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的父亲 邓林 1997年2月19日——爸爸走了,那么从容、平静、安详。 他是含着微笑远去了…… 这一年,爸爸九十三岁。 日转星移,岁月如梭。 每当我走进我们家的院子,不禁思绪万千。算起来,爸爸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二 十年。爸爸是非常钟爱我们家的这个院子的。他每天都要在院子里散步。这里的每 一棵花、草、树木都已经成为他的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跟随着他的脚步,一天天 长大,一年年成熟。当年那几棵石榴树,如今已高过房顶。到了秋天,果实累累, 压弯了枝头,火红的石榴绽开裂口,露出一颗颗石榴籽,红白相间,像宝石般晶莹 剔透。核桃、柿子、海棠、葡萄熟了的时候,引得小鸟、鸽子、灰喜鹊常来光顾。 三棵雪松已经长得遮天蔽日。还有几棵白皮松英姿华贵,伸向蓝天。那两棵油松, 长得拙朴、苍健。一棵高,另一棵稍矮,枝叶互相拥抱着,并肩站立,好像是我们 的爸爸和妈妈相依相伴。我们就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叫“双龙村”,因为我们的爸爸、 妈妈都属大龙。到了隆冬时节,万木已经凋零,我家院子里却还是绿色常新,松青 依旧。 如今,每一天,当大阳升起的时候,我仿佛依然能听见爸爸在院子里散步的脚 步声;走过他的办公室,我好像又看见爸爸还坐在他那张套着土黄色布套的旧沙发 上,静静地读报,专心地批阅文件;我似乎还听见,孙子们在爸爸的身旁叽叽喳喳, 欢声笑语……家里一切都显得平静如常,好像爸爸并不曾远行。 每一天,当我走在大街上,看见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人们匆忙的脚步、街市 日新月异的面貌,显示着活力和勃勃生机。正如爸爸生前所期望的那样,人民在满 怀希望地辛勤工作,我们的祖国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 而在我心里,总是觉得爸爸并没有走,他和我们在一起,他还生活在我们中间, 慈爱地、带着欣慰的神情在注视着我们。 我想念我的父亲,这种思念之情与日俱增。 一 我是家中的长女,1941年9月11日出生在太行山。 我的降生,本应会得到父母加倍的疼爱。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正在 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根据地进入了最艰苦的境地。军情紧急,爸爸无法 带着我率兵打仗,刚刚出生七天的我,就被托付给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抚养。两 年以后,当我被接回到父母身边,已经奄奄一息,极度的营养不良,多种不知名目 的疾病,使我衰弱得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父母心疼之至,却不得不把我又送 进了延安保育院,因为爸爸还在打仗。我身体太弱,常常不能和其他的孩子一同到 外面去玩耍。一天,刚刚两岁的我被独自留在房间里,突然、我的棉袄袖子被炭火 烤着了,我拼命大哭。终于被一个小战士听到,救了我,否则我可能就被烧死了。 直到现在,我的胳膊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烧伤的疤痕。妈妈常常对人说:“邓林小时 候真是受了不少的苦。” 爸爸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很少用语言表达感情。解放战争胜利后,从上海到四 川,再到北京,爸爸千方百计为我寻医治病。我的病情比较复杂,特别是嘴里长了 瘤子,开过刀,又长出新的瘤。爸爸下了大决心,费了许多周折,使我得到当时那 种条件下最好的治疗。此后,我的体质虽然仍不能和我的同龄人相比,但我却也能 以基本正常的体魄面对生活,建立家庭,承担责任,做出成绩。我知道,这一切是 爸爸、妈妈给予我的。 全国解放后不久,爸爸调到中央工作,我们家搬进了中南海。那时候,我们已 经有了五个姊妹兄弟。爸爸、妈妈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我们从不娇惯。小学, 我们三个大孩子上寄宿学校,每星期自己坐公共汽车往返于远在郊区的学校和中南 海的家。上中学大家都骑自行车。爸爸每学期期末都要看我们的记分册,每个孩子 的情况他都了解,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心中有数。但是具体的事情,他一概 不管,放手让妈妈教育我们。爸爸信任妈妈,相信她带出来的孩子都是好的。他们 两个,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非常和谐、默契。所以,我们家的孩子都比较正直,善 良,质朴无华,也都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妈妈曾经说过:“你们五个都已成才,都有自己的谋生手段,你们在工作岗位 上都能够兢兢业业,力所能及做出成绩来,妈妈高兴,爸爸也高兴!”我们可以自 慰,我们没有让爸爸、妈妈失望。 我的妈妈是云南省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投身抗日后,到了延安, 1938年和爸爸结婚。妈妈是个好人,朴实,诚恳,大方,与爸爸相濡以沫、共苦同 甘。妈妈心地善良,为人又厚道,又宽容,而且特别能干。想当年,我们家五个孩 子的毛衣、毛裤等,都是妈妈一手织成的,织得又快又好。“文化大革命”中,被 关押的时候,妈妈为爸爸精心织补了一件开司米的毛衣。袖子上原来破了一个大窟 窿,被妈妈修补过后,完好如初。 爸爸、妈妈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小时候, 每个星期天,妈妈都会为我们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参观啦、郊游啦、看电影啦…… 妈妈带我们一起浇花、种菜,教我们女孩子打毛衣,培养我们的劳动观点和生活自 理能力。爸爸喜欢打桥牌,妈妈就自己先找人请教,她学会了以后再教我们。我们 五个姊妹兄弟都学打桥牌,只是大胖子朴方和楠楠打得最好,多年来一直是爸爸的 好搭档。妈妈自己也经常给我们讲科学知识。关于核裂变的原理,就是我上小学的 时候听妈妈讲的。我的弟弟、妹妹有三个考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大概也是受了妈 妈的影响。 我的身体多病,学习有些困难,曾几度休学。妈妈鼓励我说:“要发愤图强。” 爸爸说:“不是发‘愤’,你不是跟谁生气。你应该奋发图强,自己振奋起来,争 取好的成绩。”爸爸的话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成为我多年来争取进步与成功的动力。 妈妈为了我的学业费了许多心思,最后给我请了一位中国画老师,让我学习画中国 画,既能适应我的身体条件,又能充分发挥我的特长。今天我能从中央美术学院毕 业,成为一个画家,我十分感谢妈妈为我所作的选择和安排。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多么幸福、美好!我们无忧无虑,我们快快 乐乐,我们学习都非常努力。几个弟弟、妹妹在学校都是优秀学生,还当学生干部。 回到家里,我们感到温暖,充实。说句实话,那时候,对于父亲的了解真是太少, 太少。他的职位有多高,他的权力有多大,我们都不大清楚,也不太关心。只知道 爸爸是党的干部,为党工作是他的天职。因此我们必须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我们都爱我们的父亲,我们都爱我们这个家。 但是后来,我们没有家了。那个疯狂的年月打碎了一切。 1966年6月,一场风暴无情地摧残着整个中国大地,一切尊严、秩序都被扫荡殆 尽,法律、信念、道德、感情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正直的,无所适从;疯狂的,随 心所欲。中国正在向何处走去?! 当时,我的父亲还正在他自己的岗位上。他曾期望能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阻 挡那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是没过多久,我的爸爸被宣布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要求“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爸爸被彻底打倒了。 我们的爸爸,那个曾经出生入死、驰骋疆场、屡建战功的爸爸;那个兢兢业业、 日理万机、受人尊敬的爸爸——他和我们的妈妈并排站在院子中间,被人群围着。 人们吼叫着,挥舞着拳头,凶狠地强迫爸爸、妈妈低头、弯腰……我们几个孩子被 惊呆了,心里害怕极了! 我回到学校。学校早已经没有课上了。到处口号声震天,大字报铺天盖地。熟 悉的面孔突然变得冷若冰霜。呵斥、批斗、谩骂、吐口水……我觉得我们全家像是 被一阵恶风浊浪抛向了无底的深渊,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明天将会怎 样…… “好心人”跑来劝我说:“赶快和你爸爸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吧!”我哭 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爸爸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更不明白,我和我年幼的弟弟、 妹妹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运动刚刚开始不久,我曾经问过爸爸:“我们该怎么办?” 爸爸回答说:“你们自己考虑。” 命运逼迫我们去了解父亲,认识父亲。我们必须独立思考,不能有任何依赖、 幻想。 我和两个妹妹骑上自行车,跑到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机关去看大字报, 想看看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结果只看到“白猫黑猫”等几条所谓的“罪状”。 爸爸没有问题。我们自己这样认为。 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还容不得想,我们全家就陷入了越加艰难的境地。 爸爸和妈妈失去了自由。全家人都不能、也不敢和他们说话,如果被人听到, 说我们通风报信,说我们串供,他们的处境就更难了。 美术学院宣布不许我回家,还要我参加批斗大会,揭发、批判我的爸爸。我因 为内分泌失调,多年来患有嗜睡症。有一次开批判会,会场上高喊着“打倒邓小平!” 的口号,可我居然睡着了。事后,我因此而遭受批判。 朴方和楠楠在北京大学遭受围攻、逼供。他们说朴方是“小邓小平”,对他进 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最终酿成终身残疾的悲剧。 这是我们全家最伤心的事。妈妈为此哭伤了眼睛。 爸爸被打倒之后,我被关进“牛棚”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敢理我,也不 许我回家。我天天想家。不知道爸爸、妈妈、奶奶怎么样了?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 有看见他们了。有一天,我请假上街去买日用品。出了美术学院的大门,我突然想 到家,我要回家去看看爸爸,见见我的亲人们。心里这样想,脚底下走得飞快,直 向着中南海里那个我日夜思念的家。 我从后院的小门溜进了家。爸爸、妈妈、奶奶都在,弟弟、妹妹们都不在。爸 爸沉默,妈妈显得疲惫,有些推淬,奶奶还是老样子。看见我回来,他们露出了笑 容。我心里非常激动。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我都说了什么,听了什么。或许就是我谈 谈我的情况,听听他们的情况,弟弟、妹妹们的情况……这在当时对于我们是多么 重要、多么珍贵、多么迫切想要知道的消息!然而,对干我,更重要的,是我的胜 利。我回到了家,见到了我的爸爸、妈妈。这是我第一次在逆境之中经过斗争,运 用自己的智慧,争取到的应得的权利。 挫折教会了我们很多的东西。其中一大收获就是学会了搬家,打包,捆行李。 在那动荡年代里,我们被到处驱赶。子女的聚、散、归、离暂且不算,就是以爸爸、 妈妈为中心的我们的大家,十年之间,一共搬过七次。除去江西那三年,我们几乎 每年都得搬一二次家。 1967年9月,我还关在美术学院里。一天,突然通知我赶快回家。回去一看才知 道:限令我们五个孩子和奶奶两个小时搬出中南海。两个小时!天哪!那可是那么 大一个家呀!不容迟疑,不许争辩,不能抗拒。我们闭着嘴,用最快的速度把可以 带走的生活必需品打包,装车,离开了中南海。 爸爸和妈妈被留在中南海,单独隔离起来。 分离的时刻,我们不能叫一声爸爸、妈妈,不能和他们说一句话。看着爸爸、 妈妈凄凉、无助的身影,心里难过极了!我有多少话想对他们说,哪怕只说一声: “爸爸、妈妈多多保重!”可我什么都不能说,连哭都不能哭。我强忍着不让泪水 掉下,扭过身去,不敢再看那别离的场面。 我们五个子女和奶奶一起,被送到方壶斋的两间小屋暂住。没有爸爸、妈妈在,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没有家了。 1969年,我已经随美术学院的同学一起被送到河北宣化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 我在那里当过造纸厂的粗筛工,当过酱油厂的洗刷工。更多的时间我是和大家一起 “修理地球”,翻地、种水稻、挠秧、拔草,什么活都干。 10月,林彪一号通令下达。连里突然通知我马上回北京去。 “找谁去呀?”我问。他们也说不清。 “你就找中办去吧!”连长说。 归心似箭。我下了火车,直奔中南海。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不知出了什 么事情。西门的警卫说:“回家去吧!”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推门一看,几个月 不见,爸爸、妈妈和奶奶显得苍老了许多。难以想象,那被监禁的日日夜夜,他们 是怎么度过的?更让我难过的是,爸爸、妈妈和奶奶马上就要被押送到江西监督劳 动,两天之内动身。叫我回来是让我帮他们打行李。那时候,毛毛和飞飞早已分别 下到陕西、山西的农村插队;朴方正躺在医院里;楠楠也已经跟随北京大学的学生 去陕西汉中劳动。他们都不可能回来。只有我独自面对这三位即将远行的年迈的亲 人。 我哭了。妈妈和奶奶都哭了。 爸爸依旧沉默着。 10月22日,一个难忘的日子。我陪着三位老人坐在一辆吉普车上。汽车呼啸着 驶出了中南海。天空阴沉沉的,路程好像很远,很远,走了很长的时间,才到了一 个远郊的机场。 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都不想说话。因为我们都无话可说。 又要分手了。生离死别!伤痛和凄凉压满我的胸膛。 飞机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中,不知道我们未来的命运将会怎样? 江西是个美丽的地方。青山常绿,碧水长流。 江西对我父亲来说,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次 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第一次是在1933年。当时,毛泽东遭受王明“左” 倾错误路线的排斥。爸爸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被撤销了职务,受到党内处分, 强迫劳动。他的家庭又在此时发生了离异。沉重的打击改变了爸爸的性格。他从一 个开朗、活泼、谈笑风生的青年,变成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却又是刚毅果断、 坚韧不拔的人。那一年,爸爸二十九岁。 三十六年过去,爸爸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再进江西,是第二次被打倒, 专机押送,监督劳动,一住就是三年多。上午爸爸、妈妈步行去工厂做工,下午读 书、学习,和奶奶一起劈柴、拖地、喂鸡、做饭、洗衣……繁忙辛苦。不许和人交 谈,不许与人交往,不许走出院门。三位老人相依为命,孤独冷清。我想,爸爸的 内心是很痛苦的。国家的前途不可知,事态的发展不可知,个人的命运不可知。他 在苦苦地思索,静静地等待。我知道,爸爸是非常爱我们的。他给中央写信,要求 允许子女探亲;要求让伤残的朴方能离开北京的社会救济院,到江西和他们一起生 活;要求能批准毛毛、飞飞到江西上大学……爸爸能够为我们想到的、做到的,他 都竭尽全力去做了。 爸爸曾经说过,他自己一生最痛苦的时候当然是“文化大革命”。而我想, “文化大革命”中令他最为痛心的是朴方。爸爸在得知朴方的境遇后,多次给中央 写信,要求给朴方治病。朴方到了江西,年近七旬的爸爸,天天为朴方擦身。朴方 下半身没有了知觉,爸爸天天给他翻身,给他换衣服;爸爸、妈妈含着眼泪亲手给 朴方刷洗屎尿片,洗被单,洗衣裳……每当想到这一幕,我总禁不住热泪长流。 我想,作为父母,他们的痛楚有多么深重!作为父母,他们的意志又是多么坚 强! 1970年夏天,我们终于被批准可以去探亲了。多久没有见到爸爸、妈妈和奶奶 了!我从宣化坐火车到北京,再到南昌,然后转乘汽车,长途跋涉,日夜兼程。当 我第一次走进江西新建县望城岗的那个小院,看见久别了的父母、奶奶,真是又心 酸,又高兴!我们总算又回到自己的家了。尽管在小院外面爸爸、妈妈是不自由的, 我们的心情是非常压抑的,但在这个院子里,我们感到温暖,我们又有了依靠。不 管天南海北,我们都能回到这里,兄弟姐妹们又能和爸爸、妈妈团聚在一起,我们 都感到十分快乐! 那时候,爸爸、妈妈工资被停发,只给他们和奶奶一共三个人的基本生活费。 爸爸惦记毛毛、飞飞两个插队的小儿女,每个月要从伙食费里抠出钱来,补贴他们 的生活,还要给他们准备到江西探亲来往的火车票钱。所以,那时候爸爸、妈妈他 们吃饭非常节约。他们自己在院子里开荒,买来菜籽,种上丝瓜、苦瓜、辣椒、大 葱、豆角、西红柿……奶奶种菜有经验,担任指导;锄地、浇水等重活都是爸爸承 担。奶奶做饭;妈妈烧火;爸爸管发面,有时候还做酒酿;有肉吃的时候常常也是 爸爸切肉,他知道哪个部位的肉怎么切、怎么烧最好吃。当饭桌上摆上自己种出的 新鲜蔬菜,大家吃起来真是格外香甜。 …… 江西的生活给我们全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毛毛写的一篇文章——在江西的日子里》,深情地记述了爸爸在江西的生活。 这是毛毛送给爸爸八十寿辰的生日礼物。爸爸很高兴,亲笔在这张报纸上作了批示, 称赞毛毛写得真实。 严酷的现实教育着我们,正视现实,认识社会,认识我们的父亲,也认识自己 的责任。我渐渐明白了许多。我们是爸爸、妈妈的儿女,爸爸痛苦,我们痛苦;爸 爸受难,我们受难;爸爸高兴,我们大家都高兴。我们和爸爸生死相依。爸爸说他 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是把自己的命运和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联 系在一起了。爸爸在危难面前,在痛苦面前,那么刚毅,顽强。他不屈服,不动摇, 不回头;不哭泣,不抱怨,不诉苦。沉默着,却是高昂着头,承受着一切!我们敬 重我们的爸爸!我们和爸爸生死与共!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付出怎样沉重的代 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无悔无怨! 林彪的自我爆炸令全党、全中国人民拍手称快!我们家的境遇也从此有了转机。 1973年,我们回到了北京。我们又有了家。 离开北京,我们兄弟姐妹四处离散,父母子女天各一方。历尽磨难,重新相聚, 喜悦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当初分手,我们家只有五个子女,三位老人。归来时, 我们姐妹已是成双成对,而且还有了孙子辈。我们家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兄弟姊 妹相继都有了工作,朴方的身体也得到进一步治疗。我知道,爸爸、妈妈的心里有 多么高兴! 1974年,北京的春天已经来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支持下,爸爸回到中央主 持工作。三年多滴居江西,归来胸中已是雄兵百万。眼看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 中国大地,千疮百孔,满目疮瘦,令人痛心疾首。他下决心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治理 国家,与“四人帮”针锋相对,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整顿铁路,整顿军队,整顿 教育,整顿经济;他抓工业,抓农业,抓文化,抓科技……人民看见了希望,国家 出现了生机。 1976年是悲壮的一年。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大悲大喜、大喜大悲的感情 的波澜。 4月5日,全国的人民,北京的民众,为悼念周总理,奋起向“四人帮”公开斗 争。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下午三点,“四人帮”派人带走了我的父 亲,两个小时后,又带走了我的母亲。晚上,广场上的高音喇叭说我父亲是整个事 件的“总后台”。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爸爸的心,我们全家的心都是和人民在一起的。但是,爸 爸早就告诫我们,不许到天安门去,坐汽车都不要经过那里,以防“四人帮”制造 事端。我们懂得斗争的复杂,斗争的需要,所以我们一个月前就都不出家门了。 “四人帮”对我爸爸恨之入骨,1975年的整顿更加激怒了他们。他们处心积虑, 剥夺父亲刚刚掌握的权力,很快就正式宣布“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爸爸 再次被打倒。 我伤心,泪如雨下,为爸爸、妈妈,为我们的这个家。毛毛说:“哭什么,越 到这个时候越不能哭!” 的确,此时的我们已经不是当初的我们。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无知,我们已经 懂得了应该怎样学会斗争。我们坚信,这一切总会有个结局。我们挺起腰杆,迎着 狂风骤雨,为了爸爸、妈妈,为了我们的家,为了光明的未来,我们团结一致,去 向“四人帮”抗争。 给爸爸收拾东西,我们偷偷在里面夹带了一副扑克牌。这副牌陪伴他度过了三 个月与世隔绝的日子。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扑克牌成为他孤寂中的一 种寄托。 爸爸走后,有人来给我们办学习班。我们知道这个家又住不长了,就一边开会, 乱说一通,一边整理东西。果然,没过几天,又有人来逼我们搬家,要求我们各自 回到各自的单位去。他们想把我们分开,我们坚决不干!我们三姐妹和他们吵,三 个人都哭了。我们决不分离。最后,我们胜利了! 我们全家搬到一所很小的院子里,还把原来家中的芍药、月季、玉簪花都搬去 了。在新的小院里,我们种上丝瓜、苦瓜,小院里又有了生气。我们学会了生活, 学会了无论处于多么痛苦的境遇之中,都能找到欢乐和情趣。实际上,只要你自己 不倒,任何力量都不能把你打倒。这是我们经历了一次次劫难之后的切身体会。 当我们重新搬回到原来的家,里面已经空空荡荡。沙发搬走了,地毯撤掉了, 连爸爸的台灯也没有留下。爸爸要看书,不能没有灯。我们决定自己动手做。自己 设计,锯金属管,木头片,自己拿砂纸打磨,自己刷油漆。我们用妈妈的一条旧裙 子包在铁圈上做灯罩,为爸爸做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落地灯。我们很得意,爸爸、妈 妈也很高兴。 那一年,我们国家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剧痛: 周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朱德爹爹逝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 有一天,毛毛回来悄悄对全家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苍天有眼!我生平第一次从心底迸发出这个呼喊。我恨不得给老天爷跪下! “四人帮”恶贯满盈,罪有应得!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 我们的人民有希望了!我们的爸爸也该有一个公平的结论了。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 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众望所归。父亲在他第三次被打倒之后,又再一次坚强地站立起来,走上了历 史和人民所赋予他的领导岗位。父亲真心实意盼望国家富强,老百姓生活富裕。他 认为,现在这几十年是中国建设难得的机会。失去这个机会,就对不起祖先,对不 起人民。他劈风斩浪,力排众议,为推动改革开放的事业奉献着他全部的才华、生 命和勇气。 人生七十古来稀。 七十六岁,是许多人退休多年,尽享天伦之乐的岁数。可我的父亲却在这时开 始他人生道路上又一个新的起点,仅仅十年,改变了中国。 这些年,我们也曾经跟着父亲走遍大江南北、松辽平原;游过三峡;爬过黄山……, 我开始想到,我要给爸爸拍照片。我拍了爸爸和我们在一起忘情于祖国如画山河的 许多照片。照片中的爸爸显得那样精神饱满、兴致勃勃、神采奕奕。我知道,爸爸 每一次出行多半都是带着工作任务,是有目的地走到每一个地方。他的心紧紧地系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上。爸爸到东北三省,是去点火,要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引向深入;他上黄山,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安徽凤阳农民实行包产到户、搞大包干的 改革创举;两次深圳、珠海之行,他以特区的成功为例证,满怀深情期待整个中国 的改革能够加大步伐继续前进。1993年父亲冒着寒风,登上南浦大桥,望着杨浦、 南浦两座现代化的斜拉桥凌空飞架,望着拔地而起的浦东新区的壮观图景,老人内 心深处的喜悦、他的欣慰的眼神和表情令我终生难忘…… 父亲看到了他的理想、他的计划一步步在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将成为 现实,新的年轻的领导班子业已形成。他感到满意,放心。 父亲始终认为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压在某一个领导人的去留之上。他有意识 地逐渐卸下自己身上的重担,让新一代领导人走上舞台。1989年11月9日党中央终于 批准了爸爸申请退休的报告。爸爸真的是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爸爸是一个高尚的人,受到人民的爱戴,得到世界的尊重。爸爸是个无私的人。 因为无私,他才坚强,无论什么挫折、痛苦都不能把他打倒。因为无私,他才勇敢, 敢于实事求是。有人说他是开“钢铁公司”的,顶着多大的压力,他都寸步不让; 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他都勇往直前,他的意志是无人可以动摇的。匈牙利有个记 者,写了一本书。书中说我爸爸是个“炼金术士”,善于把油和水融合在一起,创 造出奇迹。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正是邓小平创造出的这样一个奇迹。 二 打开我的相册,里面珍藏着千余幅爸爸和我们全家的照片,其中大部分是70年 代以后我自己有意为爸爸拍摄的。看着这些照片,爸爸的身影、爸爸的风采、爸爸 的音容笑貌那么真切地一一呈现在眼前。我从中精心挑选了一百多幅,编辑成册, 奉献给大家。 这些照片所跨越的年代,除有一张1972年在江西的留影外,主要是1980—1993 年这十三年。其实,我们很早就学会了照像、洗像,但那时,只是作为个人的兴趣、 乐趣拍照;也因为经济的原因,没有余钱买更多的胶卷,因此“文革”之前,我们 家的照片不多,也分不清哪些是我自己拍摄的,无法收录在这部影集里。“文革” 当中,我们连自身的权利和安全都没有保障,就更不可能拍照,否则,会说我们是 在记“变天账”。1994年以后的照片都不够理想,所以能够呈献给大家的,就只有 这十三年中,爸爸的部分留影。 这个十三年,是我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也是中国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 时期。但我的照片并没有直接记录这一段历史。我想:我的这部影集不是一个摄影 家艺术技巧的展示,也不是一位伟人的画传。这只是我,作为女儿,心中。眼中、 镜头中留下的永不能磨灭的对父亲的记忆。我拍的这些照片,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 事件,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我是一个画家,没有机会接触父亲的政治活动或者 外事活动。我所拍摄的几乎全部是生活中的父亲,是他居家生活中最自然、最生动、 最丰富,同时也是他不常为人所见的一些侧面。这些照片记录了爸爸退休前后的生 活。从中可以了解到他的生活内容,他的兴趣爱好;也可以理解他的感情和他的内 心。我想通过我的这些照片让大家都知道,我的爸爸不是神,他也是人。和普通人 一样,他也有他的喜怒哀乐,有他的倔强个性,有他的自然表情。 爸爸在家里说话不多,说出来就切中要害,而且幽默、风趣。他不爱串门,不 拉关系;除了几个极个别的老战友、老邻居,他谁家都不去。他不爱管闲事,小事 不关心,不在乎,不发牢骚。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不当裁判, 不断是非。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他对病痛有极大的承受力。身体不舒服, 自己从来不说,不爱看医生,不愿意麻烦别人。他的病变常常都是医生、护士们细 心观察才发现的。他抽了一辈子的烟,1989年,到了八十五岁,医生建议他戒烟, 他立刻戒掉了,从此再没有抽过一支。他爱整齐,爱干净,穿衣简单、朴素、老一 套。除了早年在法国、苏联等地他穿过西装,以后,他从不穿西装。冬天出门散步, 不爱戴帽子,不爱戴围巾,下身只穿两条单裤:一条布衬裤、一条涤卡裤;上身一 件衬衣、一件毛衣、一件中山装,有时候再套件大衣,大雪天也是一样。谁要劝他 多穿件衣服,他会说:“没那个福气。”或者反问:“你冷不冷?你不冷干嘛让我 多穿?”他不喜欢毛手毛脚,丢三落四。他办事果断,当天的文件当天处理完毕, 从不拖泥带水。他守时刻,守信用,约定了时间,从来不迟到,也从来不等人。他 宴请外宾,宴会一个钟头准时结束。他严于律己,待人宽厚,审时度势,举重若轻。 他是一位生活在我们中间、有血有肉、感情深挚、充满旺盛生命活力的人。他 是一位好爸爸,好爷爷,好丈夫,好儿子。在家里,我们大家都亲昵地称呼他“老 爷子”。 爸爸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春天,热爱大自然,热爱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 西。冬天过去,每次都是他第一个感受到春天,第一个发现院子里的小草又绿了; 他知道哪几株牡丹、芍药、月季都结了多少花苞。爸爸说他最喜欢的花是芍药,又 能欣赏,又可以当药材治病。秋天,他喜欢吃我们家院儿里的柿子、新鲜的核桃, 又大又甜的鲜枣。树上有几颗樱桃果被小鸟吃了,他还挺心疼。他每天走到小池塘 边上,拍拍手,小金鱼听到声音,争先恐后游过来抢吃食物,爸爸静静地站在一旁 看着它们,分享它们的快乐。 每年四月,万物复苏,我们全家都要陪伴爸爸去游春,让他那劳累的身心得到 一点松弛和快慰。爸爸说过,退休以后,他愿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到各处去看一看, 走一走。可是,爸爸走到哪里都会被爱戴他的群众团团围住。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 现。所以到了春天,我们和爸爸不是去中南海,就是去钓鱼台或者玉泉山,年年如 此。 爸爸喜欢钓鱼台里嫩绿的垂柳;喜欢绿叶衬托着的白色、粉色的碧桃;喜欢玉 泉山金黄的迎春、连翘还有紫玉兰。爸爸喜欢在桃花盛开的时候沿着中南海静静的 湖畔漫步;他喜欢坐在岸边看着孙儿们在湖中嬉水、划船……我拍了许多爸爸沐浴 春光的特写,他那恰然的神态,或者远眺,或者沉思,无论微笑还是肃然——一切 都仿佛就在昨天。 爸爸也爱白雪。一看见大雪纷飞,他就会高兴地说:“今年的庄稼又该有个好 收成了!”爸爸对农业非常关心,让农民富起来,这是爸爸多年的心愿。 有一年大雪之后,我带着萌萌、羊羊等几个孩子,在院子里堆了一个大雪人。 拿两个煤球当眼睛,插上一根胡萝卜作鼻子,再把一只水桶扣在雪人头上当帽子, 萌萌还在雪人的左右一边插上一把木剑,威风凛凛,待别可爱。爸爸在院里散步, 饶有兴味地看着我们。我赶忙拿出我的照相机,给爸爸、雪人和孩子们一起拍了个 合影。 ……雪人早已融化在茫茫大气之中,可他那滑稽幽默、憨厚可掬的形象和爸爸 在一起,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我的照片里有一张爸爸带着羊羊参加植树节的合影。祖孙两个拿着铲子,正在 给刚刚栽下的小树苗培土。 每年的植树节他都要去植树,而且带着萌萌、羊羊、小弟儿这些孙子们一起去。 植树育人,意味深长。他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认识到,植树造林对于我们国家 长远的发展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希望子孙后代都能把全民义务植树的活动坚持下 去。 爸爸对工作,提得起,放得下,自我制约的能力非常强。 退休以后,爸爸的生活大有规律了。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吃过早饭,看报纸, 然后散步,吃午饭;午休到三点,起来打桥牌,或者看书,看录像;之后再散一会 儿步,吃过晚饭,听孩子们聊聊天,看看电视,睡觉。天天如此。医生说,如果不 是严格规律的生活、依他的经历和所受到的磨难,他是很难这样长寿的。 退休是爸爸向往已久的生活。 他早就交待秘书,退休以后不看文件了。 爸爸特别爱看书。他什么书都看,特别爱看史书。出差时有时候也带一二本 《聊斋》、诗词一类的书,抽空就翻翻。他特别喜欢看字典和地图。他的办公室的 书柜里摆着各种字典、辞典。遇到问题,爸爸喜欢翻开字典,查个究竟。不论走到 哪里,他经常要看看地图,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这也许是他打仗时候留下的习惯 吧。“文革”时期爸爸失去了自由,却给了他难得的读书的机会。从北京到江西, 几年的时间,他通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重要 的历史著作以及古今中外文学和其他各种名著。到了晚年,爸爸爱看武侠小说。他 说看武侠小说不用动脑子,轻松,消遣,得到休息。办公室为他订了十几种报纸、 杂志,他每一份都读得非常仔细、认真。报纸成为爸爸退休以后了解社会、与世界 沟通的渠道。 每天大约十点钟,爸爸到院子里去散步。 1959年,爸爸的腿骨折了,为了锻炼恢复腿的功能,他每天坚持散步,几十年 如一日,从不间断。爸爸散步非常认真,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我家的院子 最大外缘大约有140米长,爸爸生病以前,每天固定要走十八圈。随着身体变化,以 后逐年减少。到最后,必须由人搀扶着走,他还在坚持。爸爸散步不说话,目不斜 视,但他的脑子不休息。谁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想,从北京到江西,再回北 京,爸爸关于中国发展的方针大计不能说跟他散步所走过的那许许多多长长的路没 有关系。 每天散步之前,爸爸都要做操。那是退休以后,他为自己编的一套体操,抬腿, 弯腰,伸胳膊,都是些最简单的动作,但是他做起来却是十分认真。 爸爸最喜欢的运动是在大海里游泳。 爸爸不喜欢在游泳池里游。游泳池太小,水是死的。 大海不同。天高海阔,无边无垠。晴天在海里游泳,风平浪静,海水浮力大, 身体被海浪托浮着,运动着,感觉舒服极了,真是一种享受。遇到大浪,很具挑战 性。必须掌握好海的节奏和韵律,否则,水就会钻到嘴里去,就会呛水。我们都喜 欢跳浪。看见波涛涌来,双脚蹬着海底一跳,身体就被浪涛举到半空,接着又顺水 波落下,其乐无穷。爸爸则愿意顶着风,迎着浪,钻进水里;勇往直前,游向大海 的深处。爸爸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每年去北戴河,到达的当天,他就要下 海;离去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舍不得放弃。爸爸说:“你 们不懂,雨天游泳才舒服,水里是暖和的。”每天上午十点,我们全家和爸爸一起, 走向海边,扑进大海。孩子们有的在水中嬉水欢笑,有的自由自在在海里畅游。爸 爸却像是完成一项既定的任务,一走进大海,就径直朝着远处的护网游去。爸爸游 泳和散步一样,从不偷工减料,总是沿着泳区的最大周边环游。游泳区里海的深处 有个平台,是供大家中间休息的地方。爸爸从来不去。因此,我们全家都养成了习 惯,下海游泳,中间都不上岸,不晒太阳。爸爸每次游到预定的时间,要到孩子们 迎着他,陪他一起往回游,他才心满意足地和大家一起走上沙滩。有一次,游着半 截下起大雨,岸上的人摇起了小红旗,招呼大家上岸。爸爸却说:“他们摇早了, 还不到时候。” 爸爸舍不得离开大海。 岁月无情。1992年爸爸已经八十八岁了。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小组决定不 让他下海了。 那一年夏天,我们全家最后一次去北戴河。北戴河风和日丽,天气特别的好。 爸爸坐在岸边看着我们游泳,心里可痒痒了。每天早晨起来,他就问:今天天气怎 么样?风力多大?水温多高?海浪大不大?身旁的人知道他的心思,看他怪可怜的, 就去请示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经过研究,终于同意爸爸下海了。爸爸很高兴。护 士婉转地对他说:“今天下海咱们表现好一点,少游一会儿,明天就还能批准咱们 再游。好吗?”“好不容易下去一趟,我才不呢!”这时候的爸爸真像个任性的孩 子。 那一年爸爸一共下海八次,每次大约四十五分钟。这是他一生最后在大海中的 游泳。 打桥牌是爸爸终身的爱好。 1952年,爸爸还在西南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路过内江,遇到一位朋友教他学 会了打桥牌,从此打桥牌成了他工作之余的主要娱乐活动。爸爸说,只有打桥牌他 的大脑才能真正得到休息,不再去想别的事情。退休以后,爸爸有更多的时间打桥 牌了。他说;“我能打桥牌,说明我的脑子好;我能游泳,说明我的身体好。” 爸爸打牌思维敏捷,计算准确。洗牌、发牌、叫牌、打牌、记分每一步他都特 别认真,处理得果断、迅速,运筹帷幄,师出有名,一派大将风度。爸爸打牌,不 服输,喜欢赢。遇到有争议,他总要弄出个究竟。有一次,到点该收牌了。楠楠对 爸爸说:“你刚才那张牌不该那么出。”爸爸当时没吭气。第二天,大家一坐到台 上,他就把头一天那副牌往桌上一摆: “你们说,谁错,谁对?”对楠楠的批评,他还不大服气。 有时候,牌局结束了,双方比分相差不多。如果爸爸这一方差了几分,他就会 要求:“再来一把。”他还想争取最后胜利。 如果他的对手落后,他也会说:“再来一把。”给对方一次机会。其实,他自 己也不想收牌。 爸爸不爱交际,但和他的牌友们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如今,爸爸办公室的玻璃书柜里还安放着几件珍贵的桥牌纪念品。其中一个是 1988年7月中国桥牌协会聘请爸爸为该协会荣誉主席的证书。还有一个是1993年6月 5日世界桥牌联合会颁发的荣誉金奖证书,表彰我爸爸为在人口最多的中国以及世界 推广和发展桥牌运动做出的杰出贡献。 爸爸每天都要看电视。 每天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联播》他必看,这是他了解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渠道。 爸爸喜欢京剧,特别喜欢言派。后来年纪大了,耳朵又不好,以后就很少看。爸爸 也喜欢川剧。“文革”以前,川剧进京,爸爸和朱德爹爹、陈毅伯伯必定都要看。 “文革”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川剧了。有时候,爸爸也看电视剧,但是,需要我 们姐妹或者工作人员在旁边给他讲解,因为他的耳朵听不清。每年的春节,到处喜 气洋洋,热闹非凡。爸爸必定和我们全家坐在一起,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 晚会》,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历尽磨难之后的春节团聚,我们全家都格外珍惜。 爸爸是个球迷,对体育节目百看不厌。爸爸最喜欢的是足球。据说,他在法国 的时候,为了看足球,还当了一件衣服。现在看电视,足球、排球,特别是世界杯 足球赛或中国女排比赛的转播,他必看。播出时间他不能看的,就让朴方帮他录下 来,有空再看。在屏幕上看比赛,他也如亲临现场一样紧张。只要是中国队赢了, 他就高兴,情不自禁地拍手,还对身旁的人说:“快鼓掌啊!鼓励鼓励。”有些比 赛,像体操、跳水等项目,他一边看,一边和场上的裁判一起打分。他给中国选手 打的分,一般都比裁判打的分高。中国小选手获奖,爸爸特别高兴!有一阵中国乒 乓球走了下坡路,爸爸说:“中国乒乓球打不赢,就是因为你们不看!”爸爸的球 瘾,其实全都在他的爱国心上。 我拍的照片有一张是爸爸正在看电视,时间是1992年8月14日,在北戴河。爸爸 端坐在沙发上,电视图像恰是火箭升天的那一瞬间,火亮的光柱被永久地凝固在屏 幕上。当天清晨的7点12分,我国首次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澳大利亚通讯卫星。中央 电视台现场直播,全中国、全世界都在注视这历史的瞬间。那天,我们全家和爸爸 同全国人民一道观看了这个壮丽的情景。 爸爸每天早晨起来先要喝一杯浓茶。他喜欢四川或者安徽的青茶,也喜欢西湖 的龙井。 爸爸吃饭特别快,不挑食,做什么,吃什么。但他最爱吃四川家乡风味的菜肴: 回锅肉、粉蒸肉、扣肉……特别爱吃大肥肉。奶奶做的霉豆腐、二姑姑做的腌胡萝 卜丝是我们家的看家小菜,常年不断。爸爸也爱吃烤红薯,而且连皮一起吃,喜欢 新鲜的老玉米,煮的、烤的都爱吃,每年这些东西上市的时候,也经常会摆在我们 家的饭桌上,大家都高兴。 爸爸从来不吃零食。但是每餐饭前都要喝两小杯茅台酒,后来改成绍兴加饭黄 酒,再就上一点花生米啦、南瓜子啦、猪耳朵啦等等下酒菜,吃得美滋滋的。这是 他的一点小特权,一点特殊的享受。吃得高兴,他常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把他自己 的下酒小菜、水果、餐桌上的好吃的一一分给孙子们吃,或者说:“朴方,来!你 也喝一杯。” 我们家剩菜、剩饭不许倒,做成烩菜、烩饭,下顿接着吃。爸爸说:“不会吃 剩饭的是傻瓜。”我们全家都不当傻瓜。 爸爸守时,家里到点就开饭,中午十二点整,晚上六点半,几十年不变。 我们家四世同堂,从老到小,全到齐了十好几口,得分两桌。中午经常在家吃 饭的人不多,大家称之为“常委”,其余都是“游击队”。 爸爸吃饭喜欢热闹。饭桌上少了几个人,他就会说:“哎呀!今天怎么冷冷清 清呢!”看不见哪个孙子,他就会问:“到哪里去啦?” 饭桌是我们全家聚会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我们家的“信息交流中心”。十几个 人,每人关心一摊事,从国家大事,到马路新闻,大家七嘴八舌,海阔天空,热闹 非凡。讲文学,爸爸主张背。我们在饭桌上背《岳阳楼记》,背《木兰辞》,背昆 明大观楼的长联……大家抢着背,看谁背得多,大人、孩子一起争,你说这句,我 说那句,气氛非常感染人。讲历史,孩子们就讨论孔明如何,曹操如何。讲文化, 我们也谈谈歌剧、芭蕾舞、交响乐;说说哪个画家,哪个流派、风格……文化的题 目、历史的人物、事件,对现实生活各种事物的分析,或褒或贬,纷纷嚷嚷……宽 阔的视野,民主的气氛——这一切,成为我们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仅对孙 子辈整体的思维。文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是对我们子女这一辈也是 受益终身。我们都珍惜这种团聚的时刻,我们都爱我们家的饭桌。 爸爸在饭桌上很少发言,但是这种轻松、活泼、融洽的空气他喜欢。我们三个 姐妹的性格像妈妈,心直口快,在家说话都是大嗓门,无遮无挡,经常还喜欢开个 小玩笑,说:楠楠是我们家的“总理大臣”,因为楠楠从小就会帮着妈妈管家;说 朴方是我们家的“兵部、尚书”,因为他专门喜欢舞刀弄枪;毛毛小时候,谁见了 都喜欢,我们就说她是我们家的“礼部尚书”;我在外面不当官,但是在家里我的 官衔最多:我是“老干部”,后来又添了“政协主席”兼“文化部长”;那时飞飞 还小,只有他是平头百姓。爸爸有时候也加入,说:“跟赫鲁晓夫吵架,别的武器 不用带了,带个邓楠就够了。”楠楠说;“都是因为爸爸耳朵不好,我才成了个大 嗓门儿。” 爸爸最喜欢的是孩子。 我们家三个大孩子都是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小时候很少有机会和爸爸在一起。 毛毛和飞飞生下来不久,我们就搬到了北京。建国初期,爸爸工作特别忙,他的办 公室一般很少有人进去,怕打搅他。可毛毛和飞飞例外,从小就在爸爸的办公桌底 下钻来钻去,在地毯上翻跟头、打滚、过家家,爸爸从来不嫌烦。毛毛、飞飞长大 了,就再去抓一个小不点儿的娃娃来。亲戚家的孩子一个挨一个地接到我们家来抚 养,长大了,再换一个。爸爸说是“活玩具”!我们全家都爱。 1973年春天,我们家又回到了北京。几个孙于陆续出生。我的儿子萌萌,毛毛 的女儿羊羊,最后是飞飞的儿子小弟儿。 四个孙子辈儿给爷爷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爸爸的办公桌上至今还摆着孙子们送给他的瓷玩具。四个小动物,四个不同的 属象,分别代表四个孙子。老鼠是眠眠,老虎是萌萌,小羊是羊羊,还有一头小牛, 是小弟儿。另外有一个小篮子,里面坐着七只白白胖胖的猪。五个小胖猪像是我们 五个姊妹兄弟,两只大胖猪都带着眼镜,就像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多么可爱的大 家庭! 爷爷疼爱每一个孙子,少了谁,就要问,就要找。近几十年,他从没有进过商 店。1992年在上海,安排他去看看上海的商场,他突然提出要自己买东西。他买了 四把铅笔,四块橡皮,分别送给了四个孙子。我们对孩子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爷爷要你们“努力学习,改正错误”,明白了吧! 有一次,去玉泉山,孙子们编两个柳条帽,给爷爷、奶奶戴在头上,两位七八 十岁的老人,好像都回到了年轻的时光。羊羊要和爷爷照相,她把玩具也当作一个 成员,让爷爷牵着小猴子的一只爪子,她自己牵着另一只,一块儿合影……这种时 候,老爷爷听任孙子们摆布。小弟儿是最小的孙子,是爷爷的心尖儿。我的照片里 最多的镜头是爷爷和小弟几。爷爷的表情那样慈爱,那样安详。他给小弟儿讲故事, 他喂小弟儿吃蛋糕,他和小弟儿吹蒲公英,他看小弟儿从海边拣来的小螃蟹……八 九十岁的老人和小孙子在一起,他的心都溶化了,陶醉在童真的情趣之中,忘却一 切。 孙子们爱爷爷,尊敬爷爷。他们都知道爷爷是个伟大的好人,他为中国人民做 了那么多的事,经受过那么多的委屈、痛苦。他们要让爷爷高高兴兴地度过晚年。 陪伴爷爷成了孙子们至高无上的职责。能让爷爷快乐,孙子们干什么都愿意。 最能调动孙子们积极性的是爷爷的生日。我们家孙子们送爷爷礼物从来不是花 钱去买,他们要用亲手做的礼物表达对爷爷的敬爱之心。快到爷爷生日的前几天, 孩子们就会来向我求援。“大姨,我们今年给爷爷送什么礼物好啊?”羊羊跑来说, 我从小喜欢民间的东西,喜欢做手工,孩子们的请求,我义不容辞。 在北戴河过生日,连续三年,孙子们送爷爷的礼物都是粉笔画。画面大约有二 三十平方米,硕大无比。七彩的粉笔在孩子们的手中,变成天趣盎然的现代派美术 作品。萌萌挑头,眠眠、羊羊一起动手上色,在家中门前一块水泥的大平地上作画。 1990年画的是一片特大的树叶;1991年画了一个人;1992年是天空之城,每年一个 题目。孩子们在人的手指头上画只小鸟;在大村里画上一个怪怪的机器人,村里还 有城市……丰富的想像力,科幻的理想,还挺有人情味。 爸爸看着孙子们作画,心里高兴。问他画得好不好?他总是说:“画得好,画 得好!” 以后的几年,孙子们的礼物都是做手工。爸爸九十岁生日,他们用彩色纸叠了 九十只小鸟,五颜六色,用线穿在一起,象征吉祥。爸爸九十一岁,他们用彩纸叠 了九十一只风车;1996年爸爸九十二岁,他们买来彩色绒线,缠成一串串大大小小 的粽子。爸爸看着这样的礼物,总是眉开眼笑。 每年8月22日,爸爸的生日,是我们家最盛大的节日。过生日主要就是吃顿饭。 我们家的亲戚多,每年的这一天,都来聚会。自家的生日宴喜庆、热闹,不请外人。 爸爸的办公室、客厅和走廊到处都摆着四面八方送来的鲜花,千姿百态,花香四溢。 爸爸过生日,大家一起唱“祝你生日快乐!”;孙子们和爷爷、奶奶一起吹蜡 烛;爷爷、奶奶切蛋糕;爷爷给大家发寿桃;儿女们、孙子们去给敬酒……这些程 序或许和别家没有什么不同,但对我们来说,每一年、每一次都格外珍贵。 1989年父亲退休日那一天,四个孙子献给爷爷一张贺卡,四个角上别着四个蝴 蝶结,代表他们自己;中间画了一颗红心,那是孩子们的心。贺卡里写了这样一句 话:“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年轻!”家里大厅的墙上还贴着一行鲜红的大字: “1922—1989—永远”,这是我们全家人的心意。 爸爸永远年轻。爸爸的革命精神永存。 三 爸爸的晚年是幸福的。他历尽磨难,百折不回。能够亲眼看到他毕生为之奋斗 的理想一件件变成现实,老百姓开始过上富裕的日子,国家一天天在改变着面貌, 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安慰! 夫妻恩爱,生死与共,风雨同舟五十八年;子孙绕膝,欢声笑语,天伦之乐颐 享天年。家给予爸爸的温暖使他的生命能够一直延续到九十三岁高龄。 爸爸一生所受的委曲,他内心所承受的痛苦、折磨非常人能够理解;他所经受 的挫折、打击非常人能够想像。但爸爸自己从来不提。1989年,改革的步伐正在向 前迈进,又一次狂风恶浪铺天盖地,喊出了“打倒邓小平”的口号。而爸爸坦荡、 镇定,半步不退,打也不倒。爸爸曾说,有人喊“打倒邓小平”,却没有人喊“打 倒改革开放”,这说明群众支持我们改革,我们一定要把改革开放的事业继续下去, 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动摇。爸爸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他所牵挂的只有人民的 事业。 有个朋友对我说,他当时听传达,听到我父亲的这段话,热泪夺眶而出,他说 他为这位老人的胸怀和赤诚而震撼,也为中华民族有这样一副铮铮铁骨而由衷地骄 傲! 作为父亲的女儿,我在父亲身边生活五十几年,在风浪中沉浮,在困境中磨炼, 欢乐和痛苦,都已成为我心中无价的财富。父亲的品德,父亲的风范,言传身教, 令我受用终生。我生命的成长,气质的锻炼,思想的进步;我的艺术风格的形成, 个性的成熟,思维的突破……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父亲的教育和影响的结果。我 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我深深地、深深地爱着我的父亲! 爸爸离去是自然的规律,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爸爸把一切安排得那么好, 关于生死,他很早就开始给我们上课了。饭桌上,爸爸谈得非常轻松。他说,中国 人的传统,讲究红白喜事:结婚是红喜事;人死,过了多少岁,就是白喜事。要请 客吃饭,办酒席。 骨灰怎么办? 埋在果树下?不行,不行!这棵树上结的果子谁都不敢吃了。我们大家说。 扔到野外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大家都不赞成。 撒到大海里怎么样? …… 隆冬过去,又是一个春天来临。草儿绿了,叶儿青了,桃树、梨树、海棠树上 的花骨朵都已经冒出尖尖了,远去的喜鹊、燕子,各种鸟儿都飞回来了,叽叽喳喳 叫个不停……满园春色,万物重生。待到春光烂漫时,我们家院子里的松树,在花 团锦簇之中,显得更加苍劲、挺拔,郁郁葱葱! 我思念我的父亲!为此, 我把这一本摄影集敬献给我亲爱的父亲! 敬献给父亲终生为之奋斗的中国人民! 爸爸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爸爸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1998年2月 (原载1998年2月18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