青要好自为之啊!”他拍了下我的肩膀,送我出 门口。 这张病情证明,让我提前结束了农村生活,回到了望眼欲穿的老母身边。盐源 县的医生,与我素不相识,挽救了我的青春,使我们母子团聚;台湾的医生与我素 昧平生,抢救了我的生命,希望我们父子能够见上最后一面。这遥远的两端,系着 的是什么呢?是人类最本质、最根本的东西——人道。 难道这世界不是太缺乏这点悲悯吗? 在那偏僻落后的大陆盐源县,在那种只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感情的 蛮荒之地,都隐有一份热血和人道,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难道自我标榜是“保存 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基地”之台湾当局,却是如此地倒行逆施,冷酷于此? 我深信,中国文化的根,是永远深植于全体老百姓的心中的。 人民之间的脉博,是息息相通的! 7 第一次逃跑 医院。 我必须尽快在今天上午摆脱监视和捆绑,这是我死而复生要做的第一件事—— 今天9月29日下午2:30分,我父亲的公祭就要在台北辛亥路市立第二殡仪馆举行, 我必须去参加! “你们把我的手脚放开,我想梳洗一下。”不知啥时,他们又把我绑上。我摸 着我不知是洗胃时的药剂还是呕吐物弄得粘连成饼状的头发,对“保护”着我的那 几个大汉说。 “不行,你要躺着,不能起来!”一个坐在门口的大汉站起来,用十分肯定的 语气对我说。 “你们是什么人?特务?警察?是不是想逼我死第二次?!”我横急起来,语 气和态度像个街头流浪者、疯子,喊叫自然毫无顾忌。 “杜先生,这也是对你好嘛!我们有我们的职责嘛!”另一个人走过来劝解我 说。 “职责?未必对一个来台湾尽孝奔丧的人实行软囚,也叫‘职责’吗?”反正 我死过了,还怕什么! “这样吧杜先生,我们可以把你的手脚解开,但你不能乱动,不能下床,不能 再出什么问题。”一个大汉走近我道。 “行。”我没有多说话。 两个人又解开了我被绑在铁床上的手脚。我蜷起腿,摸着灼痛的脚颈和手腕, 周身骨头像散了架,瘫软无力,太阳穴胀痛难忍。 “你别下地!”两个人疾步过来,抓住我光赤赤的脚往床上按。 “我想洗个澡,你们看我这一身,下床活动一下,可不可以!”我控制着自己 的情绪,心想关键时刻尽量不惹恼触怒他们。 他们一下没有了主意,似怕我,又恼我。 “我们作不了主,你等一下。”两个人守住我在床前,另一个出了门口,大概 是请示批谁吧? 一会儿,他转来,找出一双拖鞋,我把脚伸进去,站直,立刻感到一阵天旋地 转,头重脚轻,差点跌倒,我赶紧抓住床头铁栏杆。 “这么虚弱,洗什么澡,干脆就躺下别动嘛!”其中一人扶住我的胳膊道。 “洗澡间在哪里?我的衣服呢?”我要换掉这身条形色的病员服装,必须恢复正常 的模样。“你的衣服和所有东西都拿走了,放心吧,不会要你的。”有点像解释, 又有点像安慰。后来才知道,我所有的东西都被有关部门收去“安检”去了。我下 床了,走路有点摇晃,他们上来两人,搀扶着我,我慢慢走出病室。他们始终架着 我,是怕我逃跑还是怕我跌倒,不清楚。也许两样都有吧。 走了一段路,来到一间浴室门口,一人对我道:“杜先生,你洗快一点,不能 出问题唷。”他把椅子分别放在房门两旁,一人一把坐下,示意我可以进去。 这是一间独立带洗手间的浴室,或许,是特别护理室专用的吧。我开始在澡盆 中缓缓地放水。房间壁上,一面大镜子映照着我乱七八糟的头发和没有神光的眼睛, 身上的病员专用服,也肮脏得很。我脱光衣服一下浸入水中,感到胸部皮肤一阵灼 痛,起身对着镜子一照,胸口上布满了横七竖八的指甲划痕,磕头血包又大又红…… 我软禁在此,与世隔绝。此时躺在浴缸中的我,想起了在香港的母亲,她老人 家知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进入香港等待与台湾亲人团聚的有几十万人。他们怀 抱着与亲人团聚见面的希望,却要在香港无端地熬煎五年,才能取得赴台的资格。 我记得,1973年,有一位被国内释放的战犯——前国民党68军政工头目张铁石先生, 他想与台湾的儿子,国泰航空公司台北机场经理张润佩先生尽早团圆,却遭到台湾 当局的无情拒绝,他受不住这非人的煎熬,在香港酒店悲愤自杀。还有的老年人无 法承受身心和病痛的折磨,在等待中死去。这件事,当时对我触动颇大,真是刻骨 铭心。1973年至1983年,这10年后,历史却偏偏安排了我步此后尘,真是欲哭无泪! 今天,面对台湾当局这一系列的冷酷无情,我早已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愿意以 弱小的生命缩短两岸对峙的距离,尽快三通,结束这巨大的历史悲剧! 现在,究竟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首先想到的是无依无靠的母亲。母亲之所 以能活到今天,心里总是充满着希望:企盼夫妻团聚,家庭团圆。今天,这一切, 都因为台湾当局的僵化、死板而毁灭了! 奎光先生的父亲是原国民党空军上校,他是我在香港唯一可以托付的朋友之一。 解放时,他父母弃他而去了台湾,1982年,他从成都到香港,两年多时间不能去台 湾,父母也不能过来,他和我一样以同样的心情在做着团聚梦。 去台湾前的27号,也就是我找旅行社定好了机票的当天晚上,我找到了他: “你知道,我已碰得头破血流了,台湾方面根本拒绝了我。活着,不准见;死了, 仍然不准见。我订好了明天下午飞台北的机票,我要闯关!”奎光平时是一个不多 言不多语,埋头干实事的人,然而,关键时刻却很有智慧和见解:“你去闯,我和 锡仁带你母亲上街找华侨旅行社召开记者招待会配合你,到时还可以向港督请愿。 台湾大黑了,我们白当了大半辈子‘狗崽子’,还有什么想头,就是要冲开台湾这 道铁关卡,反正,二天不对我们回大陆!”我们在他办公室复印机上开始复印各种 文件和信件,我将母亲的悲愤写成了顺口溜复印了苦干张,准备在闯关失败时他和 锡仁在香港散发: 夫在台北做高官, 妻在大陆三十年。 千辛万苦到香港, 一海之隔难一见。 噩耗传来丈夫去, 奔丧难于上青天。 亲人名字碑上无, 遗嘱遗物两不见。 天理人性何处有? 白鬓老人堪可怜。 列祖列宗不复存, 万世罪责谁承担。 千古遗恨谁铸就? 海峡两岸泪斑斑! “万一他们不许你入境,强迫遣送你咋办?”奎光冲了一杯咖啡递给我。已经 是凌晨三点钟了,他不无忧虑地问。 “我就自杀,以死相拼!”我冲口而出。 “自杀?”奎光睁大眼睛,他相信,我是认真的。 “奎光兄,你我父母为国民党效力卖命,结果台湾当局连起码的亲情都否认, 这个‘政府’还有啥望头?你我活着又有啥意思?我已买好毒药,闯关不成,以死 抗议!” 奎光握杯子的手在颤抖,说不出一句话。 “我已写好了给大陆姐姐们的诀别信,并让怀孕3个多月的妻子把儿子打掉……, 这次我到台湾,没有告诉我妈。我只求你帮我最后一个忙……请你和锡仁兄照顾一 下我可怜的老母亲!” “你咋个把儿子都打掉呢?未必你连个种都不留?!”奎光冲着我吼叫起来。 “我留下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岂不是罪孽?又是悲剧?”他两眼逼视着我义 无反顾的目光,沧然垂下了头。 天快亮了,我必须走了。奎光默默地把我送到电梯口,突然他死死摁住开关: “九森,保重!最好不要死!最好不要死啊……” 作为一个人,既然倒不下去,就只有一条路——站起来!我要赶快,赶快逃出 去,逃出医院后,抢一辆小车或摩托,开去台北殡仪馆,我要冲进去……我要…… 我泡在水中斜视着他们,想着主意。他们故意把房门大开着,不顾水蒸气袭面, 眼睛不时地监视着我。这浴室,连窗户都没有一扇,只有一个不可能钻得进人的排 气扇孔。咋逃?幸好,我学过装修,也略懂装修设计。我趁热气腾腾的水雾掩护, 脚踩着浴盆边沿,扶着毛巾杆,踮起脚尖,伸手把头顶上的方形纤维盖板顶了一下, 这种轻型材料只要顶开一个口子,人就可以钻上去。上面是普遍采用的轻钢龙骨吊 顶,完全能载重,只要偷偷爬进去再从上把板子盖好,进入吊顶骨架,避开铺设的 线路,可以爬到任何一个地方找到出口逃出去……我清楚知道,这些人是警方派来 的人,我打不过他们,地形也不熟,只有偷跑……我又缩回浴盆中:这浴室门这样 敞开着,我一行动,恐怕用不了十几秒钟,他们便可能冲进来抓住我……“先生, 请你们把门关上行不行?风大,我怕冷,也不习惯。”我躺在浴盆中,偏着头对他 们冷冷地喊着。 “门开着有啥关系,不行!”显然,他们对我早有防范,或许,怕我再寻死吧? 对死亡,人们有一种天然的恐惧,然而,若干次死亡后,也就无所畏惧了。记 得七岁时,到新南门府南河里学游泳,一下被冲入河中心,呛了几口水,差点淹死, 幸亏邻舍龚勤廉把我救了起来。殊不知救起来才几分钟,我刚喘过气,他又把我甩 入河中,并对我大喊:“九九,要想活命就自己跋,不要怕!”当然,他的游泳技 术一流,也早已做好了下水救我的准备,不会眼睁睁让我去淹死。真怪,我在水中 沉浮了几次,吞了几口水,奇迹出现了,七刨八薅我竟然游了起来,直到没了力气, 龚勤廉才拉我上岸。他笑嘻嘻对我说:“人只要不怕死,啥子都学得会!”我的勇 气又溢满了全身。 我慢慢起身,擦着身子,穿着衣服,趁他们不注意,飞速冲过去把门砰地一下 关上,随手反锁死。急忙用尽吃奶的力气一只脚踩上浴盆边沿,一只脚搭上毛巾杆, 手掌顶松了纤维板,终于抓住了龙骨,使劲一拉,头钻了进去,脚悬吊在下面,双 手在用力……门外立即一片混乱,门被七手八脚捶得巨响,有人在大喊医生拿钥匙 来。 毕竟,自己的身体经过死亡折腾已太虚弱,动作和体力极不协调,再加上着急, 手上反而没了力气,我还是拼命挣扎着往上攀越…… 前后不到一分钟,门被几条大汉撞开了。他们一窝蜂冲上来,抱的抱我还没来 得及收上去的一条腿,抓的抓我的肩膀和手。 “你们都滚开,放开我,我要出医院,我要到殡仪馆去见我的父亲!我要去参 加公祭……”我疯狂地挣扎着,嚎叫起来。 “杜先生,千万使不得!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不能为难我们嘛!”他们又 是拖又是扯又在劝,我最终被他们拖了下来。 他们把我重新架回病室,强行按在床上,又开始七手八脚绑我。我把头拼命往 床头钢架上撞:“你们再绑我,我就撞死在这儿!” 医生、护士很快地跑了进来。 一位医生实在看不过去,站出来说话了:“我说你们不绑他行不行?病人出了 问题,责任到底由谁承担?”在众多医生和护士不满的目光中,几个大汉下意识松 开了手。我一跃而起,也不知哪来的劲,直冲门外,对着离地面十几层楼高走廊端 头那扇落地大玻璃墙飞撞上去,欲破窗跳楼。说时迟,那时快,只觉得有无数只手 扑上来,把我死死地又抓又搂又抱又拖,惯性和冲力使很多人都倒在地上。 “杜先生,你这样不行啊,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杜先生,有话可以讲嘛,不要再想不开啊!” 感情的飓风过去了,只因为我已没有了一点力气。医生、护士和那几个看押我 的人,团团把我围在中间。我的头,无力地垂在胸前,头上是水,眼中是泪,直往 下滴。我已心如死灰,情绪低落,没有了反抗,没有了愤怒,没有了哀求——我看 见他们中,有人默默在擦着眼泪……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炎黄子孙,黄皮肤,黑眼睛,血管中流淌着同一个祖先 的血,为什么活着时亲人不能团聚,亲人死去又不准相见?为什么死去的父亲见不 到活着的儿子,活着的儿子又不许见死去的父亲? 血浓于水,台湾孤岛,难道真是一座历史坟墓,要活葬家庭骨肉,人间真情? ——苍天,你回答!!! 8 九死一生 再死何惧 我这一生闯过不少祸,卖过血,逃过难,冒过不少险;也曾许多回死里逃生。 所以,就在我与台湾阿姨在香港见面那一次,父亲特地在台湾为我定制了一枚挂在 胸前的金牌,上书:“九生”二字,父亲信中说:“吾儿多灾多难,命运坎坷曲折, 可谓九死一生,改名九森为九生,以作为你一生一世的重要纪念。” 我一岁时父亲远走,一岁半时母亲入狱,三岁时误入育婴堂孤儿院……失学失 业失恋,当社青当知青当临工,卖血卖唱做买卖,离婚坐牢,就差杀头。的确“精 彩”,又经得踩。 记得八岁那年,街坊邻居的孩子都时兴“打游击”,每晚,大大小小几十个娃 娃都会聚在府南河边上。那阵,河边堆有大量的碗口粗的竹子,顽皮的我们,由大 孩子每人发一根,抽签分成两个“阵营”,选派单个代表出来轮流对打。因为我年 纪较小,几乎每次都被对手打得满头是包。一天“战斗”开始前,我气不过,趁天 黑,偷偷把外婆用来扎辣椒做豆辨用的那把锋利的铡刀(形如禅杖)塞进衣服中, 刀把藏于裤腿中,那锋利的刀刃,不长不短刚好埋于我的衣领口下。 我得意扬扬,好威风。轮到我出阵,便扯出铡刀冲入人群中挥舞,月光依稀, 路灯下那把铡刀明晃刺眼。立时,吓得“敌对阵营”四散溃逃,几个“当官”的大 孩子,战战兢兢跑过来,一把把我抱住,直大喊:“九九,你赢了!你赢了,快把 铡刀拿回去!” 1962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街坊上几个孩子在成都工学院(现成都科技大学) 看露天坝坝电影。当时,社会上堕落少年组织的刀刀队,打人杀人、盗窃强奸,无 恶不作。人们瞥见敢怒不敢言,往往避而远之。 当时,我坐在银幕反面,正看得起劲,人群一下被冲散开,嘈杂声中,四五个 “刀刀队”公开抢东西和“摸包包”。一个女孩,像是学生,被两个人搂住腰腹, 几只手在她裤裆和胸乳上乱捏乱摸。更有甚者,一个恶少竟然当众洒起小便来,那 些女孩子一阵惊叫哭了起来。这种混乱情形,竟然没有任何人制止。我四周,包括 街邻伙伴都哄散开了,我独自巍然不动。一个恶少指着我的鼻子骂道:“狗日的胆 大,还不给老子们让路!”说着,一脚踢在我心窝上。我二话不说,唰地跳起,伸 手一拳正打中他的鼻子,立时,鲜血长流。此时,冲上来几个人,一把刀子被我打 在地上。有个年纪大的人叫我快跑,我自认为理足,复坐下看我的电影。这时,又 来了十几个人,挥舞着长短刀,口中哇哇怪叫,直奔我杀来。我仍然不示弱,用手 拨着拳头和刀子,并不后退。黑暗中,突然右手肘、臂上被连刺三刀。我直喊叫: “是对的,拿刀来对砍,老子给你们拼了!”杀了人,治安人员终于跑了过来,只 见“刀刀队”一哄而散。可是,我的右手已抬不起来,厚厚的棉衣袖,早被血浸透 凝固。我捧着伤在回家的路上被街邻李大哥送到地段医院冷医生处,他用剪刀剪开 我的棉衣,摇头叹道:“你也大胆大了,现在这个社会,简直要飞起来咬人了,你 这么小,未必不怕死?”我忍住痛,咬紧牙关道:“我不怕,这些是坏人,如果我 当时有刀,就敢同他们对拼!”我现在右手臂上仍留有刀痕。 后来,“文革”中,我学武术,并学会了西洋拳。当时,身体壮,亡命而胆大, 教我的老师几乎都不是我的对手。有一回,在成都翻胎厂宿舍院子中,红卫兵成都 部队22中学“全无敌”战斗队司令杨选文,慕名硬要和我“打擂抢手”。他父亲是 国民党青年军军官,也是“管制分子”,并与我母亲一样都要去派出所接受“学习 和改造”。我们是街邻,一起长大,推辞不掉,只有硬上。 都是小伙子,并且他也体格健壮,反应灵敏。他比起我来,还多一样东西—— 腰杆上拍有双枪。 他带来几个哥们儿,个个腰别双枪,有的还挂一排手榴弹。当时老杨(已故) 和罗鹤当裁判,要求不要动“家伙”。他很讲义气,脱光上衣,扔掉双枪,戴上拳 套,亡命冲来。毕竟,我学习过也懂得战术和技巧,连打三次,他都被我打翻在地。 正在我得意洋洋之时,他的几个兄弟抽出枪来抵住我下腭:“敢不敢用手枪对射?” 正在我下不了台时,罗鹤给我递眼神道:“都是南门上的街邻,不要动气,三盘不 算,再打一盘!”罗鹤也在操式术(当时时兴)并小有名气,他们同意再打。 这次,我让了他,双方打了一个平手。殊不知,过了几天,杨选文找到我道: “九九,改天我发挺‘吊盘’机枪给你,有本事,我们在南门桥头对扫!”说完, 在前呼后拥中扬长而去。 1969年,杨选文国派性争斗带人半夜袭击了学校对面府河边造纸厂工人造反兵 团的哨兵,用冲锋枪打死了三人,被判了死刑(据说,他一个人承担下来)。那天 游街,囚车来到南门桥头,我亲眼看见他被五花大绑,一边被一个解放军扳住肩膀。 他眼睛四处梭巡,突然,他在人群中看到我,目光相对,竟然轻蔑一笑,一脸无所 谓。他当天就被枪毙了,据说刚枪毙不到一个月,中央文件下达:对武斗中打死打 伤人的学生,不能判刑,应根据当时情况,留待运动后期处理。可是,晚了,他父 亲、哥哥和妹妹关在家中哭成一团。 当知青的时候,有次到青城山去游玩,无钱买票,只有拦车。路中央开来一辆 快速的解放牌货车,我站在中间,建华站在左边,毛女子站在右边,我们很远就向 汽车招手,示意搭车(知青无钱搭车当时很流行)。 也许,是那辆汽车不想搭人,也许,是速度太快,无法减速刹车。说时迟,那 时快,汽车从30公尺开外直向我们冲来。建华反映神速,摔在沟中跑脱;我在中间, 根本无法逃。在汽车急刹车的那一瞬间,我双手一伸,护住胸口,下意识抵住汽车 前保险杠——车刹住了,我却被弹出十几米远,几个滚摔在柏油路面上,竟然只擦 破一点皮。抬头寻找,不见了毛女子。突然,在汽车左前轮下,毛女子已被车轮碾 压在腰股上,大声呻吟。立时我狂叫着,并给驾驶员大做手势。可是,吓昏了的驾 驶员,竟然还在踩油门,那车轮还在毛女子身体上悠动。我情急生智,跳上车打开 门一耳光,才把那驾驶员打醒。他终于熄了火,跳下车一看呆了,当时脸色苍白, 手脚瘫软,语无伦次,酒也醒了。 建华、我和那驾驶员把毛女子抬上了汽车,直奔医院。一检查,毛女子粉碎性 盆骨骨折。完了,一个未婚女孩,从此背上残疾。那是“文革”中,连驾驶员后来 也溜掉了…… 唉,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磨难、险境太多,特别是我们这类出身不好的“黑 五类”、“狗崽子”,更是历尽风险,历尽艰难,历尽坎坷,历尽生死…… 既然岁月和历史已把我打磨锤炼成难以改造的“顽石”,既然,我已选择了死 亡之路,那,再用生命去碰撞这死亡关口,又有何惧?! 今天,我只要活着就要反抗,哪怕只有一口气,我还要再跑! 当一个人把生与死都置之度外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既然是无可更改的大悲剧,我何不干脆一悲到底! 9 拼死再逃 桃园长庚医院。 时间,已近中午,离我父亲公祭、下葬时间,只差两小时。我脑袋中只装有大 殓在即的殡仪馆。我逃跑被抓,看守更严了,但我仍不甘心,还要拼死再逃!哪怕, 只有一线、一星希望! “我想到外面去透一下新鲜空气。”我靠在床头上,故意找借口。 “杜先生,这个我们可不敢同意。‘警总’正在研究你的问题,你最好躺下等 候通知。” “不行,我告诉你们,我头昏,心中发慌,我想透下空气。如果你们这点要求 都不同意,我就不敢保证我不再出事。”我知道,他们怕我去死,我也只有以死相 威逼。 “好,你等一下。”他们几个人是出去商量还是打电话请示,我不得而知。 房间,只剩下一人看守我,他穿着天蓝色的制服,高个,胖子。 “杜先生,你千万要保重自己,莫乱说乱动。上面正在开紧急会议处理你的要 求,你要耐心,不要再出事了。”他给我的感觉和善而诚实。 “你们难道不会老、不会死吗?如果是你的儿子你有何感想?你们的心真黑透 了!”我故意激他。 “杜先生,请别这样讲,我可不是警察唷,我是国泰航空公司的职员,请你别 误会嘛!”他显然在证明什么。 我咬着牙,低头沉默想着对策。他很尴尬。 出去的几个人进来了:“杜先生,我们许可你只能在医院花园走一走,但不能 出医院。我们已尽力了,行吗?”我点了一下头,心想,出门再说。 我仍然穿着病员专用服装,脚下趿一双布拖鞋。他们一边一个扶着我的胳膊, 那位航空公司的胖子跟随在我身后。我在长长的走廊中慢慢拖着脚步。进入了电梯, 我们在下降,我默数了一下,大概我被他们看守在17楼。 来到医院一个大厅,宽敞洁净,十分宁静,几乎见不到有人。我的眼睛在飞快 地梭巡,多想寻找出一张亲切熟悉的面孔,多想握住一双能向我伸出援助的手啊! 可惜,没有任何人注意我。 他们像防贼一样守着我。缓步来到了医院大门口,门外阳光灿烂,绿茵茵的草 坪上有几张长椅。不远处,停有几辆汽车,公路上,偶有的士开过。我心中在盘算 着。 “先生,我可不可以在那椅子上去坐坐?”我语调十分平静,用眼神恳求着, 想靠公路近一点。我知道,桃园离台北不足半小时路程。这时,背后电梯里出来一 个人,把航空公司的那位职员叫了过去,低咕了几句,他们又匆忙进了电梯。 “好吧,就坐一下。”剩下那人一手搭在我的肩上,一手捏着我的手腕。我们 缓缓地走向那阳光下的长椅子。我抬头猛吸了一口空气,有点湿润,但很新鲜。大 地温馨一片,天空几朵云彩飘着——我多想自由!“先生,我与我父亲分离了30多 年,我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我只求能见上我父亲最后一面……”我想打动他的心。 他始终沉默着,注视着我,时而低头不语。 “我们等了30多年,已没有任何机会了,我必须赶到殡仪馆去,我决不会连累 你的!”他抓我的手放松了,头,垂在胸前。我见他很紧张地绷着脸。 我突然唰地站起来,朝花园那边的高速公路方向疾步冲去,一辆的士,就停在 离我不足100米远的路边。我快步冲上去拦住,哗地拉开车门,“快,我要到台北!” 司机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一边把汽车发动,方向盘在往公路上打。我终于要脱身了。 突然,车头前冒出两个人影来,手中晃了晃什么东西(像手枪,又像证件),对司 机大喊着什么;侧边,又冲上来一个人追着刚起步的车子。汽车刹住了,司机回头 迷惑惊异地审视着我。我猛地打开另一边车门,甩掉脚上的拖鞋,拼命朝停车坪上 那辆摩托车奔去。没跑几步,立即我的脖子被死死箍住,有两双手像铁钳子一般把 我的双手腕扣住。我疯狂地挣扎着,大叫着,旁边几个散步的人用惊奇的眼睛看着 我。我被快速地架往另一道厅门(这可能是医院带有餐厅的大厅的正门)。我看见, 旁边许多男女,可能是病员和家属,正在用午餐,全大厅的几十个人,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目视他们把我拽的拽、拖的拖。我猛然发现墙上有一排公用 电话,我愤怒了,冲向那排电话:“我要打电话,我有打电话的自由!” 我伤心绝望地喊着。我被拖了回来,被他们推掀在地。我向人群拼命地叫喊起 来:“我的父亲叫杜均衡,是‘财政部次长’,我是大陆来奔丧的儿子,我强烈要 求见我父亲最后一面!”几只手争着捂我的嘴,我又踢又咬:“你们放开我,你们 不能这样做,我要见记者,我要向社会呼吁……”我拼命大叫大吼,头在地上撞着, 四肢乱踢乱挥舞着。 “我没有任何病,我是正常人!不能再把我关在医院里啊!我要求见记者,我 要给报社打电话……” 我已被拖在电梯门口。我仍在声嘶力竭地吼着,用脚使劲地抵住电梯门框。大 厅里的一些人,开始向电梯口围过来。突然,我被踢了一脚,头部像被什么东西一 击,四个人把我拖进了电梯,电梯门,砰地一下关上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 又昏了过去。在这众目睽睽之下,我被他们分开双脚、扯着头发、架着两臂捂住嘴, 又被关进了病室…… 我醒了。时间,已近下午两点钟,我想到去殡仪馆参加公祭几乎没有希望了, 已完全没有了任何可能为自己的老父送终。我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懑:“你们不许 一个国民党干部的子弟入境奔丧,这是什么王法?你们自己这种做法真是失人心、 丧天良!我对你们说,只要我话着,我非把你们这些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做法公 诸于世,让全社会谴责你们!你们每一个人都跑不脱!你们要封我的口,除非把我 打死!” “杜先生,我们也是执行公务,身不由己嘛!”一个看守人有点汗颜道。 “那你们就执行公务吧:我要求与上层官员见面、对话,如果你们有意刁难, 责任你们自负。我不相信,台湾就没有人替我说话!”我这席话,使他们开始动摇: “好吧,也请你配合,我们去打电话请示,你千万不要乱动!”说着,他们出去了, 只留下那穿蓝色制服的航空公司的职员守着我。 “杜先生,喝杯水。”他递杯水给我。我推开:“先生,谁没有父母兄弟?人 心难道都是铁铸的?我在香港申请过赴台,他们不准,连花圈都不准送嘛!先生, 现在已经两点过了,公祭已经开始了,我这一生,只有这一次见面机会了。你,放 我一马,让我出去,我求你,我决不连累你,我们子孙后代都忘不了你……”我泪 水抑制不住,双脚跪了下来。 “起来,起来!我相信你……”他扶我起来,眼睛不断地朝门边睨视…… 我站起来,不顾一切,急忙冲上通道走廊。我想,我不能去乘电梯,安全起见, 走防火通道冲下楼。可是,刚到楼梯口,看守我的那两人已快速追赶过来,他们使 劲揪住我往房里拖。我的光脚跟在地上磨着。我已丧失了全部气力,我太累了,我 最后一次逃跑也失败了,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父亲啊父亲,倘若你九泉有灵,看到你的儿子为你尽孝奔丧而遭如此“待遇”, 你该作何感想啊! 10 相见时难 别离亦难 我始终难忘我和父亲分别三十几年,仅在香港见面7天的那些情景…… 1981年1月14日,父亲从台湾到新加坡公务考察,转道香港停留——这是我们父 母、父子分别引年后的首次见面,当然,也是仅有的、最后一次的团聚。 这个日子,我要把它永远钉在我的记忆中——它,太残酷了! 父母均是近70岁高龄的人,余下光阴不多了。父亲迈过多重政治障碍终于到了 香港,但是,香港政府严格规定:作过境处理,只能呆七天。 父亲准确抵达香港启德机场的时间,他出于某些理由,并未事先通知我,而是 计划住进了酒店后,再电话约见我。 可是,有台湾的知情朋友和工厂的林先生,提前一天告诉了我新加坡到香港的 准确航班。一来,想令父亲惊喜,二来情绪激动,我亲自到机场去接了机。这一来, 节外生枝,反而造成了误会和紧张。 记得,新加坡的飞机是下午到,我提前了起码两个小时。我在旅客入境大厅外 徘徊。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随着时间的逼近,我立在人丛中,眼睛开始搜索 着每一位出来的乘客。父亲照片上的形象,早已刀刻般镶在我的记忆里,我坚信, 我的眼睛不会认错人——哪怕分离了31年。 我像一部立在那里的飞速转动的机器,在每一张面孔上找寻痕迹。人流在减少, 然而父亲并未出现。难道改变了日期?难道换了班机?为了使自己镇静下来,我习 惯性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我感到时间太长了。终于,在通道的后面,人群的 最后,我一下辩别出那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不会错,那是我的父亲!那是我一 岁时便离别了的父亲!他推着一架行李车,缓缓地向着我的方向走来。我已无法控 制自己,飞跃般地疾走到他的面前,鼓着我一生中最大的情感和勇气叫了一声三十 几年第一次喊出的幸福的名词——“爸爸!” 他一怔,注视了我几秒钟,如此地深沉和严肃。“我是九森,爸爸,我是你的 儿子九森啊!” “哦……”他拉了一下我的手,脸颊上掠过一道疑惑和警觉的表情。没有拥抱, 没有痛哭涕零,像两座山碰撞在一起,我们竟默然地朝前走着…… “……你是杜公子?”当然,我并不知道随父亲左右的还有带枪的保缥,我点 了一下头。他打量了我一眼,拍了下我的肩膀。不远,几辆奔驰车早已候在那里。 进了汽车,父亲只问了我一句话:“妈妈还好吧?”我说:“还好,她等着你。” 历史,在这一光彩夺目的辉煌时刻,竟凝结成了一块冰冷的巨石!父子间,多 少血、多少泪、多少话……竟然变成了惶惑、顾虑、警惕——直到华都酒店,近半 小时的路程,我们之间竟没有多讲一句。也许,他对我的突然出现敏感到一种可怕 的潜在的政治“统战”阴影;也许,父子之间人性天然的爱,已消褪得太久,已开 始扭曲,变形?也许……太多的问题都陡变在太短的瞬间。 我只有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 安排好了房间,父亲说:“你去接妈妈来吧,我在这里等她。” 我突然坚定理智起来:“爸,妈妈煎熬了几十年,盼望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有 这一天,你要她来见你,恐怕不妥。” “……那你的意思是……”父亲感到有些突然。 “我的意见,最好是你亲自去看她,接她来酒店,妈妈的个性未必你不知道。” 父亲在房间走来走去,拿起电话,叫来了住在隔壁的两位我不认识的先生,父 亲对他们说了几句什么,他们点了下头。 “这样吧,九森,我们随便用一点餐,立即去看你妈妈。” 这时,我才仔细看清,父亲中等个子,体格健壮,微有点发胖,头上留的小平 头,头发开始斑白,皮肤是一种长期沐浴在阳光下的紫铜。 我开始有了感觉:父子间的血和心律起伏其实任何时候都同在一个座标上。 母亲来港已一年多,她盼望了31年的这一天终于来临。我在电话中简单地通知 了她,我听得出,她非常激动。 分离了30多年的夫妻,仿佛居住在同一个版图上的阴阳间人,在漫长艰辛的岁 月中仅靠脑电波传递着不死的勇气和信息。这时刻,犹如轮回中的新生。 残酷的历史,已把人类的情感几乎炭化。夫妻的异地重逢,恍如隔世,那情景, 令我感到意外和惊愕。 母亲还是住在租来的那个房间,房东告诉我,我妈听说我父亲要来,她又整理 衣服,又是打扫房间。然而,当他们面面相对的那一瞬,却是如此的冷漠和可怕。 我们乘上电梯,进了客厅,我走在前面,一进母亲的房间,她正在抽烟,我说: “妈,爸爸来了!”她看了我一眼,面部毫无表情,她坐在床沿上,身靠着床头, 两只脚跷在方桌上:“叫他进来嘛!” 父亲进了门站着,叫了声:“素云……”母亲调过头来,那眼神冷得令人打颤。 她猛吸了一口烟,冷笑道:“哦,‘财政部’的大官来了嗦,对不起,没有来接你!” 父亲站在一边,唯诺着,直点头:“素云,我,我……对你不起啊……”父亲 呜咽起来。我没有发言权,悄悄地,一声不响地退出房间,把门回身轻轻掩上—— 我坐在客厅里,大口吸着烟,心中感到一生一世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和幸福,上苍有 眼,她们总能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我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感涌上心头。 我隐约听见里面的斥责声、抽泣声和对话声。时间,已经入夜,母亲打开门对 我说:“你送你爸回酒店去,我仍然还是住租的这间房子!” 父亲不安地看着我。我说:“妈,有话慢慢说,还是到酒店安全些。”“安全? 哪个抢他,绑架他?我算什么,我不怕,你们去吧!”我知道,母亲的性格十分固 执,当然,不是这样,她也活不到今天。 这时,进来一位先生:“时间不早了,杜次长,先回酒店去吧?”父亲点了下 头。我懵了,是留下守母亲还是随父亲到酒店?这时母亲对我道:“九儿,你跟你 父亲去,不要管我!” 我们下了楼,坐入豪华的奔驰车中,我心里十分难受。车飞驰着,开向香港。 在过海隧道中,我突然心中一惊道:“爸,我们不能这样子回酒店,我们父于今天 才见面就走了,妈会怎样想?会多伤心。我怕她在这个时候想不通,快,还是返回 养孚新屯阝。”父亲点头称是。 车子调头返回九龙,一进屋,母亲伏在桌上痛哭,地上,抛了一地烟头……第 二天,母亲终于随我们住进了酒店。可是就在当晚,住隔壁的我被一阵说话声吵醒 了。 时间,是凌晨三点过点,原来,母亲要离开酒店回她租的房子去。“不,我清 清楚楚听到派出所公安局的来查户口,你简直睡死了。不行,我这种身分不能住高 级酒店,我要走,我还是回租的那房子去住!”我披着衣服,进了房间,看见母亲 已穿好衣服,父亲穿着睡衣呆呆站那里。 “九儿,你妈硬说有人打门查夜,哪来人嘛,不可能嘛!你解释解释,这是香 港。”父亲不明白,也许,永远都不能明白,在过去岁月中我们那种经常在睡梦中 被突击查夜的感受和经历,这伤口,还在淌血。而我,当然十分理解母亲。 “妈,这里是香港,不是内地成都,你放心好了,不可能有人来查户口。我就 住在你隔壁,有什么事,你叫我好了,半夜三更的去哪里嘛?”母亲不走了,但她 坚持有人还会来找她。父亲更是紧张起来,我知道,他陪母亲坐完了后半夜——历 史的阴影太深,大毒,它笼罩着每寸土地、占据着每一点空间,吞噬、压迫着每一 颗跳动的心。 此情此景,我感到心凉肉跳。 “我没有追求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我之所以活着,决不是为了自己!”这是 我父亲发自内心的真话。显然,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历史——这一历史时期中的民 族和“国家”,最后把我们家人也搭上。 “爸,我想问一些不该我问的问题,但我不得不关心。”我的话,井未使父亲 尴尬。 “我觉得大陆对台湾,正如台湾对大陆一样,宣传过头,了解不够。为啥不可 以坐下来谈一下,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拉倒嘛!”我的问题憋了好久,当然纯是 个人的。 “其实,根本不是谈与不谈的问题,这不过是形式。当两边的政治,特别是经 济缩短了差距,不要说大陆主动找台湾谈,就是台湾也会找大陆谈的。现在谈,只 不过是让大陆赢去一边倒的国际舆论,对台湾也只有坏处。”父亲一本正经地答复 儿子的问话,反而鼓励了我多问的勇气。 “爸,如果要你去当大陆的财政部长,你会怎样搞?”作儿子的我想趁此多受 点教育。 “很难搞,中国太大,人太多。只单方面地强调经济改革,最后是行不通的, 相反会引起很大的混乱。‘然而经济上不去,任何政权都是难以巩固的。” “爸爸,你说大陆很专制,人家有人说台湾还是专制,你有啥看法?”我已不 揣冒昧,像在开记者招待会。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台湾能有今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最起码的,台湾比 较注重人权和法律,民主和自由较之西方世界来说,是比较不够,但是‘政府’还 在极积地改进。”父亲说得比较客观,我也表示同意。 略一顿,我又问道:“爸,你看大陆和台湾得不得打仗?”我提出了一个实际 上大家都最关心的问题。 “你现在虽然不是个小孩子,但政治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未来十几年的情势 还很难说,我个人认为双方打仗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武力不过是力量 对比的威胁作用,其目的还是达到一种平衡。毕竟中国人再打中国人,历史是再也 不会原谅的。这样子搞,谁也没有好处,现在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的整体,台 湾在很多问题上也是在等待,中国只有一个。统一的时间、方式、恐怕还不能单方 面取决一方政治集团,世界局势成熟,民众自会作出抉择,那是不好挡住的。”父 亲喝了口茶又道:“你知道我这次来香港与你们母子见面多不容易?不要说台湾方 面了,就是香港政治部门在我入境前也限制了我的言行:不许在公开场所发表有关 政治立场的讲话,不许召开记者招待会和进行使香港政府尴尬的任何活动。唉,不 容易嘛,我希望你们平平安安,大陆的人也平平安安。如果你们认为香港不好居住, 你们就来台湾,你妈妈也好安度晚年,你可以去找你喜欢的职业或求学深造。”他 看我没有开腔,又道:“我没来之前看到你写的信和听到你弹吉它自己写词谱曲唱 的歌,我简直不能相信!特别是见到你的照片,我高兴得不能入眠。孩子,你很聪 明和有天赋,又这样能理解和谅解我,正如我在信中给你讲的,我以你这个儿子感 到骄傲!” 我泪水涔涔,找不到适当的话讲。 “你放心,我身体相当好,抽了四十年的烟也戒了。每年‘政府’特别检查身 体两次。我每周都要去打两次高尔夫球,又吃得又睡得。对你和妈妈,大陆上的姐 姐们,我都有安排,一切,都会变好的……”我充满了对父亲的爱。 “我问你,你在台湾有没有我们母子的户口?”妈妈突然大声问我父亲。 “有嘛,台湾早有登记的;这次到香港来和你们见面,我也是写了申请,作了 交代的嘛!”父亲几乎是低声下气。 “你在台于上当高官、享受荣华富贵,你晓不晓得我们在大陆上的那些惨状?” 母亲要发气,谁也无法阻挡。父亲不开腔。 “你父亲被枪毙,你几个哥哥关的关、监死的死。你的三舅子远春就因为你要 他去当三青团洪雅分团的书记,被判刑关在石棉二十多年,老婆与他离了婚,娃娃 一个都不认他,现在还是孤寡人。” 我倒了杯茶给母亲。 “你想一下,我一个女人,拖了六个小孩,又被判刑定成反革命,要拼命地挣 钱供家养口,又要服服贴贴地接受思想改造。家里头又没有积蓄,连家具都卖了。 你们倒好,一拍屁股走了,我们是怎样活过来的,只有天才晓得!” 我不敢劝母亲,这积压几十年的苦水,她总得有个地方倒。 “1962年自然灾害,我们一家人又吃糠又吃菜,你老丈母拖不过去,活活饿断 气……这一生,令我最内疚的是,我的大哥那年从资阳到成都来找我,拄着一根棍 棍,眼睛都肿得成一条缝,腿肚子已烂得不成样子,我又有啥办法?只有把房子上 的瓦椽子拆些来卖了,让他吃顿饱饭。他说他们队上已饿死了一大半人,他不离开 农村,活不出来。我把家里的破烂拿出去卖了,借钱把他送进二工人医院,才几天, 他就死了。我追问医生为啥不拿药抢救他?医生说这不是病,最好的抢救药就是大 米饭。人死了,连副棺材钱都没得,我只有去找街道办事处,办事处说反革命家属 政府不发棺材!尸体已臭,医院又来催,没得法,我听了他们的建议,只好把他送 给华西医院作教学解剖……” 母亲讲这些话时,眼中并没有眼泪,只有可怕的火焰。 我看父亲已实在有点受不了,急忙打断母亲的话:“算了嘛,妈,这些事日子 还长,以后慢慢说嘛!” 母亲又猛抽起她戒了无数回都戒不脱的香烟来:“你在台湾这么多年了,力也 效够了,年纪也差不多了,该为后代着想,把精力多放点在儿女们身上了。”母亲 看来已趋于冷静。 “我已递交过几次辞请书,但上面留我,上次‘蒋总统’还亲自找我谈话挽留, 你要多给我点时间作出安排。”父亲道。 “我那阵在上海读大学时,成绩你是知道的,你结果要我去搞那个政治,这一 生我算被葬送了。我已别无它求,粗茶淡饭我已吃惯,大陆的儿女特别是九儿,吃 的苦头、耽误的光阴太多,你应尽父责,为他奠定一个前程基础。”作母亲的总永 远是在为子女着想。 “这点你放心,我在台湾从政几十年,作官虽清廉,也有点小积蓄,在台湾我 还有几个信任的道义朋友;就算我有个三长两短,‘政府’也不会对你们不关照过 问。我也拟定了些文件,准备了点纪念品给全体孩子们,今后也只等他们去慢慢看 了。我这个当父亲的,总还为‘国家’、为社会做了点事情,还有人看得起。”父 亲每一句话,都诚恳实在。 “大陆上几个女娃子,哪个读书不是在全校头几名?结果因为家庭出身,没得 一个考得上大学。九儿的品质纯良,素质你是看到的。只有这一个儿子,总不至于 连根根都毁完!”母亲的口气像是在给父亲打招呼。 “我问你,你台湾那家人怎样处置?”父亲汗颜,无言以对。“听说你那边的 小孩十分养尊处优,进出专车接送,去游泳都有保缥;一架打字机,都要专人去美 国选购。我看,你这样是害了他们。’ 父亲尽量表态:“我将用我余生的精力公平处理好这些问题。” “现在九儿来香港已两年多,还在工厂打工,白天干活,晚上看厂,睡在货仓 中。你那边的小孩留学的留学,读大学的读大学,开公司的开公司。我出来也有一 年多了,你应该怎样作具体安排,我也不多说,你看着办吧!”母亲还是不客气。 “现在台湾有规定,每年可合法寄3000美元给亲属,我准备办,也正在托朋友 设法,先买一套房子。另外,已在一家公司给九九安插了一个工作。”父亲在尽量 宽母亲的心。 “我再重申,我已过惯了清苦日子,你如果有困难,我自已有双手,可以去工 厂打衣服,也可以去洗碗、当佣人;但是你唯一的儿子,你总不会让他丢他老子的 脸吧?”母亲仍然不放过父亲。 父亲用眼睛看我,仿佛像是在求援。 “妈,你老人家也别说这些了,任何事情都会有个安排,你要给爸多点时间。” 我急忙做母亲的工作。 “九九,你已33岁了,该考虑一下你的婚姻问题了。”父亲突然转向,提出我 的人生大事。 “‘黑五类’、‘狗崽子’,在大陆有哪个女娃子敢嫁给他唷!”母亲帮我在 回答。 “现在已经来了香港了嘛,可以在海外,台湾或香港选择一个嘛。你自己不着 急,也应当为我们老人想想。”父亲十分心切。 “我现在事业没一点基础,哪能考虑这个问题。”我说的是老实话。 “你爸爸说的也有理,可以注意选择一厂。”妈妈当然关心。 在这之后,父亲曾托人介绍过台湾的、香港的、国外的女孩子。她们有信件, 有的还有照片,然而,我一个都不敢考虑——这些小姐们,有容颜姿色,有地位教 养,但是,我和她们之间有什么共鸣呢?我的大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人生观与她们相 距太远,要生活一辈子,可不是闹着玩的。父亲同意了我的观点,还是在内地找。 找谁?有没有人愿意?到那时,说不定摇身一变,我成了“港澳同胞”、“国民党 高干子弟”,在内地,可能就成了抢手货。 我第一次回成都,消息传出,络绎不绝的各种人都找上门来了。有母亲携女儿 来的,姐姐带妹妹来的,有亲戚的亲戚介绍来的,有朋友的朋友推荐来的……这些 漂亮的、俊俏的、纤细的、丰满的姑娘,令我眼花缭乱,头昏脑胀。究竟是别人选 我,还是我选别人? 我退缩了,深深陷入另一种苦恼之中。你也许可以怀疑别人爱上了你“港澳同 胞”的身分,但是,也不乏有好姑娘置疑你的诚意,揣度你在招摇过市。当然,我 也害怕别人借船过河,暗渡陈仓!我自认为自己可以正确处理这件事,然而,闹剧, 悲剧发生了。 一位女子开了结婚单位证明,我亦在香港办理来单身未婚证明,一箱礼物也送 到女方家中。可是,就在我们已经准备办结婚和发请帖的时候,父母亲来了急电: 为子孙幸福,暂缓结婚。 我傻了,对方也傻了。在电话中母亲训诫说,怀疑女方有“先天遗传病”,我 当然不敢结这个婚了。 祸事来了,女方家把我的证件扣留,把我“锁”在家中,女方又要上吊自杀, 扬言:“不成亲,便成仇!” 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吗?本来,我想违抗父母指令,但对方的表现,令我反感, 令我清醒。我毅然决定:长痛不如短痛,分手! 客观效果是,我伤害了别人,别人也伤害了我。我内心也痛苦内疚,但亲人朋 友都劝我说,一切都是缘份。 那什么是缘份呢?孽缘,恶缘,善缘?当我选去选来,最后相中一位姑娘,结 果是自作自受:她跟我到了香港后,1989年在成都市大监我最危险的时候,她背叛 了我,与我分手…… 这难道就是缘份? 七天,三十三年的万分之七,按香港政府的过境规定和台湾“政府”的规定限 期,夫妻、父子分别的时候又到了! 望断天涯路,才相见,又要分手。昨天的尚未结束,明天的尚未开始——有如 一部连续片的镜头定格——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不过是一晃而过。父亲又要离开香 港,踏上他的规定航程。 父亲从海那边带来了一颗悔恨和内疚的心。父亲要走,我们赠送给他的最好礼 物,就是从家乡带来的海椒面、胡豆瓣、花椒面。不值钱,却胜过一切钱。 母亲给父亲亲手煮了碗四川面——又酸又辣,连问父亲好不好吃?父亲连连点 头道,“好吃,好吃!几十年没有吃过这种家乡味道的面了!”我看见父亲已辣得 头上冒汗,妈妈禁不住笑道:“你当大官几十年,山珍海味吃腻吃烦了,也该换下 口味了。这总比我们在困难年头吃糠咽菜强!” 父亲只尴尬地不住点头:“是、是!” 我和母亲都忍不住,差点没笑出声来。这33年的阴霾换回的这几分钟,是如此 地清纯、透明、快乐和幸福。 33个春秋,对于一个妻子、女人、母亲和知识分子来说,几乎就是一生的全部; 何况这一全部还是在不断的专政、管制、改造、赎罪中一天天数过来的。没有超越 常人的那种顽强生命力和坚韧耐力,没有一颗透明光灿的母爱之心,别说剃头发、 游街示众,别说绑在树上、跪在瓦渣上的凌辱批斗,只是6个未成年的儿女拖累和繁 重的体力劳动的负荷,也把人压垮、拖扁了。更何况深深地为爱和婚姻之付出,心 甘情愿地——守那33年的活寡! 这情感上的深深刀伤实际上已无任何人、任何力量能使之缝合,而且,它还在 扩张,绷裂和流血!——如果停息不了的话。 分离了30多年,我们只获得了这7天的团聚(听后来人说,这一次来香港见面, 都是通过蒋经国亲自过问批准,还有多位政要和台湾家人的担保才换来的。);分 离33年后,就像放风,上帝只安排了7天见面。可以说,就只一个完整的家庭而言, 夫妻、父子间,只有7天的太阳,这夺目灿烂的阳光一消失,一切又复入黑暗。 “你们放心,我有生之年,定会安排好你们母子的,会安排好在大陆的姐姐们 的。”父亲好像在向我和母亲下保证。 “爸,你回台湾后他们还会让你出来吗?”我已经不再相信这辈子还会有什么 侥幸的好事。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有人在‘立法院’咨询我,说我这种职位的人,出自对 台湾的安全,不应该许可去香港。我拍了桌子,我说,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妻儿都产 生怀疑,连骨肉亲情都可以置之不顾,请问,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前途?我们在 这里苦熬下去还会有多大意义?孩子,你要相信我的话,相信‘政府’,台湾并不 是被外面所宣传的那个样子,仁政和人道,是中国人的传统。” “仁政和人道,是中国人的传统”——是这样的吗?父亲,如果你九泉下有知, 台湾当局在怎样地对你的儿子行使“仁政、人道”,我敢断定,你会寒心,永不瞑 目! 11 局长出面 亲戚出马 9月30日,到台湾的第三天。 我在长庚医院被看押着,几次逃跑均被抓回。我已走投无路,像绝望的困兽被 关在囚笼中,除了哀求,便是咆哮:“你们这些帮凶、走狗,我诅咒你们……”我 已忍无可忍,破口大骂起来。 “杜先生,请你安静一下,镇静点,马局长他们来了!”一个看守匆匆走到我 面前,把我安抚在室内一张单人沙发上。台湾“出入境管理局局长”马躬耕和几位 随从人员,气势汹汹地来到长庚纪念医院,进入软囚我的病室。马局长,高个,精 瘦干练,眼光冷酷无情。他一动不动站在那里,足有两三分钟不说话,用他那犀利 如刀片似的冷冷目光,想层层剥开我的内心。一屋的人,都在狠狠地审视我,像排 山倒海的巨浪一样,想征服我,冲垮我。 我半垂着头,半眯着眼,牙齿紧咬,十分轻蔑地抬头扫了他们一下——我不信, 你们能把我嚼来吃了! “你怎么知道你父亲公祭的时间地点?”马局长突然发问。 “是治丧委员会冯慕鸿先生的太大电话告诉我的。”我很平静,只把眼睛翻了 一下。 “你箱子里还有些什么东西?” “箱子在你们手中,你们还不知道?” “你这次来台湾的行动还有哪些人知道?” “就我自己一人。” “事前你有没有与大陆那边联系接触?” “这是我自己的家务事,为啥要找别人?” 他背着手,转来转去,像是思考什么。又有人插话:“你知不知道,我们台湾 30多年来没有遇到过这类事件,你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 我鼻子里哼了一声:“什么目的、奔丧,求见父亲最后一面。还有什么?” “你难道不清楚逃机冲关是违法的?”又有其他人插入问话。 “奔丧,去见自己死去的父亲,违了什么法?”我据理反问。 “你为什么要采取自杀方式?” “因为我觉得,活着已没有啥意思。” “那为什么又要逃跑呢?” “我失去了行动自由,我要去殡仪馆。” “告诉你吧,这件事不简单,你背后难道会没有人支持?你用什么证明你背后 没有共产党指使呢?”马局长咄咄逼人。 我受不了,大声说:“自己的亲人去世了,去奔丧尽孝道还要人教唆指使,恐 怕我的良知还没有泯灭到那种程度吧!” 空气十分紧张,屋里的人陷入缄默,有人点燃一支香烟。他们还想问什么? “我们在你的袜子里找到几个电话号码,为啥要藏在袜子里?是什么电话?请 你解释。” “那是你们台湾报纸的电话号码,如果我遭到不幸的对待,总会有人帮助我。” “杜先生,你要替我们‘政府’着想,也要替你父亲着想嘛;你为什么不守法 呢?” “什么法?不许儿子见老子的法7不许亲人团聚的法?马局长,我也可以明确告 诉你,我第一不是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也无任何组织或个人指使派遣 我来。要说有,是我的孝心和我们的骨肉亲情!请你换个位子想想,如果这件事轮 到你的头上,你会作何感想?我既然来了,连死都不怕,还有啥可怕?不见我父亲 一面,我是决不甘心的!”我一古脑把话说完,闭上眼睛,不再理他。 “可是,现在人已下葬入土了嘛!”旁边一个人插话。 我一听火冒三丈:“我早申请过,你们不理!我前天下午就到了台湾,今天上 午也一再提出要求,你们故意拖延,这个时候,讲这种话,有没有良心?我最后一 次告诉你们,我父亲虽然已下葬,我也要去坟上尽孝,我也要祭奠他,磕一个头。 不然,我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没有再发问。突然,马局长把手一挥,一行人快步 走出房门,室内又陷入死一样的沉寂。 那几个看守仍然守着我。 他们走后,我陷入了沉思:台湾当局竟然怀疑我是“共产党派来的”?!我真 是啼笑皆非,欲哭无泪…… 1949年,我父亲离开大陆到台湾后,我母亲次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被判 “群众管制”3年。“帽子”未摘,1957年因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又划成“右派”, 戴上双重“帽子”20多年,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彻底撤管揭帽。在过去的岁 月里,我们这些子女,也自然而然成了“黑五类”、“狗崽子”。 作为一个母亲,要养育从1岁到12岁的六个子女,这已经是非常艰辛的事情,何 况几十年来还要遭受巨大的政治上的压力。母亲每天工作不下18小时,洗衣服、打 石头;踩缝纫机……并且每天还要被监督扫街。许多年来,我与母亲很少见上面。 等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家时,我们早已进入了梦乡;而当我们起床时,母亲也 早已到生产组上班和扫街、扫厕所去了。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巨大的精神压力, 加上物质贫乏营养不良,我母亲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气管炎等多种疾病。有时, 母亲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在咯血,经常休克。40平方的两间房子,还强迫捐献出一 间作街道缝纫生产组,不仅无分文房租费收入,母亲还要包揽卉门、关门、清洁卫 生等一切杂活,稍不留意就有人说“抗拒改造”并反映给有关部门。我们几姊妹在 半夜里常被母亲的痛哭声惊醒。有时,一家人抱成一团痛哭,还不敢大声哭。因为 在我们隔壁常有一双警惕的眼睛一天到晚监视着我们家:来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 包括吃了什么,穿了什么,都有人一一记下向派出所汇报。有几次,我看书,电灯 关晚了,也有人骂我们半夜搞反革命活动,汇报给派出所,母亲一气之下剪断了电 线,一家人十几年点的是煤油灯。遇上开批斗会、检查会,母亲弄不好就饱尝一顿 拳打脚踢,侮辱谩骂。我们当子女的抬不起头,不仅有人要动员你“背叛家庭”、 “检举揭发”,甚至要你参加批斗会,对自己的母亲“口诛笔伐”,强迫你对亲人 进行“皮肉专政”。我们被父母问题株连,在升学、就业等方面都受到影响。近30 年来,我母亲除了到派出所“学习”外,没有准许走出过不到1000米的桥外边…… 1965年以前,凡是学校填表,我姐姐都教我填写父亲死亡。直到1965年,父亲 托王春秋医生带信寻找家人并寄来港币200元,我才知道父亲还活着。母亲收到信和 汇单后,彻夜未眠,第二天,她向派出所汇报,并全部上交信和汇单。但派出所乔 所长回答很正直:我们没有权利没收你的信件和汇款,也没有这个政策嘛!我母亲 当时不敢回信,我也不敢。因为我有一个“坏”父亲,父母的政治身分在那个年代 给子女带来的不同命运,我有切肤之感。 人生充满着戏剧性。就在我等待马局长的回复,请求允许我去父亲坟上磕一个 头的时候,一位我从未晤面的亲戚行色匆匆地来到医院。“九弟,我是升哥,我看 你来了!”一个十分精神的高个中年人,身上穿了件风衣,突然走到床前拉住我的 手。 “我是你亲戚升哥,怎么你忘记啦,我们在香港还通过信嘛!”他靠近我坐下。 我注视着他,是的,我确实有个亲戚升哥在台湾,他这次来目的何在? “九弟,你现在身体怎样?感觉如何?”升哥凑近我,想听我说话。此时,我 才清楚地看见他袖子上挽了一条青纱。我听说过,升哥在台湾是农林方面的专家, 但我们之间,是第一次见面。 “他们想把我怎样?未必就这样算了?”我盯着他,在试探他的口气。 “九弟,你这次来台湾知不知道闯下多大的祸?那架飞机在机场等了你五个多 小时,影响了整个机场的运作,造成了多大损失……”他的语言和口气,似乎在诈 我、吓唬我。我睁大眼睛听着,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已闹到 台湾‘警总’,连‘蒋总统’都知道了。你不能再胡闹了,新闻界的记者都跑到医 院来了!” “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只是奔丧,其它与我无关。”我终于忍不住,冷冷地 说道。 “不,不会这么单纯。我们不是外人,九弟,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大陆有人 支持你来?你到台湾还有什么其它目的?”面对他的“套供”,我越来越感到陌生, 越来越觉得反感。我们虽已拉手,鼻息相倾,然而,我们的心,乃至于情感,仍然 隔着一条大海。 “我是来奔丧,并不是来闹革命的!”我有气无力,但很干脆。 “我十分理解你的心情,你尽孝尽心,已经够了,现在,人已入土,古语道 ‘入上为安’,葬礼也非常隆重,蒋经国‘总统’不仅送了花圈挽联,还亲笔为令 尊的墓园题了字,台湾电视也作了转播。‘政府’对得起我们啦,你还想怎样呢?” 显而易见,他是站在台湾当局的立场上在说话。 “那我问你,讣告上、墓碑上有没有我们大陆一家人的名字?”我眼睛死盯着 他。 “这个……这个问题我不大清楚,我想是不是你们没有送得有关资料来……” “不会,我早在10天前就邮递快件寄出香港给治丧委员会,我还留有存根的!” 在我的诘问下,他显得有点尴尬。“你不是刚从墓地回来吗?怎么连石碑上写没写 我们名字都不清楚?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难道你会承认一个没有父亲、没有名 份,连祖宗族源都没有的亲戚吗?”在这位俨然充当说客的亲戚面前,我只有怨气 和冲动。 “这个上面不是没有研究过,主要是出自——安全方面的政治因素嘛。”他也 许不想支吾也无法支吾过去。 “你们未必不清楚,我本人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我们全家人也没有一个 共产党员,况且为亲人奔丧祭奠怎么会与台湾的安全、政治扯得上边呢?如果是你 的亲弟弟来了,恐怕你不会这样讲了吧?” “九弟,请你仔细考虑一下,你们生活在大陆,我们生活在台湾,30多年,大 家都在苦捱求生,说句不恰当也不好听的话,这些都是历史造成的。你这样给‘政 府’过不去,等于破坏了我们在这边的政治生态平衡,你可以一走了之,但我们这 边的人怎么办?”他也开始激动起来。 “我们几十年分离受苦,难道台湾当局没有责任?你是中国人,难道也敢忘记 自己的祖宗?我们好不易盼到今天,结果一无所有,连合法的权益和名份都没有了, 我当然要找当局说清楚。常言:‘有理问得君王道’,蒋经国又怎样嘛!”我也心 横了,口无遮掩。 “九弟,你再不能这样让‘政府’下不了台了,‘政府’这样对待你,已经非 常宽容了……” “宽容?!把我软禁在这里,不许我有行动自由还宽容?未必他们还要把我抓 进监狱?杀我的头?” “九弟,我劝你算了,不要与‘政府’过不去,请不要破坏我们亲人在这边的 安定生活……” 升哥这席话,使我痛心疾首!一个根在大陆的中国人,安于一隅,养尊处优, 他哪里知道,他的姊妹过去曾经为这个家庭背黑锅受苦难;他的母亲在“文革”中 怎样惨遭红卫兵的折磨以及疯后临死前,还呼喊着台湾的丈夫和儿子的名字……可 是,我没有告诉他。因为,站在我面前的他,与我没有共同语言。 时间在倒数,已经下午五点。这时,马局长一行人又进来了。升哥站起身十分 尴尬道:“九弟,我去给你买套新衣服。”说罢,他匆匆离去。 我对马局长再次提出最后一个希望和要求:请求他们允许我到父亲的坟头上, 磕一个头,照一张照片,然后我就走。他对我说他作不了主,要向上面汇报。说罢, 一行人离开了病房。 我伤心欲绝,势单力薄的我仍然只有靠在床上苦等。 12 无情遣返 9月30日下午,父亲生前好友冯慕鸽一行人来到长庚纪念医院看我。冯先生曾是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的负责人之一,台南市长。他是1947年先我父亲一步 到的台湾,他既是我父母的婚姻见证人,亦是历史知情者。 他激动地伸出一双温暖的大手,紧紧拉着我:“九森……”他哀伤地看着我, 说不出话来,禁不住老泪纵横。 “来,这是你爸爸生前好友廖老伯,这是李老伯,这是……”他把簇拥过来的 人逐一拉过来介绍。 “九森……”他们拉着我的手抚着我的头,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扑通一声双膝跪在地上,泪水夺眶而出:“各位伯父, 请你们主持道义,帮帮我,我要到父亲坟上去磕个头,我不能就这样子走啊……” “好,好,你快起来,我们大家给你担保,你去坟上磕一个头就走。”冯老伯 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扶我起来。父亲的朋友们臂上戴着青纱,难过地擦着眼泪。 升哥把我搀到床边,为我脱下病员服,换上刚买来的衣裤鞋袜。 “磕了头就走,再不要出事了……” 我呆呆地坐在一边,望着几位世伯向马局长他们作交涉,并在桌上写着担保文 字。我看到,马局长在这些人面前显得有点无奈,脸色也像失去了平时那种威严。 “九森,你的孝子行动我们都理解。我们来得太晚了。你安静地在这里等着, 我们大家已为你担了保,等会儿坐上车,到沙帽山你父亲坟上去磕个头烧点纸,马 上离开台湾,行不行?我们马上到‘警总’去办手续,你耐心等着,很快我就回来。” 冯伯伯使劲握着我的手,拍着我的肩膀,神色凄切地匆匆离去。 我孤独一人坐着,若有所失,呆若木鸡。我抱着这最后的一点点希望,守着这 最后一点点要求,默默地等待着。 时间,已经在分分秒秒中过去了两三小时,看守我的人把我安放上床,来了医 生,他们不声不响地给我输液。我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到父亲的坟头上去磕头、痛 哭,把家乡的泥土撒上去…… 输液不久,我的头开始沉重,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力, 困乏。 黄昏来临,我只感到人头面孔在晃动,房门走廊在倾斜,医院的花园又呈现眼 前。我被扶上一辆汽车,左右各坐着两位我不相识的人。汽车发动,在一条又平又 宽的高速公路上飞驰。我的眼皮开始打架,思维不能集中,但我极力振作精神—— 我要到台北沙帽山,父亲的坟上去…… “杜先生,到了,请下车。”马局长一行人给我开了车门。说着,他把我带来 的那只公文箱退还给我。 一位满脸泪痕、头发蓬乱的女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台湾的阿姨——钟女土。 她用一种哀怨的眼神盯着我,突然,一声号哭:“没有了!人没有了!钱没有了! 一切都没有了!”她跑开了。 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得目瞪口呆。 “走吧,杜先生!”一边一个人,把我夹在中间。我下意识跟着走,几步,十 几步,我猛然发觉,我在一座庞大的建筑内。他们把我推入一个入口处——我的大 脑一闪:这不是墓地,是机场! 我突然转身,想大叫大喊,想厮咬号啕,但我感到天旋地转,浑身瘫软无力…… 朦胧昏冥中,我耳畔飘来双手又腰的马局长最后一句话:杜先生,你回去,我 保证你还可以很快申请进来…… 我被他们“送”上一架飞机。一位男人把我安置在前排只有两个位子的椅子上。 他紧紧地靠着我并排坐下。 “杜先生,这架飞机为你专门等了三个多小时,我恳求你不要找我个人的麻烦。 事已至此,我也无能为力,请你配合一下。在机上需要什么,告诉我就是。”说着, 飞机发动了,他帮我绑紧安全带。 “这飞、飞机……飞……”我分明是问身边那人飞机飞哪里,舌头硬不听使唤。 “杜先生,别动,放心,这飞机飞香港,我‘护送’你安全抵达。” 他一招手,一位空中小姐端了杯热茶给我。茶水,从我微颤的手中泼溅出来。 一滴,两滴,我的泪水落进手中的茶杯中。我知道,我被他们——蒙骗了! “杜先生,我也是四川人,在华阳县还有个舅舅……”身边的年轻人一直在主 动与我说话。而我,不过是一块木头。 “你不要恨我,我也很同情你,谁没有父母兄弟,谁不想团团圆圆过日子……” 他的眼睛是真诚的。而我,一句话、一个字都吐不出来——我的心,已经死了。此 时的我,多希望飞机失事,葬身鱼腹啊! 雾海茫茫,台湾海峡在我的脚下掀着滚滚波涛。这是一道飘浮着血泪与耻辱的 历史鸿沟。 我的家庭便是这鸿沟中漂流沉浮的一片黄叶…… 想着大陆上我的亲人和朋友,及其他无数双企盼着我的眼睛,想着在香港孤单 的母亲,想着那些如我一样凄切地期待团聚、盼望归根的人们,我该用什么向他们 作出回答? 我,太累了…… 香港,9月30日晚上8点30分。启德机场。 一阵猛烈的震动,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这架飞机着了陆。我被推醒。“杜 先生,请你跟我们下飞机,目的地到了。”两位陌生人一左一右扶着我,一人提着 我的公文箱。 我已经犹如一具行尸,只有任随他们摆弄了。 在人潮中,他们把我“送”进香港海关,“陪”我办完入境手续,把我带到机 场出口,丢下东西,一溜烟消失了。 我茫然地立了好久,终于挪动脚步,提着公文箱,踉踉跄跄地走到电话亭边。 我抓起了电话,却不知道打给谁,我没有勇气给母亲通话,也没有力气自己回家。 我想到了送我登机到台湾的锡仁和奎光两位知情的患难朋友,头脑中搜索了好久, 才记起两人的电话号码。在电话中,只有一句话:我已在香港启德机场出口大厅, 请来接我……话说完,眼睛一黑,我便栽倒在地上…… 13 香港媒介的关注 一股刺鼻的药味直灌入我的肺腑。 “九九,醒醒!”我微睁开眼睛,发觉面前围上了不少人。锡仁扶着我使劲摇, 一位好心的我并不认识的中年妇女,不停地掐我的人中穴,给我鼻孔涂抹白花油。 我的嘴唇动了几下,见奎光神色凄惶地向我走来,他说:“九九,记者来了……” 一位女士走近我,阵阵闪光灯在闪烁,我举起手中的机票、证件,喃喃地说道: “……我要见我的父亲,求求你们!”以后,又昏了过去。 我被救护车送进香港伊丽莎白皇家医院,睁开眼睛,已是第二天。我躺在病床 上,床头堆满了水果饮料和鲜花。一位护士对我说:“杜先生,有许多人来看你, 却不认识你。”她给我盖了下被盖子,转身出去了。躺在床上的我并不知道,我已 成了香港几大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人物。 奎光、锡仁搀着我母亲来到医院。母亲看着我,强忍住快流出的眼泪,只说了 一句:“九儿,人不死,就有希望,你要坚强点……”说完,老母冲出病房,在外 面嚎啕大哭起来…… 锡仁对我说:“九九,香港记者采访了你妈妈,他们可能还要到医院来采访你。 你要振作起来,向社会讨个公平,我们在香港的朋友,全力支持你!” 我点了下头:“锡仁兄,请你告诉我母亲,只谈事实,不要牵涉政治,不然, 今后咋办呢?” 他沉重地点着头:“我们会照顾伯母的,台湾这么黑心,真想不到!” 许多次,记者来到医院对医生、护士说要看朋友杜九森,医生、护士问:“你 认识他吗?”他们点头。他们被允许进了住满无数人的病房,却一片茫然,他们并 不认识我。 我能对记者说些什么呢,香港“新闻自由”,各报都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我敢 说什么?我只有把委屈和不幸吞进肚里——我还想给家人留一条路。 可是,香港几家主要大报和台湾作家李敖仍把这件事曝了光。 香港《成报》1983年10月2日以《申请赴台奔丧被拒,男子乘机经台北自杀》为 题报道了此事。香港《文汇报》1983年1月4日也报道了此事: 9月30日晚上8时30分,在启德机场的接机大堂,一个刚从台湾抵港的旅客晕倒 在地,引来人们的围观……他用微弱的声音喊着“……让我见见父亲最后一面吧! 让我见见……”他叫杜九森,是台湾前“财政部政务次长”杜均衡之子…… 台湾作家李敖也对此事非常关注。他在《乱世父子泪》一文中披露和评述了: 台湾报纸封锁的“杜九森事件”……今年9月13日,杜均衡死了。杜九森从朋友 口中得知了消息,决定到台湾看看爸爸最后一面。 不料事与愿违,国民党是不喜欢这种“温情主义”的,飞机过台时候,国民党 任凭杜九森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就是不准这场生死会。杜九森气不过,偷服下了事 先准备的毒药。国民党发现不妙,强迫给他洗肠,并在他迷迷糊糊之中,把他架上 到香港的飞机。 杜均衡的例子,杜九森的事件,又十足说明了整天嘴巴上提倡家庭伦理道德的 国民党,在行为上,怎样使人不能团圆、怎样使人不得见最后一面、怎样使人“不 准看死爸爸”。只有“观其行而察其言”,我们才能对一切恍然大悟,而对国民党 的假面具,也就思过另一半美! 当时,香港还有许多报纸都有专门报道,涉及我赴台奔丧之事,一度在香港炒 得沸沸扬扬。 在伊丽莎白医院住院一周后,我被送回筲箕湾东大街家中。 可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完结。我的身体仍极度虚弱,要恢复精神重压和肉体 折磨的内、外伤不是短期的事。郑世英(著名诗人流沙河的学生,原成都第二工人 医院的医生,也是从成都到香港的台属)每天主动为我输维他命氨基酸,帮我逐渐 恢复身体,但精神创伤实难以愈合。 在香港短短的几天休养中,我接到一个又一个打进我家里的匿名电话:“杜先 生,我非常同情你不幸的遭遇。国民党太寡情绝义,对他们自己的子弟都如此,令 人发指,对他们不要抱什么希望了!” “杜先生,我是真诚关心你的人,我奉劝你不要再沉默,有什么顾虑。应勇敢 地站出来说话,对台湾国民党‘政府’进行大胆的揭露……” 一位声称有良知的记者一天晚上打电话给我,他向我透露了如下消息: 蒋经国曾为此事生气,电话指示:采取有效措施,安抚好家庭,勿使事态扩大。 为此,台湾“警备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严密封锁消息,迅速查明杜九森事 件背景…… 他说:我本人已上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 以上来电话的人,我从不认识,当然,我也没留下他们的电话号码和姓名,我 当时已是六神无主。 回到香港不到一个月,台湾“立法院”部分川籍“立法委员”给我母亲寄来一 封联名信,除了对我们表示慰问外,特别强调和肯定了我的奔丧行动: 九森来台,是孝子亦是勇者智者之举,他的坚定与智慧都使人敬爱。九森受苦 难极多受教育甚少,我们在台的朋友对他此行未达成目的,实至感歉咎!但他的所 为实可歌可泣 香港东华三院院长、香港苏浙旅港同乡会会长徐季良老伯的秘书给我打来一个 电话,要我去见他。 我在中环他豪华的写字楼见到他。他柱着拐杖,从桌后椅子上站起来,开口便 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责问我:“你怎么不找我?令尊与我多年挚交,这么大的事情 我难道能不管?我不见报还不知道你去奔丧的事,他们太过分了!”他招呼我坐下, 叫一佣人倒了杯茶给我。我说不出话来。 “难道就这样算啦?你去领份申请,要求再人台,我给你担保。我想,他们总 会给我这个老面子吧!”徐老伯为我打抱不平,并在我正式申请入台申请表上盖了 章、签了名。可是,申请很快被台湾当局拒绝。 随后,台湾巨商、父亲生前好友李该博先生也为我赴台上坟再次作保,但仍石 沉大海。 我几乎年年都在“合法”申请入台,要求给父亲上坟扫墓,但都泥牛入海。一 次又一次申请仍不能实现。许多年来,我只得靠香港朋友陈绍华先生去台湾时,帮 我偷拍父亲陵墓的照片,并代我为父亲磕头、祈祷、烧纸。我把父亲陵墓的照片翻 拍放大,给各地的姐姐一人一张,我们一家人,只有对着照片祭吊亡灵…… 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达不到扫墓的心愿。我也始终平静不下这颗忧伤、失望 的心。我始终担心,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会被明天的历史一笔勾销。一天,奎光 兄来探望我,对我说:“九九,你一定要坚持住,这血泪的事实、人生的悲剧,你 要为历史、为后代,一个字一个字用笔记下来!” 我面对父亲10万字的书信,堆满一桌的资料,每翻阅一次,心就开始颤抖疼痛, 泪水难以抑制。多少次,好不容易铺平稿纸,却发呆、发木,写不下去…… 父亲生前留下的遗嘱,至今我没有见到,我只有在法律上保留起诉的权利,我 要求知道父亲对我最后的希望、安排和交代。 我的“闯关”事件触动了台湾的死政策。尽管后来台湾当局对奔丧、探病的条 例有了松动,尽管台湾当局放宽了台湾人民到内地探亲、经商的一系列规定,但是, 我还在殷切地企盼、等待有那么一天到来——在我父亲的坟上去烧一注香、磕一个 头,添一把土…… 14 并非结束语 我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写到这最后几页,手中的笔,太重,差点提不起来。 好多次,我强忍住泪水,站起来,在房内走来走去。好不容易镇静下来,又写—— 这不是在创作,而是在重复一次又一次的痛苦。 父亲总共写来几十封信,给我的有139页,给母亲的有40页,有十几万字。每看 一页,每看一行,甚至一个字,我都要付出很大的决心,很大的勇气…… 人生经历过的苦难太多,许多时候都不想回忆,不敢回忆。有时我自问这些人 间悲剧、血泪阴影,在今天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多大的意义? 有时我想,自己多么渺小而可怜! 我们苦难的过去结束了,然而不幸的家庭也完结了。我的父亲悲惨地死去;母 亲回到了大陆家乡后,多活了几年,然而在疾病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她也死了, 死得突然,死得蹊跷,死得惨不忍睹……(我们正在搜寻他杀、或自杀的证据)。 我的姐姐们,在历经大半生劫难后,对这一切只有认命,只有噤若寒蝉,余悸 犹存,只有沉默。故此,在本书中,我答应不写她们的名字和她们的故事。看来, 她们还未跳出历史的误区,走出那场死亡的噩梦。 我咬紧牙关写这本书,只写到1983年我父亲去世,我台北闯关。然而,生命的 悲剧是否就从此休止、打住呢?没有,远远没有! 我的爱情、婚姻、经商、离婚,以至无辜坐牢和晚年凄凉的母亲之死,和台湾 第三代人产生的分裂…… 记得1989年7月,我在狱中,公安局的官员提审我时问我:“杜光生,你一会儿 是省委书记接见的港商,一会儿是逃机问台北的名人,今天,咋又成了阶下囚?你 要说清楚。!’ 我说得清楚吗? 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也能说清楚。 香港已经回归,而台湾和大陆尚未统一;我的父母都已作古,而我们的家庭却 仍处于分裂——我能三缄其口吗? 当我父亲的孤坟尚在台北纱帽山眺望和企盼,当我母亲的新坟(合葬,父亲仅 有衣冠)立在龙泉驿真武山,死未瞑目,仍跷首等待阴间团聚——这生不能团聚, 死不能归根的情形,究竟还要拖多少年?等多少代? 你能撒手不管吗? 回忆痛苦,是痛苦的加倍!然而,这国家、民族、家庭、子女——下一代的下 一代,都有权利知道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 当那些台湾回来的老人(书中绝大部分人已经辞世),我们家庭故事的知情者, 那双双饱经祸乱、历经沧桑的眸于完整地告诉我一代人巨大的悲哀的时候,我只有 一条宽慰自己,报答他们的方法——提起笔——写。 面对历史的不公,面对所有类似我之不幸者的遗憾,看来我只有倾尽悲哀,写 出铿锵了。 我想在这里,请读者朋友们允许我摘抄我父亲在病榻上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以 作本书不是句号的的句号: 素云,九儿及各位女儿: 我们悲惨的一生,经过祸乱,家败人亡,妻离子散,好不容易有了点转机可以 在海外相见,正因团聚了此残生,可恨老天不怜恤,在这要命的时刻无情地让我突 患胃癌和肺癌的绝症,把我一生和我们的愿望变为渺茫。天啊,你是何等不开眼看 我们这一群可怜人! ……素云,请求你自己早回成都居住,要女儿们分出人手轮流照顾你的生活, 尽到孝道,扶持你到终老。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不要再怨恨再仇恨,我们的缘已 尽于此了…… 九儿,各女儿,我生不能照顾你们,死也会保佑你们,即使我死后化为灵魂, 我也将在海角天涯,随狂风巨浪,飘荡八方,随时随地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爱 护你们,保佑你们,直到永远、永远、永远…… 父亲 1983年8月17日晨刻于台湾 虽然人已入土,然而无可更改的痛苦却永远、永远在海峡两岸凄然地活着!! …… 忧愤 在版图上摸索 在废墟中寻觅着出路 希望 在四面碰壁 想索回扼住它的理由 灯,照破了天…… 世界在断裂中组合 阵痛正分挽着一个崭新的梦 我终于找回了我 和我的踪迹 昨天过去了 静寂蜷缩在死角 一个声音 是父母发出的 是腐烂的泥土味的声音 ——回来吧,孩子 是在叫我? 还是在叫孩子的孩子…… 《生日的歌》1988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