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曹禺 万方 现在,我的爸爸是一个老人了。几乎在不知不觉之中,他变成了老人。这也就 是在他生病住院这一年里发生的事。 他坐在医院的阳台上,阳台很宽大,也很长,空无一人。他坐在一张藤椅里, 太阳光照在他的头顶上。稀疏的灰白的头发在阳光里显得干枯而脆弱。而他脸上的 神色是那样安详。有时候我走到他面前,他并不知道,因为他晒太阳的时候闭着眼 睛。于是我注视着他,同时我能够感觉到他的梦。他的一生在这一刻就像梦一样, 又真实又虚幻。他确实坐在那儿,但是他在他的梦里。那是一个他自己也说不出是 什么样的梦。总之很有分量,在他看见了我,微笑起来,和我谈话……在这一切活 动的后面都能感觉到那梦的分量。我说不清,但这就是我的感觉。我的爸爸老了, 他因为生病而没有力气思想了,这样一种梦就成了他的思想,带着他,带着他缺乏 力气的身体,静悄悄地漫游。 他坐在那儿,看见了许许多多他说不出的事物、人和事件……他有愿望把这些 景象告诉我们,可是很困难。也许是他抓不住它们,也许是它们过于模糊,或过于 强烈,使他不敢多望一眼。他说出的话都是极其简单平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 那么孤独。他常常说“人真孤独”,我想就是这个原因。 去年9月,我爸爸过生日,我们照了相片。我把相片寄给我在国外读书的妹妹。 她来信说,爸爸怎么变得这么黑呀?她不知道,他一夏天都坐在那空空的走廊上晒 太阳。我明白了,真正的安详其实是一种极深的疲乏,从精力到精神,从思想到体 力。 今年9月我爸爸就八十岁了。他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写出了话剧《雷雨》。最近北 京人艺的第四代演员又一次把它搬上舞台。我爸爸向医院请了假,去看这出戏的演 出。这是他一年多来唯一的一次看戏。事后他问我们:“你们觉得怎么样?还能看 得下去吗?”他并不想听到评论式的话,他只想听到最普通观众嘴里说的话,比如 “挺有意思”,“好玩儿”,“真够复杂的”,“挺来劲儿”。听到这样的话他心 里最快活。他属于为观众写戏的那类剧作家。他成功了,这就对了。 我回答他说:“还行。”他笑了,说:“你总是这句话。不过你说还行就是不 错。”我说:“剧本是棒。”他又问:“真的吗?真的还站得住?”我说:“确实 还站得住,因为剧场里很安静,有不少看过的人还来看,主要是来看演员。还有很 多从未看过的人来看,他们在每一处该有反应时都有反应。”他说:“能有人买票 看这出戏,那就不错。” 一种不自信现在时常困扰他。他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并不真的好,怀疑它们的 价值。我说这不是你的事,你写出了剧本,尽了你的力,费了心血,以后就由时间 去衡量了。“那我的剧本是不是还算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他问。“你说呢?” 我反问。“你说呢?”他不回答。他心里有答案,但是那答案已经模糊了,太遥远 了。 记得他对我讲过,一些评论他创作的书里也写到,他写出了《雷雨》后,把剧 本交给他的朋友章靳以。章靳以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没有看,也没有提 起过。我问:“你怎么不问问他?”他说:“我没想过要问,那时候我真是不在乎, 我知道那是个好东西。”“那靳以叔叔怎么会一直没看?”“他可能是忘了。他没 把这件事当成一回事,他就是那样一种人。”后来许多书上都写过,是巴金伯伯发 现了抽屉里的剧本,看了,然后就发表了。 我永远忘不了我爸爸痛哭的样子和声音。那是一种完全无法控制的男人的嚎陶 大哭。那时我很小,七八岁,也许更小,看他扑在桌子上哭,站起来后,用手捂住 脸,然后控制不住又大哭起来。我很害怕。但是我知道发生的事情,靳以叔叔因病 在上海逝世了。他爱他的这位朋友。我没有看过他再这样哭过。 以后的很多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的时候,我想起了他的那次恸哭,我心里总 感到温暖。同时我觉得那也是他的温暖。在他今日的梦里,那一定是他和靳以叔叔 相聚的温暖场景。 我刚才想说的是,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非常自信的人。我不知道那时候他是 不是说话口气很大,如果要用一个词那就是“狂妄”。我想他不会。他从来不是一 个狂妄的人。但是我相信他那时感觉很轻松很快活,也很沉着,因为他知道自己想 写的,就能写出来。他写作不快,不是那类“快手”。他反复琢磨,常常是朗读写 出的句子,直到自己很欣赏自己为止。我小时候听他朗读过《胆剑篇》。我记得 “美,美丽的大火啊”!还有“玉人,我正要去找你,你却来了”。 他的朗读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不同凡响。它们打动我,使我不忘。因为他根 本不知道声音的存在,他用感觉读。如果说读得有味儿,那只是他思想的韵律。 这些都是我所目睹的生命的光华闪亮的景象。他给我讲写《家》的时候,在四 川长江边的一条小船上,天热极了,他又是特别爱出汗的人,汗流不止。从早上到 天黑,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写下去,夜晚时就点上油灯……于是我想像出江水拍打 着木船的船底的声音,想像出投在纸上的昏黄的灯影子,想像出那闷热粘湿的空气, 想像出他的酣畅的笔追赶着他的思路。他会梦见这些时刻吗?奇怪的是他很少提到。 那些遥远而又遥远的极乐时光竟真的逝去了吗? 如果我说它们没有逝去,我是有根据的。 不管他曾经做了些什么,忙碌的日子,玩的时候,投入于感情生活的时候,都 有一种感觉是占统治地位的,那是另一个他,一个隐身人,藏在他的身体里,那个 人名字叫作痛苦。他一生都没有逃脱它的掌握。这也许是他为什么会写作的一个重 要原因。既然痛苦长存,那么就是说对于美好时光的向住也就长存。这是一对不分 离的生命,共同生成共同死亡。有时它们会溶化成一个生命。我看见过它们那种形 态。我想我经常看见。 我爸爸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所以多少年来他的睡眠必须要靠安眠药。吃了 安眠药之后,他就大大地放松了。他的种种潜在的意识就会变成话语。这时候的他 常常是最慈祥的,是软弱而纯洁的。有一次我已经睡下了,听见他大声叫我的名字, 连声地叫,我翻身下床,跑进他的屋里。他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 我什么也不想了,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他说得迷迷糊糊,他的身体软绵绵的。 我是说他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他已经快要进入睡眠状态了。但我相信,他的灵魂刚 才是站在窗台上的,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他说:“我痛苦,我要 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他的枕头边上放着托 尔斯泰评传这一类的书,这是他崇拜的作家。他接着说:“人家吹捧我,我并不快 乐,因为我想得太大了。” 我劝他别想了,那么多人并没有干什么也过了,“睡吧。”我说。他反驳我, “那他们没有想像力呀!我不同,我有,我想成托尔斯泰,可我成不了,都七八十 岁了,还成什么呀,我就想死了算了。托尔斯泰,他一辈子要弄清为什么,他几十 年的痛苦,他想像农民一样生活……他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作,大吃,能吃 极了,八十二岁还要吃一大碗生菜,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 有时候,吃过安眠药,他讲叙他生活的经历,他所见过的一些事,如同陀斯妥 也夫斯基笔下的事,他反复地说他要写,要写真实的人。有时候是讲他的梦。我说 的是真正的梦。他的梦是重复的,有的梦做了一辈子,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事件…… 他的话内容繁杂,跳跃极大。 大都是在这样的时候,我尤其感觉到自己是他的女儿。因为他把我当成他自己 生命延续出的另一部分。他所面对的其实不是我,而是一个他能够进行自我倾诉的 对象。他说了许多,让自己了解自己的种种苦闷,他感到了安慰,平静下来,就睡 着了。 当然,他也面对我,他希望得到人的理解。我想在这点上我没有叫他失望。我 提到的那一次,他大声把我喊去,说了一番话,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跳楼,只是 那么一想,你不要说啊!可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稀奇,谁都有陷入绝望的瞬间,谁 都想到过死。但是在他的生活中确有这样一个阴影,或者说是一股压力;或远或近, 或轻或重地跟着……他甩不掉它,因为他已久缺乏力量了。长江边那只篷船上的青 年是有力量的。 他羡慕青年人,有时他在街上散步,他会盯住某个过路的人,当人走过他身边, 走开了,他会转回身去盯着看。我问,“你看什么呢?”他说,“没有比青春再好 的东西了。”他能感到生之气息拂面吹来,他非常敏感。我甚至想说,他就是从他 的敏感中汲取生命的。 平日,即使在他进入老年后,他仍然是个活灵活现的爱闹的人。记得小时候, 不管他晚上几点回家,即使我们已经睡了,他也非要把我们闹醒。他兴奋就要让我 们也都跟着他兴奋。他相信这一瞬间的欢乐的高潮,他看重这份真实的感觉,睡觉 则有的是时间。以后我们大了,他上年纪了,如果他遇到了什么满意的事,心里生 出美滋滋的感觉,他会突然扭动胖肚子,两支胳膊举起来伸直,小而柔软的手灵活 地上下翻动,跳起舞来。他的眼睛闪闪发亮,说他跳的是新疆舞,有时是日本舞, 后来也有过是“迪斯科”的时候。实在那不能算是什么舞,可是很有感染力。这真 是一个老人向你袒露内心喜悦的最美妙的方式了。 然而来得容易去的快,片刻他就气喘嘘嘘,瘫坐下来。而且连欢悦的心情也随 着一阵巨烈喧闹的动作发泄出去了,消失了。 在他情绪高涨,神采飞扬地和你讲话时,一切会突然间停顿,随即坍塌下来。 他依然坐在那里,但变了一个人,已被疲倦、被恍惚,被其它什么带走了的人。可 也有的时候他会使出所有的力气聊啊,聊啊,甚至是和不甚相干的人,第一次来访 的陌生客人,他要聊到最后一口气才停止。他原来并不是一个能说的人,所以我有 许多感触。我时常想,他不停地说话,超出他精神与体力的支付能力,他想得到什 么呢?我心里有很多答案,可没有一个准确的。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三楼的小礼堂里,举行春节联欢会,也许是院庆,我记不清了,人们请院长讲话, 他就走到前面去。他的样子就像不会说话的人那样,总出错。下面不断有人笑,因 为他又讲错了。他说得很短,然后就结束了,人们给他鼓掌。我虽然很小,可是我 能理解这掌声中有一层就有为了他的不会讲话而鼓的。这样的讲话给人们带来发自 内心的欢喜。 我爸爸的语言十分精彩。我指的不是“语言大师”那一类的语言,是一些恰恰 没经过思维的、冒出来的话。比如,他的钢笔没水了,他需要人给他找墨水,可他 冒出的一句话是:“这灯儿,不亮了!”我看见了他手上的钢笔,我就懂了,当然, 是钢笔不亮了。当他想让人帮他关掉灯时,他就指着灯说:“把这个,取消!”很 多东西都经常在他的取消之列。比如取消袜子,取消裤子,取消电视,他说:“取 消!”我们就都明白了。后来我们也学会取消了。有许多事情他是绝不用脑子的。 他写完毛笔字,用我的洗脸巾擦毛笔。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很顺手,而且那时他 想,毛巾就是擦毛笔用的。家里来了个客人,说:“您还记得我吗?我给您刻过图 章。”他热情地说:“哎呀,那太好了!你刻的章叫什么名字呀?”人家就告诉他, 是曹禺两个字。 这样的事情很多,都是些很可爱的事儿。 我妹妹的一个同学,他的爸爸是我爸爸的学生,他跟我妹妹说,你的爸爸,在 国立剧专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像个小太阳。我妹妹那时候只是个小学生。她把这 句话告诉了我。我就记住了,一直没忘。 我很难真实地想像出他像小太阳的样子。可是我相信他是有光的,因为我有感 觉。 我琢磨过,那是什么呢?很久了,我成熟起来,更成熟起来,我渐渐感觉到那 种光是一种真诚之光。我所说的绝不是人们说到真诚这个词时的那种含义。我说的 这个真诚,可能更彻底些。 一次我得了感冒一类的病,躺在床上。他走到我床边,看着我,然后说:“你 不知道,我真担心啊!我就担心你死在我前头。你要是死了,那你可让我太没法儿 受了。”我所说的就是这种真诚。我还记得有一回,我看他坐在沙发上沉着脸,大 不高兴的样子,我走过去关心他一下的意思,问:“爸,你怎么了?”他回答: “不高兴。”我说怎么不高兴,有什么不高兴?他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觉得 活着多余,你说有什么道理可讲!”我就没说什么了,可又听他自言自语,“觉得 活着多余就没道理啦,不然,这里有哲理。咳。”他叹一口气,“就是这么一回事 呗!”在很多类似的时刻,我就会想到,在他剧本里的许多人物身上都有他的影子, 是他的某一部分分离、繁衍出来的。 一般来说他不隐瞒自己,他不会隐瞒。包括他自己认为是不怎么美的、丑的东 西,他的方式是袒露。他会紧接着批判自己,用些极重的话。不过他也常常固执己 见,而且他固执起来会像恶魔。有一些时候,他也想隐瞒,可绝少成功。 我当然不是说他在任何人、所有事情面前都如此。 有时候在外人面前,他就用惯常的、虚伪的方式表现他的那种真诚。这种说法 不是人人都能明白的。这是我的说法。但,他的喜怒哀乐最后总是遮盖不了的。 家里常来人,邀他做一些没什么意思的事,题字或者宴会。他觉得很烦恼。我 们说,就说你身体不好。于是在来访人面前,他真就病得很厉害,连说话的力气也 没了,也听不见别人说什么了,完全不成了。来人走后我开玩笑,“爸,你演得过 了。”他说:“我是真的难受、胸闷极了,就这儿。”他指指胸口。奇怪,这是真 的。他的真诚表现为自己无法掌握的一种素质,超越他,在控制着他。在任何时候, 在各种心情之下,甚至包括恐惧。他对于不必恐惧的事物的恐惧,对于不必忧虑的 事情的忧虑,以至在不得不讲的情形下讲的溢美之词,他那出名的过分的谦虚,都 是真诚的。这种真诚也总是能影响我,使我在该生他气的时候,变为不生气。这种 真诚自有它的力量。 再次联想到我妹妹同学的父亲的话,我能够想像出他发光的样子了。那时他年 轻,正在给一群比他还年轻的热爱戏剧的人讲戏剧。那是美丽而真诚的光。穿过逝 去的岁月,我感到他的样子无比清晰地跃然在我眼前。 他在国立剧专时还有这样的故事。四川的冬天大家都穿棉袍,他讲课时也穿着 棉袍,讲着讲着他觉得身上什么地方怪难受的,就挠挠接着讲。过了一会儿又觉得 难受,又抓一抓,最后是从他的棉袍的窟窿里窜出一只耗子。很可惜我没能碰到这 么好玩的事。事实上,他的生活能力从来很低下,几乎是零。什么东西一经他的手 就要出问题。一杯茶要洒一半在身上;他自己系的裤子,会走着走着掉下来;脸盆 用过后随手往地上一扔,扔得潇洒自如,所以后来他用的盆只能买塑料的,供他摔。 冬天看他穿衣服,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他就不难受吗?腰部,连衣服带裤子右一 层左一层乱七八糟地纠在一起,鼓鼓囊囊,让人联想到不叠的被窝。每次我都问: “你不难受吗?”他摇摇头:“不。”——在这些方面他又是很迟钝的。刮胡子刮 出两三条口子,出血了,他一点不知道。他对疼痛的感觉也很迟钝。 他不馋,吃东西非常随便。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很少提出要求。他当然不会 做饭。“文化革命”期间他好像做过饭,做过烧茄子。但我那时当兵在外,所以我 不能肯定。但我能肯定我一辈子也不会吃上他做的饭。 但是他哺育我。我的意思不是他有自觉性地有计划地教育我。他从来不这么做。 也许在我记事以前他做过。我不知道。我还很小,可能四五岁吧,我双手紧紧趴在 游泳池边上,水很深。他把我的头使劲往水里按,让我别怕水。我大叫,并且打他。 他就大笑。我四年级时他教会我骑车。然后我就骑车上学了。在当时我是独一份。 前面我说过了,他一回家,只要他高兴就和我们大闹。我把他的头当过小山,山上 长着草,我越过沙发,从他的肩膀爬到山顶去割草。他放《天鹅湖》的唱片,我们 就没完没了地跳舞。 我还和爸爸在东湖边钓过鱼。我们坐了一下午,他钓上来一枝枯树权,我给他 讲鱼的家庭的故事,他爱听极了。他带我们看了许多戏。有的戏使我流泪。《雷雨》 第三幕的电闪雷鸣把我吓哭了,他只得带我们回家。他还凭他的想像带我去听殷承 宗的钢琴演奏会。我听不出什么,只记得弹钢琴的人的嘴一直在咀嚼着什么东西。 我问:“他吃什么呢?”他告诉我,他什么也没吃,那只是一种习惯。而且他不知 道自己的嘴在动。我觉得很奇怪。但以后就慢慢能理解这一类事了。 我前面还提到听他读自己写的剧本。可能就在那时候我感觉出了陶醉是一种什 么样子。他写东西时常常在屋里走来走去,表情是阴沉的。他还有剧烈地挠头的动 作,我也记得。他的耳边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痞子,他想不出来了就用手去搓那个痞 子。他的习惯例不是咀嚼。后来因为怕磨擦太多生癌,就把那个痞子取消了。是一 个很小的手术。 关于我爸爸,他年富力强时期的记忆都是零碎的,而且是孩子的观察。他也有 过极少次数的大发脾气,我记不得原因,可是很吓人。夏天在家里,他总是光着脊 梁。汗像一条条小虫在他背上爬。我观察过汗珠从毛孔里溢出来,往下滚,汇进脊 背上汗的小溪流里的全过程。但我一点不记得夏天的酷热,我也不记得有人抱怨夏 天。对了,我爸爸他不是个爱抱怨的人。他确实不抱怨。那时,他的书房是一间平 房,前面被一座大房子挡着阳光。他趴在那张又老又大的书桌上,用一只手支着头, 我妈妈坐在他对面,帮他记。窗子是绿油漆的,窗帘是白色的。我的相册里有这时 期的照片,但用不着拿出来看,因为我现在就已经看见了。 等我长大以后,他能够和我交谈、我也会思考以后,我想我才真的开始了解他 的一些品格。 对于他不懂的事情他绝不说知道。字典和百科全书是他必需随手可取的。有的 东西一时查不到,他就一直记着,最后总会在什么地方查到。他是极端认真的人, 不论做什么事,他要的不是正好,而是超出。在很多事情上,他的这种态度给人以 教育,以感动。可我不说这样的事。我要说寄信这件事。最最普通的信(绝不超重), 他一定要贴两毛至三毛钱邮票。如果去邮局寄的东西,过秤后人家说:五毛。他非 贴上七毛。万一没时间去邮局,他就贴上一块钱的邮票或者再多些。我把这种不可 理喻的事归为极端认真是不是合适呢?但我认为起码有助于说明他对其它事情的态 度。同时这也磨练出我们的耐性,不与他争,由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送客人从来是自己一个人跑在最前面。上年纪了,他的腿的功能退化的最快, 可走路时你最后总是不得不拽住他,因为他控制不住自己要往前冲。即便在医院的 走廊上走走,也是这样。我问他,你急着去哪儿?他笑笑,说:“好好,缓下劲儿 来。”可走不了几步就又上劲儿了。 只有写毛笔字、看字帖能使他的心静下来。所以他常看帖,能看很长时间。写 字也很好,但消耗体力。一次他给我读一首诗:“水目不真,唯有虚影,人亦如是, 终莫之领,为之驱驱,背此真净,若能悟之,超然独醒。”人老了,大约对那种彻 悟之后的宁静很向往吧。尤其当他不能做到的时候。 我爸爸喜欢听赞扬的话,当然不是任何赞扬都喜欢,总是高级一点的吧。但是 他又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样很没意思。有时他因为什么事而沾沾自喜,正得意的时候, 我看着他,笑眯眯的,他立刻就说:“你别笑话爸爸啊!”他要一下把事情点透。 只要他稍一闲下来,他的头脑就不停地转,就像被鞭子抽着的陀螺。这根鞭子经常 是:自己剖析。我至今弄不清在他的思想深处是否定自己多,还是肯定多。或许更 多的是对自己的怜悯。他永远不能领悟“知足长乐”和“随遇而安”的欣然。 幸亏他的性格是好动、好热闹的。只要有适当的场合和朋友,他就会是其中最 闹的一个,像孩子一样放纵自己,“人来疯”。他的朋友都了解他这点。当他全副 精神地投入欢闹时,看上去有点像舞台上的人物。因为他大欢乐了,不是人人都能 这么欢乐的。 长时间的寂寞会使他烦躁。他坐在桌前翻手边的杂志,毫不相干的杂志,又走 到书柜前漫无目的地找书,读出书的名字。他在屋子里东走西走。这些都是烦躁的 表现。有时我怀念从前在屋里走来走去的爸爸。那是一个脚步沉重、有目的地的人。 而后来这个走来走去的人,仿佛飘浮在空气里,不出声音地问:“我到底要干什么?” 我坚信我爸爸的才华。我所指的不是他的剧本。剧本就不用说了。我是想说我 知道他心里是有真宝贝的。他对事物的理解从来是他自己独特的。他会洞察。但他 不常把洞察的结果讲出来。于是这些结果就留在他心里,越积越多、越丰富,发酵 或蒸馏成了很棒的东西,很过硬的一些想法。这个积累的过程看上去是从浓重到透 明的过程。他有许多笔记本,都没有写满。从上面几乎看不出什么。但他还是时常 记上几笔。后来我想到了,他记下来的只是一些符号而已,只有经过他的目光,那 些符号才显出真正的意思来。世间一切事物都可能是有另一番意思的。平时他评叙 事物,抒发内心用的都是没法再普通的语言。然而又是极准确的,一拳拳都能打中 的语言。 有时他表现出烦躁,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绷得紧紧的,我走过去摸摸他的脸。 他站住了,松弛下来,对我说:“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来那个劲儿, 那个劲儿好像还有,可是像是不大行了。”我看着他。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互相看 着。我是多么地理解他因而可怜他。事情是多么清楚啊!我本想安慰他的,才摸了 他的脸,可是我什么也没能做到。 一次我的儿子来看外公,他拉着他的手说:“多好、多好啊!什么时候我要能 回到你那样,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孩。多快乐!”我儿子太小,他觉得干干净净 是归妈妈管的事,就跑去玩他的了。可我喜欢他的这个“干干净净”,它像是一下 为你换了一副眼光,当然,比这还要复杂些。 我和爸爸一起回过一次天津,是为南开大学的一个活动去的。我们到他从小长 大的家——小白楼去了。远远看见那所房子。说老实话我现在一点记不得是什么样 了。但他记得,记得很清楚。他说:“就是它,就在这儿,不错,绝对不会错。这 一家姓肖,那一家姓陈,”他指着旁边两幢房子,“我真是像在做梦啊!” “就在这地方,”他指着街口,“我小时候这里排着一溜人力车,那时叫‘胶 皮’,不要问价钱,上去就走。”他记起另一幢房子是周金子的家。 我们进了小楼,我就有印象了。小楼里黑乎乎的,里面住了好几家人。我爸爸 指着楼下的一间:“这是我的书房,还有一个小书憧伴着我读书。真是奇怪呀,我 就住在这儿!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翻译莫泊桑,看闲书;上高中时也在这里 温习功课。”他还想起了教过他的一个大方先生,还教过袁世凯的儿子,好玩古钱, 有几个姨太太,冬天是永远不生火的。他指出那里原来放着沙发,那儿是书桌,那 儿是床。他一再惊奇过去的事记得这么清楚,他的思绪在他旧时的家庭里游荡。有 很多人与他同在。也许其中也有一个干干净净的孩子。他渐渐长大了,生活在大千 世界里,成了一个剧作家。但是我不能想像。这样的环境,周围这样的人,永不消 散的大烟的气味,下午3点钟孩子放学回家,仍然是死寂的家……如果能够试试,我 也许想试一下,看那样的生活会造成什么,不过谁能保证我的安然无损呢?然而我 又想,我爸爸并不想失去什么,一切都在他心里留下了应有的痕迹与重量。在那间 弥漫着鸦片烟气味的屋子里,有一种东西一点点渗透到了他的身体里。那就是愤怒。 一个干于净净的孩子所一点点体味出的愤闷之情。他后来写出的剧本就是他不能选 择的命运的果实。 我记得我曾经问过我爸爸,他写东西的感觉。他说:“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印象, 许多憧憬,总是等写到节骨眼儿就冒出来了。要我说明白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 写的时候也不可能。”在他这样说之前,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人对许多事 情都需要反复证实。 就这样,他在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了。我妈妈李玉茹一直陪着他。我也常去看 他。我们说他是个“有福之人”,他自己也承认。他没有精神的时候就一句话也不 说,这种时候现在比较多。不过只要有精神他就立刻又像平日那样,兴奋而又敏感, 说话声音很大,眼睛生动地烁烁发亮。有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可能出现了白朦朦的一 片,分辨不出什么,所以他就迷糊一会儿,打个盹儿。我离开医院回家,他送我到 走廊上,站在那儿向我招手的样子已经像个孩子了。 现在我想我已经证实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爸爸是极丰富的人,极复杂的一个 人。他一生不追求享乐,他很真诚。他有很多缺陷与弱点,但是他没有罪孽。关于 我的爸爸,我还有很多很多可写的,但这里已经写不下了。 (选自《生命从80岁开始》,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