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沧桑话母亲 刘鹏 母亲小传: 张淑敏,女,汉族,北京市人,1930年出生,两年69岁,一生无文化,勤于家 务,现在安度晚年。 谢姑对母亲很好,她的精明,她的对世事的极度敏感,使她能够在她 和父亲及母亲之间永远保持着友好相处的平衡度。在这方面,她确实能够 做到游刃有余。 一 我的母亲是农村人,大脚,个不高,干瘦,没文化。父亲对我们几个兄弟姐妹 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不是当初我可怜你妈,她能到城里来吃香的喝辣的? 我每每听到这样的话,都从心里涌起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我知道,母亲在出嫁之 前所过的日子一定是很苦很苦的。对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记得还是在70年代初,年逾80的姥爷病故了,当时只有20岁的我陪同母亲回到 姥爷家去奔丧,荒凉的村子,低矮的土坯房,又脏又臭的泥土路,乡亲们带有菜色 的脸,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听姥爷活着的时候对我说过,我的姥姥是害心疼病死的。姥姥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有心口疼的毛病。一天,姥姥犯了病,疼得在地上打滚儿,姥爷从邻家要了一小 块黑糊糊的东西,泡着水给姥姥喝了下去,姥姥的心口很快就不疼了。以后,只要 姥姥的心口一疼,姥爷就如法炮制。那东西也很见奇效,只要一喝,心口立刻就不 疼了,终于有一天,姥姥喝了那东西以后,就再也没有睁开眼,那一年,母亲才19 岁,姥姥走了以后,母亲每天坐在门槛上哭,日子一久,她的眼睛落下了病根儿。 为姥爷办完丧事以后,我终于确信,母亲嫁给父亲,确实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 福。70年代的农村尚且如此贫困,母亲幼小时的农村又该是怎样一种荒凉的景象啊! 难怪父亲到了老年的时候,心理上总有一种失衡感。单从外表上看,父亲和母 亲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父亲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当年追求他的女人一定不在少 数,而母亲比父亲矮一个头还多,两只眼睛因哭姥姥哭得总是显得迷迷茫茫的,唯 一能够显示出青春气息的,是两条长过腰身,又黑又粗的大辫子。就是这硕果仅存 的两条辫子,还在文革初期,在红卫兵声色俱厉的申斥下给剪掉了。再从内涵上看, 父亲是初中文化(这在当时是很值得夸耀一番的),在单位是个中层干部,能写出 很漂亮的工作报告。而母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如此大的悬殊,母亲却能够 陪伴着父亲走过了风风雨雨几十年的人生路途,这里面的甜酸苦辣,自然就可想而 知了。 大概是那种“儿子心疼妈,闺女心疼爸”的普遍心理在起作用吧,我心疼母亲 往往较心疼父亲尤甚。尽管母亲没有文化,尽管母亲其貌不扬,尽管母亲在浑浑噩 噩中度着她那漫长而与世无争的日子,但我始终爱我的母亲,始终牢牢地连结着和 她的母子情结。 因为母亲朴实无华,因为母亲把她一生中最美好最辉煌的生命都给了我们这些 儿女,给了她赖以生存的父亲。父亲完全可以不满意母亲的外貌,但对母亲吃苦耐 劳的持家守业,也不由得从心底发出赞叹。而我们,作为母亲的儿女,母亲不扬的 外貌,在我们眼里则是慈祥的象征。 二 我初谙世事的时候大概是在1958年,那一年我7岁,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其时, 全国大跃进的热潮已初见端倪。28岁的母亲正当年轻。幼时家中的贫困使她失去了 上学的机会,她斗大的字不认得一个。街道办起了文化扫盲班,母亲和我的大妈 (父亲的嫂子)一起参加了扫盲班。 我一直弄不明白的是,父亲和他的哥哥各自结婚以后,为什么一直没有分家单 过,而是始终住在一个院子的三间北房中,在家庭秩序上,还恪守着“有父从父, 无父从兄”的封建社会的传统陋习。我的父母住西屋,大爷和大妈住中屋和东屋。 大爷是个无业游民,无固定的职业,自然也就无固定的收入,父亲在汽车公司开车, 将每月工资收入的90%都交给大妈。大妈掌握着两兄弟十余口人的经济大权,是我 们这个家庭的管家婆。 大妈是个小脚,为人刁横,伶牙俐齿,没理能揽三分,得理更不让人。由于她 年纪比母亲大,记忆力也远远不如母亲好,在扫盲班上的成绩实在叫人不敢恭维, 为此,她特别嫉妒母亲。常常在父亲面前搬弄是非。 不幸的事情终于在一天的下午发生了。年轻的父亲听了大妈的挑唆,顿时信以 为真。他找到母亲,没有三言两语就对母亲动了手。大妈赶紧出来拉架。尽管我当 时不大明白大人们之间的事情,但我还是听得出来,大妈的话里带着明显的挑拨的 味道。母亲虽不善言,但脾气极倔强,大概是对父亲指责她的话死不认同吧,一时 下不来台而又血气方刚的父亲,再次对母亲大打出手。母亲被打得从台阶上面滚到 台阶下面,发出尖锐的哭叫声。我在一旁吓得哇哇大哭,但是没有人理睬我。母亲 在父亲的脚下来回滚动着,哭叫声更加刺耳。衣服由于滚动而掀了起来,露出母亲 那带有伤痕的肌肤,像刀刻一般留在我幼小的记忆里。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我曾多次试图努力把它忘掉,但我忘不掉,我实实在在 是忘不掉,我不是一个爱记仇的人,我之所以忘不掉,不是为了记恨父亲,也不是 为了记恨我的大妈,我所忘不掉的,我所记住的,只是母亲的苦难,母亲所受的罪。 因为这是我记事以来最清晰的一个记忆,尽管它不是很美好的记忆,但它是关于母 亲的记忆,忘不了母亲,也就忘不了这个记忆。 这件事发生以后,母亲就再也没去上扫盲班。这注定了她的后半生将永远是一 个大字不识的文盲。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但细想起来,对母亲而言, 这似乎又何尝不是一个幸事呢。常言道:人生忧患识字始。母亲不识字,少了一条 了解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纽带,外部世界风雨飘摇的变化,她浑然不知,也就 没有了忧患。她在懵懵懂懂中过自己与世无争的日子,倒也避免了许多无谓的烦恼。 三 大跃进的高潮在全国掀起以后,男女老幼都处在一种狂热的躁动之中。很多在 家庭中赋闲的妇女都走上了社会,把自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个高潮中去了。街道 居委会自然也给了我们家一个名额,在家中一向拔尖称大的大妈,这一次很慷慨地 把这个差事让给了母亲。她从心里不愿意自己每天去干活儿受累,而让母亲在家里 吃闲饭。 父亲没有异议。因为大妈没有异议,父亲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异议。母亲很高 兴地去了,看她满脸带笑的样子,完全是一副刚刚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头一天 背着书包到学校去的神态。 母亲在街道办的一个小工厂里,每天早起晚归,精神显得很轻松,很快乐。回 到家里,常常跟我讲一些厂里的事情。我似懂非懂,表面上点着头,心里却一点兴 趣也没有。一个月以后,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领回了她一生当中仅有的一份工 资,我记得,当时母亲给了我两毛钱,叫我去买点自己喜欢吃的零食。我别提多高 兴了,立刻飞出屋子,飞出院子,向胡同口卖零食的小铺跑去。 母亲的工资,全数交给了大妈。大妈用手指头沾着吐沫,一张一张地数了两遍, 才把钱揣进兜里。一连几天,大妈的脸上都是满面春风的。 谁知,好景不长。第二个月过了没几天,一天的早晨,刚刚走出家门要去上班 的母亲,突然捂着肚子蹲下了。紧接着,她的脑门儿上就滚下来黄豆粒儿大的汗珠 子。我吓慌了,扯着脖子大声喊叫。大妈和邻居们相继赶过来。有人提议,赶快把 母亲送进医院。一听这话,大妈的脸阴沉得像锅底。母亲看了看大妈的脸色,忍着 疼,无力地摆着手,断断续续地叫着我的小名,叫我把她扶到床上去。 我扶着母亲上了床,吃力地抱起竹壳暖瓶,给母亲倒了一碗水。母亲一手压着 心口,一手颤巍巍地接过碗,喝了两口水,然后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母亲 蜡黄蜡黄的脸,心里说不出的害怕。尽管我是父母的长子,但我毕竟才只有8岁。母 亲大概看出了我的胆怯,勉强挤出一丝比哭还叫人心酸的笑容,安慰着我,叫我不 要害怕,她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母亲说,我的姥姥得的就是这种病,她的病,也许 就是从姥姥的娘胎里带来的。我人虽小,心却重。母亲的病从此在我的心里留下一 个巨大的阴影。 从那次得了病以后,母亲就再也没有去上班,命运又一次把母亲抛出了社会生 活的圈外。她像一颗流星在茫茫的宇宙间划过短短的微弱的一道光亮之后,便消失 了。 母亲重又回到家中,回到大妈那两道利剑一样的目光下面。 我后来才知道,母亲的这种病,真正的名字叫胆结石,只需要一个并不复杂的 手术就可以解除母亲的痛苦。可是,当时的经济大权掌握在大妈的手里,整个家庭 的经济条件也确实容不得母亲去做这样一个手术。就这样,母亲在病痛的折磨中硬 挺了12年以后,才做了这个迟到的手术。 四 从那以后,母亲接长不短地犯病。没犯病时候的母亲,身体和健康人一样,壮 实能干,不怕吃苦。她每天六点钟就起床,笼火做早饭。等把早饭做好了,她就一 边擦着手,站在门口,一只脚蹬着门槛,扯开嗓子,挨个叫着我们这些刘家的后辈 子侄,到屋里吃饭,每次都忘不了加上这句话:来晚了可就没了。 于是,我们争先恐后跑进门,全聚集在饭桌四周,呼噜呼噜吃得山响,吃完了, 该上学的上学,不上学的接着到外边去疯跑疯玩。母亲在屋里洗她的碗。 母亲干活儿属于那种粗扩风格,手脚麻利,却有点不管不顾。就拿刷碗来说吧, 她把所有的碗都镲进水盆里,在刷的时候,碗与碗之间相互碰撞,发出“哗啦哗啦” 的响声,既产生出很大的噪音,又将碗边磕得掉了磁儿。实际上这种刷碗的方法很 不科学,但对我却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直到很多年以后,我都一直认为,刷碗就要 弄出很大的响声,否则,就是刷不干净, 一犯了病,母亲常常一个人孤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轻轻地哼哼着,情景非常可 怜。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小学二年级,下午没有课的时候,我就坐在母亲的床边。 房外的天空,阴云沉沉。我看着母亲,母亲看着我,母子二人相对无言。心情 就像窗外的天一样沉重。 几天以后,母亲的病自然好了,又开始操劳着永无休止的家务。有一个印象, 到现在我仍然记忆犹新。 我小时候的冬天,气候格外酷冷。由于条件所限,取暖的火炉连烟筒都没有钱 安装,笼火时要把炉子搬到房外。母亲穿着单薄的棉衣,西北风像一个肆无忌惮的 疯子,在院子里肆虐。母亲哈着冷气,鼻尖上滴着鼻涕,蜷缩着身子,不停地搓着 双手,跺着脚。风,毫不讲理地在她的头上乱抓,将她的头发抓得乱七八糟。有好 几次,引柴刚刚被点燃,就被大风扑灭。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之后,母亲终于把引柴 点着了。 “他婶妈,火笼着了没有哇,这屋冷得跟冰窖似的。”东屋传来大妈慵懒的声 音。“他婶妈”,是大妈对母亲的日常称呼。 “刚笼着。”母亲回答,只有三个字。 由于中国社会的封建历史太长,历来存在着长幼尊卑的传统习惯。在刚刚解放 不到十年的中国,自然也逃不出这种封建桎梏的束缚。长而尊,幼而卑,长可以随 意对幼呼来使去,而幼则只能逆来顺受,这条固若金汤的雷池,谁也不能僭越。虽 不合理,却是天经地义的。 母亲对此习以为常,似乎从来没有发过什么牢骚,吐过什么不满的怨言。可是, 即便是母亲有怨言,有不满,她又能向谁诉说呢?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她把心里的委 屈痛痛快快地倒出来,又有谁能替她把这些委屈消灭于无形呢?没有,什么地方也 没有。除了我,母亲找不到任何人,而我只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在长而尊,幼 而卑的传统习惯势力面前,我也是个弱者,实在帮不上母亲的忙。 母亲的病,发作是有规律的。那个时候,中国人是以粮食为主而果腹的消费群 体,主要是玉米面及少量的大米和白面。一年十二个月,只有到了年节,才能改善 一下伙食。一家人炖一大锅肉,围坐在一起,猛吞大吃一顿。母亲往往要等大爷大 妈父亲以及子任辈们都吃完了,才能够坐到桌前,吃几块被别人挑剩下的瘦肉(那 时是以能吃到肥肉为最大的满足,饮食文化的观念与现在大相径庭)。 我发现有好几次了,只要母亲一吃肉,她的心口准疼。父亲因为母亲的频繁犯 病,不但早就习以为常,而且也早就对母亲失去了耐心,他紧皱着眉头,阴沉着脸, 训斥母亲:怎么一到逢年过节,大伙都挺高兴的,你就来这么一出儿。 母亲除了呻吟之外,什么都不说,她依然沉默着,不对父亲还一句嘴,只是哼 哼着回到西屋,爬到床上去,在隔壁传来的人声笑语中,独自忍受着病痛的煎熬。 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三间屋子里都静悄悄的。我走进自己住的西屋,只见 母亲躺在床上,背冲着门口,她那瘦小的背影看上去是那么可怜,那么孤弱无助。 我走到床边,叫了一声,母亲没有答应,我转到母亲的正面,就见母亲满脸是泪, 枕头已被泪水浸透,我慌了,连声叫着,妈,您怎么了?您怎么了?母亲将一只粗 糙的手放在我头上,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一串往下掉。 我从床上跳下来,疯了似的跑向胡同口的小铺,掏出我身上仅有的三分钱,买 了几块糖,然后飞快地跑回来。我把糖送到母亲的嘴边。母亲那好不容易才控制住 的泪水,又禁不住籁簌地流了下来。 母亲含着泪,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我的小名。从她那边抽泣边间断的述说中,我 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就在当天上午,母亲因为一件小事招致了大妈一顿数 落。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就和大妈顶了几句。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大妈扭着小脚, 冲上来就和母亲撕掳起来。大妈的三闺女,一个年近20岁,有着一脸横肉丝的厉害 角色,也帮着她老娘对母亲大打出手。 母亲一边说,一边让我看她胳膊上的伤。母亲干瘦的胳膊上尽是一道道的抓痕, 血迹斑斑的像是蜘蛛网。 我心里充满了愤怒,我当时就要去找大妈理论理论。母亲死死抓着我不放。看 着母亲那含着泪闪着惧色的目光,我的勇气在一点一点地消失着。我一个屁大点儿 的孩子,找大人理论,能论得出什么结果呢?倘若大妈倚老卖老,根本不屑与我废 话,先赏我两个耳刮子,再向父亲面前告我一状,不但我吃不了兜着走,还得连累 母亲跟着吃挂落儿。 我回望着母亲,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当时,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赶快 长大吧,我长大了,谁要是再敢欺负母亲,我一定挺身而出,挡在母亲的前面。 那天,母亲后面说的话,叫我又伤心又害怕。当然,还是岁数小的缘故,我害 怕的心理要远远多于伤心。母亲说,大妈经常欺负她,父亲又不给她作主。她活着 实在是太难了,倒不如找一根绳子,像东口那个女人上吊死了算了(不久前,我家 胡同东口有一个中年女人,不知何故,在家中自缢身亡)。 很难想象,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听了自己生身母亲亲口说出这样的话以后, 会是怎样的害怕。我连一句安慰母亲的话都说不出来,心里除了紧张害怕,还是紧 张害怕。到了晚上,母亲心口疼的病又犯了。父亲见怪不怪,吃完了晚饭,就径自 钻进被窝儿睡觉。母亲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双手压着肚子,一声接一声痛苦地呻吟 着。 我躺在父亲身边,翻来覆去地不能入睡。母亲的话在我的耳边一遍又一遍地重 复着,我真伯母亲会走那条路,可是我又不敢跟父亲说。 大概是母亲的呻吟把父亲吵烦了,他大声喝斥了母亲几句以后,就关上了电灯。 母亲那带着哭音儿的哼哼声在黑暗中听起来更加凄苦,更加叫人不忍卒听。我 不停地翻着身,父亲以为是我的被窝儿冷,就叫我钻到他的被窝儿里去。但我还是 睡不着,还是不停地翻身。母亲的话,深深地刺进我的心底,要想把它铲除下去, 对少不懂事的我来说,真是太不容易了。 一个小孩子是应该脑袋一挨枕头就着的。父亲终于觉察到我的异常,再三问我 是怎么回事。我把母亲的话对父亲说了。我以为,父亲会对母亲进行一番安慰。没 想到,父亲听了我的话,对着坐在小板凳上发出惨呻声的母亲大发脾气,连声斥责 母亲不该用这样的话去吓唬一个孩子。 当时,我真后悔不该将母亲的话告诉父亲。 五 全国性的大跃进热潮消退以后,苏联和中国翻了脸,随后中国出现了历时3年的 自然灾害,进入了非常艰苦的时期。 饥饿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中国大地。 屋漏偏遭连夜雨。父亲和大爷兄弟俩合二为一的大家庭,繁衍得越来越壮大, 人丁兴旺得叫许多家庭都望尘莫及。大爷那一边,四男四女,父亲这一边,一女两 男,母亲的家务劳动繁重如山。每天买粮做饭,刷碗刷锅,扫地打水,忙得不亦乐 乎。 人口多,进项少,再加上整个社会环境都不乐观,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吃不 上一顿饱饭了。饥肠辘辘,两眼发直,不久,市民之间就开始传播着乡下已有人饿 死的消息。 当时的主食,五分之三强的部分是棒子面,其余的是白面和大米。为了不让家 里挣钱的台柱子倒下去,家里给父亲和大爷开了小灶。 母亲在给父亲做饭的时候,大妈尽管不动手,却总是在一旁与母亲形影不离, 两眼紧紧盯着母亲,生怕母亲给父亲的饭菜好于大爷,而叫自个儿的爷们儿吃了亏。 这些情况,父亲连影儿都不知道。因为大妈不仅有刁横的一面,而且有圆滑玲 珑的一面。她在看人下菜碟,会来事儿,语言和表情上的表达能力,是母亲所远远 不能及的。许多年来,父亲就是在大妈的这种超群的表达能力的掩护下,一直把大 妈当成是《赤桑镇》里包拯的那位嫂娘吴妙贞的。 “他老爹,真不容易。”大妈常常当着父亲的面这样说。 父亲立刻把他心里那种暖融融的感激,纤毫不遗地表现在脸上。 说起来,现在的人也许不会相信,那阵儿的日子过得真是苦极了。像我们这些 孩子,最盼望的日子就是每月的24号。因为到。了这一天,下个月的新粮票就可以 启用,买到新粮食。我们就可以暂时忘掉饥饿,可以好好吃一顿白面烙饼,把肚子 填个八成饱。24号这一天,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不啻就是最神圣、最伟大的节日。 有一件事,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对母亲有着一种深深的愧意和自责。当时,我 们吃饭都有定量。家里预备下一杆秤,每到做饭前,依据每个人定量的大小,在家 里地位的高低,将每个人所应有的那份约出来,或三两或半斤,约得清清楚楚,一 点都不能差。谁也别想多,谁也不愿意少。少一点儿,谁都会不高兴。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真儿真儿地看见母亲悄悄地将半个窝头揣进兜里,我当 时就一肚子气。人人都有自己的定量,母亲凭什么多吃半个窝头呢,晚饭后,父亲 见我气鼓鼓的样子,问我为什么像个丧门星似的哭丧着个脸。我理直气壮地对父亲 表示了对母亲的不满。 父亲听了以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了半天,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那 半个窝头是我给你妈的,你没看见你妈这几天越来越瘦了吗?我顿时呆了,半晌说 不出话来。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说明我当时那种懊悔的心情。当生活贫苦到需要靠白 菜疙瘩、榆树叶来维持生命的时候,一个儿子看到自己的母亲仅仅多吃了半个窝头, 心里的平衡就严重地倾斜了,这是怎样一个不孝的儿子啊! 为这事,我心里难受了好几天。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每当想到这件事,都 觉得对不起母亲。尽管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刚刚11岁的孩子。 现在,当我们做了父母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大讲究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孝道思想, 而任由传统的孝道观念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远远地离我们而去,但当年发生的那件 事,却从另一个方面给了我深刻的警示:一个儿子永远不应该去指责自己的母亲。 寸草春晖,是一个永恒的哲理。是母亲把我们哺育大的,母亲的乳汁和我们的血液 早已经就融汇到一起了。 况且,那件事也给了我极大的安慰:父亲终于知道心疼母亲了。半个窝头会给 母亲的心灵上多么大的抚慰啊! 六 艰难的岁月,每一天都过的很艰难。人们根本不敢奢望侈谈生活,而只是依赖 着少的可怜的粮食维持着生命。人们的存在已经变成一种物理性的存在,逞论吃得 好不好,只要不被饥饿打趴下,就是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胜利。 为了解决经常出现的断炊之米,母亲从街坊口中得知,有人到城外头的水坑里 摸了好多田螺,不但可以充饥,而且也很有营养,母亲动了心,第二天就带着几个 饥饿的“战士”:我和我的两个堂弟,一个堂姐出了城,来到六里屯一个水坑边上。 赤日炎炎,没有一丝风。母亲挽起裤腿儿,下了河。我们跟在母亲身后,像几 只小鸭子跟在老鸭子后面一样,弯着腰在水里摸着。太阳闪着白花花的光,照得人 头昏目眩。母亲的额头上淌着大汗珠子,可她顾不得擦,因为她每一把抓下去,都 能够抓上来五六个或八九个田螺。要是抓得快一点儿,抓得多一点儿,全家人就可 以吃上一顿带荤腥儿的晚饭了。母亲大概就是这样想的吧。 我们所带去的一个布口袋,渐渐地鼓了起来,母亲的嘴角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 笑容。就在这个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了一个农村模样的人。他站在河边上, 大声向我们嚷嚷着,看样子挺凶。母亲连忙上了岸,神色不安地走向农村模样的人。 农村模样的人指着母亲的鼻子,说:这河里的东西都是人民么社的,你们没有 得到人民公社的批准,就到这里来偷东西,这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得把你们带 走,母亲吓得脸色发白,声音都变了。我们更是怕的要命。 农村模样的人更加神气十足了,母亲点头哈腰地向他说着好话。尽管语气断断 续续,有些词不达意,但那种诚惶诚恐的认错的态度,显然是打动了农村模样的人。 他的嘴里虽然还是重复着刚才说过的话,但他的脸色却缓和了许多。最后,他叫我 们把田螺留下,就让我们立刻离开水坑。 一个上午都白忙活了。我们快快而返。一路上,母亲脸上愁云凝重,一句话也 没说,只是不断地发出沉重的叹息。 那个叫我永生难忘的三年,后来被定为天灾人祸。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 眼光来审视一下,人祸的成分应该是远远大于天灾的。如果不是大跃进的狂热,使 人们旷古以来的那种愚忠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又怎么能够偿到自己亲手种下的恶 果呢? 再进一步说,如果不是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使然,几亿中国人又怎么能被 几个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之上呢? 七 物质生活的极度清苦,使母亲形销骨立。北京人所谓的乐和事,更与母亲无缘。 现在买个收录机彩电什么的易如反掌,可那时候连个半导体收音机都不敢问津。母 亲是北京远郊区人,因为不识字,不大懂得社会上的政治风云;因为不识字,粗糙 的双手也从来不摸书本。但母亲爱听京东大鼓,爱听评剧。听了也就听了,听了和 没听也差不了多少。你要是问问她戏里唱的是什么事儿,主要的人物是谁,她竟会 瞠目结舌,一个人也说不出来。没办法,母亲就是这样的人:愚钝、没知识少文化, 不开窍,像蜗牛一样,默默地在艰难的生活的路上,缓缓地向前爬行。 父亲是个司机,在市里开公共汽车,长年跑专线。在形形色色的乘客中,有一 个性格爽朗的女人常常坐他的车。这个女人后来和我们家保持了长达20年的相互来 往。父亲把她带进家里来的时候,母亲热情地接待了她。她把母亲称做二嫂,管大 爷大妈叫大哥大嫂。对父亲,有时叫二哥,有时就直呼文仲。文仲是父亲的名讳。 因为她姓谢,所以,父亲和大爷两个窝里出来的后辈子侄,一律称呼她为谢姑。 谢姑进入我们的家庭,并没有引起什么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她爽朗开通大大咧 咧的性格,能够和家里的老老小小都处得非常融洽;另一方面,母亲是那种北京人 叫作“无虑忧”的人。所谓的“无虑忧”,就是指某个人没心没肺,对什么都不着 急,对什么都不往心里去,不知道什么叫发愁的人。 从表面上看,对谢姑的到来,母亲也确实似乎不知道什么叫吃醋,也完全没有 意识到会对她的地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是从后来的事情上看,母亲井不是没有 她的想法,只是由于母亲的内向,把她的想法掩盖住了。 实际上,父亲和谢姑是一种由司机和乘客的关系发展成好朋友的关系,并且是 一种较为近密的关系。他们并不像世俗观念所认定的那样,一男一女,过从甚密, 必有苟且之事。谢姑长的并不好看,黑黑的皮肤,矮胖的身材,如果说她像一个酒 瓮,那绝不是贬低她的形象。况且,她是个有夫之妇,男人在朝阳评剧团当电工, 高高的个子,曾经在一部戏里客串过美国顾问。谢姑出现在我们家不久,就让她的 男人也加入了我们这个人口莘莘的大家庭。 谢姑对母亲很好,她的精明,她的对世事的极度敏感,使她能够在她和父亲及 母亲之间永远保持着友好相处的平衡度。在这方面,她确实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母亲一如既往,还是沉默寡言,好像谢姑的出现就像空气一样的看不见。但在 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母亲的一句话,使我窥见了她心底的秘密。 由于谢姑没有孩子,我又是她“二哥”的长子,这就注定了她对我也尤其的好。 她常常带着我到公园去玩,在车上兜风,逛厂甸,买一米多长的大糖葫芦,抖空竹, 放风筝,在我身上花了不少钱。而且,她也很能干,她能够用一勺米,熬出一大锅 像面糊一样的粥来。我也很喜欢她。 父亲见我们两个人这样亲近,就开玩笑说:你要是喜欢小群子(我的小名), 就叫他当你的干儿子吧。 谢姑听了喜形于色,当时就把我抱起来,先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然后揪着我 的鼻子,连连问我干不干。我还没开口,始终在一旁不言不语的母亲,恰恰在这个 节骨眼儿上,不软不硬、不阴不阳地捅出一句话来:再怎么也不是自个儿的儿子呀。 父亲当时极尴尬,谢姑也莫不丢丢的。谁都没能想到,一向寡言少语的母亲, 说出话来竟是这样的干、良、倔。真是话不在多,而在精。我豁然明白了母亲的心 思:其实她也在乎父亲和谢姑的交往,她也有一般女人都有的吃醋的本能。但是, 当着父亲和谢姑,她始终不显山不露水,没有明确的态度。这大概是出于无奈和无 助,才不得己而为之吧。 另一方面,母亲似乎是以一种“稳坐钓鱼台”的恬然态度来冷眼看待这一切。 当她认为需要使对方的气势收敛一下的时候,她就瞅冷子向对方飞出一支袖嫖,使 对方大吃一惊。因为她有着一个最强大最稳固的根基,那就是我,我是她的儿子, 是她和父亲结婚以后,十月怀胎的产物,而谢姑则没有。论精明,论能说会道,论 应付复杂情况的能力,母亲远逊谢姑十筹,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谢姑却永远是处 于劣势的。 认干儿子的事,因为母亲的一句话,就此作罢。 八 斗转星移,谢姑和我们家混得越来越熟了,终于有一天,大爷答应她和她的男 人住进了我们这个院子(这样的大政方针历来是由大爷作主拿主意的)。院子的东 面是一间自己盖的小屋,将将可以睡下两个人。谢姑和她的男人就住在这个小屋里。 这一年,我的下巴额长出了毛融融的细毛。我已经是个少年了。有一天,为了 母亲,我和谢姑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龃龉。那天做饭,母亲蒸了一屉窝头,谢姑在 旁边看着。认为应该多搁一些碱,就对母亲说了。母亲一声不吭,可也没按照谢姑 的意思去办。谢姑脸上有点挂不住,就对母亲说了几句不满的话。母亲自然不甘示 弱,奋起而应战。谢姑的话就有些出边了。她们的口舌起初我并不理会。可是,我 突然看见,大妈在一旁,脸上似笑非笑,显得很得意。我就忍不住了。 于是,我站在母亲一边,向谢姑发出了一连串的不大中听的话语(但不带骂人 的脏话)。谢姑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进了小屋。 我帮着母亲战败了谢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是,我也清楚,如果我没有看 见大妈的那副嘴脸,也许我是不会跟谢姑翻脸的,不管怎么说,谢姑对我都是一百 一的好,我之所以跟谢姑反目一战,实际上是给大妈看的,大妈明白不明白我的意 思,我不大清楚,但我却明显地意识到,我是把谢姑得罪到家了。 果然,没有几天,谢姑就搬走了。 我怀着一肚子的歉意,看着谢姑一点一点地搬走了她的家具,心里怅然若失。 这时候,我听到站在我身边的母亲,重重地出了一口长气。我顿时就领悟到了:母 亲,是希望谢姑快快滚蛋的。 谢姑搬走以后,虽然有时还到我家来,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却是日渐疏远了。时 间一长,我心中那点歉意也被岁月磨蚀得淡漠下去,一切又都恢复了谢姑没搬来以 前的样子。 九 1964年,全国的老百姓渐渐走出了饥饿的阴影。我们这个大家庭里众多的后辈 子侄也都个个出落的像个人样了。原来的三间房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的生灵。 父亲开始想主意了。 他在单位借了点钱,在院子的南面盖了两间简易房。房子盖成以后,父亲领着 母亲,我以及我的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就搬进了新居,在搬迁的整个过程中,母亲 显得春风满面,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种被压抑了很久的郁闷和愁苦,被淋漓尽致 地释放了出来。 大妈那张脸却阴沉得似乎要流出水来。她一句话都不说,始终把目光对准父亲。 父亲有点对不起嫂子似的,低着头。 “他老爹,”大妈开口了。“你打算怎么办吧?” “再……商量,商量……”父亲嗫嚅着,怕看大妈的目光。 “你哥也不容易,你看着办。”大妈撂下这句话,扭身进了屋。 父亲在我们的新家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前文已经说过,大爷是个无业游民,一辈子靠干临时工挣钱养家。大家庭的经 济来源主要是父亲的工资。父亲早在两年前就被提升为公司里的干部,每月工资90 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收入。大妈心里明镜似的,我们这一搬出来,对 她意味着什么。她让父亲“看着办”,指的就是:以后父亲的钱还交不交给她。 会上分成了意见完全相左的两大派别。母亲反对再继续给大妈家钱的态度之坚 定,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意料。我和大妹妹站在母亲这一边,弟弟才4岁,父亲成了 孤家寡人。母亲不但态度坚定,而且意见也合理:原先在一起过的时候,家产应该 是哥俩都有份的,现在既然是分开过了,东西我们可以不分,全留给他们,一点都 不要。从此也不用再给他们钱,各过各的日子。 我把双手举得高高的,赞成母亲的话:“您挣的钱,凭什么叫我大妈把着?凭 什么?” 父亲也说不出凭什么。我和父亲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封建社会的传统 陋习,在我们家中的顽强存在和反映。长幼尊卑的旧观念,像一个泥潭,使父亲拔 不出脚来。 随后,我又举了许多的事例来为我的道理做后盾。大妈的屋里有一台日本式的 破话匣子,我特别爱听评书,有好几次大妈都不让我听,或是让我听了,也给我甩 过来一个很难看的脸子,等等等等地说了一大堆。 父亲对母亲结结巴巴说出来的道理,没有怎么太放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可是 对他的大儿子我所提出来的反对意见,他却不能轻易地等闲视之。况且,再继续给 大妈家钱,他从内心里也不是很情愿,但他又驳不开大爷和大妈的面子,以后还要 在一个院子里住,低头可以不见,抬头见不见呢?他很为难。 这件事最后是由奶奶来裁定的,再给大妈家3个月的钱,每月给40元,3个月以 后,就不再给了。奶奶的裁定一锤定音,父亲自然照此办理。 3个月以后,我们家和大妈家在经济上就完全脱离关系了。 十 分开家以后,母亲的负担减轻了不少。但我们家的日子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起 色,原先就没底儿,家徒四壁,空空荡荡。要想置点东西,就得从牙缝里抠。 母亲在过穷日子上是一把好手。她完全没有什么嗜好,一不会抽烟,二不能喝 酒,浑身上下也没有一件太好的衣裳,她尽量省着自己,衣裳破了,缝缝补补,浆 浆洗洗,把蓝的染成紫的,把红的染成黑的,能对付着穿就对付着穿。 为了上班方便,父亲提出想买一块手表。母亲为了帮父亲了了这个心愿,一分 钱一分钱地抠着过日子。我不止一次看见,母亲在吃完饭以后,用舌头舔着碗,直 到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方才罢手。至于我们吃饭时掉在桌子上的食物,被母亲重新 检起来,放进嘴里的情景,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 我们所穿的衣服,母亲也是破了补,补了破,正像常言所说的那样,新三年旧 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整整两年的时间,父亲的手腕上终于戴上了一块闪闪发光的手表,是一块瑞士 名牌表,父亲高兴得把手表戴上,摘下来;摘下来看看,擦擦,然后又戴上。每天 睡觉前都用手绢把表包得严严实实,放在磕碰不着的地方。 虽然父亲有了手表可戴,但并不能说明家里的经济条件就有了根本的好转。每 置一样东西,都需要勒紧腰带,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天的调配哪样都离不开钱。好 在左邻右舍都不富裕,没有什么可攀比的动因,穷归穷,怎么也比自然灾害那几年 有了许多的改善。 过惯了穷日子的母亲,手头上把得很紧,不该花的钱,要想叫母亲花一分钱, 根本没门儿;该花的钱,能不花的就不花,这固然应该算是母亲的一个优点,但有 的时候,母亲的枢劲又有点过了头,优点似乎又变成了弱点。 那年开春,不知是什么原固,我的脸上接二连三地起了几个小疙瘩。有小米粒 那么大,别看疙瘩小,整个脸都被它带累得肿了起来,而且还钻心地疼。我到医院 看过两次,打针上药之后,小疙瘩消失了,也不疼了。可是没过三天,小疙瘩卷土 重来,特别是长在鼻梁上的一个小疙瘩,使我整个脸的三分之二都肿了起来,就像 是一个暄暄腾腾的大面包,双眼被挤得只剩下了两道缝儿。 前两次看病,已经花了不少钱,这一次,母亲不再把手伸进她的口袋里了。我 只得躲在屋里强忍着,那种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我多盼着母亲能给我拿钱叫我去 看病啊!盼着盼着,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母亲始终没有让我去看病。 这种情况叫我的奶奶知道了,她把母亲好一顿臭骂。母亲嗫嚅着辩解说:“家 里实在是没钱了。” 奶奶喝斥道:没钱?就是借钱也得给孩子看病啊! 母亲没有再说下去,默默地低下头。 奶奶拿出自己的体己钱,帮助我把脸上的小疙瘩消灭了。 我在感激奶奶的同时,也不能不体谅了母亲。家里的情况是明摆着的,她也实 在很难,再说,我对母亲认死扣儿,不开窍的脾气也是知道的,在一些问题上,她 也确实不能够权衡出事情的轻重缓急,因而也还得归结到那句话上去:没办法,母 亲的心是善良的,但她同时也是愚钝的,不开窍的。这是她性格上的一个很大的弱 点。既然是这样,我又怎么能不原谅母亲呢? 十一 文革的第三年,也就是1968年,母亲有幸参加了“小脚侦缉队”。所谓的小脚 侦缉队,是文革期间一种特定的产物,是对官方治安不足的一种补充,由街道居委 会出面组织一些家庭妇女,每人发给一个红袖章,按时按点在大街上巡逻检查,发 现坏人即马上报告治安机关,群众戏称之为“小脚侦辑队”。能够参加“小脚侦缉 队”的,必须具有清白的政治出身。母亲就是以这个绝对的优势,被首选加入到里 面去的。 父亲没有反对,大概也不敢反对。能够参加“小脚侦缉队”,在当时是一种殊 荣,底儿潮的有窄儿的,想去人家还不要呢。反过来说,人家要是叫你去,你不去, 那可就是对文化革命的态度问题了。对文化革命的态度要是出了问题,那您就得吃 不了兜着走了。 其实,按实际能力来说,母亲参加“小脚侦缉队”实在是一种摆设。因为母亲 胆子很小,一点事就吓得了不得。记得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红卫兵大破四旧。有 一天母亲到街上去买菜,正和一伙红卫兵狭路相逢,因为母亲梳着两条大辫子,依 照红卫兵的标准,这是典型的“四旧”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你为什么留辫子?”一个红卫兵横眉立目地问。 “嗯……”母亲的脸立刻发白了。是呀,为什么留辫子?她说得清吗? “你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赶快回去把它铰了。再看见你不铰,就不 客气了。” 母亲慌慌急急走回家里,坐在凳子上喘粗气。当她镇静下来以后,所做的头一 件事就是找剪刀,不到一分钟,那两条粗黑的大辫子就和母亲永远地脱离了关系。 尽管母亲是这样胆小,也并不妨碍她参加“小脚侦缉队”。她每天戴上红袖章, 按时出勤,很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按照妹妹的说法,“咱妈还真事儿事儿的, 挺神气的”。我却替母亲感到万幸的是,坏人们还真算是很仁义,没有找母亲的麻 烦,否则十个母亲也早就趴下了。当然,这里只是说我的母亲,至于别人的母亲, 我相信一定比我的母亲强。因为当时就有报纸报导过某某“小脚侦缉队”,协助公 安机关擒获坏人若干人的消息。可见,我的母亲是一个特例。 母亲在“小脚侦缉队”干得挺舒心,可是好景不长在,好花不长开。一个多月 以后,母亲这朵花就蔫了。原因很简单,大爷被街道革委会认定是坏分子,大字报 铺天盖地贴满了整整一面山墙。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血统论”, 把母亲赶出了“小脚侦缉队”,从此再也没有人来通知母亲去巡逻站岗了。 母亲没有发泄过什么不满的情绪,在这点上,她的与世无争的禀性又给她帮了 个忙。她想得开,叫我去我就去,不叫我去就家呆着,倒也落得个逍遥清静。 每天伺候好父亲和我们弟妹几个,是母亲的日常工作。 我发现,自从分开家另过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动手打过母亲。父亲其实是一 个很疼爱子女的人。他的心地是很善良的。他和他那位哥哥比,那他绝对是一个老 实人,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有时候,父亲跟母亲开玩笑:你也不上班,不挣钱,是我养活你,你欠我的太 多了。 母亲则答之日,在家干活儿也不轻省,我伺候你,你也得给我工钱啊。 当20多年以后,报纸上就家务劳动应不应该有报酬而进行大讨论的时候,谁能 想得到,这个思想的萌芽,竟会在我们家一次不经意的玩笑中,早已经产生了呢? 十二 由于心口疼的毛病,母亲是不敢吃肉的,可是有时候,即便不吃肉,母亲也犯 了病。我记得是在1971年5月11日那天,母亲的心口突然剧烈地疼起来。邻居的老师 帮助我将母亲送到位于北新桥的第六医院。 进了急诊室,母亲疼得在病床上翻来覆去。一位40多岁的医生给她做检查的时 候,她死死捂着肚子,不让医生解她的上衣扣。我担心医生会因此而生气,就对着 她大声叫道:您快把手松开,叫大夫给您查啊! 说心里话,我之所以要这样,完全是替母亲解脱,做给医生看的,免得他生气 不高兴。谁知,我却想错了,那位医生拦住了我,对我说:你不要这样,你怎么能 这样呢?她得了病,疼得很难受,你怎么还可以向她发脾气呢? 嘿,这叫我怎么说呢。医生的话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我知道,我和母亲是遇 到一位好医生了。他的话虽然全是责怪我的,是对我表示不满的,可我却特别高兴, 心里充满了对他的尊敬和好感。 诊断的结果,母亲得的是胆结石,需要动手术。家属要在手术单上签字,我是 个孩子,自然不能承担签字的责任,医生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还有我的父亲。 医生就叫我快去请我父亲来,速度一定要快,母亲的病不能耽误得太久。 我奔出急诊室,沿着大街向家里跑去,天上下着浙渐沥沥的小雨,路两边的白 腊杆树早就吐出了鹅黄绿的嫩芽。我顾不得看这些,一口气跑到家里。 父亲正在家里,为我才买不久的一辆飞鸽28型自行车装大链套。当我气喘吁吁 把情况向父亲说了之后,父亲连窝儿都没动,拿起擦得锃明瓦亮的大套,套在车上。 “您怎么还不动啊?” “我装上大套再去。” 我一下子火了:“我妈要动手术,您还装什么大套?” 父亲见我急了,这才放下链套,我们爷俩赶往医院。 母亲的手术整整做了三个半小时。医生从她的腹中取出一个鸽子蛋大的石头。 这石头就是折磨了母亲20多年的元凶,现在它终于被清除出来了。我从医生手上接 过石头,把它远远地撇了出去。 母亲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显得有些虚弱。但痛苦的表情已经完全从她的脸 上消失了。听医生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只是母亲的胆已经 完全摘除了,不过,对以后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我在母亲的病床边上,整整陪住了10天,母亲的身体恢复得挺快,一天到晚念 叨着要出院,并且三番两次地问我这次手术花了多少钱,一再说再住下去还得花钱, 还是早点出院好。 在母亲住院的时候,大妈和她的几个儿子闺女都到医院来看望,就连一向对母 亲嗤之以鼻的老姑奶奶也来了,这叫母亲非常感动。亲戚总归是亲戚。到节骨眼儿 上就看出远近来了。 说到老姑奶奶,这里顺便再多说几句。她是父亲的姐姐,心眼不坏,脾气挺各, 对她兄弟的这个媳妇儿,从来就没拿青眼瞧过,这回,她都来了,临走还撂下一百 块钱,母亲能不感动吗? 十三 母亲心口疼的病得到了根治,从此再也不受病痛的折磨。但也从此落下了一个 奇怪的毛病:每天吃的东西并不少,可是常常没有大便,少则一个礼拜,多则20天。 中医和西医都看了,却到现在也没查出是什么原因。 白驹过隙,时光流逝。母亲由青年而进入中年,由中年而进入老境。1981年, 我结婚的时候,母亲是51岁,虽说已渐呈老态,但还是满头的黑发,没有什么大毛 病,就是眼神不济,看东西不大清楚,医生说是有点白内障,将来可以做手术。 此时的中国,渐趋稳定。就像一个大的家庭,兄弟阅墙,打得热窑似的,等打 得稀里哗啦的时候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如此精彩,我们在家里瞎指什么呢?事弄明 白了,心气也就顺了。大家伙儿一个心劲儿想着把家搞好,这才是正路。 我们这个小家,不至于太穷,但也说不上太富裕。就在我结婚的当天,父亲还 求妹妹借钱,以招待前来参加我婚礼的亲朋好友。 母亲也实行了她的“战略转移”,我结婚不久,她就常常在我的耳边说着同一 句话:“什么时候有孩子啊?”思孙之切,溢于言表。 当时我的压力可不小。结婚一年多,妻子的肚子没见什么动静,母亲在耳边的 絮语,不啻于是一道催命符。可这事光急也没有用,只能沉住气,慢慢来。 苍天酬勤,工夫不负有心人,妻子的肚子终于隆起来了。那天夜里,我把她送 到妇产医院,经过36个钟头的苦苦等待,喜讯传来,一个男子汉降临人间。 我风风火火赶回家。当时是冬天,又是深更半夜,母亲一听说孩子出生了,自 己在一瞬间就晋升为奶奶了,又听说是个大小子,母亲的脸上露出点“万幸是个孙 子”的喜色。在传宗接代的观念上,父亲和母亲的意识比较淡薄。但生个孙子毕竟 更好。母亲赶忙从被窝儿里爬出来,打开火炉,给儿媳妇煮鸡蛋熬粥。 本来是想拿勺子,却把筷子抄在手里,明明应该再煮几分钟的鸡蛋,却煮了个 夹生。由此可见母亲是高兴的乱了手脚。 父亲自然也很高兴,但不喜形于色,反而椰谕母亲:看看,看看,忙了爪儿了 不是? 我和妻子都上班,护理孩子的事被母亲大包大揽过去。孩子小名叫大龙,是父 亲给起的,大概是祈盼他将来能够像龙一样飞黄腾达吧,大龙很瘦,肤色也很黑, 脸上有一层黑茸茸的细毛。母亲大小怪,说这孩子是不是毛人儿呀。确实,大龙太 像一个毛孩儿了,身都是毛,但是,从我家的和妻子家的遗传史上来看,还没有出 现过毛孩,我对母亲说,这孩子就是毛多一点儿,绝对不可能是毛孩。 母亲对大龙真是尽心,整天把他抱在怀里。说来也怪,软的像面条似的小孩子, 在母亲手里竟然总是服服贴贴的。每当我抱孩子的时候,使劲大了怕孩子受不了, 用力小了,又怕孩子掉在地上。我向母亲请教是什么原因,母亲说,这里有个窍门 儿,也不是光拿嘴能说得清楚的,得凭经验来掌握,母亲说得对,我们兄弟姐妹四 个人,哪个不是母亲抱大的?如今,我们都长大了,成家立业了,母亲又要为我们 的后代操心费力了,我心里升起一种崇敬的感情,望着母亲。 我这才发现,母亲比以前又老了一些,眼角上的皱纹更加明显了。不知为什么, 我突然想抱着母亲大哭一场,我低下头,拼命抑制着那就要掉下来的眼泪,然后在 转身的时候,偷偷把它擦下去。 由于先天不足(妻子的身体不甚好,孩子又是早产),大龙的身体一直不怎么 好,今天感冒,明天发烧,三天两头得往医院跑,孙子连着奶奶的心。大龙一得病, 母亲就着急。一直到了5、6岁,大龙的身体才渐渐健康起来。平均算起来,这孩子 住了五次医院,基本上是一年一次。每次住院,也就是母亲最难过的日子。母亲在 每次到医院看望大龙离开的时候,就像小孩子盼着过年一样,盼着下一次探视的日 子快一点到来。 大龙6岁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天早晨,父亲带着大龙到什刹海去锻炼 身体,在一疏忽间,大龙自己走出了父亲的视线范围。母亲得知大龙丢失的消息以 后,捶胸顿足,急得嚎啕大哭。嘴里一个劲儿念叨着:大龙啊……大龙啊…… 母亲的表达能力是不够的,但母亲的情感是真实的。她用单调的方式表达了极 为深刻,极为复杂的深厚感情,使在一旁的嫩跟着她一起掉眼泪,值得万幸的是, 大龙在几个小时之内失而得返(他是被一位好心肠的大妈,托自己的儿媳妇给送回 到家5的),若其不然,母亲到底能不能承受这个打击,恐怕就很难说了; 大龙回到家里,母亲扑上去,把他紧紧搂在怀里,呜呜地哭老却说不出一句话。 大妈和街坊邻居都过来,安慰着母亲,说一些宽慰的话,母亲渐渐平静下来。 十四 80年代中后期,我的弟妹们相继结了婚,陆续离开了这。家。我和父母住在一 起。家庭人员结构的变化,给家庭生活注入许多新的内容。对母亲而言,就是如何 与妻子平安相处。 我有一个发小的朋友,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候,常常和我唱苦经。他的妻子和 他的母亲,就像是一个罐里的两只蟋蟀,。掐。隔三岔五的,就得发生一次家庭内 战。 我对他的母亲太了解了,那位老太太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不用说,内战的责任 (假如需要负责的话),大多一半绝对应该由太太来承担。 但我的母亲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和那个朋友的母亲是通然同的两种老太太。母 亲做起什么事情来都是任劳任怨的,即便是意见,有不满,也从不形诸于颜色。老 百姓过日子,没有什么重大事件,无非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刷锅洗碗带扫地。谁多 干了,谁干少了,往往都在这些枝末细节上发生矛盾。 母亲担任了几十年家庭主妇的角色,干家务活自然是轻车熟路。妻子上班,工 作也比较辛苦。母亲能够体谅她,在各方面照顾她。有时候妻子身体不大舒服,跟 母亲说一声,母亲总是很爽快地叫她去休息,自己则留在厨房里忙活。 我们家的厨房,条件并不是很好。冬天冷如冰窖,夏天热似蒸笼。在里面做饭 的滋味可不大好受。可是母亲并不计较这些不利条件,她像一部机器,每天重复着 单调而枯燥的家务劳动。 自打妻子过了门以后,父亲对母亲也比以前关心了许多,他只要看见母亲在厨 房里做饭,有时候给母亲倒一杯水送过去,或是拿着扇子给母亲扇扇。母亲从来未 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不免有些受宠若惊,连忙阻止父亲的行动。父亲就说:你这个 人真是受累的命。说完,还是接着扇。 成天这样干着,说实话,搁谁也得烦。特别是当弟弟挟带着弟媳妇,妹妹挟带 着妹夫到家里来的时候,吃饭的人多,做饭的量就大,妻子有时候就表现出不耐烦 的情绪。但母亲则不然,母亲永远都是一个样,按部就班地做饭,吃完了,哪怕是 有一座小山高的油碟剩碗,母亲也极有耐心地,一个一个地把它们刷洗干净,送回 到碗橱里面去,不过,受我们这几个孩子的影响,母亲刷碗的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 改变。她不再把碗全部插到盆里,而是像我们刷碗一样,一个一个地刷,现在,我 们家的碗边再也没有被磕碰得掉了磁的现象了。 在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当中(最小的妹妹是父母于1968年制造出来的),应该 说,母亲比较偏重于疼我,对我照顾的要比其他多一些。因为我是老大,又比他们 爱说话,随和。常和母亲聊聊说说话儿,不像他们那样比较内向,言语不多,另一 个原因是因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有着得天独厚的方便之处,有时候因为工作应酬回 家晚了,妻与子都睡了(妻子由于上班时间早,晚上睡的就早),母亲不论睡与没 睡,都会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我的面前。道我爱吃西红柿,母亲每天到菜市去买菜 的时候,总忘不了给我回几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来。 我也如是,有时候到外地出差,我思想的对象首当其冲的常是母亲,不知为什 么,我总是担心母亲会犯病,她的眼睛,她的至弄不清原因的长期没有大便,都使 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 有一段时间,母亲向我诉说身体不大舒服,我和弟弟妹妹轮着带她到医院去做 检查,检查的结果使我们兄妹几个人都大吃惊:不排除癌症的可能。 我心里沉重如山。 晚上,看着母亲坐在桌前吃饭,她是那样的若无其事,她还知道自己得的是什 么病,可怜的母亲,我回到自己的小屋。直到夜,我还没能睡着。从我懂事的时候 起,我所知道的母亲的一切,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想着想着,我再也难以 控制,抱着头,低声抽泣起来。我的抽泣把妻子惊醒了,她慌忙问我发生了么事, 我把母亲的病告诉了她,妻子也很惊讶,但又不大相信。妻安慰我,劝着我,并自 报奋勇说,礼拜天休息的时候,她带母亲去检查检查。 妻子言必行,行必果。到了礼拜天真的带着母亲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 毛病是有,却根本没有癌变的迹象,我怀疑是妻子为了怕我着急,对我慌报了军情, 就和她一起到了医院,亲自向医生询问。医生的答复和妻子的话是一样的。所谓母 亲得了癌症,纯是子虚乌有,一场虚惊。 我在暗暗庆幸的同时,又深深对我所带母亲去检查的那个医院的强烈不满:人 命关天的事,这是闹着玩儿的吗?他们的责任心都到哪去了? 十五 我们家的人员越来越兴旺了,弟弟有了一个很会说话的胖闺女,大妹妹有了一 个淘气的但很规矩的小子,小妹妹有了一个精蛋子似的淘气包儿。 逢年过节的时候,各路人马全都聚齐,赶到大本营,母亲的家中。母亲现在是 身兼多职:妻子、母亲,奶奶、姥姥。望着这几个后辈儿孙,她的脸色中多多少少 显出一点得意来。 一辈子的艰难困苦都过来了,人生到了眼下这个境界,夫复何求?母亲应该有 她的得意,她的开心,她的乐趣了,但是,一辈子在清苦中度过的母亲,也实在是 想不出更奢侈的找乐儿的新招儿来,于是,我们家的麻将桌旁就多了一位倡导者和 骁勇而不知疲倦的战将。 母亲的麻将打得并不太好,但手气却相当的好。十有八九是站在赢家的位置上。 父亲的麻将比母亲打得略好一点但有限。可是父亲的手气却比不上母亲。老两口为 了玩麻将,也常常闹点小不痛快。 人常说:老小孩儿,老小孩儿,人在儿童时期是小孩子,上了岁数以后,就返 老还童,又变成了小孩子,这话一点不假。因为玩麻将总是要挂着点“小意思”的, 父亲和母亲要是同时上阵,赢的话也只能赢两份,要是输了呢,就得出双份,里外 里都不合算。这就注定了二老只能有一人上场,这样一来,谁上的问题,就成了其 中一位心情不畅的根本原因了。 通常是父亲高姿态,让母亲先上。而母亲一先上,还就不下来了。父亲觉着很 窝囊,就在一旁指手划脚,指桑说槐,母亲就在父亲的涵养程度所能接受的程度内, 表示出气哼哼的样子。 于是父亲也就气哼哼地躺到床上去,微微闭上眼睛,用眼缝中的余光观察着牌 桌上的战况。只要一听到母亲输了牌,父亲必发布一番评论:“看看,看看,又输 了吧。”“要是我就没这事儿了。”“手气不好就换换人儿,有多少钱往里扔啊。” 母亲被搅烦了,就说:老头子,你来吧。 父亲双手向外用力推着,那意思是,猜想母亲一定要来拉他上场,他得摆出一 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式,而内心却十二万个愿意的叫母亲把他拉上场。 但实际上,母亲根本就不会来拉他。母亲叫他来,也不过是虚晃一枪,假招子。 于是,父亲空欢喜了一瞬间,母亲则还是稳稳地坐在她那将军的位子上。 玩牌是上瘾的,很多玩牌的人都这样说。父亲自然也逃不出这个法则。但老是 把着不叫父亲上,似乎也有些太说不过去。所以,母亲有时候也不得不表示一下谦 让的君子风度。母亲的这种谦让,常常使我想起这样一个可笑的寓言:有一只狐狸 向老虎献殷勤,把自己的脑袋送到虎口边上,说:您吃吧。狐狸怎么会主动叫老虎 吃自己呢,它肯定不是真心实意的。但没想到,老虎还真不客气,一口就把狐狸的 脑袋给咬下来了。 母亲对父亲的谦让,就像狐狸对老虎的谦让一样。每当我看到母亲的假谦让被 父亲的真不客气所吞没,母亲那种既无奈又懊悔谦让的神态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 大笑一场。 母亲想和父亲斗法,那是王奶奶和玉奶奶相比,总是差一点儿的。 十六 如今,在和父母共同生活了46年以后(我从一出生就没离开过父母),我携妻 带子离开父母单过了。叫我没想到的是,我们竟会是在不太愉快的情形下分手的。 事情的起源是修建平安大道。按照国家的政策,像我们这样的条件,是应该得 到一个两居室的。但在分配时,父亲将国家政策化做家庭的财产分配了,叫户口没 有和我们在一起的妹妹也参加了进来。这样一来,房源不够,我们只能得到一居室。 在这个问题上,母亲是很坚定地站在父亲的立场上的,这使我又怪她,但又不 能太深地埋怨她。我知道,几十年来,她一直是仰承父亲的鼻息而生活的。她不能 违背父亲的意志。 其实,妹妹能够在拆迁中得到实惠,我作为当哥哥的能不高兴吗?即便是从我 的利益中拿出一部分给她,我也不会耿耿于怀的。只是,父亲在这次分配中的做法 叫我很难过,很伤心。他对我完全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到父母的新居去,尽管我特别想母亲,但我也硬着头 皮坚持着不露面。我的大妹夫小高和我谈了一次,他有很高的谈话技巧,他显然知 道我对母亲的情义,专说母亲对我的思念,为了想我,母亲常常哭,眼睛更加不好 了。听得我心神不定,六神不安的。再加上许多朋友也劝我。毕竟是自己的父母, 我最终还是去看望他们了。 见到我的面,母亲抱着我哭了,我也很难过,但却没有流眼泪,当时也说不出 来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哭完以后,母亲叫我坐下,父亲也坐在旁边。看样子,母 亲生活的还可以。她在楼房里住不惯,就搬到弟弟的一间平房里住着。 我问了问他们的近况,母亲娓娓述说着。 那天,我很晚才走。临出门的时候,母亲殷殷叮嘱我,一定要常来看看,你爸 都70多了,我也快70了,我们还能活几年呢?我听了,心里发酸。 告别父母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咳,一切都当它是一场梦吧。不管是美 好的梦,还是不美好的梦,最终总有醒来的时候,生命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她的存 在,不存在了,这个意义也就失去了。有些事是可以从头开始的,有些事则永远是 没有从头开始的机会的。 把今天把握住了,强似一万个明天。 1999年1月17日18时一稿 1999年2月21日二稿 作者简历: 刘鹏,男,汉族,1951年9月11日生,北京市人。大专文化程度,曾发表报告文 学《西藏工程之歌》,小说《王山大爷》等文学作品,现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 究中心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