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闻与正义 著名的美国人约瑟夫。普利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 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 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普利策的这句话是对20世纪新闻记者的著名诠 释。以他名字命名的普利策新闻奖,打出公正。客观、准确、自由的精神这面大旗, 成了每个新闻人内心恪守的终极准则。 但是,对于省电视台新闻部记者Z 来说,1995年8 月4 日这一天,将是他新闻 生命的终结。他永远也不可能体验到普利策所提供的那种精神范本的快乐,他不可 能进入那样一种境界。 客观讲,Z 在当地电视界的新闻口还是小有名气的,看过他的新闻作品,那是 一些清新明亮的季风和雨后彩虹组成的东西。作为生产新闻的大省,其奇闻怪事惊 世骇俗的东西太多太多,似乎仅仅靠一双结实的筋肉条条的大腿就可以了。这是信 使的角色。在民众和政府之间不停地穿行,把民声民意民怨很快捷地传达出来,这 就是了。从这一点来说,Z 的工作还算说得过去。 但是,“8.4 ”事件之后,他就再也找不到“北”了。 因为一个私家船队,这和普利策所说的“船”相差甚远,普氏说的是一个国家 的船,是一个民族的船,而此时,Z 上的是一个以诈骗和劫掠为主的海盗船。 任成建的船虽说小而肮脏,但它却什么样的角色都有。海盗和劫匪也需要舆论 支持,需要涂脂抹粉,需要包装,这是当代中国的一大特点。任成建不仅要程彪为 他看守庄园,还要有Z 、C 这样的人为他吹喇叭抬轿子,必要时,还可以用他们去 复仇。 任成建计划把开发区公安分局现任领导班子赶走的资金预算是“几十万元”, 这对他来说只是九牛一毛。用任成建的话说,在他挖的“盆地”里,苦细细观察, 就会发现有新闻人在。 早在Z 之前,任成建找到位于工人路的某广播电视器材商行老板T 某,任对T 说,“你在新闻界路子广,熟人多,你去找一些人把开发区公安分局领导‘摆平’, 事成之后,你欠我的9 万元钱不要了,另外,我再送你一辆日产‘小霸王’面包车 ……”任成建送给Z 的一辆枣红色的“桑塔纳”轿车,车号为豫A52219,虽然“桑 塔纳”比起奔驰、宝马、凯迪拉克等名车们差多了,但它却不会令人生疑。对于一 个省级电视台的记者来说,似乎有些奢侈,但也能含糊过去。俗话说,吃了别人的 嘴软,拿了别人的手短,因了这样一层关系,Z 就站在任成建一边。 任成建的人被联防队员带走弄清问题后,就被放了回来,于是,Z 就利用职权 带了若干省台记者来采访。 这是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采访。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彩排。那位打人者在 分局虽说受了委屈,被联防队员们教训了一番,但并没有伤着什么,在摄像机里看 不出公安分局的暴行,于是Z 就授意在那人身上涂了紫药水之类的东西,像拍电视 剧一样化了装,做遍体鳞伤状。只是由于“8.4 ”事件这条新闻最终没有播发出来, 要不然,人们又会被Z 的新闻所迷惑。 因为z 是省台的记者,由它播发的新闻,常常被老百姓当作政府的声音。在这 样的情势下,倘若在里边掺杂着个人的私货,就会给人以很大的欺骗性,善良的老 百姓就会不知不觉受到误导大上其当。 Z 深知新闻的重要,但也知道播发的难度。既然是“机关报”,就必然有严格 的新闻管理制度和纪律。尤其是报道诸如军队、武警和公安等关乎国家安全和稳定 的部门尤为严格,特别是报道负面的东西,这更是他Z 难以为之的。但是,人家任 成建这辆车绝不会是白给的,要是易而为之,还找他Z 干什么?任成建和开发区公 安分局的领导班子积怨如海,他要拿出几十万元摆平他们,怎么摆?他说的摆平不 会是让他们消失吧?就像黑社会所常干的那样,把人杀掉,好像他任成建没有那么 大的胆子。那么,他所说的摆平就是把他们搞臭、搞垮,断了他们的前途,让他们 没有出路最终离开开发区。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他任成建似乎只能依靠我Z 了。那 么他的主要投资就是放在自己身上,让他花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让他觉得值,不觉 得亏。倘若这件事都拿不下来,任成建也不是傻子,他会把几十万投到自己身上? 他就会投资到别的人身上,如果是那样,这样好的项目不就白白流失了吗? 当然不! Z 认真思量了一遍,觉得采访打人的新闻利用价值不大,一是难通过,二是容 易扯皮。你说公安分局打了你,可你自己先动手打别人,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 这样就会陷入无休止的嘴皮官司中,谁能耗得起? 怎样寻找更有价值的新闻素材呢?于是就向市公安局的C 副处长问计。 C 苦思冥想了许久,猛然想起了程彪向市局反映分局摊派安装空调的事情,虽 然这件事市局已派纪检组于7 月中旬调查过了,并且否定了程彪的反映,但除此之 外就没有什么可作谈资了。须知张金柱、于平均上任才三个月,他们哪有那么多的 把柄呢? 比较来比较去,只得炒这个剩饭了。 即使新闻播不出来,吓唬一下张金柱们也好,最起码让他们收敛些,这样,对 任成建也是个交待。 真是天赐良机,正在这时,中央电视台几个记者南下采访来到郑州,他们和Z 很熟,有一个还是省台借调过去的。 聪明的Z 立即眼睛一亮,人说欲要打鬼,借助钟馗。没有钟馗,鬼打不得,有 了钟馗,什么样的鬼打不得? 一条妙计像电光石火般从他的脑海里闪现出来。 Z 将记者一行邀到一家饭店,用任成建提供的活动经费两万元,大吃大喝花掉 近3000元。饭桌上肯定少不了Z 的一番添油加醋的情况介绍。酒足饭饱之后,一行 几人浩浩荡荡开赴开发区公安分局而来。 开发区公安分局刑侦科长曹宏是个豪爽热情的山东汉子,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 他的时候,他心里差点乐出了声。8 月4 日这天是星期五,是局里定的政治学习日。 往日,像拍电视一类的事情根本轮不到基层单位,更不会把镜头对准他一个小小的 科级干部。但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明星轮流当,今天到我家,很可 能是因为前几天自己干净利落地破了几个大案,引起了上级有关领导的关注,想到 这里,他暗暗为自己感到庆幸,按计划本来今天要去巩义市侦破一起强奸案,因为 自己是党小组长要组织学习才没有去成,否则要错过一次绝好的机会了,当他面对 镜头时,他有些慌乱地琢磨,记者真要采访我,我对他们说些啥呢? 可是,记者们的问话根本与他想的不搭界。 你是这里的什么人? 问话者很不客气。 他是我们分局的曹科长,刑侦科的。 问话者的嘴角撤了撇,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摄像者此时走得更近了,他几乎把镜头贴在了曹宏的脸上。 照明灯也打过来,电熨斗似的把曹宏的笑容烫平了。 请问曹科长,你们分局有几台车、几台空调?有控办证明吗? 问着问着,曹宏觉得味道不对。他伸出手来挡住自己很配合的脸。 你们是? 他一脸狐疑地问。 谁知那些人连理也不理,仍一味地对他和干警们摄来摄去。 他终于明白了,这些人是来曝光的,是来卖他们的赖的。 想到这里,他有些生气,就把脸沉下来,大声问:你们是哪个新闻单位的?被 另一个摄像者追逐的办公室副主任姜禄仁也严肃地向其发问:你们为什么不事先通 知,为什么不让市局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正在政治学习,不接待采访,请你们出去! 正在这时,分局局长于平均闻讯赶来。他很有礼貌地和记者们打招呼,请他们 坐下来有话好好说,但他们仍然我行我素,两台摄像机齐刷刷调过来冲着于平均拍 来拍去。于平均局长问Z 某:你们有没有记者证?有没有介绍信?你们到底是哪个 新闻单位的? Z 很狂地回答:你有什么资格问我?让你们市局张秀申局长来! Z 看已达到了目的,见公安分局的干警们都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心里暗自窃 喜。说实在的,别看中央电视台记者们的头衔大,但在“8.4 ”事件中,他Z 才是 总策划。只有他本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才知道画眉深浅人时无,才知道如何让老 板任成建满意。他示意同行们收工,然后又一阵风似的开着红色轿车绝尘而去。 当20多名干警围追堵截把Z 的桑塔纳“冻结”后,双方发生了争执,于是就弓! 发了所谓的“吕。4 ”事件。 关于“8.4 ”事件的冲突过程,1997年6 月10日,开发区4 名被处分的干警前 分局局长于平均、政委张金柱、刑侦科长曹宏和办公室副主任姜禄仁在申诉材料上 写道:“为了搞清采访者的身份,根据市公安局领导的指示,于平均局长命令姜禄 仁、曹宏等干警奉命去追回采访者。随后,从合欢街派出所赶回分局的政委张金柱 问于局长干警和记者到哪里去了,于局长讲派干警去追不明身份的记者了。张政委 为了稳妥处理,向于局长建议请退居二线的曾广进局长速去召回干警。在开发区海 伦俱乐部路口,执行任务的干警追上了采访记者。姜、曹让他们出示记者证和介绍 信,采访者拒不出示任何证件。他们乘坐的一辆汽车调头想走,被干警拦住。眼看 事态不断扩大,姜;曹就让他们上车去分局。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公安干警 强行将其推上汽车回分局,双方出现推揉现象。回到局里,曹宏等干警将采访者在 分局强行拍摄的两盘录像带做了清洗处理。干警马大军、司机付建在现场追回的豫 A52219”桑塔纳“车内发现一个‘河南任仁冶金实业有限公司(即河南三仁企业集 团公司的原名)’的信封,内有17000 余元现金(即Z 用任成建两万元钱宴请记者 的余款),立即上交给市局领导。这就是‘8.4 ’事件的简要过程。” 而在另一个版本,也就是前文已提及的“中共郑州市委关于郑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公安分局部分干警在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过程中违犯情况的通报”上却是另 外一种情形。 就在郑州市委通报批评开发区公安分局部分干警、河南省委向全省转发郑州市 委通报批评的时候,1995年10月16日,也就是在通报下发后的第三天,金融海盗任 成建的“三仁集团”由7 家公司扩展到24家,注册资金狂升到10亿元,成为开发区 首屈一指的龙头老大。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巧合,一个耐人寻味的深秋故事。“抓 强盗的人被赶走了,却把强盗留了下来”,也就是从1995年10月起到1997年二月止, 正是任成建犯罪集团丧心病狂肆无忌惮从事金融犯罪达到顶峰的时候。从此,他们 开始在开发区为所欲为独步天下……没有人再敢对他说“不”,没有人敢去他的五 洲村别墅“查”他,他可以明目张胆地嫖,可以妻妾成群,可以像古代帝王那样去 生活…… 近些年,新闻监督浮出水面。作为现代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也作为政府疗治 自身体内痼疾的需要,它的作用渐渐为人所关注。半个世纪之前,当新中国尚在孕 育之中时,一个智者就对毛泽东说,若要建立一个国家,并不是太难的事,“其兴 也勃”,但“其亡也忽”,这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要想躲过这个历史周期, 则是很难的事情。共产党能不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呢?毛泽东自信地回答他说: “共产党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而民主民声民心民怨最快捷最直接的表达途径就是运用新闻舆论,广而告之昭示天 下,使政府在舆论监督下不敢懈怠,永远保持清醒头脑。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 正如徐光春同志所说:“新闻舆论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事关党和人民的祸 福。”“祸福”两个字准确而又生动地勾勒出新闻与党和国家的前途、民族命运之 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界迅速隆起,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新的亮点。一批批 新闻记者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和胆识告别昨天,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探索着新闻界的 路径,以达到公正客观那样一种理想的新闻境界。 詹姆斯。赖斯顿曾说: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新闻记者的时代,此 话道出了人们对记者的希冀与期盼。人们都渴望那些手持公平之剑的记者是社会的 良心,是铲除社会毒瘤的正义之神,是目光如炬的护法使者。 但是,倘若新闻出了问题怎么办? 不少人看过电视片《无极之路》,人们可能会忘记许多画面和场景,但决不会 忘记几只老鼠不顾生死冲破阻拦—往无前直爬上树干寻找引诱剂吃的镜头。这是一 幅助河北无极县农民邱满囤一夜成名的经典画面,倘若没有这幅画面,邱满围的成 名就会大打折扣,因为中国人向来注重“眼见为实”。因此,关于邱氏鼠药的神奇 功效的印象大都是来自老鼠爬树的这一镜头。 然而,谁能想到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呢?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为了证实邱氏鼠药如何神奇,邱氏鼠药厂的工作人员不遗 余力地四处表演。一次,表演者把毒饵放在鼠洞旁,老鼠吃了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 氟乙酸胺后,毒性发作兴奋异常,钻出洞后狂奔窜突,但人墙如堵,不得已转回身, 但已被人墙围定,最后被迫蹿上一株歪倒的树干,此时,一个纸包早就被“有心人 ‘放到树权上,给人以老鼠上树寻找鼠药的错觉。而摄像师则心有灵犀一点通,用 跟踪的方式用近景拍摄,并不把当时的全景交代出来。在剪辑该片时,编导更是别 具匠心,其间又穿插了中央领导同志、专家和表演在一起的片段,使观众得出中央 领导就在现场的判断。几乎所有看过这幅画面的观众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连中 央领导都亲临现场点头称好,邱氏鼠药还能有假? 这就是注水新闻最典型的事例。 氟乙酸胺早就是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烈药,却被一个农民当作创造发明在社会 上广为宣传,而有些记者偏偏助纣为虐,不遗余力地把伪科学当作世纪发明见诸报 端、电视,从而给国家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电视片《无极之路》播出后,邱氏鼠 药每吨价格一下升到两万多元,最高时竟达4 万多元,高出一般鼠药7~10倍。这且 不说,倘若邱氏鼠药流散民间,每药死一只老鼠,就将成为一枚环境定时炸弹,因 为它会导致人畜二次中毒,即使植物沾上它也会致人死亡。这样一个荒唐的故事广 为流传,究其责任,注水新闻难逃其咎。 笔者在山东省菏泽地区采访时曾遇到这样一个企业家,他叫王恩学,原是菏泽 市灵芝制药厂厂长。1994年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候选人之一。王恩学是沂蒙山的 农家汉子,1981年春,包产到户搞得正热闹的时候,王思学一边种地一边养起了鸡。 在他的家乡沂水县四官旺村,他是第一个养鸡专业户。他脑子好使,人又舍得吃苦, 适逢党的政策好,这使他的家境渐渐由穷变富起来。第二年,王思学看准行情,贷 款3 万元购买了孵化器,办起了养鸡场。小鸡长大后,他又四处做售鸡广告,一时 间门庭若市,鸡苗被抢购一空。那一年,他还完贷款后净赚3 万多元。此后三年里, 王恩学共盈利20多万元,他的名声在沂蒙山区越来越大越传越远。 1985年,全国的养殖业出现了整体大滑坡。饲料价格一涨再涨,肉蛋价格一跌 再跌,已将所有积蓄押到鸡场上的王恩学在劫难逃,5000多只种鸡一再削价也无人 问津,王恩学血本赔尽。可是,王恩学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看到报纸上一则广告, 说湖北新洲县有一家养鸡场等着有识之士来承包,他立马就卷了铺盖携妻牵子租了 一台卡车,装满养鸡设备直奔武汉。谁知到了新洲,才知道养鸡场半年前就鸡飞蛋 打人去场空,只留下白茫茫大地好干净。但王恩学并没有走回头路的意思,他在新 洲城郊租了15亩菜地,将家安顿了下来。别人种菜是靠天吃饭,他却能按报纸上讲 的搞起了大棚,别人的西红柿、黄瓜、辣椒刚刚下种,他种的蔬菜却早已上市,他 和当地的菜农打了两年“时间差”,竟又挣回6 万多元。 1987年,新一轮养鸡业又兴起来,王恩学按捺不住,又搞起了种鸡场,良种蛋 刚上架,他便在全国各地报纸上打广告,求购者的信件雪片般飞过来。王恩学的生 意再一次火爆。 在诸多求购信中,有一封来自新疆,写信人叫徐红梅,是一家供销社的科技处 处长,希望王思学能提供一万只种鸡。这可是一宗大生意,王恩学因鸡场太小心有 余而力不足,只得写信回绝。但徐红梅却有些不甘心,她再次致函王恩学,希望他 能到新疆办一个种禽基地。 1987年11月,王恩学只身奔赴西北,经徐红梅介绍,与新疆生物咨询服务公司 经理杨克玉签订了一份协议:服务部为他提供6 万元资金和营业执照,他在3 年内 必须向服务部归还本利31万元。 这是一份风险协议,非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者难以掷此一注。但王恩学提笔就在 协议书上签了字。应该说,他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人。 从南下江汉,又西出阳关,王恩学曾三次举家迁徙。就是在今天看来,仅此一 点,且莫说在王恩学的家乡山东,就是在全国也不多见。人们说王思学是个传奇人 物,首先指的就是他有这样一段曲折的经历。巧的是,虽说每一次迁徙都磕磕绊绊, 但最后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大不小的一笔财富。1990年,王恩学还完协议上的31万元 本利,还剩下叨多万元的资产,他的养殖场成了西北最大的乌鸡生产基地之1989年 10月,王恩学到广州出差,在火车站偶然瞥见有人提着几盒“中华乌鸡精”,他那 双灰蒙蒙的眼睛陡然一亮:我也养了那么多乌鸡,何不也生产这种东西呢?就这样, 王恩学找到了乌鲁木齐超越研究所所长杨俊鹏等人,许下10万元的资金赞助,达成 了合作协议。 一年后,“神州乌鸡素”问世,效果之好,大大出乎王恩学的想象。 1992年底,王恩学以每年15万元的租金租到了一家倒闭的电器厂的厂房,成立 了“康乐制品有限公司”(恩学保健品公司的前身)。次年4 月,“思学”公司又 推出了另一个新产品——雪莲乌鸡素口服液。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雪莲乌鸡素先后获得了“首届中国保健品博览会金奖”, “首届中国新产品新技术博览会金奖”等18项大奖。 一时间,“雪莲乌鸡素”在乌鲁木齐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抢购者蜂拥而至。 王恩学的名字也开始见诸大小报刊,他成了全新疆炙手可热的人物,也成了一个颇 具实力的企业家。 正当王恩学准备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新疆自治区卫生厅发出了《关于立即停 止对雪莲乌鸡素进行违法宣传的通知》,说他的“雪莲乌鸡素”违反药品、食品广 告宣传规定,利用各种宣传媒介(电视、广播、报刊)宣传该品能治疗肝炎等多种 疾病,这种宣传没有科学依据。就在王恩学陷入困境时,《新疆经济报》等媒介报 道了王恩学被卫生厅刁难的文章,一时在新疆大哗、并由此引爆了新疆媒体的新闻 大战,各报刊众说纷纭,最后连自治区领导也知道了这件事,给予濒临绝境的王恩 学以很大支持。 通过这次经历,王恩学对新闻舆论的重要性深印在心。我们平常所说的轰动效 应,怎么轰动?不就是靠新闻来制造吗?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过,干革命要靠两 杆子,一个枪杆子,一个笔杆子。在和平时期,笔杆子起决定性作用,谁拥有新闻 舆论的主导权,谁就能获得主动权,就能办自己想办的事。 误区就是这样形成的。实际上,就是没有新疆卫生厅的发难,王恩学也会陷人 绝境的。这主要是他自身素质所决定的。王恩学虽然能吃苦,也敢想敢干,但他却 不懂科研,不懂技术,不会管理,也不懂销售和流通环节。在新疆卫生厅发文时, 他的产品实际上已经积压,而王恩学过去一直经营小鸡场、小作坊,似这等上千万 的大买卖他从没有涉猎,一是没经验,二是他原本就有思想误区:他是个农民,且 没有多少文化。他觉得拿出大钱去做广告宣传或疏通领域是得不偿失,因此这方面 的投人小气得要命。基于上述原因,他的企业失败是必然的。 但是新疆卫生厅的一纸公文却给王恩学找到了借口,也为他的失败找到了台阶。 王恩学一古脑把责任推到了新疆卫生厅的头上,然后扔下几十万元的亏空和损 失,掉头东行,回到了老家山东菏泽办起了灵芝制药厂,仍然生产他的拳头产品 “雪莲乌鸡素”。 而此时,新疆的媒体为痛失王恩学更加愤怒不平,新闻爆炒更加升级,并且各 报和电视台、电台都辟有“王恩学现象大讨论”的栏目,后来,连新华社、《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也加入进来,炒得西域红了半边天,把王恩学炒成了财神爷 活神仙。有的媒体还这样说:新疆和王恩学失之交臂,也因此失去了一次振兴新疆 经济的机会…… 王恩学有了这样的舆论环境,即使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也能敲开任何一家合作单 位的大门。他像救世主似的来到菏泽,买下了该市教育局属下的灵芝制药厂,又承 包了张花园村卫生材料厂,说是半年后付款100 万元。他种种空手套白狼的手段玩 得炉火纯青,把鲁西南人民的心一下子吊了起来,不少农户响应王恩学的号召,纷 纷集资拱手把钱呈给这个“菏泽的大救星”,等着他创造奇迹,带领菏泽人脱贫致 富。 仍然是新疆一幕的重演。当雪莲乌鸡素生产出来后,王恩学不去忙销售,不去 研究营销策略,却又扔下产品不管,竟忙着上首都上济南找报社找电视台搞个人宣 传攻势去了。仅1994年,他就与电视台、几家报社、几个电视剧制作中心、登山协 会等签订合同、捐款、捐货价值约1000万元左右,为了竞争1994年度“中国十大改 革风云人物”,他不惜花重金去宣传自己,一次就向某协会捐款200 万元。由于错 过了销售的好时机,雪莲乌鸡素造成了大量积压,灵芝制药厂再次陷入了困境,造 成了四五千万元的巨大损失,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个中年汉子泣 不成声地对笔者说:王恩学害了我家三代人呀。我信了王恩学的话,借了五六万元 买乌鸡苗饲养,前后欠债七八万元。厂子一垮,我致富不成,又欠债,父亲一急上 吊了。我躲债在外,跑到大连给人家卸货,一个月才四五百元,除去吃喝,每月仅 剩300 元,我算算得10年左右才能还清人家的债。可那时我的孩子正是上大学的年 龄,他们没钱咋上学呀…… 在菏泽上演了一出大骗局之后,王恩学又转到了枣庄市,又一次贷款四千多万 元,又要悲剧重演的时候,王恩学的生命终止了。他的死因至今是个谜,有人说是 自杀,有人说是他杀…… 究竟是新闻舆论培养了王恩学这样的企业家,还是王恩学这样的人养育了新闻 舆论?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似乎没人能说得太清。 王恩学死后,从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精心保留的历年新闻报刊见报篇目:1992 年11篇;1993年67篇;1994年118 篇…… 这样一个对报道如此痴迷的企业家,这样一个差点成了“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 物”的著名人物,他究竟给我们这个社会留下了什么丰富的精神遗产或物质财富? 好像只有一纸谎言。 王恩学的舅舅这样评价他:“你会啥?算啥企业家?你不过花钱买了几篇报纸 罢了。从小我就了解你,自幼你就爱吹牛皮。换到别人花这么多钱买名誉,不一定 比你差。” “花钱买新闻”。看来连中国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个中秘密,真真是家喻户晓了。 仍以王恩学为例。当初在新疆为他“仗义执言”的几家新闻单位,和王恩学都 有这样那样的经济关系。其中一家报纸曾连篇累陵地用长篇通讯和系列跟踪报道他, 说是采用的“记账”方式,到年终统一结账。哪知王恩学已转场至山东,这家报纸 的主编又千里迢迢来到菏泽,哀求王恩学看在为他呜冤叫屈的面子上,把几十万元 的“吹牛费”还上,王思学说,现在厂里实在没钱,那位主编说实在不行把“雪莲 乌鸡素”给我折合一下也行。最后,这个主编欢天喜地要了一卡车“雪莲乌鸡素” 回到了乌鲁木齐…… 有人说得好:“新闻监督是一把双刃剑。离开法律的保护,新闻监督自身就会 遇到破坏,最后新闻舆论会成为权势的奴仆;同样,没有法律的监督,新闻监督会 成为脱缰的烈马,以致肆意践踏公民的权益。” 看来,若要健康地发挥新闻的作用,必须尽快建立我国的新闻法。 关于新闻立法,《中国律师》杂志社记者邢五一曾采访了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江 平先生——记者:从去年以来,舆论监督的力度有很大的加强,受到了领导的重视 和群众的欢迎。但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如何使舆论监督健康发展。 江平:新闻舆论监督在我国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比起以前是大大地进了一步。 朱镕基总理把传媒看成是群众喉舌,比以前仅是党的宣传工具绝对前进了一大步。 充分利用传媒作为监督手段,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应该充分肯定。但是现在有 一种现象,就是认为找法院不如找新闻媒介,最好找“焦点访谈”。似乎“焦点访 谈”一曝光,问题就能解决,案子就能翻过来。这种现象好的一面是舆论确实发挥 了监督的功能,但不正常的是,容易使人觉得舆论决定一切。舆论不完全懂一得法 律,舆论可能有它的倾向性。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舆论监督目前还不规范。在我国 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舆论监督不能离开领导的支持,这就出现了:“焦点访谈” 曝光可以解决,《法制日报》披露了可以解决,而其它的媒体披露可能就难以解决。 这种因人而定,因地而定,因传媒的“级别”而定的监督力度,实际上还是“人治” 的表现。这样就会导致舆论监督只有几家有权威的媒体去做,其它的不敢去做。这 就会把一个很好的监督渠道变成了法治以外的东西。我们说世上的不平事不知有多 少,如果这么多的不平仅靠一两个曝光来解决,而没有曝光的同样性质的问题就解 决不了,弄不好,恰恰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因为它告诉人们,一法律是不平等的, 被有权威的传媒曝光了,法律就管用,反之法律就管不了。如果走到这一步,那就 太悲哀了。所以,一些好的舆论监督的形式,应该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每一家 报刊都能享有同样的权利,出了问题自己负责。而法律则应去做自己应做的事。 处理好新闻监督和新闻审查的关系,这是健全舆论监督所必要的。审查过严, 监督的作用就发挥不了,但如果新闻批评变成不负责任的,甚至通过新闻批评泄私 愤,则可能使监督走上歪路。这在世界各国都不乏其例。从保证舆论监督正常发展 来看,制定《新闻法》也是十分必要的。 ——摘自(《中国律师》1999年第3 期第6 页) 由是可以看出,没有新闻法的新闻舆论,产生幄龊和不规范现象,似乎也就是 必然的了。“8.4 ”事件,张金柱等人如是说:我们的申诉要求:1.按照“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地公断“8.4 ”采访,为公安干警彻底平反。 我们按照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部署,狠抓公安队伍建设,查处腐败现象,得 罪了腐败分子程彪。我们坚决与不法分子作斗争,触犯了任成建的既得利益。程彪、 任成建和Z 等人互相勾结,为了打击报复反腐败的分局领导,歪曲事实,制造事端, 搞腐败采访,残酷迫害公安干警。我们四人的悲惨结局,是新时期腐败与反腐败斗 争残酷性的真实表现,是腐败分子有计划有目的地摧毁基层公安政权的典型(建国 以来,一个公安分局的局长、政委、办公室主任和刑侦科长一起被不法分子搞倒, 这是首例)。苍天在上,程彪因我们反映的其违法违纪问题受到组织上“行政记过” 处分,我们反映任成建的“三仁”公司问题终有结局,任成建因诈骗国家金融单位 上亿多元巨款被司法机关通缉在逃。事实证明,我们查处腐败分子程彪没有错,我 们与任成建的不法活动作斗争是正确的。在“8.4 ”采访内幕真相大白的今天,我 们要求组织上肯定开发区公安分局的反腐败斗争,承认我们抓队伍、反腐败、遭迫 害,旗帜鲜明地为公安干警恢复名誉,为我们四人彻底平反,撤销对我们做出的一 切不公正处理。 2.彻底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恢复我们四人的原职务,于平均局长、张金柱政委 不应该影响享受现任分局局长、政委的副县级待遇,重回开发区公安分局为党和人 民做出自己的新贡献。 我们四人警龄少则十几年,多则二三十年,在各自公安工作岗位上都曾多次立 功受奖,有的身经百战被誉为破案能手,有的是市级模范共产党员。特别是于平均 局长、张金柱政委异地交流到开发区工作仅三个月,抓队伍促工作,迅速改变了辖 区公安工作面貌。1995年6 月《郑州开发区工作通讯》,通报表彰我分局纪律作风 整顿取得的良好成绩;我分局严厉打击开发区周边“村霸”垄断辖区建材市场的违 法活动,积极开展区域社会治安专项治理,当年被市公安局评为“春季严打”先进 单位(这一成绩打破了开发区公安分局成立以来未在市局取得任何荣誉的记录); 同年7 月上旬,《郑州晚报》在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开发区公安分局狠抓队伍建设 的好经验。 实践证明,我们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我们是合格的人民警察。我们坚持认为, 在“8.4 ”采访冲突问题上对我们四人的处理是不公正的。我们抓队伍反腐败应得 到党组织的支持,我们依法奉命执行警察职务,应得到《人民警察法》的保护。反 腐败的同志不应该再受委屈,恪尽职守干工作的警察不应该被免职,党组织应当信 任和重用对党忠诚、群众拥护、政绩突出的干部。因此,我们要求组织上恢复我们 四人的原职务,享受应有的政治待遇,让我们重新回到开发区公安分局工作岗位为 党做出自己的新贡献,我们决不会辜负组织上的重托和希望! 去年11月份,组织上安排姜禄仁、曹宏和张金柱同志到市公安局机关工作。今 年于平均同志调回市公安局工作,任市公安局文保处教导员。对此,我们再一次感 谢党,感谢组织。但是,目前张金柱同志还没恢复职务,姜禄仁、曹宏同志的处分 还没有撤销,原职务也没安排。我们认为在腐败分子程彪被处理。任成建因诈骗将 受到法律严惩、“8.4 ”采访真相大白的今天,组织上对我们这样安排是不公平的。 组织上对我们四人的使用,不应有“阴影”。对我们四人落实干部政策不应留有尾 巴,应当坚决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彻底为我们四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对我们问题的处理,不能人云亦云,记者说啥就是啥;不能长官意志,以言代 法。应当坚持实事求是,“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我们的冤案应彻底平反, 组织上应当为我们四人彻底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恢复我们四人的原职务(于平均局 长、张金柱政委应享受现任分局长的副县级待遇),撤销对姜禄仁、曹宏二人的处 分。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们坚持继续向市、省、中央有关部 门,乃至中央最高领导反映情况,申诉上访。并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运用法律武 器为公安干警讨回公道。 申诉人:郑州市公安局干警于平均张金柱曹宏姜禄仁1997年6 月10日8 月31日, 市局领导向我们口头传达市委把我们以“工作需要”调出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后, 我们当时如雷轰顶,如坠深渊,万没想到我们四人烙尽职守于工作却遭到如此不公 正处理。我们根据新的线索充实了证据,分别在9 月6 日和9 月23日又写出了两份 《申诉》材料。首先,我们四人到市委集体上访面见市委有关领导。我们指出: “8.4 ”采访的起因是我们分局领导抓队伍,反腐败,得罪了分局内部的干警程彪。 程彪为了打击报复分局领导,勾结任成建收买了省电视台的Z.Z 为程彪、任成建服 务,蒙骗中央电视台个别记者到我分局进行所谓采访腐败行为。我们提出:根据《 人民警察法》,公安干警在“8.4 ”采访中是执行任务,根据中央六部委(1992) 7 号文件《关于清理调出不合适做政法工作人员的通知》,把我们调出公安机关是 不妥的,请组织上给我们公安干警主持公道。当时市委某领导对我们四人讲:“你 们的情况我们也知道,但我们也为你们当律师受批评。”在场另外一位领导说: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护着肚子伸着屁股让人家打了。”后来,我们又 到省公安厅面见王明义厅长。王厅长看了我们的申诉材料很惊讶,当面质问我们反 映的情况是不是事实。在场的曹宏科长当即表示:“材料上有我们的签名,我们敢 对事实负责。如果说错一句话,我当你面剁掉自己一个手指头!”人被冤到这个程 度还有什么不敢说不敢做呢。听了曹宏的话,王厅长深深地点点头…… ——摘自四名公安干警申诉材料开发区公安分局是个新建单位。曹宏是最早来 筹备的三名元老之一。他生在部队干部家庭,就连妻子也是部队大院里长大的。他 的成长一帆风顺。由于牵挂甚少,他嫉恶如仇,办起案来又准又狠,属于那种铁血 警察一类。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铁血警员,却被投进了监狱。 8 月9 日,曹宏以“妨碍公务罪”被投进了关押犯人的看守所。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没有“新闻法”的新闻记者拒不出示证件,有《人民警 察法》保护的警员执行任务却被冠以“妨碍公务罪”,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一直到身后的铁门“呕当”一声关闭,曹宏还犹如身在梦中。曹宏觉得这一切 都不真实。他背靠着铁门许久还不愿走进号里。 监号里两名囚犯正疑惑地打量着他,死因脚下的铁镣让他从梦中回到现实,然 后从现实滑向梦中。梦中和现实惟一的分割就是冰冷的铁镣的响动。曹宏亲手擒获 过许多重案要犯,而警察和罪犯就像冰块和炭火一样势不两立,而今天造物主偏偏 让二者同穴,存心要试验一下看看是炭火能熔化冰块,还是冰水会淹没炭火。 两名死囚虽然不是他亲手抓获,但却给他带来沉重的压力。曹宏相信自己没有 罪,相信自己是一个好警察,这种心理暗示就规定了他的言行举止。可是,在监号 里要保持一个警察的尊严谈何容易!不管他自己愿不愿意,这个特殊的所在就是用 来关押罪犯的,来此羁留的人,一视同仁,都是罪犯。看守所的干警首先就把你当 作犯人,并不管你的来路如何,是不是干警身份。牢里的罪犯也把你看成同类,同 是天涯沦落人。凡是关在号子里的犯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仇恨警察,就像耗子仇 恨猫一样。而曹宏就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心中郁闷不能向人诉说,既不能哭又不 能笑,既不能失态又无法无动于衷。就这样,曹宏怒火中烧,半躺在地铺两天两夜 滴水未进。第三天清晨醒来,曹宏发现自己胸前的被子上汪着一大摊血,他摸摸耳 朵,一片凝固的血块掉了下来……这是曹宏的心在滴血。面对如此不平的遭际,年 轻气盛的他已经肝肠寸断,难以支撑下来了。八天后,曹宏无罪释放,当他拖着沉 重的身子挪回家中时,看到女儿正倚着门框默默地饮泣。一个公安干警的女儿,她 幼小的心灵上被重重戳了一刀,过去从来都是警察抓坏人,而自己的警察爸爸一夜 之间变成了罪犯,她实在难以承受。 和曹宏一样被关进去的还有于平均局长,他的罪名也是“妨碍公务罪”。 在中原区检察院,他根据《人民警察法》与办案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但 强权还是取代了法律,于平均局长被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紧接着在Z 的授意下, 某报编发了消息反说于平均是“无法无天的公安局长”。于平均与办案人员的唇枪 舌战充满了义愤和法律意识,他为自己辩护的强大的武器就是《人民警察法》,这 是被全国人大通过的一项法律,它应该得到最起码的尊重。但是,由于“上边有人 说话”,依据《人民警察法》来做事的于平均们便不堪一击,因为办案人员不听法 律的,只听领导的。而到头来,却把一顶“无法无天”的帽子戴在了于平均们的头 上。 于平均只能有泪往肚子里流。 “8.4 ”事件之后,一连10多天,姜禄仁的妻子为丈夫所遭受的委屈而夜夜哭 泣,每每哭到天亮。丈夫被调出公安机关后,她不敢看见衣柜里的警服,不敢看见 丈夫以往的照片,不敢看见姜禄仁的昔日的同事,甚至不敢看到电视上出现的警察 形象……她把姜禄仁所有在警局使用的东西和往事一起封存在了一个旧纸箱中,放 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看到闷闷不乐整天阴云密布的丈夫,姜禄仁的妻子心如刀绞, 为了让丈夫开心,她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求自己的女同事以教他跳舞为名,想方 设法稀释他浓浓的愁绪…… 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四干警受处分后本文主人公张金柱的反应。 请看1997年3 月16日,有于平均、张金柱、曹宏、姜禄仁等亲笔签名的申诉书 的一段话。这时距1997年8 月24日有5 个多月时间,而这时张金柱就已经安排了自 己的后事:“8 月9 日下午,曹宏被送进看守所,张金柱政委马上意识到‘8.4 ’ 问题被人为升格,别有用心的人要往死处整公安干警。张金柱同志迅速回到家中对 妻子交代:”我已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请你照顾好两个孩子和家庭。‘由于气愤, 感情上受到极大刺激,张金柱政委昏倒在地,被送到武警总队医院抢救。张金柱政 委在医院治疗两个月后,又在家中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疗养才恢复了健康。一位为党 辛勤工作几十年的老公安,没有倒在工作岗位上,却倒在了腐败分子的迫害中。这 是多么大的损失呀!“ 在被处分的开发区公安分局领导班子成员中,张金柱是惟一不在现场的人。但 他并没有被幸免。一般说来,不在现场的人和在现场的人在处分时应该加以区别。 但是,为了让张金柱受到处分,记者们不依不饶地上本参劾张金柱——“在一次汇 报会上,Z 记者诬告了张金柱政委同意让干警洗的录像带,要求对张金柱同志进行 处理。迫使当时听取汇报的市委某领导,让市委张立兴秘书长电话通知了正在研究 对干警处理意见的市公安局张秀申局长和何云歧政委。因此,张金柱同志被列人负 直接领导责任的名单。” 不知这帮记者何以对素未谋面的张金柱如此仇恨,这种反常举动令人想起任成 建发誓要把公安分局领导赶出开发区的那句话,不知这帮记者是不是按任成建的意 图去完成一个约定。这个谜团在随着任成建的末日到来才真相大白。 而正是这个不公正的处分,才使张金柱从固有的人生轨道上被抛了出来,跌到 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8.4 ”事件过去一个多月之后,1995年9 月26日,曹宏、姜禄仁怀揣着四人 凑出的路费,带着30多份申诉材料。登上北去的列车赴京上访。 赴京前,四人曾有一次短暂的相聚。当时张金柱尚在病中。他们都把希望寄托 在北京之行上。当时《郑州广播电视报》正连载一部报告文学《“官司”惊动中南 海》,报道的是河北省唐县原县委副书记刘建军反腐败遭迫害的事。刘建军为了洗 清冤屈,连续3 年上访北京,以三尺白绫血书和一腔浩然正气终于感动上苍,使其 冤案昭雪。他们觉得自己的经历和刘建军的遭遇很相似,都是为反腐败遭到迫害。 他们认为,既然刘建军的冤案能得到平反,他们也一定能讨回公道。 在北京,曹宏和姜禄仁找了一个招待所的地下室住了下来。他们没有多少钱, 也没有别的资金支持。他们每天吃方便面,挤公共汽车,以很原始的方式分别到中 纪委、中宣部和中央电视台上访。接待他们的同志听说他们的身份是公安干警,都 感到大惑不解。还有一些好心人劝他们到公安部上访,说那是公安干警的娘家,娘 家人自然会为你们撑腰的。曹宏和姜禄仁就来到公安部监察局反映情况,请求根据 《人民警察法》保护人民警察的正当权益。听了曹宏等二人反映的情况,监察局的 负责同志也非常同情,但是他只能劝他们回去,让他们依靠当地政府解决问题。因 为即使是公安部也不能对地方的一级政府指手画脚。 从公安部出来,曹宏和姜禄仁来到距公安部仅一箭之地的天安门广场。 这是金秋时节,加上国庆盛典,广场上彩旗翻飞,人海作浪。二人从没有想到 能在节日里来到天安门广场,而且是以上访人的身份来到这里。他们望着庄严的天 安门,望着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两人相对无言,泪水潸然而下。 头顶湛蓝的天, 偏偏下起了雨。 莫非是太阳雨。 脚板沾满了泥。 晴天怎么下起雨, 我一遍一遍问自己…… 正像这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曹宏和姜禄仁也一遍遍问自己。明明是朗朗日照, 明明是艳阳金秋,明明是歌舞升平,明明是政通人和,为什么却不属于自己?反腐 败遭迫害,依法办事却被处分,公平何在,公理何在,公正何在?! 从北京回来,我们四人再次到郑州市委上访。那是10月上旬,市委有关部门正 在拟写关于“8.4 ”问题的处理通报。我们抓住这个关键时机,旗帜鲜明地指出: 我们抓队伍,反腐败,查处有错误的程彪没有罪,程彪、任成建和Z 某利用采访迫 害公安干警,组织上应为我们撑腰;公安干警没有打人,其行为是依法奉命执行任 务,不是违法违纪;把我们调出公安机关,不符合法律规定。这不是工作需要,而 是讨好记者出卖公安干警利益。经过我们四人面对面与领导反映真实情况,市委某 领导非常重视,最终接受我们的意见,同意修改市委通报。修改后的1995年10月13 日市委《通报》,是组织上逐步实事求是的反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否定了公 安干警殴打记者,改称为双方“厮打”。二。把“严重违法违纪”降为“违纪”。 三、抛弃了带有政治色彩的“8.4 ”事件的提法。 市委《通报》尽管对我们做出了不公正的处理决定,但毕竟向实事求是迈进了 一步。这是党组织和领导对我们的政治上的关怀,我们从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冤冤冤,还我清白讨我公道》续一) 1995年10月23日,于平均等人又写出了第五篇申诉材料《情况反映》。“自1995 年10月至1996年10月,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上访和个人申诉。在此期间,于平均迫于 各种压力,回其居住地上街区到‘长城铝业公司’公安处工作。张金柱、姜禄仁、 曹宏三同志因‘8.4 ’特殊原因,在家等待分配工作。” 就这样,本文的主人公张金柱成了待业干部。 待业的日子很难挨,待业的日子很无奈。 在这段难挨的日子里,张金柱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守候在患病的父亲身边,二 是写申诉材料。 张金柱的父亲已经80多岁,因脑溢血一直住在医院。即使不住院,即使在平时, 张金柱都要回去看望父亲,可以说风雨无阻。倘若因工作回不去,张金柱的妻子和 女儿也一定准时出现在老人的床边,问寒问暖,关怀备至。有句老话说“百善孝为 先”,像张金柱这样的大孝子,在他的老家三乡五里尽得人们好评。张金柱兄弟三 个,长兄已经过世,他自然就得撑起家中的重担。虽说妹妹家就在荣阳县城,可以 照顾年迈的父亲,但张金柱总是骑自行车或坐公共汽车回去,老爷子捏算着时间, 估摸着儿子该回家了,就坐在门口眼巴巴等着。儿子和父亲似乎都有一种难与外人 言说的默契和约定。老爷子只要看到高高大大的儿子准时出现在他眼前,不用说话, 不用动作,老爷子一下就攒够了力气,充足了电似的。这种能量足以使他等到下次 的会面。 老爷子患病之后,初时在荣阳县医院,后来,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也因为 “8.4 ”事件待业在家,张金柱就把老人接到了郑州市的一家医院。这样,张金柱 每天就可以尽人子之孝,悉心照顾老人了。就在张金柱待业的近两年里,他的大部 分时间是在父亲的病床前度过的。就是在“8.24”案件之后,张金柱打成死回,他 在给妻子的遗书中还为父亲的后事做了周到而缤密的安排,连农村中最古老的风俗 谁给老人摔老盆的人选也想到了。对于自己重罪身处极刑的事情,张金柱嘱告家人, 要严格保密,不要让老父亲知道,怕他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而出意外。 至今,老爷子还不知儿子已不在人世,所幸他的脑子已不太清醒,他念叨儿子为何 不来看他时,儿媳及孙子们都瞒着他说,张金柱出公差去了,按老爷子说的,就是 去抓坏蛋去了。老爷子对儿子的工作非常自豪,他认为公安干警就是好人,而危害 社会治安的人就是坏蛋,这种黑白分明的理解省去了许多叙述上的麻烦。只要一说 张金柱出公差了,老人就不再问下去,脸上也会出现释然的表情。 张金柱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写申诉书。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几万字的申诉书 和请求书,通过这些保存的材料,可以看出张金柱当时离开公安队伍的痛苦心情和 急于回到公安队伍的迫切心理——1996年2 月6 日,张金柱写了请求书,希望组织 上给他一次机会,回到公安队伍继续为党工作: 我的请求 我叫张金柱,是郑州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原政委。因1995年吕月 4 日我分局与中央电视台及河南电视台个别记者采访发生冲突,先被停职检查,免 职后决定将我调出公安机关,现待工作。 5 个多月来,我闭门思过,思前想后,痛苦万千,终不能自拔。“8.4 ”采访 冲突,客观上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干扰了领导的精力,给领导带来了麻烦。我作 为分局政委没做好工作辜负了组织上的重托,深感内疚。尽管这件事的起因是我们 分局领导抓公安队伍建设,得罪了腐败分子程彪所致,是他一手策划了此事。 我是去年4 月份,根据市公安局关于各分县、市公安局领导异地交流的决定, 到开发区公安分局担任政委职务的。于平均局长和我到任后,明确坚持“一手抓工 作,一手抓队伍,抓队伍促工作”的指导思想,狠抓干警队伍建设,取得了队伍建 设和业务工作的全面发展,得到了上级的好评。5 月底,分局按照省厅、市局统一 部署进行纪律作风整顿,辖区群众和分局干警纷纷反映,治安科长程彪犯有严重的 违法违纪行为:一在办理“银都酒店”重大盗窃案中受贿1000元,私放该案主犯李 仙芝;二违反公安干警廉洁规定,在本区内文化娱乐场所免费消费3000多元;三长 期纵容、包庇开发区邻村“村霸”,垄断开发区建材市场,强买强卖,敲诈勒索从 中渔利;四利用区内私有企业“三仁”公司老板任成建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之机, 搞权钱交易,接受任进口空调三台和对其新房10万余元的豪华装修。6 月8 日在请 示了市公安局和管委会主管领导后,经分局研究决定调整程彪的职务和工作。7 月 中旬,市局纪检组派人对程彪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查证落实。 至此,程彪恼羞成怒。为了逃避法纪处分程四处活动,散布谣言,诬告分局摊 派安装空调(市局纪检组。市纪检委先后调查均否定摊派装空调问题),并与任成 建勾结,利用任与河南电视台个别记者的特殊关系,抓住空调问题歪曲事实,大做 文章,欺骗中央电视台记者,以致酿成一场风波。 我在这起风波中的情况是吕月4 日下午,我根据分局安排,在合欢街派出所参 加政治学习,约3 点30分,分局办公室副主任姜禄仁打传呼向我报告:“有记者来 分局采访,请你马上回来。”我立即回话:“要好好接待记者并立即报告于局长。” 回到分局后,当听到已和记者发生争执,我立即和于局长分别用电话和手机向管委 会和市局汇报情况,后来有人告诉我,于局长派人去追记者了,我怕发生冲突,立 即向于局长建议,请曾广进老局长去找我们的干警回来,并嘱咐千万别出事。曾广 进老局长走后,我们继续打电话,过了一段时间,曾局长回来对于局长和我说: “记者和干警都回来了,回来时发生了‘冲突’。”我后悔由于打电话向级汇报情 况没能到现场。为避免更大的矛盾,征得于局长的同意,我和曾局长去接待记者, 并多次诚恳地向他们赔礼道歉。之后,管委会范强副主任、市局张秀申局长和蒲副 局长等领导同志先后来到了分局。张、蒲两位局长对于局长和我讲:“立即找回录 像机和其它器材。”我和于局长立即去办,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没有找到,当时有 同志说曹宏科长拿着机器,又找不到曹宏同志,便交待干警到外面找,我亲自到派 出所找,后来曹宏同志回来了,把机器交给记者。这便是我参与处理此事的全部经 过。 我在此事中的责任是不能推委的。这就是:第一,我虽然在事情发生后才赶回 分局,但从少数干警的表现看,我作为政委也暴露了平时思想教育工作上的问题。 第二,当得知于局长派干警去追记者后,虽建议于局长派曾广进老局长去找回、劝 阻干警别出事,但当时正向管委会领导汇报,没有亲自赶到现场处理此事,发生了 冲突,至今后悔莫及。 所有这些,组织上对“8.4 ”采访冲突定为“一般违纪”是实事求是的,对我 进行通报批评完全必要,完全应该的。虽未给我任何处分,但心情十分沉痛,要永 远记住这次教训,组织上决定:根据“工作需要”把我调出公安机关,如在平时,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由于这个决定同对这个事的处理通报合在一起,客观上变 成了一种不是处分的处分,我实在想不通。 在痛苦难熬的5 个多月里,我无时无刻不在眷恋我一生为之奋斗的公安工作岗 位。我196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先后入党提干,1975年从部队转业后, 自愿报名到公安战线,从侦察员到刑侦副科长、科长、派出所长、刑侦副局长、分 局局长、政委,近33年来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恪守职责,兢兢业业,特别是在公 安战线上,夜以继日,吃大苦、耐大劳,加班加点,从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节假 日,尤其是亲自破获或组织指挥侦破了数以千计的重特大案件。出生入死,受尽了 磨练,同时也尝到了胜利的喜悦,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并多次立功受奖,可以 说,我和公安已结下了生死之缘。我向往公安,爱公安,熟悉公安,公安有我用武 之地。然而,时光匆匆,岁月无情,我不能在痛苦中虚度我的余生,恳请组织继续 留任我在公安机关工作,我会万分珍惜这一机会,为党的公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由于水平有限,考虑问题局限,有不妥之处,请领导批评指正。 郑州市公安局干警张金柱 1996年2月6日 1996年12月1 日,当张金柱得知郑州市中原区发生了一起抢劫银行的恶性案件 后,他按捺不住,又给组织写了请战书,要求参战: 请战书 我叫张金柱,原是郑州市公安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政委。因1995年8 月4 日 我分局干警奉命追回来分局采访的不明身份记者,与中央电视台和河南电视台个别 记者发生了冲突,虽然采访现场和追回记者现场我不知道,也没有参加,没有伤害 记者,没有违法违纪。在整个善后工作中,为妥善解决矛盾,避免激化做了大量工 作。我的工作态度是积极的,认真负责的,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噩运降临,一个A 姓记者向上级领导诬告我指使干警洗的录像带,结果诬告者得不到追究,而我却被 列入负直接责任的名单,于是被停职检查、免职,蒙冤至今。 在一年零4 个月的漫长日子里,我读书学习、闭门思过,思前想后,痛苦万千。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我把这段时间当作一生最难得的磨 练,仍然保持革命战士那股劲,那种旺盛的革命斗志。要向前看,要团结,要以大 局为重。回想起“8.4 ”采访冲突,从根本上来说由于分局干警在处理采访冲突过 程中,主观策略和方法上的失误,导致客观上造成一定社会影响,干扰了领导的精 力,给各级领导带来了麻烦,我作为分局政委是有一定责任的,对此深感内疚。但 是最使我不能接受理解的是,当市里联合调查组经过认真调查核实,认定洗录像带 与我无关后,仍不恢复我的工作,仍然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这对我不公平,我实在想不通。 我党历来提倡对人、对干部的处理问题定性,必须贯彻慎之又慎、不冤枉一个 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不惟书, 不惟上,只惟实的原则;长官意志、人云亦云害死人。最近,党的组织和上级领导 关心爱护干警,为曹宏、姜禄仁同志安排了工作,为此,我打心眼里高兴,感谢党, 感谢上级领导,这些好同志又可以于公安工作了,又可以发挥作用了。这使我又一 次看到光明,看到前途。“8.4 ”处理的四位同志,惟独我还没安排工作。作为一 名党员干部,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相信上级党的组织,相信关心教育和培养我的 各级领导能公正无私尽快安排我的工作。在此我表示衷心感谢。 在痛苦难熬的一年零4 个月里,我无时无刻不在眷恋我一生为之奋斗的公安工 作岗位。我196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先后入党提干。从部队转业后,分 配到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工作,先后任侦察员、刑侦科长、派出所长、刑侦副局 长、分局局长,后任开发区分局政委。近34年来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是恰守职责, 兢兢业业,特别是在公安战线上夜以继日、吃大苦,耐大劳,加班加点,以局为家, 带病坚持工作,从没休息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特别是对刑事侦察工作尤其热爱, 在刑事侦察工作中,我从侦察员干起,科长。刑侦副局长一干就是10多年,其中在 刑侦局长位置上就干了7 年,我和同志们一起亲自组建、培养带出二七分局这支能 打恶战的刑侦队伍,在我任刑侦副局长、局长期间历年刑事侦察工作在全市名列前 茅,亲自指挥侦破了数以千计的重特大案件及全国全省有影响的恶性案件,打击处 理了一大批犯罪分子。出生入死,受尽了磨练,同时也尝到了胜利的喜悦,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我本人和所领导的集体多次立功受奖,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好评和人民 群众信任,为省会的社会治安稳定做出贡献。可以说我和公安,特别是刑事侦察工 作结下了生死之缘。我热爱、熟悉公安工作,这里有我用武之地。然而,时光匆匆, 岁月无情,我不能在痛苦中虚度我的年华。今年,郑州市委以王有杰书记为首的新 的领导班子组合后,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作为党员、干部,坚决响应王书记在全 市组织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自觉地 负重奋进,建立和完善加压驱动机制的号召。我于4 月6 日再次上书市委、市局党 组各级领导,请求给我安排工作,给我以工作的权利,也可能领导工作忙,我这一 正当要求又石沉大海了。最近当我得知我市中原区发生了一起“11.21 ”持枪抢劫 银行恶性案件。各级领导心急如焚,郑州市人民拭目以待,急盼着破案的好消息。 在此时此刻,我再控制不住感情,好几夜不能入睡,思考着这个案件,思考着怎样 能为这个案件出力,在排除脑子里存在的各种私心杂念后,我想,我是个侦察战线 上的老兵,是共产党员、干部,在关键时刻,党和人民需要自己的时候,应该冲上 去,应该急领导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应主动为领导分担忧愁。为此,我下定决 心向市委、市局党组、上级领导,上书请战书,恳请批准我参加“11.21 ”持枪抢 劫银行案件的侦破工作,面对面向犯罪分子作斗争,为尽快侦破此案做出贡献。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是个干工 作的人,是共产党员,是干部,我多么希望为郑州市的社会稳定多做贡献,多想为 党多干工作,没有工作于那是何等的痛苦啊…… 最后再一次恳请领导批准我的请战要求。 由于水平有限,所写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此致敬礼! 郑州市公安局干警张金柱 1996年12月1 日这些文字曾被张金柱分送到有关领导的案头。想必是他们都细 细地看过二或许也被深深打动过,不久,张金柱等四位干警的问题有了新的转机: “由于坚持不懈的申诉上访,‘8.4 ’采访的腐败阴谋真相大白,组织上逐步恢复 了我们四人的公安工作。1996年11月6 日,姜禄仁、曹宏分别到中原分局和二七分 局治安大队上班,张金柱于*月16日到市公安局政治部‘督察办’工作。今年2 月 18日,于平均又被调回公安机关任市局文保处教导员。组织上虽然恢复了我们四人 的公安工作,但没有彻底为我们落实政策:张金柱政委还没有恢复职务(副县级待 遇),姜禄仁、曹宏同志的行政处分没有撤销,职务更没有恢复。”(《冤冤冤, 还我清白讨我公道》续一) 张金柱等人的问题得到公正处理还得益于1997年“1.31”特大金融诈骗案的侦 破,由于任成建、程彪等人东窗事发,才使人想起了四位干警早在两年前就揭发任 成建和程彪是腐败分子不是耸人听闻。而这个牵涉金额5.l 亿的诈骗案,已被李鹏、 朱熔基等中央领导亲自过问和批示,已经上升为当年河南的第一号大案,因此,他 们不得不对四干警刮目相看了。 “1.31”特大金融诈骗案事发经过是这样的:1997年1 月29日,河南“三仁集 团”派人持一张面额为2500万元的定期存单到商丘地区农业银行营业部抵押贷款, 营业部主任张玉东到出具定单的中国银行荣阳市支行进行核保(银行术语,意为核 查一下定单的真伪)时,发现这是一张假定单。张玉东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国银行 河南分行进行反映。中行河南分行、中行郑州分行立即派人赴荣阳调查,并将荣阳 中行主持工作的副行长陈健民控制起来。经初步了解,这是一起由陈建民和“三仁 集团”合伙进行的诈骗活动。1 月31日下午,中国银行郑州分行向郑州市公安局报 案称:“荣阳市中行副行长陈健民与河南”三仁集团“董事长任成建采取将定期存 单的客户联与账联分别填写,金额不符等手段,进行诈骗活动,”三仁集团“已从 金融部门和有关单位骗取了大量资金,估计有上亿元。”至此,“三仁集团”案发, “1.31”案件正式立案。 “1.31”特大金融罪案发生后,引起中央、省、市领导和公安部门负责同志的 高度重视。李鹏、朱镕基等中央领导也多次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迅速查处此案, 严厉打击金融犯罪。河南省委书记马忠臣等领导也多次作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迅 速破案。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王明义批示道:要把侦破此案提高到维护社会稳定、维 护金融秩序,保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政治态度来认识,迅速查清案情,千方百 计抓捕犯罪分子,尽全力追赃,为国家挽回损失。郑州市市长陈义初立即主持召开 公安机关和金融部门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冻结“三仁集团”的所有银行账户。 根据各级领导指示,河南省、郑州市公安机关组成了强大的专案队伍,全力投 入“1.31”特大金融罪案的侦破工作。公安机关依法封存了“三仁集团”总部及下 属机构,查封了“三仁集团”车辆,冻结了所有银行账户。为了抓捕主犯任成建、 程志强、蒋长青,专案组经请求河南省公安厅报请公安部,对3 名主犯采取边控措 施,并向全国发出通缉令。2 月22日,根据采取技侦手段获取的线索,郑州市公安 局刑侦支队侦察员杨玉奇等5 名干警快速行动,在周口水泥厂将该案3 号主犯蒋长 青抓获。3 月10日,专案组干警侯英会飞赴长春,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将该 案主犯任成建的姘妇李霞抓获。6 月25日,专案组干警在郑州将原商丘农行某分理 处主任李晓捕抓获。与此同时,专案组还将原“三仁集团”办公室主任房进忠等20 多名涉嫌人员依法实行监视居住。通过突击审讯,初步弄清了“三仁集团”的情况 和该犯罪团伙的诈骗经过,而且证实了一条重要信息,该案的一号罪犯任成建已经 逃往美国。 这就是“1.31”特大金融罪案的概略。 值得一提的是,任成建在郑州市开发区挖的“黄金盆地”终于大白天下,可以 说触目惊心。此案牵涉人员之多,诈骗金额数目之大,涉及面之广,创建国以来河 南省历史之最。虽说诈骗金额部分被追回,但大部分金额都被这伙金融海盗挥霍一 空。任成建挥霍自不必说,就是那个第二号人物荣阳中行副行长陈健民,仅在姘妇 之一吴晓梅身上两年就花去260 万元!任成建犯罪集团涉案金额5.1 亿元,加上侦 破此案所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想想加在一起该给国家带来多么大的损失!这些财富 说到底都是人民群众的血汗呀,倘若这些金额分发给郑州市的下岗职工,该使多少 人摆脱生活困境!倘若分发给贫困山区的孩子,该使多少上不起学的孩子心中升起 希望!当郑州市上上下下都为“8.4 ”事件忙个不停,并慑于注水新闻的压力,把 屎盆子往四名公安干警劈头浇来的时候,有谁能想到,正是这几名干警曾经对这伙 金融海盗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如果早在两年前就能倾听他们微弱的呼声,并以 此为鉴,对任成建一伙进行有效的控制,也不会有今天之大错。 还值得一提的是那个里应外合串通记者搞垮开发区公安局领导班子的程彪,因 参与金融诈骗案、私刻公章等罪已经银挡入狱;市公安局侦察人员在开发区五洲村 10号楼任成建的别墅内,搜出手枪三支,子弹1200余发;任成建送给市公安局C 的 “桑塔纳”轿车和防暴支队付某的北京切诺基吉普车被收缴…… 更值得一提的是,据抓获的任成建的姘妇李霞交代:“8.4 ”事前,Z 等人曾 到任的五洲村别墅里与任建成密谋过去开发区分局采访一事。 至此,所谓“8.4 ”事件一切真相大白!这是一起建国以来腐败分子互相勾结 有计划摧毁一个基层公安组织并使阴谋得逞的首例案件。它不仅发人深省,又耐人 寻味,因为它不仅没有了结,还深重地影响着几个月后主角为张金柱的“8.24”案 件的正常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