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那时,在北 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从日本留 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周恩来、 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 —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 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都是志趣相投的战友。照常情, 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 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没有去顾及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 忙着救国,忙着斗争。又因为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 “道学家”们攻击更甚,而“觉悟社”的社员们懂得,他们的行动,是对流言与诬 蔑最有力的回答。因此,为了斗争,他们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 1920年11月7 日,周恩来等197 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法国邮船“波尔 多斯”号,前往巴黎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 了教员,他们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从来未间断彼此的磷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 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此外,国内社友们还常会收到寄自法国的画片或贺年片, 其中许多是周恩来寄来的。他曾在1922年底趁友人回国之便,给已转到天津教书的 邓颖超带去了一张附有题诗的贺年片。正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他 们的感情逐渐成长了,终于定情。 1924年7 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当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他们虽然在书信往来中间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 超见上一面。 1925年1 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受周恩来之托, 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去看望她,并带给了她 一封信,高君宇的这一次看望,对于他们的结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字 被邓颖超称之为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娘”。 1925年8 月,周恩来与邓颖超要在广州结婚。邓颖超乘火车到达广州那天,周 恩来因公务缠身,实在不能去接,就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秘书陈赓。周恩来 进了一张相片给陈赓,陈一看相片,乐了:“我的周大主任,您这是从哪个博物馆 里掏出来的?”周恩来说:“这还是我去法国留学以前她送我的。这,就要看你的 眼力了。”“我的眼力,您放心!”陈赓说着走了。 陈赓来到火车站,瞪圆了眼珠子。注视着从车站走出来的每一个女郎,可是, 下车的旅客都走空了,还是没见到他的“准师娘”。 此时,周恩来住处已是宾客满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看新娘于。陈赓日来一 见这局面,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丢了,大家不会放过他,于是来了个以攻为守。 他一进门就嚷道:“没接来,让我把新娘接丢了!不过,这不能怪我,你们大 家都看看!‘他举着那张旧相片,转着圈儿让大家瞧,”让我拿着几年前的相片去 接人——应该怪周主任自己……“。陈赓正在”嫁祸于人“,门口忽然走进一位笑 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马上愣住了,正是相片上的那位。 原来,邓颖超在火车站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只好照着通讯地址,径直 找到他的住处,周恩来迎上去,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 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了急事,请他去接你,谁想到他居然把我的 新娘接丢了,还有理瞎嚷!”大家哄地围上去:“罚他! 周主任,狠狠地罚他!“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陈赓按倒在地给邓颖超磕头。闹过 之后陈赓负疚地说:”我认罚,就罚我给周主任操办婚礼吧。“ 就这样,1925年的8 月8 日,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他们结成 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 不论是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年代,因工作需要,经常使周恩来与邓颖超分离, 但他们却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相互夫怀,相互思念。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撤退途中,周恩来患病发高烧到40°C.他因抱病 安排善后,劳累过度,神志昏迷。由聂荣臻等护送到香港治疗,当他第一次从昏迷 中醒来时,便向在身边作护理工作的一位女同志问道:“不知道邓颖超有没有消息?” 这位同志答道:“到上海了。”他又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位同志告诉他消息 确实,他听后十分高兴。 1947年3 月,国民党把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 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强时等国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 放战争。转战陕北战场的周恩来,在戎马俊炮之中,于中秋之夜仍抽暇给邓颖超写 了倩。这封信辗转托人送到邓颖超手中时,她正在晋察冀边区搞土地改革,和秘书 楚平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楚平开玩笑说:“大姐的情书来啦!”邓颖超愉快地间信 后,诙谐地说:“什么情书,是形势报告。不信你看!”她大大方方地把信递给楚 平,楚平指着“今日中秋,对月怀人”等处说;“这不是情书吗?落款处还特地写 明了是旧历中秋写的哩!” 1954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 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这时国内家中的庭院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值 盛开。海棠,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原来医好的一片红 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去。信里还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挚的 思念之情。周恩来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与玫瑰花,作为回很亲 人的礼物。这两地的花和叶后来装在一个镜框里保存着,成为一件特殊的工艺品, 更是他们情深似海的见证。 1960年,邓颖超在协和医院做手术,正值暑天,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已安排的满 满的,无法抽身。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手术那天不断同医院取得联系,以便随 时知道手术后的情况。有一天,他还利用去机场接外宾之便,顺便到医院去看望。 邓颖超见他日程排得那样紧,“还抽身来看望她,于心不忍,反劝他适当注意休息, 不要以她为念。 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都随时批阅文件。有时没有桌子, 他就顺手拿本书垫,但书写起来不太方便。后来他发现用一块小三合板来衬垫就方 便多了,从此以后卧室和没有桌子的地方便都放上一块小三合板,以备随时可用。 周恩来盘膝坐在床上垫着三合板,批改文件,实在辛苦。特别是在他高龄,重病之 后更是不免感到劳累,为了改善他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 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为了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减少 他用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在桌面四周还加了边框。这张作为他们恩爱见证的小 床桌,曾出现在周恩来生平事迹展览会上。 1963年1 月,周恩来曾去拜访老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周恩来一边与瘦老 交谈,一边抱起了瘦老最小的女儿全全,逗着她玩,给她糖果吃。周瘦鹃见此情景, 老泪盈眶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一个自 己的孩子,我这个全全就送给您吧。”周恩来听后,朗声笑道:“周瘦老啊,全中 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 我的了吗?” 1972年,周恩来得了癌症,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进医院。在这一年半中,邓 颖超不论阴晴风雨,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来,有时还参加医疗组织会议,讨论治疗 方案,在需要作手术时,邓颖超总是守候在手术室外边,直到深夜、凌晨…… 1976年1 月,周恩来逝世了。同半个多世纪同生共死的亲人诀别,邓颖超的心 都碎了,她用周恩来生前对她的爱称,献上了用鲜花扎成的花圈,花圈上写着“战 友——小超哀献”。 早在50年代初,周恩来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曾倡导过殡葬改革,改土葬为火 葬。后来,他便与邓颖超相约,死后连骨灰也不保留。那时他说,这一点我做得到, 不知你能不能做到。邓颖超回答说,你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周恩来诀别人世 后,邓颖超申述了他的遗愿:“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