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审周佛海看蒋伪合流 刘子瑛 公审大汉奸周佛海,算得上一件轰动一时的时事新闻。笔者当时是国防部军事 新闻通讯总社的新闻记者,曾有机会列席一次公审旁听。 1946年10月间,报纸上发表了要开庭审判周佛海的消息,地点在南京红纸廊朝 天宫。事先向各机关发出了旁听证,拿到旁听证的人可进入朝天宫最后进的正厅内, 开庭审判就在那座大厅内进行。大厅外和大门外都安装有扩音喇叭,没有旁听证的 群众,则聚在大厅外或大门外仁听播音。 一个薄雾浓云的阴云深秋天气,新凉初透,早饭刚过,人们从市区各个角落来 到朝天宫。厅内外,院子里,以至大门外,人群拥挤,等候着开庭审判。 约莫上午8 时左右,大门外开来了押送周佛海的囚车,周逆被武装法警从囚车 上押下走向大厅。周逆一路低着头,垂着手,走到被告席。他穿着一件新灰布薄棉 袍,灰白头发略显蓬松,眼皮浮肿,面色蜡黄。大厅正中上座首席是最高法院特别 法庭庭长石美瑜,两旁列坐陪审及工作人员。周逆的辩护律师章士钊和章的助理律 师及随员列坐大厅左上方。新闻记者和党政机关代表散坐大厅左右两侧,有的仁立 在左右两廊。 审判是由检察官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主文开始起诉,叙述了周逆 从组织“低调俱乐部”破坏抗战,到随同汪道精卫叛国,组织伪政权,投靠日本, 反抗本国的一系列罪状。周逆对所列举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他着重辩解,诡 称他“通谋敌国”是“图谋保卫本国”,而不是“图谋反抗本国”,在“保卫”二 字上大做文章,曲尽狡赖诡辩之能事。接着他还滔滔不绝地宣扬他那一套“曲线救 国”的投降谬论,列举1941年以后四年间与重庆方面军统戴笠和第三战区顾祝同等 许多往来事实,为己辩护洗刷,说是“效忠党国,有利抗战”。尤其滑稽的是,他 还自我表功,说他组织了十几万税警团部队,在沪宁一线保护京沪国道,阻止新四 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地,重庆方面曾给予赞许等等,要求法庭对他减轻判刑。周道 提出两个主要人证:一个是军统局长戴笠;另一个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 戴笠的死,周道十分惋惜,当庭失声痛哭地说:“如果戴笠不死,可以替我作证。” 经过复审,最后宣判对周佛海处以无期徒刑,监禁终身。不久,周逆病死在南 京老虎桥监狱中。 回过头来,我们再从周逆的公庭对簿来追溯一下周佛海的汉奸历史始末,掀开 这一汪浊水,更可露出在蒋、敌、伪合流下的一堆污泥。 早在抗日战争前,周佛海就是国民党CC系的大将,曾任过一段时期的蒋介石随 从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宣部代理部长、委员长侍 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战争刚开始,他就主张妥协,反对抗战。他和陶希圣、高宗武 等几个人,躲到紫金山灵谷寺,秘密组织所谓“低调俱乐部”,胡说什么“战争如 果延长下去,中日双方都有困难,中国感到痛时,日本只不过有点痒痒;等到日本 感到有点痛时,中国已经痛得快要死了!”并大肆散布“战必大败,再战必亡”等 汉奸谬论,以配合德国大使陶德曼对蒋介石的诱降。周佛海并向蒋介石建议,秘密 派高宗武去香港打听日方的和平条件。当时蒋介石因为日方所提条件过多地损害他 和英美方面的利益,而没有拍板成交。 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对汪精卫一派伸出了诱降之手。这时 周佛海又伙同高宗武、梅思平积极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效力。 1938年冬,先由周佛海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身份,伪称外出视察,跑到昆明, 游说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随即汪精卫本人带同他的班底 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等一伙也到了昆明,再去越南河内。这时日本首相近卫又 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立即发表通电响应,这就是1938年12月29日的所谓 “艳电”,公开在香港各报发表。 蒋介石在汪精卫逃到河内后,发表“艳电”前,曾对汪施行软硬两手:先是派 谷正鼎携款50万元和出国护照,劝江出国去欧美旅游考察,阻他去南京上海与日方 单独合作,汪不听;接着,蒋就派军统特务去河内暗杀汪精卫,结果,误杀了曾仲 鸣,吓跑了汪精卫。 周佛海随汪精卫到上海后,又随汪去日本与主子会谈商议,回国后,即着手筹 组江记党政机构组织。1939年夏,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40年伪 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张,汪道自任代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 长兼财政、警政两部的部长。1944年冬,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代国府主席,周佛海 任上海市长。 周佛海这个大汉奸,在他近七年(从1938年12月一1945年8 月)的卖国生涯中, 前三年,是大捧汪精卫的丑角,大拍日本主子的马屁,使出浑身解数替日、汪卖力。 可是他嗅觉灵敏,惯会看风使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主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 过,周佛海看准风向,认为投靠汪精卫不如投靠蒋介石,讨好日本不如讨好英美。 所以在陶希圣、高宗武滑脚溜走,重新投人蒋介石的怀抱受到重用后,他也积极与 重庆方面搭桥牵线,另辟后路。而蒋介石也正好利用周佛海替他拉拢日、蒋亲善关 系,搜集沦陷区情报,打击新四军的敌后抗日活动。这就是周佛海在开庭审判时辩 解的所谓“通谋敌国,图谋保卫本国”。 1941年间,戴笠在蒋介石授意下,派人把周佛海的母亲从湖南接到贵州,要她 写信给周佛海,叫周要作忠臣(忠于蒋介石),才能算是“孝子”。从此,周佛海 就与蒋介石重新拉上关系,大搞蒋、敌、伪合流的勾当。 以后,周佛海与戴笠称兄道弟,秘密往来函电和人员。周一面在汪记财政部上 海办事处替戴笠设秘密电台,掩护军统特务搜集和发送情报;一面亲自为重庆方面 积极搜集和提供情报。同时,还和在上饶的第三战区顾祝同拉上关系,给该战区人 员搜集情报,贩运私货,大开方便之门。还积极协助顾祝同、韩德勤部队破坏新四 军的敌后抗战活动。特别在“皖南事变”以后到抗战末期,蒋介石一再要戴笠转告 周佛海,一定要打击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的活动,阻止新四军靠近沪、宁铁路沿线, 严防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因此,周佛海把他控制的财政部税警团等武装扩大和 加强,与新四军对抗。这些汉奸武装,后来因“保护京沪国道”有功,抗战结束即 被蒋介石收编,摇身一变而为“忠义救国军”。 1944年初,重庆方面派军统上校专员周镐到上海找周佛海,被周委为汪记军委 会的科长,后升任江苏省镇江区行政专员、财政部警卫团团长等要职。1944年秋, 周佛海的母亲病死,戴笠亲自赶去办理丧事,替周充当孝子。周十分感激,更加卖 力给戴办事,为蒋效忠。 周佛海满以为狡免三窟,营藏有术,蒋介石一定会保护他。哪知蒋介石怕他这 种为蒋、敌、伪合流直接牵线的大汉奸揭露内情,以致在日本刚一投降,就急派戴 笠把周佛海带到重庆,转往息烽集中营秘密关押。周佛海以为有戴笠替他作证担保, 有恃无恐,不料戴笠坠机殒命,周才着急起来,伤心地哭了几场。 蒋介石一开始就判了周佛海的死刑,周不服,一再申请复审改判。于是,就导 演了一出公审大汉奸周佛海的闹剧。周佛海在公审中,提出他早与重庆方面有往来 的事实证据,本想借此获得减刑轻判,哪知反而触痛蒋介石的心病,使其坚持非枪 毙周佛海不可。这时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亲自去找陈布雷,要陈代她转告蒋介石, 说她和周佛海早已把周在南京、上海期间与重庆方面往来函电,包括戴笠私人函电, 甚至蒋介石的亲笔手谕等件,都拍成了照片,存在香港某银行的保险柜里,如果蒋 把周佛海杀了,她会去香港;就是把她杀了,香港那里也有人会把那些照片登在报 上揭露真相。杨淑慧使出这一着杀手锏,蒋介石招架不住,着了慌,赶忙约见杨淑 慧,亲口答应免周佛海一死。果然不几天后,报上登出周佛海被判处无期徒刑、监 禁终身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