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争论焦点仍是“红色高棉”问题 在中国和有关各国的积极努力下,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条件逐渐形成, 西哈努克提议的巴黎会议确定于1989年7 月底召开。 作为东道主,法国外长迪马在1989年6 月给我来信,邀请中国参加这次在巴黎 召开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部长级国际会议。 正在此时,北京发生了那场政治风波,西方国家政府纷纷采取制裁中国的措施, 很快又在西方各国,特别是舆论界,掀起了更大的反华浪潮。 比如法国。那时,过往法国的中国旅客,在机场都会受到法方警察的无端歧视, 甚至被限制行动,不许同使馆进行电话联系,不给水喝,不许上卫生间。 刚刚来信邀请我出席巴黎会议的法国外长迪马,这时也在议会高调表示,要中 止中法之间的所有访问,他也不会会见中国外长。对于邀请我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 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他表示那是一次国际会议,他同我见面,不算是外长见面。 尽管形势突变,事态复杂,我们还是决定,中国一定要参加这次有关柬埔寨问 题的巴黎会议。在当时西方的一片反华声浪中,有一种舆论,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 后,中国已经自顾不暇,不可能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了。我们的出席正好是向 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态度的好时机。同时,巴黎会议也是当时中国与西方各国保持公 开接触的惟一场合,利用这一场合,可以多做工作,以便打开外交僵局。 在柬埔寨问题上,虽然国际上有关各方都支持召开这次国际会议,但各自的想 法、要求和打算并不相同,特别是在柬内部问题上,分歧很大。争议的焦点仍是 “红色高棉”问题。 越南、金边方面以及其他某些国家,主张西哈努克和洪森(现译“云升”)联 合,排除“红色高棉”。柬抵抗力量三方和东盟等,则坚持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 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我们知道,会议上的斗争将会很激烈,如果没有中国的参 与,想达成一项全面解决的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巴黎会议召开之前,我已抵达博茨瓦纳,开始对南部非洲六国的访问。为了参 加这次会议,我在访问途中,特意从博茨瓦纳转道伦敦,于7 月30日中午飞抵巴黎。 当天下午,我就会见了会议东道主法国的外长迪马。一见面,我就严肃地问他 :“你在议会上宣布不会见中国外长,我是中国外长,你是不是不该见我?”接着, 我又指出,在这场反华浪潮中,法国推波助澜,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且,最不 文明,也最不讲礼貌。这从过境法国的中国旅客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上就可以看出。 迪马有些尴尬,只好表示道歉,说他说的那些话是应付议会和舆论的,请不要 在意;又强词辩解说,法方最近的有些行动,不是出于反华,而是出于对中国的 “友好”,因为中法关系很好,建交也最早,所以,反应激烈了点儿。说这是“爱 之愈深,责之愈切”。后来,迪马陷入了法国售台武器的丑闻,不知他又会如何自 辩。 1989年7 月31日,柬埔寨问题的部长级国际会议如期在法国巴黎召开了。 我在巴黎会议的第一天作了发言,中心的意思是:柬埔寨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国 家出兵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并实行长期军事占领所造成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 键,一是外国军队必须在国际监督下完全撤出;二是撤军后柬埔寨要保持和平,防 止内战,实现民族和解。这两个基本问题紧密相关,缺一不可。中国在柬埔寨问题 上不谋私利。如果国际会议达成协议,中国将同有关国家一道承担义务,停止对任 何一派的军事援助,并尊重柬埔寨未来自由选举的结果。