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江青猛地从沙发中站起来,拂袖而走 汪东兴说完了,周总理也讲了话。他主要是安慰了我们二处的同志,说:“你 们不要背什么思想包袱,继续在这里好好安心工作。你们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好 同志。”周总理说完后,叶帅也讲了几句话,还有几个在场的人也讲了话,但当时 都没有做记录,原话都记不住了,反正都是表态性质的话。 领导们都讲完了,我心想自己是这里警卫工作的负责人,也得讲几句吧,就讲 了一通,也是做检讨。说停止警卫值班,是对上面的精神没能很好领悟,事情办理 得过急,过粗,责任应由我负。今后要努力学习,提高觉悟,遵照各位首长的指示, 做好工作,保卫好毛主席、党中央。 我当时昏昏沉沉,所以讲起话来可能有些语无伦次,我现在都记不全我究竟还 讲了些什么了。可我的一通“昏话”刚说完,就见江青猛地从沙发中站起来,一脸 的不满,二话不说拂袖而走。我猜想是我的话有替汪东兴开脱之嫌,把江青给惹火 了。她的突然离去,使这个临时动议的会,戛然而止。 3 月3 日下午,张耀祠给我来电话说:“你们要恢复正常工作,将来如何变再 说。该你们管的就管,不该管的就不要管。不要出小点子,要加强请示报告。这次 的问题就是由16号楼内布哨引起的。叫给肖力汇报,人家没时间,你们也不请示, 也不到16号楼门前去等汪东兴同志。这次出问题你是有责任的,是不突出政治。今 后要加强联系,有事和有关单位商量。” 至此,这场风波告一段落。 由于3 月2 日晚上的接见,周恩来发话要安心工作,做好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 工作,才将原来把警卫局警卫一、二处调离的计划推翻。 移交风波之后,我和警卫二处搬到了19号楼,和原来外交部的钓鱼台管理处同 楼办公。后来陈伯达搬出钓鱼台,警卫二处又搬进陈伯达此前住的15号楼,直至 “文革”结束。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钓鱼台里的所见所闻,使我们更进一步领略了 高层斗争的复杂。 入夏以后,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通过查阅旧报纸期刊,以寻查叛徒线索的过 程中,发现了1932年2 月先后刊登在《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 报》上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这些红卫兵得知,“伍豪”即是周总理在上 海从事地下工作时使用的化名时,以为周总理有叛党嫌疑,立即将载有那则启事的 报纸的抄件,送到北京交给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 江青收到抄件,不做任何调查询问,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于5 月17日给林彪、 周总理、康生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指天津的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 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并把抄件一并附上,实际是逼周总理对 此做出交代。 5 月19日,周总理在江青的信上做出迅速反应:“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 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 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知为敌人所为,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当夜,周总理就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并附上了相关材料,说明自己当时 已经离开国民党统治区两个多月,正在中央苏区工作。 他的信中说:“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 直至今天才抽出工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 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同天,上海的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 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 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 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 馆处置,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