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未发表的悼词 淑芳译 在遥远的童年时代,父亲在我生日的那天送给我一本意大利著名作家乔瓦尼约 利的名著《斯巴达克》。从这天起,也正是这本书使我“迷恋”上了意大利。世界 上我最想见到的是那用白大理石建造的大斗兽场。热爱自由的、多情的斯巴达克在 这个舞台上开始了自己通向自由的悲剧道路。我的脑海里常清楚的浮现出那座充满 阳光的广场,耳边则回荡起斗兽人的脚步声,以及数百人共同的吼声:“悄撒,皇 帝,誓死如归的人们欢迎你! 1941年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刚14岁,可我已在X 光工厂当上铣工。一年后企 业疏散到哈萨克的阿克久宾斯克市。在那被上帝遗忘的荒无人烟的地方,我向同车 间的同事多次讲述过《斯巴达克》的故事。由于当时劳动力不足,我的这些同事大 多都是战时提前释放的刑事犯。 能想办法打发漫长无聊的夜晚时间的人就会受到大家的尊敬。对我说来,我从 这些被释放的刑事犯听众那里积累了聪明智慧,这对我以后的侦察工作不无益处。 最主要的是我学会了用第六感觉区分好坏人,并且用拳头凑那些狗崽子。 战争结束了。我结束了十年制学业并升入莫斯科外贸学院,再次萌生了赴意大 利参观大斗兽场的愿望。在金融财政系学习期间,我在高深的经济科学方面取得了 好成绩,而且获得了基础课老师贝斯特罗夫教授的青睐。 毕业考试后,贝斯特罗夫教授把我调到苏联外贸部外汇管理局,并且立即让我 当上他的高级顾问,几个月后便被派往国外短期出差。而所要去的国家正是意大利。 由于梦寐以求的理想成了现实,我简直是欣喜若狂。工作期间我竭尽全力,尽量不 辜负领导的信任,超额完成了实习计划。特别是我写的意大利半年经济述评使苏联 商务代表索洛维耶夫非常满意。大概过了三个月,商务代表要求我以高级经济学家 的身份重返罗马。我当然没有反对。 此后在商务代表处工作的4 年间我更深地爱上了意大利。由于工作需要,我有 幸参加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商务经济谈判,认识了许多意大利国务和政治活动家以及 商业巨子。毋庸掩饰,我的表现引起了当时苏联驻罗马间谍头子的注意。由于信任, 他有时请我到饭店共进晚餐,此人从我这里得到不少无报酬的咨询,那都是些最复 杂的金融财政问题,是“情报来源”,也就是间谍提供的。对了,也就是这位好心 人把我引见到克格勃莫斯科总部国外干部管理局的。 我带着“表现出色”的评价返回外贸部后,便开始在西方国家贸易局工作,同 时准备论文答辩,论文的题目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对外经济联系》。 1960年夏季的一天,我的好友、当时的部党委书记萨·图图申紧急把我叫到他 那里去。他在办公室的门口迎接了我,并低声说一句:“好了,你们谈吧”,说完 就消失了。我看到在图图申的办公桌旁坐着一位完全陌生的人,他有着一张非常呆 板的面孔。他的脸毫无特色,过一天就想不起来,只记得他叫阿库洛夫。 阿库洛夫同志请我坐在他的对面,以便光线能照到我的脸上,开始了开诚布公 的谈话。他先是向我详细地谈了我个人简历,并—一列举了我父母两个系统祖宗三 代的亲属。然后指出,我是一个优秀的、有教养的外贸工作人员,同时也是一个纯 正的工作人员,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苏共党员,除此之外还是一位积极分子和社会 工作者,不停地向我们的国外“机关”提供了帮助。总之,是一位完全可以信得过 的年轻人,对方把话锋一转,问我是不是愿意搞对外情报工作。我问他是否可以考 虑几天,他惊讶地说:“为什么?外贸部长已经在调令上签了字。您有什么反对意 见吗?我回答说:”哦,不是,但是……“”所有的‘但是’都放到以后。现在你 就准备去我们的侦察学校去学习。“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侦察生涯。 101 侦察学校位于森林深处。在这里我的身体强壮了。我学会了出色的射击、 摆脱跟踪,以及跳降落伞等。还学会了热爱政治局所有成员、不怕花费巨款、装成 什么都不在乎的老实人,同时象爱惜眼睛一样地珍惜自己为数不多、但却是经过多 年考验的真正朋友。 遵照组织分配,我来到了克格勃第一总局欧洲方面的某处,并立即明白了101 学校教师的遗训“你知道得越少,你就活得越久”这句话有多么正确。因为即使在 最普通的材料上都印有《机密》字样。老实说,在那里我养成了遵守“过分严厉” 制度的习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什么都不要留下,千万不要忘记:要是丢失了什 么,上帝是不会保佑你的。 在工作期间,我抽空继续准备论文答辩。论文中当然抛开了我关于意大利国家 资本主义经验对我国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益处的见解。我在苏联报刊(包括《消息报 》在内)上发表了几篇关于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形势的文章。一天,处长把我叫到他 那儿,桌上放着我的文章的复印件。 我的处长对我说:“亲爱的,你原来还具有记者的天赋,派你到意大利任《消 息报》记者怎么样?阿朱别伊是我的朋友。” 一个星期后,我来到了《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伊的办公室。谈话进行得极其短 暂。主编命令我第二天去外事部实习。8 月份就应当赴罗马就任。 ……就这样,我又来到了罗马。1966年的一个夏夜,在郊区一个不大的公园, 我的情报关系正在这里等我。当时在该市正在进行关于在我们的伏尔加格勒建设大 型汽车厂的经贸谈判。该项目应由菲亚特康采恩与我合资修建。谈判陷入了僵局: 意方坚持提供给我们的长期贷款年利率应为8 %,可是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旨意苏 联代表团同意的限额不能超过6 %。汽车制造部部长塔拉索夫(代表团团长)一面 收拾皮箱,一面用威胁的口吻说将要把这项世纪性的交易交给法国雷诺公司。 我忧郁地将这一切告诉了这位意大利的上层人士。他同样不希望把项目让给法 国。考虑了一会儿之后,他建议我们在这个地点再见一次面。一天后,我的好心的 朋友带来了一些什么文件,从这些文件可以得出结论:在贷款方面意方可能做出重 大让步。在得知这一信息后,塔拉索夫部长的态度转趋强硬,要求意方同意年利率 为5 %。对方犹豫了一下,最后他们同意降为5 .6 %。世纪性合同就这样签订了。 此后不久,意大利《了望镜》周刊曾表示十分惊奇:苏联怎么能在陶里亚蒂建 造汽车厂的贷款上获得如此优惠。以当时的价格计算,我们所获得的贷款利率与类 似利率相比要差 3800 万之多!在此我还想提一提意大利政治家、欧洲最大的石油 康采恩总裁恩里科·马太伊工程师。正是这位马太伊把在国际石油市场居统治地位 多年的掠夺石油开采国的“七姐妹”契约组织扔在了一边。正是他在冷战的高潮时 期把大口径钢管卖给苏联换取我国的天燃气。也正是他的康采恩与苏联签订了两国 经贸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又一个世纪性合同,铺设了意——苏煤气管道。 不久,我从自己的一个谍报关系处得知,有人要谋害马太伊。策划者是“七姐 妹”中被激怒了的垄断资本家,凶手是中央情报局的人,还有美国和西西里的黑手 党。我紧急飞往巴勒莫……借口是采访我们的好朋友、意大利石油大王。但我的努 力白费了,马太伊笑我过虑了。他笑着对我说:“你怎么想得出来的?我的保卫工 作比你们的政治局成员还要好呢。我又飞回到罗马。可是1962年10月31日《消息报 》刊登了我撰写的一篇祭文,标题为”恩里科·马大伊没有回来“。,他的私人飞 机在巴勒莫和罗马之间的空中爆炸了。 歹徒之手也伸向了我。他们制造了车祸,不过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赫鲁晓夫 的女婿阿朱别伊的。阿朱别伊同罗马天主教皇进行了会谈,会谈结果出乎意料,教 皇约翰二世建议苏联与梵蒂冈恢复国家级外交关系(如果不是“党内同志”很快将 赫鲁晓夫赶下台,这个条约就已签订了)。 教皇对我方的要求并不高:停止迫害乌克兰境内的天主教徒,稍稍扩大整个苏 联的宗教自由。约翰二十三世的立场自然不会使所有的人都满意,有些人甚至称他 为“莫斯科的间谍”,为此决定破坏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的好事。 当然,我本人在这里也犯有很大错误。阿朱别伊在飞离意大利前夜,从他下榻 的饭店给我打电话说,他有可能乘我的车去机场。我当时十分清楚,电话被偷听了, 也知道汽车(特别是苏联人的汽车)夜里应停到车库里,可我还是忽视了有被破坏 的可能,把汽车直接停在了大街上。 第二天清晨阿朱别伊改变了主意,没有同我一起去飞机场。我驱车以每小时130 公里的速度急驶,突然汽车的左前轮飞了出去。垂危的我被送进了医院。我们反间 谍部门的专家在出事地点判定:车胎被割口子的大小正好赶在快速行驶时破裂,显 然是职业杀手干的…… 我的上司向莫斯科发了一份十分含糊的电报:《消息报》记者列昂尼德·克拉 索夫的汽车在距离罗马13公里的高速公路上遇难。收到这封电报后,伤心的阿朱别 伊责成《消息报》对外部准备悼词。此后许久,在意大利经过长期治疗返回莫斯科 后,我有幸看到这份悼文的草稿。悼文的开头朴素而又亲切:“我们简单地称乎他 廖尼亚……” (1995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