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的兴衰 接班人问题 这时,毛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重建高级领导层,特别是选择一个可靠的接班 人。他曾经希望建立一套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程序,以避免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所经 历的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斗争,就像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那样。但他的几次努力都 失败了。50年代,他设计了“二线”机制,使他的同僚有机会在一线锻炼、曝光, 而他自己在二线进行控制。刘少奇代替毛担任国家主席,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部分, 但是它在刘少奇下台后就不存在了;同样地,他培养的“最好的学生”的模式也随 着林彪坠死而失败了。主席将如何解决“毛之后,谁接班?”的问题呢?更关键的 是,他将如何解决“毛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呢? 林彪覆灭以后,三种势力开始在政治局里崛起:激进派,文革中的幸存者,文 革的受益者。激进派是原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极左派的余党,就是他们发动了文 化大革命。到1967年,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利益迅速分化,构成了矛盾,但在重 要问题上他们仍然保持一致。随着林彪及其集团的瓦解,以前的林江联盟只剩下康 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谢富治。谢富治原来不属于核心集团,但由于他担任 公安部长,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当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时他对核心集团就十分有 用了。康生,由于他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似乎越来越扮演一个名义上的角色;谢 富治死于1972年。这样,就剩下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幸存者指那些高级官员,尽管他们都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但他们 都一直与毛泽东进行合作: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代理国家主席董必武以及 朱德、刘伯承和叶剑英三位老帅。所有这些人中,只有周、李和叶在政治上发挥积 极的作用,其他三位之所以留在政治局,是因为他们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对毛都是忠 诚可靠的;确实,刘伯承虽然智力超群,但眼睛失明,没有政治活动能力,保留他 的政治局委员,主要是对革命元勋的优遇。 林彪事件以后,毛似乎感到有必要加强同这些幸存者的关系,因此同意为一批 高级官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这些官员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曾对 此提出过尖锐批评,即所谓“二月逆流”,并因此被打倒,现在把打倒他们的罪责 全部推给了林彪。当其中一位元帅、前外交部长陈毅于1972年1 月逝世时,毛出人 意外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高度评价了这位老帅。 一件将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是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平反昭雪。1969年10月,根据林彪的疏散命令,邓 和他的一部分家眷从北京转移到江西省,在一个县的拖拉机厂担任钳工,每天工作 半天。当林彪覆灭的消息传来时,他在1971年11月和1972年8 月两次给毛写信,请 求允许他为党和国家再做些工作。在收到第二封信后,毛对邓小平的革命功绩作了 赞许的批语,同意他返京工作,1973年3 月,有关他返京的手续办完,邓小平返回 北京。至于邓小平第二次崛起的原因及其后果,本章后面将要探讨。 第三种势力是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由于他们的上司遭到清洗,同时也由 于他们控制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复杂政局的能力,他们在中国政坛上逐渐上升。 林彪覆灭后立即涌现出来的这些官员主要是军人: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和汪东 兴;但其中也包括一位文职官员纪登奎,他参与了对林彪余党的清洗,逐渐提高了 自己的地位。 毛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三组人中,显然没有一位合适的能够捍卫文化大 革命成果的接班人。无疑,周恩来是毛属下最高级的官员,如果主席认为他是自己 合适的接班人,他早就可以这样做了,而且能得到广泛赞同。但是,毛不准备把他 的极左纲领委托给任何一位幸存者。而且,不能想象周会比毛长寿。1972年5 月, 在例行体检中,发现他患有癌症。 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余党,显然是毛寻找一位可靠接班人的地方。但主席一定早 已意识到,人民解放军不可能接受一位江青、张春桥那样的,曾经煽起暴力冲突和 流血,挑起动乱的人,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中,也没 有谁具有崇高的威望,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和主席的认可。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毛采取了非常措施。他把一位基层激进派成员像坐直升飞 机似的,迅速提拔到最高领导层。王洪文,在林彪覆灭时年仅36岁,原是上海一家 工厂的保卫干部,在上海“一月风暴”期间支持张春桥、姚文元,因而迅速崛起, 到1971年他已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左派大本营上海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上海警 备区政委。1972年秋天,王洪文被调到北京,10月,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西哈努克亲 王50寿辰的宴会上公开露面,令中国地方官员们大惑不解。1973年5 月,根据毛的 指示,他又引人瞩目地进入政治局。同时进入政治局的还有文化大革命的两位受益 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他似乎在清除林彪余党的过程中崭露头角);以及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 很显然,王洪文的崛起,旨在为激进派提供一个易于为人接受的形象。37岁的 王洪文,英俊潇洒,是文化大革命中两种最重要的力量的象征:青年和工人。激进 派希望通过王洪文,重新激起青年人因红卫兵运动瓦解而消失的热情,同时,王洪 文的无产阶级出身,也可以用来吸引城市工人的支持。而且,不管他在上海扮演了 什么角色,没有一位将军可以就1967年和1968年全国性的城市无政府状态谴责他。 1973年8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王洪文被选举担任中央委 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从而上升为党内第三号人物。这样,后来的“四人帮” 的第四个成员出台了,他的脱颖而出完全由于毛和周恩来的推荐。王洪文仅仅只有 六年革命斗争经验和政治经历,却要他赶上像周恩来那样的经历了大革命、国内战 争、外敌入侵、党内斗争的60年风风雨雨的老同志,并且与他们进行抗衡,这确是 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是另一场毛主义者将遭受失败的政治赌博。 周恩来的反左攻势 当王洪文到达北京时,他的激进派同僚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处于守势。他 们从林彪及其军事集团的毁灭中获得了利益,搬掉了他们继承毛的衣钵的一个主要 障碍;但林彪的行动玷污了左派的事业。他所招致的一些耻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 他以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盟友。 周恩来利用“九·一三事件”之后激进派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恢复了他的长达 一年的运动,以稳定局势,促进经济发展。1971年12月,他要求国家计委官员努力 消除工业管理制度的无政府状态,恢复经济秩序和责任心。由于受到左派的威胁, 工厂管理者长期以来不敢维持生产秩序和纪律。但是,在周的推动下,由国家计委 制定的管理规定,却遭到了张春桥的否决,因此不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虽然没有 统计数字证实,据称这些规定对工业生产无疑具有有益的影响。 在农业方面,周恩来指示,各地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学习大寨经验,只有 在地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模仿大寨大队的平均主义做法。这种平均主义的一 个内容是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换成生产大队。在大跃进后可怖的荒年里,对农民最 重要的是如何刺激生产的发展。因此中央决定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 是农村人民公社三级组织中最小的、最基层的组织,是农村中最具凝聚力、最和谐 的集体单位。在生产队一级核算,意味着收入在生产队里进行分配。把核算单位由 生产队转移到生产大队,在贫队和富队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这就导致了平均主义, 因而引起不满。从1968年开始,激进派号召向大队核算转变,但这种做法在周恩来 反击以前,已于1970年被制止了。农村激进主义的另一个标志是要收回农民的自留 地,这个方面,他们似乎也早在林彪覆灭以前的1970年就往后退了。统计表明,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统计表明,粮食产量并没有显著增加,农业生产也没 有普遍发展。 然而,1972年可以称为周恩来年。文化领域出现松动,在周的鼓励下,一位著 名学者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要恢复教育改革和科学研究。虽然这篇文章没有能够 在激进派控制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并且遭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反击,但毕竟最 后还是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在1972年5 月20日至6 月底于北京召开的有300 多位 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周深化了对林彪的批判,并且赢得了 毛的坚决支持。但是,周恩来没有能够摧毁左派,因为说到底,激进派仍然得到毛 的支持。到1972年12月,毛泽东感到反左浪潮走得太远了。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强 烈要求下,他最后裁定,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激进派抓到这根救命稻草,重 新开始了进攻。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 月24—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会议筹 备期间,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受中央工作会议委托,负责起草十大的三个主要 文件: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草案。这表明激进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 重新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十大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尽 管九大以来中国的领导层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个报告和新党章仍然反映了九 大的路线,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用王洪文的话说:“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 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自然,林彪的名字在新党章中被划掉了, 但激进派不会抛弃这个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三年的理想和成就的文件,相反,他们 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新党章的总纲部分加进这样的语句:“这样的革命, 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无法了解他们是否企图使周恩来说类似的话,但在周的报告 中,确实没有发现这样的观点。 新党章增加的其他内容,反映了激进派关注的其他问题:批判修正主义;反潮 流;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必要性;坚持党对其他国家机关,尤其是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不允许压制批评。 在十大结束后召开的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了中国共 产党新的中央领导班子。选举结果反映了激进派的复活,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大 大增加,九大时5 位常委,现在增加到9 人。9 名常委中,毛泽东、王洪文、康生、 张春桥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目标的坚决支持者;朱德(86岁)和董必武(87岁) 是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他们当选为常委主要是满足那些怀旧 的高级官员,但(假如与他们协商)他们几乎肯定会支持毛泽东;随后担任沈阳军 区司令员的李德生,是一匹黑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对激进的要求态度暖昧,可 以算作激进派的机会主义的支持者。这样,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 代表了稳健派的声音。 新当选的政治局成员,如华国锋、吴德、陈永贵(斯达汉诺夫式的农民,大寨 大队党支部书记),几乎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因此可以想象他们会支持文化 大革命的目标。李先念、谭震林等高级干部,在周恩来短暂的反左期间,经过周的 努力,得以重新工作,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未能返回政治局。 当激进派经过林彪事件的打击,在十大上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便秣马厉兵,准 备向他们最可怕的敌人周恩来总理本人发动攻势了。 “批林批孔” 1974年1 月18月,毛批示同意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根据 一份材料的记载,最初允许进行这种看来稀奇古怪的联系的,是1973年8 月毛对清 华大学一个学习小组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指出可以将批林批孔结合起来进行。 但是,清华大学的学习小组肯定已经从毛在1973年3 月召开的、旨在批判林彪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启示,毛在讲话中认为既需要批判林彪,也需要批判孔 子。在5 月和8 月的两首诗中,毛泽东强化了他发出的信息。毛写这两首诗意在批 评中国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郭沫若,因为郭沫若称赞儒家,谩骂儒家的主要反对者, 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中国人常不适当地把毛比作类似秦始皇的开国皇帝,而 秦始皇是遭到中国历代历史学家辱骂的专制统治者。 到8 月,毛的讲话肯定已经在政治鉴赏家中广泛地传开,激进派控制的《人民 日报》发表了一位广东教授撰写的文章,提出了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些主要观 点,其中包括与当代中国政治关系最密切的那个观点。他引用了孔子的《论语》中 的一段话:“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虽然转弯抹角,却明白无误地批判了周 恩来重新起用一些高级干部的措施。使人产生这种感觉的一个原因是周的姓氏的缘 故,他所批判的一位公元前12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周公,正好与周恩来同姓。(原 文如此——译者)。 当这篇文章在中国上下讨论的时候,江青跑到清华,组建了一个班子,为全国 性的官方批判运动提供理论武器。该小组由前中央警卫团、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政 委迟群领导。迟群当时是 表6 1969年4 月—1973年8 月领导班子的变化 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同时负责首都另一所重点院校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他 的助手是谢静宜,也来自8341部队,曾做过江青的秘书(原文如此,实际上,谢在 文革前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中——译者),后来调到清华大学担任革命委员会 副主任。 1973年秋天,迟群和谢静宜组织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12位(后来增加到32 位)学者,专门进行研究,撰写文章,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为了现实政治的迫 切需要,去进行历史类比。这个理论批判队伍被称为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简 称“梁效”(两校)。梁效成员搬进专门的办公地点,配给特供伙食,从事收集材 料的工作,而这又常常是根据江青授意进行的。他们成为“四人帮”在全国上下建 立的帮派体系的核心。1974年1 月18日发布的文件,是“梁效”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这标志着官方的“批判林彪,批判孔子”运动(“批林批孔”)的正式开始, 它由江青和王洪文一手策划,1974年1 月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 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元旦献词》,为大张旗鼓地开展“批林批孔”运 动作舆论准备,预示着它的到来。这看起来像是不断深入的清除林彪在党内和军内 的支持者的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实际上这场清除余党的运动后来被称为“读书班”, 由王洪文负责,企图乘机控制军队。但由康生起草的这个社论,真实目的在于搞垮 周恩来,这从上年8 月第一个借口出台时,就已经昭然若揭了。 1 月24日,据说未经毛泽东批准,但可能得到毛的首肯,江青等人召开了在京 部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第二天,又召开了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 “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她和姚文元、迟群、谢静宜都在会上作了讲话。随后,他 和她的大批判组四处活动,甚至插手高度保密的军事机构,发表讲话,或如后来人 们描述的那样到处“点火”。这场“批林批孔”运动控制了全国城乡各单位的政治 行动,批判文章充斥了新闻媒介。 批判保守势力的复辟是这场运动的一个主题,强调在要求前进的人和企图倒转 历史车轮的人之间,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另一个主题是在儒家和为秦始皇服务的 法家之间进行比较,正是法家向秦统治者证明了实行严刑峻法的必要性。他们可能 希望通过这种类比,进一步深化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在大量的讲话和文章中,周公 的罪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不管这场喻古讽今的大批判对活着的周的心理影响如何,由于身患癌症,总理 的身体日渐衰弱,最后不得不中断工作,同意手术。 1974 年 6月1 日,他离开中 南海办公室,住进首都医院,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18个月。从那时起,他主 要是为了重大政治目的进行出击,才偶尔离开医院。但如果激进派认为他们长期以 来穷于对付的对手将要消失,并为此洋洋得意,他们的满足只是十分短暂的。周身 患绝症,促使毛着手解决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令他的激进的 追随者沮丧透顶。 邓小平的复出 毛必须找到一个人来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主席认为大乱达到 大治,可能也为全国性的动乱激动不已,但他同时清醒地认识到,需要一种稳定力 量,以避免全面的混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甚至在更早些时候如大跃进时期,周 恩来一直发挥这样的作用。虽然他为应付局面(或是为应景)仍可从病床上挺身而 起——最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1 月13日他离开医院,在四届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 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但他已不可能为处理国家每件重大事务而长时间地辛勤工作 了。 对毛来说,不幸的是,王洪文令他大失所望。王在上海工作时,毛以为他在这 个年轻人身上发现了一些政治技巧。但王并不具备这些技巧。更重要的是:尽管王 洪文地位很高,实践证明他不过是江青和张春桥手中的玩物,这就破坏了他作为一 种独立的新生力量的可信度。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历史学家另有所图,但似 乎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证据,即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王洪文和江、张靠得这 么紧,以致于促使毛泽东意识到,他不是接替周恩来的合适人选。到毛开始警告王 不要与江青拉帮结派时,已为时太晚了。 至于江青,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代表毛从事一些政治活动外,中国2000 多年延续下来的男人当权的政治文化,以及植根于这种文化的偏见,使她通往权力 的道路上充满了障碍。毛意识到,作为一个妇女,江青是一个政治包袱。因为妇女 统治违背了儒家的父系继承制度,因为她们所谓的错误行为,女性统治者的历史都 受到男人历史学家们的谴责。从1974年起,江青一直试图改变西汉吕后和唐代武则 天女皇的反面历史形象。吕后、武则天,以及晚清的慈禧太后,向来是历史学家主 要的攻击对象。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虽然江青和她的上海帮仍然在推动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目 标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这段时期里,毛不时对他们提出批评,表示不信任,显 出一种分离的倾向。婚姻冲突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根据特里尔的记载,1975年江青 搬出中南海(中国领导人住在里面),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特里尔的材料说,这 是她和毛泽东之间政治上发生了分歧,而不只是感情纠纷。毛也要人产生这种印象。 1974年3 月20日他对江青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 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1974年7 月,在一次政治 局会议上,主席在他们的同事面前第一次公开批评其夫人的政治行为,把她和她的 盟友称为“四人帮”。他告诉大家,江青“只代表她自己”,她“有野心”,“想 当党的主席”。但在中国政治圈子里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是,江青之所以搬家,是 因为她对毛泽东个人生活中某些事情的不满,江青对此曾大发雷霆。然而,还有另 一种说法,不管江青对毛泽东这些生活中的事情怎么看,她实际上早在文化大革命 前就搬出了毛的住处。似乎确切的是,在政治上毛和江青仍然互相需要,不管他怎 样责难她,他坚持强调她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一位中国观察家提供的一项证据表 明,毛对“四人帮”的攻击是为了解除他们敌手的武装所放的烟幕的一部分,暗示 他与他们已分道扬镳。果真如此,那么他主要想蒙骗的是邓小平。 1974年 10 月 4日,毛再也不能忽视周恩来患病可能造成的影响,提议邓小平 接替周总理的位置,担任第一副总理,主持政府日常工作。这样,发动文化大革命 时的两个主要受害者之一即将重新获得管理中国的权力了。王洪文的直线上升已经 够异乎寻常的了,但重新起用邓小平却更令人大感意外。然而从上一年年底以来, 邓小平这颗政治明星正在重新上升以及上升的原因,人们都是很清楚的。现在的问 题是,人民解放军在政权中的作用如何。 在1973年12月12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已经谈到,他希望将各军区的 司令员对调,以剥夺他们长期形成的军事控制和联系能力以及他们最近一段时期获 得的党政职务。他抱怨说,政治局不管政治,军委不管军事,明显地暗示军队不要 干预政治。为了减少将军们对这些提议的不满,毛做了两件事:他提议邓小平进入 中央军委,担任总参谋长;他说林彪粗暴对待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英雄,他受了林彪 欺骗,为此还作了自我批评。不管这种解释是否使将军们感到满意,但毕竟他道歉 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毛如愿以偿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同一天,中共 中央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原文为“重新在中央军委起重要 的政治作用”——译者),并决定他进入政治局。交易的成分显而易见。作为对将 军们放弃政治权力的回报,他们得到许诺,权力将交给一位可靠的老同志。邓小平 宣布,所有八个军区的司令员都将在10天以内到他们的新岗位去报到。令“四人帮” 感到不快的是,1974年4 月,邓小平被挑选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介绍毛的三个世界理论。 毛重新起用邓小平,削弱了“四人帮”潜在的最强大的对手——军队,“四人 帮”至少可以因此得到一些安慰。但当毛在10月透露他准备让邓小平管理国家时, “四人帮”慌作一团,积极采取激烈的行动,试图使毛放弃他的打算。10月18日, 王洪文秘密飞往长沙去见毛,通过王洪文和其他使者,“四人帮”诬蔑周恩来不顾 病魔缠身,在医院里与邓小平秘密筹划,首都现在的气氛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时的 味道。毛拒绝了他们的抗议,表扬了邓小平的能力。当周恩来不顾重病在身,于12 月23日和王洪文同机飞往长沙去见他时,主席重申了他对邓小平的信任,并提出要 执行他早先的建议,任命邓担任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为了维持政治 平衡,任命张春桥担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副总理。1975年1 月8 日至 1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十分警惕的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 议正式通过了上述任命,并且作出了更令人震惊的决定,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 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毛生平最后一个大的运动的舞台搭起来了。 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一年 1975年1 月,在邓小平接管党政日常工作时,他并没透露出他的想法。难道他 会相信毛已放弃了文化大革命并允许他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夕曾推行过的那些更为理 性的政策吗? 这里有某些鼓励性暗示:对像他自己一样的人即使不恢复原职的话,也进行了 平反;在毛的支持下,周恩来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长远的 经济规划和以后众所周知的“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 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是,毛号召要安定团结,并批评了“四人帮” 的宗派活动。同时,毛似乎想要在文化界恢复更为宽容的政策。他主张恢复周扬等 一些官员的职务,并告诉邓小平文艺应“百花齐放”。在毛的鼓励(也许是领导) 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支持者叶剑英、李先念在5 月和6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 “四人帮”提出的论断——即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正在进行,新的领导人犯有实 用主义的错误。王洪文一直是个随风倒的人,这次他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回上海呆 了几个月。但他的三位同志仍顽固地保持沉默。 邓奋力解决一些紧迫问题。首先是军事问题。这是毛召邓复职的一个主要动机。 在《邓小平文选》中重新发表的邓在1975年的8 次讲话中,有3 次是谈军事问题的。 在他正式担任军事职务后不到3 个星期,邓就对人民解放军机构臃肿、预算庞大、 效率低、无纪律、干部队伍中存在帮派主义等提出批评。他强调人民解放军需要服 从党的政策。在以后的一次讲话中,他在所列的军队的缺点中加上了自负和惰性。 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工人的骚乱。最引人注目的是苏州、南京、南昌和其他地方 的铁路工人罢工和阴谋破坏活动,这显然是“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左”倾分子煽 动的结果。4 条主要铁路干线交通中断,引起了巨大的经济混乱。邓利用软硬兼施 的手段恢复了秩序,同时也恢复了中央的控制。王洪文一直未能解决杭州左倾分子 挑起的冲突。邓就出动军队并逮捕了肇事者。 在寻求解决经济方面根深蒂固、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方法时,邓召开了会议并采 取了一系列主动措施。制定了三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 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8 月18日公布);《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 (胡耀邦、胡乔木和其他人起草,9 月26日公布);《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邓力群起草, 10 月中旬公布)。 在左倾分子要求实行更加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的煽动下,这一年的六、七月份 在华中、华南地区爆发了罢工浪潮。这个关于工业的文件解决了这次罢工浪潮的根 源。文件谈到“一小撮坏人在”‘造反’和‘反潮流’的旗号下阴谋破坏工作“; 也谈到了管理”混乱“;生产力低下、质量低劣、保养费昂贵、生产成本高、故障 频繁;特别是原材料、燃料和动力工业问题严重。在这一文件提交给国务院时,邓 在批示中强调要支援农业,引进外国技术,加强工业研究,恢复管理秩序,把质量 放在第一位,实施规章制度以及恢复物质刺激。一个月以后,在讨论《关于科学院 工作的汇报提纲》时,邓反复强调要加强培训,提高教育水平,提拔更多的学有专 长的领导,花更多的时间进行科研活动(这就暗示在政治上少花些时间)。 正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文件对左倾分子进行了全面抨击,大 量地引用了毛的早期著作来阐明不能因强调革命而妨碍生产的观点:“一个地方, 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一旦抓了革命, 生产就自然地并毫不费力地提高了,这只是那些纵情于神话的人才相信的观点。” 难怪江青公开指责这三个文件为:“三株大毒草”,而《总纲》则是“复辟资本主 义的政治宣言”。 江青在农业问题上也与邓进行了交战。在9 月15日至10月19日召开的、有3700 名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她号召回到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期的 公社理想上去,并强调平均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另一方面,邓回顾了60年代初期, 那时利用各种刺激鼓励农民的积极性。 另一个利用历史或文学作品为当代政治目的服务的古怪例子是,江青在她的大 寨讲话中通过贬责一本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男主人公来影射邓小平。她 宣称,“必须认真阅读这本书,看清这个叛徒的面目。……宋江那个人搞了许多两 面诡计”“……宋江架空了晁盖,难道刚才没有人想架空主席吗?我认为有几个。” 尤为独特的是,这种《水浒传》比喻并不是她的思想,而是来源于毛对宋江的投降 主义或修正主义的批判,“四人帮”中老练的辩论家姚文元迅速抓住了这一主题。 在邓小平当权的一年中,毛的行为是矛盾的。他支持邓的措施,保护它们免受 “四人帮”的攻击,但同时又提出了他自己的“左”倾思想,并允许张春桥和姚文 元宣扬他们的“左”倾思想。他反对工资差别、接劳付酬和商品交换。他说,在这 些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差别不大,只是所有制发生了变化。 由于受到毛的讲话的鼓励,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马克思、恩格 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33条语录。他们精心挑选了那些能说明他们自己 观点的评论。在毛的许可下,张和姚都写了主要的注释性理论文章,以论证他们自 己或毛的观点: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其重要性;论商品交换削弱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的危险性;论物质刺激鼓励下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令人担忧的崛起;论向 集体所有制更高阶段进而向国家所有制推进的紧迫性,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 毛的模棱两可可能反映出他已丧失了决断力。这是理智和感情的真正矛盾。这 也可能是他身体日渐虚弱的表现。从1974年初到1975年8 月,即在毛接受摘除白内 障手术时,他已不能看书了。由于他的机要秘书生病住院,毛不得不依靠他的年轻 女秘书张玉凤给他读官方文件和报纸。1975年底,毛患了帕金森病,已说不出话了, 甚至在会见某些外国要人时,只能靠写或发出只有他的随从能理解的咕噜声与他们 交谈。根据张的回忆: 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 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 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型和表情上进行揣摩, 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 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 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毛的左倾侄儿毛远新似乎在1975年9 月底从东北调到北京,充当主席与政治局 的联络员。他也反对邓。毛远新像埃古(莎士比亚剧作《奥赛多》中的反面人物— —译者)一样,歪曲邓的报告并把他对邓对文化大革命忠诚的怀疑都送进主席的耳 朵。他找到了一位富有同感的倾听者。 所有这些因素也许会有助于改变毛的态度。但考虑到毛与邓交往甚长,毛在1973 年就天真地认为这位从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号人物已改变了他的缺点,这似 乎是不可能的。更有可能的假设是,毛提拔邓小平是一个策略,其目的部分是为了 蒙骗军队以更有效地解决“毛之后,哪一派统治?”的问题;部分是为了赢得时间 以解决“毛之后,谁接班?”这一问题。他在1975年提出的观点并没有表示他已改 变了他在“毛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上长期坚持的观点。 周的逝世和邓的下台 甚至在1976年,1 月8 日周恩来逝世以前,批判邓小平政策的浪潮已逐渐兴起。 “四人帮”可能觉察到主席对邓的容忍正在消失,于是决定发动一场运动打倒他。 正如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初战战场是知识界一样。 一位清华大学的党员干部(或许受到邓的支持者的鼓动)两次写信给毛,诉说 了“四人帮”在那里的忠实追随者迟群和谢静宜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毛把这视为对 文化大革命的攻击。11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